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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点半钟他们坐车出了城。
大路是干的，四月间灿烂的太阳照得人浑身发热，然而山沟里和树林里还有残雪。严寒的、阴暗的、漫长的冬季还没有走得那么远，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目前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温暖的天气也罢，让春天的气息烘暖的、懒洋洋的、透光的树林也罢，野外类似湖泊的大水塘上空那些黑压压成群飞翔的鸟儿也罢，美妙的、深不可测的、使人很乐于飞上去的天空也罢，都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地方。她做教师已经有十三年了，在这些年里，她坐车到城里去取过多少次薪金，那是数也数不清了，不管是像现在这样的春天，还是下雨的秋日傍晚，还是冬天，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巴望着一件事：赶快走到目的地。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将近一百年了。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她都认得。这儿有她的过去，有她的现在，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进城往返的道路，然后又是学校，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
关于她做教师以前的往事，她已经不再去回忆，而且也差不多忘光了。从前她有过父亲和母亲；他们住在莫斯科红门附近一个大宅子里，可是那一段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一点模糊而朦胧的东西，像梦境一样。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过了不久，她的母亲也死了。……她有个做军官的哥哥，起初还通信，后来她哥哥不再回信，就此断了音信。旧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然而那张照片放在学校里受了潮，现在除去头发和眉毛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到车子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车的老人谢敏回过头来说：
“城里捉住一个当官的。他给押走了。听人说，他在莫斯科跟一些德国人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在伊凡·约诺夫的饭铺里，人家在报纸上看到的。”
他们又沉默了很久。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想着她的学校，想到不久就要举行考试，她得送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应考。她正想着考试，地主哈诺夫坐着一辆四套马车从后面追上来了，去年，他曾在她的学校里当过主考官。他的马车走到跟她并排的时候，他认出她来，就点一下头。
“您好！”他说，“您这是回家去吧？”
这个哈诺夫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脸色憔悴，神情萎靡，已经开始明显地变老，不过相貌仍旧漂亮，招女人喜欢。他一个人住在他那个大庄园里，从不出来工作。人家说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在屋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嘴里吹着口哨，或者跟他的老听差下棋。人家还说他爱喝酒。确实，去年考试的时候，就连他带来的纸张也有香水和酒的气味。当时他穿一身新衣服，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很喜欢他。她跟他并排坐着的时候，老是觉得发窘。她看惯了冷漠而老练的主考官，这一个却连一句祷告词都记不得，不知道该问什么好，非常客气，殷勤，总是给学生打五分。
“我是到巴克维斯特那儿去，”他接着对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说，“不过据说他不在家。”
他们离开大道，转到一条乡间土路上，哈诺夫走在前面，谢敏跟在后面。四匹马沿着土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费力地拖着陷在烂泥里的沉重马车。谢敏赶着车子在那条土路上曲曲折折地往前走，时而走过土丘，时而走过草地，常从大车上跳下来，帮着马拉车。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一直想着学校，想着这次考试的题目，不知道是难还是容易。她想到地方自治局就不痛快，昨天她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多么不成体统！两年以来她一直要求解雇学校里的看守人，此人什么活也不干，对她态度粗暴，打她的学生，可是谁也不理她。在执行处要找到主席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他也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他抽不出工夫来。学监每三年到她的学校里来一次，对他的本行一点也不懂，因为早先他在税务局工作，托了人情才谋到学监的职位。校务会议很少召开，而且在什么地方召开也不得而知。督学是个识字不多的乡下人，他是制革作坊的老板，头脑不聪明，态度粗鲁，同那个看守人十分要好。上帝才知道她该去找谁诉说，要主意。……
“他确实漂亮。”她看哈诺夫一眼，暗想。
道路越来越糟。……他们的车子驶进一个树林。这儿的道路很窄，马车转不过身来，车辙很深，灌满了水，咕唧咕唧地响。带刺的树枝打人的脸。
“这叫什么路啊？”哈诺夫问，笑起来。
