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

费多尔·卢基奇·绥索耶夫是由“库里金兄弟纺织工厂”出资创办的工厂学校的教师，这时候正准备去参加一个隆重的宴会。每年，考试结束以后，工厂经理处总要举办一次宴会，应邀赴宴的有国民学校督学官，有主持考试的全体人员，有工厂管理人员。宴会虽然是例行性质的，然而时间素来拖得很长，大家兴致勃勃，吃得蛮有滋味。教师们忘记各自的官品，只记得各自正直的劳动，和和气气，吃得酒足饭饱，谈话谈到喉咙发哑，夜深才走散，歌声和接吻声惊动整个工厂区。这样的宴会，按绥索耶夫在工厂学校里工作的年数来计算，他已经参加过十三次了。

现在他正准备去参加第十四次宴会，极力想使自己的外貌显得喜气洋洋，十分体面。他把他那套新的黑衣服足足刷了一个钟头，临到他穿上时髦的衬衫，又在镜子前面几乎站了同样长的时间。衬衫的袖扣洞太小，扣子不大容易钻进去，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十足的风暴，惹得他对妻子不住地抱怨、威吓、责难。他那可怜的妻子在他身旁跑来跑去，累得筋疲力尽。再者，他自己最后也累坏了。等到仆人从厨房里给他送来擦亮的半高腰皮靴，他已经没有力气套在脚上了。他不得不躺一会儿，喝点水。

“你多么衰弱啊！”妻子叹道，“你根本不应该去参加这个宴会。”

“请你不必出主意！”教师生气地打断她的话说。

他的心绪极其恶劣，因为他对最近这次考试很不满意。其实这次考试的结果挺出色，高级班所有的男孩都获得了证书和奖品。工厂的经理部门和政府的官吏对这种成绩感到满意，然而教师却嫌不够。使他心里烦恼的是，学生巴勃金平素从不出错，这次考试却在听写中写错了三个字，学生谢尔盖耶夫紧张得没能把十七乘十三算对，督学官这个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人为听写选了一篇难文章，而且他请来邻近的学校教师里亚普诺夫主持听写，那个教师“不讲同行的义气”，念听写材料的时候不把字念清楚，却好像拿这些字放在嘴里咀嚼似的。

教师由妻子帮忙穿上半高腰皮靴，再对着镜子照一阵，就拿起一根节疤很多的手杖，动身赴宴去了。这个盛典在工厂经理的住宅里举行，教师走到住宅门口，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忽然大咳起来。……他咳得浑身颤动，帽子从头上掉下来，手杖从手里摔下地。教师们和国民学校督学官听见他的咳嗽声，就从住宅里跑出来，他却已经坐在底下一层台阶上，一身大汗了。

“费多尔·卢基奇，是您吗？”督学官惊讶地说，“您……来了？”

“怎么？”

“您，亲爱的，应该待在家里才对。今天您身体很不好啊。……”

“今天我跟昨天一样好。不过要是您不愿意我来，那我可以走。”

“咦，这话是从何说起，费多尔·卢基奇？何必说这种话呢？欢迎欢迎！认真说来，这个盛典的主客不是我们，是您啊。求上帝怜恤吧，您来了，我们简直愉快得很呢。……”

工厂经理的住宅里已经为这个盛典准备停当。大饭厅里挂着德国的彩色画片，弥漫着天竺葵和油漆的气味，当中放着两张桌子，一张大的是饭桌，一张小的是放冷荤菜的。窗口那边，中午炎热的阳光从放下的窗帘里隐隐透进来。……房间里的半明半暗、窗帘上的瑞士风景画、天竺葵、碟子里切得很薄的腊肠，都显得那么纯朴，现出姑娘家多愁善感的神气。这一切倒跟房主人本身相称，他是个软心肠的日耳曼人，身材矮小，腆起小小的圆肚子，睁着油亮而亲热的小眼睛。阿道尔夫·安德烈伊奇·勃鲁尼（这就是主人的姓名）在冷荤菜桌旁忙忙乱乱，仿佛那儿起了火似的。他不住斟酒，往盆子里添菜，千方百计讨好客人，逗他们发笑，表示他的友好心情。他拍他们的肩膀，瞧他们的眼睛，嘻嘻地笑，搓手，一句话，像善良的狗那么亲热。

“费多尔·卢基奇，我瞧见的是谁呀？”他见到绥索耶夫，就用发颤的声调讲起来，“我们多么愉快！您尽管有病，却还是来了！……诸位先生啊，请容许我让你们高兴一下：费多尔·卢基奇光临了！”

教师们已经围住那张冷荤菜小桌，吃起来。绥索耶夫皱起眉头，他看见同事们没有等他来就开始吃菜喝酒，心里不痛快。他认出其中有里亚普诺夫，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主持听写的人。他走到里亚普诺夫跟前，开口说：

