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半钟他们坐车出了城。
大路是干的,四月间灿烂的太阳照得人浑身发热,然而山沟里和树林里还有残雪。严寒的、阴暗的、漫长的冬季还没有走得那么远,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目前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温暖的天气也罢,让春天的气息烘暖的、懒洋洋的、透光的树林也罢,野外类似湖泊的大水塘上空那些黑压压成群飞翔的鸟儿也罢,美妙的、深不可测的、使人很乐于飞上去的天空也罢,都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地方。她做教师已经有十三年了,在这些年里,她坐车到城里去取过多少次薪金,那是数也数不清了,不管是像现在这样的春天,还是下雨的秋日傍晚,还是冬天,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巴望着一件事:赶快走到目的地。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将近一百年了。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她都认得。这儿有她的过去,有她的现在,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进城往返的道路,然后又是学校,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
关于她做教师以前的往事,她已经不再去回忆,而且也差不多忘光了。从前她有过父亲和母亲;他们住在莫斯科红门附近一个大宅子里,可是那一段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一点模糊而朦胧的东西,像梦境一样。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过了不久,她的母亲也死了。……她有个做军官的哥哥,起初还通信,后来她哥哥不再回信,就此断了音信。旧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然而那张照片放在学校里受了潮,现在除去头发和眉毛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到车子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车的老人谢敏回过头来说:
“城里捉住一个当官的。他给押走了。听人说,他在莫斯科跟一些德国人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在伊凡·约诺夫的饭铺里,人家在报纸上看到的。”
他们又沉默了很久。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想着她的学校,想到不久就要举行考试,她得送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应考。她正想着考试,地主哈诺夫坐着一辆四套马车从后面追上来了,去年,他曾在她的学校里当过主考官。他的马车走到跟她并排的时候,他认出她来,就点一下头。
“您好!”他说,“您这是回家去吧?”
这个哈诺夫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脸色憔悴,神情萎靡,已经开始明显地变老,不过相貌仍旧漂亮,招女人喜欢。他一个人住在他那个大庄园里,从不出来工作。人家说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在屋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嘴里吹着口哨,或者跟他的老听差下棋。人家还说他爱喝酒。确实,去年考试的时候,就连他带来的纸张也有香水和酒的气味。当时他穿一身新衣服,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很喜欢他。她跟他并排坐着的时候,老是觉得发窘。她看惯了冷漠而老练的主考官,这一个却连一句祷告词都记不得,不知道该问什么好,非常客气,殷勤,总是给学生打五分。
“我是到巴克维斯特那儿去,”他接着对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说,“不过据说他不在家。”
他们离开大道,转到一条乡间土路上,哈诺夫走在前面,谢敏跟在后面。四匹马沿着土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费力地拖着陷在烂泥里的沉重马车。谢敏赶着车子在那条土路上曲曲折折地往前走,时而走过土丘,时而走过草地,常从大车上跳下来,帮着马拉车。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一直想着学校,想着这次考试的题目,不知道是难还是容易。她想到地方自治局就不痛快,昨天她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多么不成体统!两年以来她一直要求解雇学校里的看守人,此人什么活也不干,对她态度粗暴,打她的学生,可是谁也不理她。在执行处要找到主席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他也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他抽不出工夫来。学监每三年到她的学校里来一次,对他的本行一点也不懂,因为早先他在税务局工作,托了人情才谋到学监的职位。校务会议很少召开,而且在什么地方召开也不得而知。督学是个识字不多的乡下人,他是制革作坊的老板,头脑不聪明,态度粗鲁,同那个看守人十分要好。上帝才知道她该去找谁诉说,要主意。……
“他确实漂亮。”她看哈诺夫一眼,暗想。
道路越来越糟。……他们的车子驶进一个树林。这儿的道路很窄,马车转不过身来,车辙很深,灌满了水,咕唧咕唧地响。带刺的树枝打人的脸。
“这叫什么路啊?”哈诺夫问,笑起来。
女教师看着他,不明白这个怪人为什么住在此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这种满是泥泞、寂寞无聊的环境里,他的钱财、他的招人喜欢的外貌、他的文雅的风度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呢?他在生活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拿眼前来说,他跟谢敏一样,在这极端恶劣的小道上慢腾腾地赶路,忍受同样的不方便。既然他能住在彼得堡,住在国外,那么何必住在这儿呢?看样子,要他这个阔人把这条坏路修成一条好路,免得受苦,免得看见他的车夫和谢敏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那是不算一回事的;然而他光是笑笑,显然,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他并不需要更好的生活。他善良、温和、天真,不了解这种粗鄙的生活,不熟悉它,就像在考试的时候不熟悉祷告辞一样。他仅仅捐给学校一些地球仪,就真诚地以为自己在民众教育方面是个有益的人和杰出的活动家。在这种地方谁需要他的地球仪啊!