女教师看着他，不明白这个怪人为什么住在此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这种满是泥泞、寂寞无聊的环境里，他的钱财、他的招人喜欢的外貌、他的文雅的风度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呢？他在生活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拿眼前来说，他跟谢敏一样，在这极端恶劣的小道上慢腾腾地赶路，忍受同样的不方便。既然他能住在彼得堡，住在国外，那么何必住在这儿呢？看样子，要他这个阔人把这条坏路修成一条好路，免得受苦，免得看见他的车夫和谢敏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那是不算一回事的；然而他光是笑笑，显然，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他并不需要更好的生活。他善良、温和、天真，不了解这种粗鄙的生活，不熟悉它，就像在考试的时候不熟悉祷告辞一样。他仅仅捐给学校一些地球仪，就真诚地以为自己在民众教育方面是个有益的人和杰出的活动家。在这种地方谁需要他的地球仪啊！
“坐稳了，瓦西列芙娜！”谢敏说。
大车猛地一歪，差点翻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滚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脚边来，这是她买来的东西。前面是一道爬上山去的黏土高坡，在弯曲的山沟里水声哗哗地响，水好像吞吃了这条路，在这种地方怎么能走车呢！马不住地打响鼻儿。哈诺夫走下车来，穿着他那件长大衣在路边走动。他觉得热了。
“什么样的路啊？”他又说，笑了，“照这样子不用很久就会把马车弄坏。”
“谁叫您在这样的天气坐车出来！”谢敏严厉地说，“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
“在家里，老大爷，闷得慌。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挨着老谢敏，他显得身材匀称，精神挺好，可是他的步态有一种刚刚露头的迹象，表现出他已经像个中了毒的、衰弱的、接近灭亡的人了。树林里仿佛忽然弥漫着酒的气味。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害怕起来，开始怜惜这个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她蓦地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妹妹，那么她似乎就会献出她的全部生命，一定要把他从灭亡里拯救出来。做他的妻子？生活却安排成这个样子，一方面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实际上，全部生活的安排和人类关系的形成，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感到可怕，心直往下沉。
“这真叫人不理解，”她想，“为什么上帝把漂亮的外貌、和蔼可亲的风度、忧郁而可爱的眼睛赐给软弱的、不幸的、无益的人呢？为什么它们那么招人喜欢呢？”
“我们要在这儿往右拐弯了，”哈诺夫坐上马车，说，“再见！一路顺风！”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学生，想起考试，想起看守人，想起校务会议。等到风从右边带来越走越远的马车的响声，她这些思想就同另一些思想掺和在一起了。她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
做他的妻子？早晨天冷，却没有人给她生炉子，看守人不知到哪儿去了；学生们天一亮就来了，带来许多雪和泥，吵吵嚷嚷；一切都那么不方便，不舒适。她的住处只有一个小房间，厨房也在这儿。每天下课以后她总是头痛，吃过饭以后，感到心窝底下烧得慌。她得向学生们收齐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交给督学，然后恳求他，那个肥头大耳、蛮不讲理的乡下人，看在上帝分上送木柴来。夜里她总是梦见考试、农民、雪堆。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就变得苍老，粗俗了，变得不美丽，不灵活，笨手笨脚，仿佛她身子里灌了铅似的。她见了什么人都怕，当着执行处委员的面，或者当着督学的面，她总是站着，不敢坐下，她谈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敬称。她引不起别人的喜爱，生活乏味地过下去，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她真是爱上一个什么人，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坐稳了，瓦西列芙娜！”
又是一道上山的陡坡。……
她是由于贫困才做教师的，并没感到这个工作是她的使命。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使命，想到过教育的益处，她老是觉得在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育，而是考试。再者她哪儿有工夫想到使命，想到教育的益处呢？教师们、不富裕的医生们、医士们的工作都很繁重，他们甚至不去想自己在为理想服务，为民众服务，从而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经常装满了关于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的念头。这种生活是艰苦而没有趣味的，只有像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这种不声不响地听命负重的人才会长久地熬下去；而那些活跃的、神经质的、敏感的、常谈到自己的使命，谈到为理想服务的人却会很快厌倦，丢掉这种工作。
谢敏尽量挑选干一点、近一点的路走，时而穿过一个草场，时而从人家的后院走；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农民不让过路，走到那个地方又是教士的地，没有通道，再走到一个地方又是伊凡·约诺夫从地主老爷手里买下的一块地，周围掘了一道沟。他们屡次拨转马头往回走。
他们来到下戈罗季谢。小饭铺附近停着几辆大车，车上装着大瓶的浓硫酸，地上满是畜粪，粪下面还有雪。饭铺里有许多人，都是车夫，这儿弥漫着白酒、烟草、熟羊皮
的气味。人们大声谈话，安着滑轮的房门砰砰地响。隔壁是一家杂货铺，有人在拉手风琴，一分钟也不停。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下来喝茶。邻近的一张桌子边，有些农民在喝白酒和啤酒，他们浑身冒汗，那是由于刚喝过热茶，加上饭铺里闷热的缘故。