“您不讲同行的义气！对了！正派人不这样考听写！”

“主啊，您还在说这件事！”里亚普诺夫说，皱起眉头，“难道您就不嫌腻烦？”

“对，我还要说！我的巴勃金从没出过错！我知道您为什么像那样考听写。您无非是希望我的学生遭殃，好显出您的学校比我的高明。我全明白！……”

“您为什么跟我过不去？”里亚普诺夫顶嘴说，“您干吗缠住我不放？”

“算了，两位先生，”督学官解劝说，做出要哭的脸相，“得了，为一点小事犯不上闹起来。三个错啦……一个错也没有啦……那不都是一样吗？”

“不，不一样。我的巴勃金从不出错！”

“他缠住人不放！”里亚普诺夫继续说，气愤地哼鼻子，“他仗恃他是个病人，不住骂人。哼，老兄，再这样下去，我不会顾您有病没病了！”

“我的病不要您管！”绥索耶夫生气地嚷道，“这关您什么事？您老是病啊病的唠叨没完。……我才不稀罕您的同情！再者您凭哪点说我有病？考试以前我害过病，这是确实的，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复原，只是有点衰弱罢了。”

“您复原了，那就应该感谢上帝，”神学教师尼古拉神甫说，这个青年教士穿着讲究的深棕色法衣和长裤，散着裤腿，“您应当高兴才是，可是反而一肚子气，这样那样的。”

“您也妙得很，”绥索耶夫打断他的话说，“考题应当直截了当，意思清楚，可是您老是叫学生猜谜。这样可不行！”

大家同心协力，好歹劝得他平了气，让他在桌旁坐下。他挑选很久，不知该喝哪种酒好，后来露出一脸的哭丧相，喝下半杯某种绿色露酒。随后他要来一小块馅饼，细心地把馅里的鸡蛋和葱剔掉。他吃下头一口，觉得馅饼太淡。他撒上点盐，可是立刻把馅饼生气地推开，因为又太咸了。

在宴席上，绥索耶夫被安置在督学官和勃鲁尼中间。按照久已养成的风气，他们吃过头一道菜后，就开始祝酒。

“我认为，”督学官开口说，“我有愉快的责任感谢不在座的学校董事丹尼尔·彼得罗维奇和……和……和……”

“和伊凡·彼得罗维奇……”勃鲁尼从旁提了一句。

“和伊凡·彼得罗维奇·库里金，他们不惜资金，开办学校，我提议为他们的健康干杯。……”

“从我这方面来说，”勃鲁尼好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说道，“我提议为尊敬的国民学校督学官巴威尔·根纳季耶维奇·纳达罗夫的健康干杯。”

椅子纷纷移动，一张张脸露出笑容，例行的碰杯开始了。第三个祝酒的素来是绥索耶夫。这一次他也站起来，开口讲话。他拉长脸子，嗽一嗽喉咙，首先声明他没有演讲的口才，也没准备讲话。随后他说，他任职十四年以来，遭到过很多的阴谋、暗算，甚至告密，又说他知道他的仇人和告密者是谁，可是不愿意点出他们的姓名，“生怕破坏某人的胃口”，不过尽管有那些阴谋，库里金的学校却“不仅在精神方面，甚至在物质方面”也在全省占第一位。

“别处的教师，”他说，“都挣二百和三百，可是我挣五百卢布，此外我的住宅由工厂出钱装修，置备家具。今年所有的墙都糊了新的壁纸。……”

接着教师大肆宣扬本校的学生同地方自治局和政府的学校学生相比，所得到的文具要多得多。而且依他看来，在这方面，学校应当感激的并不是工厂主，他们住在国外，甚至未必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却应当感激另一个人，这个人尽管是日耳曼血统，信奉路德派新教，却具有俄国人的灵魂。绥索耶夫讲了很久，不时停下来喘气，而且他又喜欢渲染，结果他的发言冗长，听着很不舒服。他好几次提到他的某些仇人，极力含沙射影，说了又说，常常咳嗽，难看地活动他的手指。最后他累了，出汗了，声音放低，断断续续，仿佛在自言自语。他前言不搭后语地结束了他的演讲：

“这样，我提议为勃鲁尼，也就是为阿道尔夫·安德烈伊奇干杯，他就在这儿，在我们中间……一般说来……大家都是明白的。”

他讲完话，大家都轻松地吐口气，就像有人在空中洒了点凉水，解除了暑热似的。看来，只有勃鲁尼一个人没有不愉快的感觉。这个日耳曼人喜笑颜开，转动着多愁善感的眼睛，热情地握绥索耶夫的手，又像狗那么亲热起来。