“坐稳了,瓦西列芙娜!”谢敏说。
大车猛地一歪,差点翻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滚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脚边来,这是她买来的东西。前面是一道爬上山去的黏土高坡,在弯曲的山沟里水声哗哗地响,水好像吞吃了这条路,在这种地方怎么能走车呢!马不住地打响鼻儿。哈诺夫走下车来,穿着他那件长大衣在路边走动。他觉得热了。
“什么样的路啊?”他又说,笑了,“照这样子不用很久就会把马车弄坏。”
“谁叫您在这样的天气坐车出来!”谢敏严厉地说,“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
“在家里,老大爷,闷得慌。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挨着老谢敏,他显得身材匀称,精神挺好,可是他的步态有一种刚刚露头的迹象,表现出他已经像个中了毒的、衰弱的、接近灭亡的人了。树林里仿佛忽然弥漫着酒的气味。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害怕起来,开始怜惜这个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她蓦地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妹妹,那么她似乎就会献出她的全部生命,一定要把他从灭亡里拯救出来。做他的妻子?生活却安排成这个样子,一方面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实际上,全部生活的安排和人类关系的形成,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感到可怕,心直往下沉。
“这真叫人不理解,”她想,“为什么上帝把漂亮的外貌、和蔼可亲的风度、忧郁而可爱的眼睛赐给软弱的、不幸的、无益的人呢?为什么它们那么招人喜欢呢?”
“我们要在这儿往右拐弯了,”哈诺夫坐上马车,说,“再见!一路顺风!”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学生,想起考试,想起看守人,想起校务会议。等到风从右边带来越走越远的马车的响声,她这些思想就同另一些思想掺和在一起了。她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
做他的妻子?早晨天冷,却没有人给她生炉子,看守人不知到哪儿去了;学生们天一亮就来了,带来许多雪和泥,吵吵嚷嚷;一切都那么不方便,不舒适。她的住处只有一个小房间,厨房也在这儿。每天下课以后她总是头痛,吃过饭以后,感到心窝底下烧得慌。她得向学生们收齐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交给督学,然后恳求他,那个肥头大耳、蛮不讲理的乡下人,看在上帝分上送木柴来。夜里她总是梦见考试、农民、雪堆。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就变得苍老,粗俗了,变得不美丽,不灵活,笨手笨脚,仿佛她身子里灌了铅似的。她见了什么人都怕,当着执行处委员的面,或者当着督学的面,她总是站着,不敢坐下,她谈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敬称。她引不起别人的喜爱,生活乏味地过下去,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她真是爱上一个什么人,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坐稳了,瓦西列芙娜!”
又是一道上山的陡坡。……
她是由于贫困才做教师的,并没感到这个工作是她的使命。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使命,想到过教育的益处,她老是觉得在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育,而是考试。再者她哪儿有工夫想到使命,想到教育的益处呢?教师们、不富裕的医生们、医士们的工作都很繁重,他们甚至不去想自己在为理想服务,为民众服务,从而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经常装满了关于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的念头。这种生活是艰苦而没有趣味的,只有像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这种不声不响地听命负重的人才会长久地熬下去;而那些活跃的、神经质的、敏感的、常谈到自己的使命,谈到为理想服务的人却会很快厌倦,丢掉这种工作。
谢敏尽量挑选干一点、近一点的路走,时而穿过一个草场,时而从人家的后院走;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农民不让过路,走到那个地方又是教士的地,没有通道,再走到一个地方又是伊凡·约诺夫从地主老爷手里买下的一块地,周围掘了一道沟。他们屡次拨转马头往回走。
他们来到下戈罗季谢。小饭铺附近停着几辆大车,车上装着大瓶的浓硫酸,地上满是畜粪,粪下面还有雪。饭铺里有许多人,都是车夫,这儿弥漫着白酒、烟草、熟羊皮 的气味。人们大声谈话,安着滑轮的房门砰砰地响。隔壁是一家杂货铺,有人在拉手风琴,一分钟也不停。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下来喝茶。邻近的一张桌子边,有些农民在喝白酒和啤酒,他们浑身冒汗,那是由于刚喝过热茶,加上饭铺里闷热的缘故。
“你听着,库兹玛!”响起嘈杂的说话声,“那算得了什么!求上帝保佑!伊凡·杰敏狄奇,我能给你这么一下子!亲家,小心!”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留一把黑胡子,麻脸,早就喝醉了,忽然因为一件什么事大惊小怪,难听地骂起来。
“你在那儿骂什么呀?你!”谢敏坐在远处,生气地搭腔说,“难道你没看见这儿有一位小姐!”
“小姐……”有人在另一个墙角挖苦地跟着说。
“坏蛋!”
“我没什么……”矮小的农民发窘地说,“对不起。我花我的钱,小姐花小姐的钱。……您好!”