“你听着，库兹玛！”响起嘈杂的说话声，“那算得了什么！求上帝保佑！伊凡·杰敏狄奇，我能给你这么一下子！亲家，小心！”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留一把黑胡子，麻脸，早就喝醉了，忽然因为一件什么事大惊小怪，难听地骂起来。
“你在那儿骂什么呀？你！”谢敏坐在远处，生气地搭腔说，“难道你没看见这儿有一位小姐！”
“小姐……”有人在另一个墙角挖苦地跟着说。
“坏蛋！”
“我没什么……”矮小的农民发窘地说，“对不起。我花我的钱，小姐花小姐的钱。……您好！”
“你好！”女教师回答说。
“我满心感激您。”
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愉快地喝着茶，自己也像农民那样热得脸红起来，她又想起木柴，想起看守人。……
“亲家，等一等！”从旁边桌子上传来说话声，“她是符亚左维耶村的女教师……我们认得！她是个挺好的小姐。”
“正派人！”
安着滑轮的房门老是砰砰地响，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走出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在那儿，总是想那老一套，隔壁的手风琴也拉个不停。斑斑点点的阳光照在地板上，随后移到柜台上，墙上，最后完全不见了；可见太阳西斜，已是午后时分。旁边桌子上的农民们准备上路了。那个矮小的农民脚步有些歪斜，走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跟前，向她伸出一只手，别人学他的样，也伸出手来告别，陆续走出去，安着滑轮的门就吱吱地叫，砰砰地响了九回。
“瓦西列芙娜，动身吧！”谢敏招呼道。
他们上路了。马又慢腾腾地朝前走。
“不久以前这儿，在他们这个下戈罗季谢，造了一所学校，”谢敏回过头来说，“好大的罪过啊！”
“怎么呢？”
“听说执行处主席往腰包里揣了一千，督学也揣了一千，老师揣了五百。”
“那个学校一共才值一千。造人家的谣言是不好的，老大爷。这都是胡说。”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也就跟着说说罢了。”
然而事情很清楚，谢敏不相信女教师的话。农民们不相信她。他们总是认为她的薪金太多，一个月有二十一个卢布（有五个也就够了），认为她从学生们那儿收来的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大部分都被她吞没了。那位督学的想法也跟所有的农民一样，而他自己却在木柴上捞好处，而且瞒着上司凭他的身份向农民们要薪金。
谢天谢地，这片树林总算走完了，从这儿起到符亚左维耶村都是平地。前面的路已经不多：过了那条河，再穿过铁道，就到符亚左维耶村了。
“你往哪儿赶车啊？”玛丽雅·瓦西列芙娜问谢敏，“顺右边那条路过桥才对。”
“为什么？这边也好走嘛。河又不很深。”
“当心，别把我们的马淹死才好。”
“怎么会呢？”
“瞧，哈诺夫也坐着车过桥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看见右边远处有一辆四套马车，就说，“大概是他的车子吧？”
“是他。多半没碰上巴克维斯特。真是蠢货啊，求上帝保佑，他们顺那条路走，何必呢？从这儿走足足可以近三俄里呢。”
他们的车子往河边驶去。夏天，这条河水浅，很容易涉水走过去，将近八月照例就干涸了，然而现在，在春汛之后，这条河大约有六俄丈宽，水流湍急，混浊，冰凉；从岸坡到水边有几条新的车辙，可见已经有人从这儿赶车过河了。
“往前走！”谢敏怒气冲冲而又提心吊胆地吆喝道，用力拉住缰绳，扬起胳膊肘，仿佛鸟儿扇动翅膀似的，“走啊！”
那匹马走进河里，水没到它的肚子上，它站住了，可是立刻又使足力气往前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两只脚感到刺骨的寒冷。
“往前走！”她略微欠起身来，也喊道，“走啊！”
他们上岸了。
“这是怎么搞的，主啊，”谢敏一边整理马具，一边嘟嘟哝哝地说，“地方自治局简直该死。……”
她的套靴和皮鞋里都灌满了水，连衣裙和皮袄的下摆以及一只袖子都是湿的，滴着水。糖和面粉也浸了水，这是最叫人难受的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只能绝望地举起双手，击着掌说：
“哎，谢敏啊，谢敏！……你这个人啊，真是的！……”
在铁道的道口上，拦路杆放下来了：有一列特别快车正从火车站开来。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在道口那儿站住，等那列火车开过去，冷得周身发抖。符亚左维耶村已经看得清了，——那绿屋顶的学校，那十字架映着夕阳、闪闪发光的教堂，火车站上的窗子也亮着，火车头里冒出粉红色的烟子。……她觉得好像样样东西都在冷得发抖。
后来，列车来了，车窗射出明亮的光芒，像教堂上的十字架一样，刺得人眼睛痛。在一节头等客车的车厢台上站着一个女人，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仓促中看了她一眼：这是母亲嘛！长得多么像啊！她的母亲也有那么浓密的头发，也生着那样的额头，也那么低着头。于是十三年来她头一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想起她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养着小鱼的玻璃鱼缸，总之连细枝末节都想起来了。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像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
“妈妈！”
她哭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这当口，哈诺夫坐着那辆四套马车来了，她看见他，就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像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
“瓦西列芙娜，上车吧！”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拦路杆慢慢地升上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瑟瑟地抖，冷得周身发僵，坐上那辆大车。那辆四套马车穿过铁道，谢敏跟上去。道口上的看守人脱掉帽子。
“瞧，前面就是符亚左维耶村。我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