“啊，我向您道谢！”他说，着重念“啊”字，把左手按在心上。“您了解我，我很幸福！我用整个心祝愿您事事如意！不过我得向您指出，您夸大了我的意义。这个学校的蓬勃发展要完全归功于您，我可敬的朋友，费多尔·卢基奇！缺了您，它就不会跟别的学校有什么不同！您以为这个日耳曼人在说恭维话，这个日耳曼人在说客气话。哈哈！不对，我的好朋友，费多尔·卢基奇，我是个老实人，从来也不说恭维话。如果我们一年付给您五百卢布，那就是说您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难道不是这样吗？诸位先生，我说的不是实话吗？换了旁人，我们就不会出这么多的钱。……求上帝怜恤，办好一个学校，对工厂来说是光荣呀！”

“我得诚恳地承认，您的学校的确与众不同，”督学官说，“您不要以为这是奉承。至少我有生以来像这样的学校还没看见过第二所。考试期间我在您的学校里坐着，时时刻刻感到惊奇。……奇怪的是竟有这样的孩子！他们知道得很多，对答如流，同时他们没有吓得战战兢兢，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诚恳神态。……看得出来他们都热爱您，费多尔·卢基奇。您是位地地道道的教师，您天生就是一位教师。您样样条件都具备：有与生俱来的素质，有多年的经验，有对事业的热爱。……说来简直叫人奇怪，您虽然体质弱，可是有那么多的精力，对工作理解得那么深……而且，您知道，您有那样大的毅力，信心！在学校会议上有人说您是您这项事业中的诗人，这话说得对。……的的确确是诗人！”

所有在座的人像一个人似的，异口同声讲起绥索耶夫的非凡才能。犹如堤坝决了口，诚恳热情的话语滔滔不绝，像那样的话，人在不喝酒的时候，由于谨小慎微，是不会说出口的。绥索耶夫的演讲也罢，他那难于相处的性格也罢，他脸上那凶恶难看的表情也罢，统统被人忘却了。所有的人，就连那些沉默胆怯、新近任职的教师，那些贫苦受气、见着督学官总得尊称“大人”的青年人，也畅谈起来了。事情很清楚，绥索耶夫在他那一行中是个卓越的人物。

他在任职的十四年当中已经习惯了成就和赞美，这时候听着那些崇拜者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毫不动心了。

听到赞美而陶醉的并不是他，却是勃鲁尼。这个日耳曼人把每个字都听进去，眉开眼笑，拍着手心，羞涩得脸色绯红，仿佛那些赞美不是针对教师，却是针对他似的。

“说得好！说得好！”他叫道，“一点不差！您猜中我的想法了！……太好了！……”

他不时瞧着教师的眼睛，仿佛想跟他分享自己的快乐似的。最后他忍不住，跳起来，用他尖细的男高音压过所有的说话声，大声嚷道：

“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说几句！嘘！听了你们说过的那许多话，我只有一句话要讲：工厂的经理部门是不会忘记报答费多尔·卢基奇的！……”

大家都安静下来。绥索耶夫抬起眼睛瞧着日耳曼人泛起红晕的脸。

“我们是善于器重人的，”勃鲁尼放低了喉咙，继续说，做出严肃的脸相，“听了你们讲的话，我必须告诉你们：……费多尔·卢基奇的家属的生活会得到保障，一个月前已经为此在银行里存下一笔钱了。”

绥索耶夫用疑问的眼光瞧了瞧日耳曼人，瞧了瞧同行们，似乎弄不明白：为什么得到生活保障的是家属而不是他本人？这当儿他在所有人的脸上，所有呆望着他的目光中看到的，不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一种柔和的、温柔的，同时却又极其不祥的东西，类似可怕的真理。一刹那间这使得他周身发凉，心里充满说不出的绝望。他面色苍白，脸相也变了，忽然跳起来，抱住头。他照这样站了十几秒钟，带着恐惧呆呆地瞧着前面，仿佛看见勃鲁尼所说的死亡正在向他逼近似的。随后他坐下，哭起来。

“算了！……您怎么了？……”他听见许多不安的声音说，“水！您喝点水吧！”

过了不久，教师镇静下来，可是先前那种活泼的情绪再也没有回到吃饭的人们身上来。宴会在阴郁的沉默中结束了，而且比往年早得多。

绥索耶夫回到家里，首先照一照镜子。

“当然，我不该在那儿大哭起来！”他瞧着带黑眼圈的眼睛，瞧着凹陷的脸颊，暗想，“今天我的脸色就比昨天好得多。我害的是贫血和胃炎，我咳嗽是胃里的毛病。”

他想到这里放了心，慢腾腾地脱掉衣服，用刷子把他的黑色衣服刷了很久，然后仔细地叠好，锁在五斗橱里。

后来他走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一叠学生的练习簿。他从中抽出巴勃金的练习簿，坐下来，专心欣赏那孩子气的清秀笔迹。……

当他检查学生们的听写试卷的时候，地方自治局的医生，正坐在隔壁房间里，小声对教师的妻子说：不应该让他去参加宴会，因为，看样子，这个人活不到一个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