“你好!”女教师回答说。
“我满心感激您。”
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愉快地喝着茶,自己也像农民那样热得脸红起来,她又想起木柴,想起看守人。……
“亲家,等一等!”从旁边桌子上传来说话声,“她是符亚左维耶村的女教师……我们认得!她是个挺好的小姐。”
“正派人!”
安着滑轮的房门老是砰砰地响,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走出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在那儿,总是想那老一套,隔壁的手风琴也拉个不停。斑斑点点的阳光照在地板上,随后移到柜台上,墙上,最后完全不见了;可见太阳西斜,已是午后时分。旁边桌子上的农民们准备上路了。那个矮小的农民脚步有些歪斜,走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跟前,向她伸出一只手,别人学他的样,也伸出手来告别,陆续走出去,安着滑轮的门就吱吱地叫,砰砰地响了九回。
“瓦西列芙娜,动身吧!”谢敏招呼道。
他们上路了。马又慢腾腾地朝前走。
“不久以前这儿,在他们这个下戈罗季谢,造了一所学校,”谢敏回过头来说,“好大的罪过啊!”
“怎么呢?”
“听说执行处主席往腰包里揣了一千,督学也揣了一千,老师揣了五百。”
“那个学校一共才值一千。造人家的谣言是不好的,老大爷。这都是胡说。”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也就跟着说说罢了。”
然而事情很清楚,谢敏不相信女教师的话。农民们不相信她。他们总是认为她的薪金太多,一个月有二十一个卢布(有五个也就够了),认为她从学生们那儿收来的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大部分都被她吞没了。那位督学的想法也跟所有的农民一样,而他自己却在木柴上捞好处,而且瞒着上司凭他的身份向农民们要薪金。
谢天谢地,这片树林总算走完了,从这儿起到符亚左维耶村都是平地。前面的路已经不多:过了那条河,再穿过铁道,就到符亚左维耶村了。
“你往哪儿赶车啊?”玛丽雅·瓦西列芙娜问谢敏,“顺右边那条路过桥才对。”
“为什么?这边也好走嘛。河又不很深。”
“当心,别把我们的马淹死才好。”
“怎么会呢?”
“瞧,哈诺夫也坐着车过桥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看见右边远处有一辆四套马车,就说,“大概是他的车子吧?”
“是他。多半没碰上巴克维斯特。真是蠢货啊,求上帝保佑,他们顺那条路走,何必呢?从这儿走足足可以近三俄里呢。”
他们的车子往河边驶去。夏天,这条河水浅,很容易涉水走过去,将近八月照例就干涸了,然而现在,在春汛之后,这条河大约有六俄丈宽,水流湍急,混浊,冰凉;从岸坡到水边有几条新的车辙,可见已经有人从这儿赶车过河了。
“往前走!”谢敏怒气冲冲而又提心吊胆地吆喝道,用力拉住缰绳,扬起胳膊肘,仿佛鸟儿扇动翅膀似的,“走啊!”
那匹马走进河里,水没到它的肚子上,它站住了,可是立刻又使足力气往前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两只脚感到刺骨的寒冷。
“往前走!”她略微欠起身来,也喊道,“走啊!”
他们上岸了。
“这是怎么搞的,主啊,”谢敏一边整理马具,一边嘟嘟哝哝地说,“地方自治局简直该死。……”
她的套靴和皮鞋里都灌满了水,连衣裙和皮袄的下摆以及一只袖子都是湿的,滴着水。糖和面粉也浸了水,这是最叫人难受的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只能绝望地举起双手,击着掌说:
“哎,谢敏啊,谢敏!……你这个人啊,真是的!……”
在铁道的道口上,拦路杆放下来了:有一列特别快车正从火车站开来。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在道口那儿站住,等那列火车开过去,冷得周身发抖。符亚左维耶村已经看得清了,——那绿屋顶的学校,那十字架映着夕阳、闪闪发光的教堂,火车站上的窗子也亮着,火车头里冒出粉红色的烟子。……她觉得好像样样东西都在冷得发抖。
后来,列车来了,车窗射出明亮的光芒,像教堂上的十字架一样,刺得人眼睛痛。在一节头等客车的车厢台上站着一个女人,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仓促中看了她一眼:这是母亲嘛!长得多么像啊!她的母亲也有那么浓密的头发,也生着那样的额头,也那么低着头。于是十三年来她头一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想起她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养着小鱼的玻璃鱼缸,总之连细枝末节都想起来了。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像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
“妈妈!”
她哭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这当口,哈诺夫坐着那辆四套马车来了,她看见他,就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像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
“瓦西列芙娜,上车吧!”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拦路杆慢慢地升上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瑟瑟地抖,冷得周身发僵,坐上那辆大车。那辆四套马车穿过铁道,谢敏跟上去。道口上的看守人脱掉帽子。
“瞧,前面就是符亚左维耶村。我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