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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出、音乐会、戏剧亮相
的爱好者当中，本城的头一名应当属于阿若京一家人。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每一回都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一切杂事和开销她们也揽在自己身上。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英国式的平板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提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却仍旧一定参加每次演出，经常做点具有慈善性质的事情，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笑一笑，甚至在带歌唱的轻松喜剧里也演得没有一点点快活的样子，做出一本正经的脸相，倒好像在做会计工作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抄台词，提台词，化装。我还负责制造各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像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一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名称，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万诺夫，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脯凹进去，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就要离开人世了，可是他躺一阵又起床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穿着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已经站在那儿，鬓角靠在墙上，瞧着舞台，现出一种虔诚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说几句好听的话。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着人的脸，小声说话，仿佛在说什么机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来，小声说，“我刚才跟穆甫凯太太谈迷信的时候，看见您走进来。我的上帝啊，我这一辈子，一辈子都在跟迷信做斗争！为了要女仆相信她们的那些恐惧多么没道理，我就永远点三支蜡烛，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开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多尔日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们这里的人的说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演剧，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们总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时候也一定要等她穿着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演。她是从京城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见。她一面提意见，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宽容的微笑，看得出她把我们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说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像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经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台词，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来，说：
“我求求你，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就去了。在舞台背后的门口站着安纽达·布拉戈沃。她也戴着帽子，披着黑面纱。她是法庭副审判长的女儿，这位副审判长早就在我们城里工作，差不多从创办地方法院的时候起就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戏剧亮相不可，每逢她扮演一个菲雅
或者天神，她的脸就羞得通红，可是她不参加演剧，即使到排演场上来也只待一会儿，也总是为了接洽什么事，而且不肯走进大厅里来。就是现在也看得出来，她待一会儿就要走的。
“我父亲谈到了您，”她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脸却红了，“多尔日科夫答应在铁路上给您一个职位。请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并且为她的奔走道谢。
“您可以把这个还给他们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说。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声谈了大约两分钟，眼睛看着我。她们在商量什么。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脸，小声说，“真的，如果这种事引得您放弃了正业，”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别担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我向她告辞，很难为情地走了。我走下楼去，看见姐姐和安纽达·布拉戈沃正走出去。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大概在谈我到铁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们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从没到排演场上来过，现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亲知道，她没得到他的许可就到阿若京家里来。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我到多尔日科夫家里去。听差领我走进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那是工程师的客厅，又是他的工作室。这儿一切东西都柔软，优雅，对我这样没有见惯的人来说甚至显得古怪。这儿有贵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铜器、绘画、镀金的和丝绒的镜框，相片分散地挂在墙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脸容聪明妩媚，神态潇洒。客厅的门直接通到花园里，从阳台上，人可以看见紫丁香，还可以看见一个准备开早饭的桌子、许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贵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是一派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说：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终于得到了人间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后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在看报。
“您来找我父亲吗？”她问，“他正在洗淋浴，马上就来。请您暂时坐一坐。”
我坐下。
“您好像就住在我们对门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
“是的。”
“我因为闲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子里往外看。请您原谅，”她看着报说下去，“我常看见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多尔日科夫走进来了。他用一块毛巾擦脖子。
“爸爸，波洛兹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说。
“是啊，是啊，布拉戈沃对我说过了，”他很快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说，我能给您什么工作呢？我这儿有些什么样的职位呢？你们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声接着说，照他的口气听来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总有二十个像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铁路线，我这儿只有繁重的活动，我需要机械工、钳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话说回来，你们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们都是些作家！”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健壮，脸颊很红，胸脯宽阔，洗得干干净净，穿着花布衬衫和肥腿的裤子，像是一个小孩玩的瓷制马车夫。他留着一圈鬈曲的胡子，没有一根白头发。他长着鹰钩鼻，眼睛乌黑、明亮、坦率。
“您会做什么事？”他接着说，“您什么也不会做！不错，我是工程师，我是生活富裕的人，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铁路以前我干过很长时间的苦差事，我做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当过两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来说说看，最可爱的人，我能给您找个什么工作呢？”
“当然，事情是这样的……”我受不了他那对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张，支支吾吾地说。
“至少您总会管个电报机什么的吧？”他想了一想，问道。
“是的，我在电报局里做过事。”
“嗯……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请您姑且到杜别奇尼亚去。那儿我已经用着一个人了，然而他是个十足的废物。”
“那么我的职务是在哪方面呢？”我问。
“到那儿再看吧。您暂且上那边去，我给他们下个命令。只是请您别酗酒，也别提出什么请求来打扰我。要不然我就把您赶走。”
他甚至没有对我点一下头就扭转身走开了。我对他和他那看报的女儿鞠了躬，走出来。我的心头十分沉重，临到姐姐问我工程师怎样接见我的时候，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到杜别奇尼亚去，我一清早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起床了。我们的大贵族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大家都还在睡觉，我的脚步声孤零零地、闷闷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杨给空气填满柔和的清香。我心里难过，不想出城去。我喜爱我这个故乡，这个城。我觉着它那么美丽，那么温暖。我喜爱这种苍翠、这晴朗而安静的早晨、我们的大钟的当当声，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依我看来却乏味，生疏，有时甚至可恶。我不喜欢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不明白所有这六万五千人为什么活着，靠什么活着。我知道基木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过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枪支，奥德萨是一个港埠，可是我们这个城究竟是什么，它做出些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大贵族街和另外两条比较干净的街道上住着的人要么靠现成的资金生活，要么靠做官从国库领来的薪金生活，此外还有八条街道，彼此平行，大约有三俄里长，街的尽头伸到高岗背后，住在这八条街上的人又靠什么生活呢，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捉摸不透的谜。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说不出口！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像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少年才光临，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裁开书页。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睡在又窄又闷的寝室里，躺在满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们住在脏得使人恶心的房间里，还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仆人，哪怕是年纪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红甜菜汤的气味，到了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鲟鱼的气味。他们吃没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在国会里，在省长家里，在主教家里，在各处屋子里，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纷纷谈论，说我们城里没有价钱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说必须向国库借二十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钱的富翁在我们城里总也不下于三十个，有时候，打一场牌就输掉整整一个庄园，可是也喝不好的水，一辈子热心地谈借款，这种事我也不懂，我觉着他们干脆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那二十万卢布来倒简单多了。
在全城当中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收受贿赂，认为人家是出于尊敬他的思想品质才给他贿赂的。中学生们为了升班而到教师家里去搭伙食，教师乘机收下他们大笔的钱。军事长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贿赂，甚至容许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连医师也接受贿赂。本城的医师和兽医向肉铺和酒馆要钱。县立学校出售那种特准豁免兵役的证书。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长老索取贿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别的一切机关里，每个有所请求的平民办完事，刚要走，就会有人对他的背影大喝一声：“应当表示感激才对！”那个平民就走回来，给他们三十个到四十个戈比。凡是不接受贿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员，总是傲慢无礼，跟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见解极其狭隘，很爱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钱的女人，对他们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们那儿才吹出一股道德纯洁的气息，她们大都有高尚的抱负，正直纯洁的灵魂，可是她们不懂生活，相信给人贿赂是出于对那人的思想品质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堕落，不可救药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