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对我说:“我留用您,纯粹是出于对您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说:“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这以后我就听见他说:“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给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了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种职务却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鲁的训斥,等着革职。
我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闭着眼睛。他的脸又瘦又干,胡子剃光的地方颜色发青,如同一个天主教年老的管风琴琴师,脸上现出谦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没有理睬我的问候,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说:
“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母亲,如今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成为她经常苦恼的源泉。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赐之福了。”他睁开眼睛,接着说,“请你教一教我,你这倒霉的家伙,我拿你怎么办呢?”
从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参军,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现在我已经满了二十五岁,两鬓甚至出现了白头发,我已经参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工作我好像都已经干完,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叹气或者摇头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说,“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都有牢靠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没家没业,穷叫化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照例,他接着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该加以禁止,因为这种东西引诱青年离开宗教,放弃自己的责任。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赔罪,答应他以后勤恳地工作,”他最后说,“你一天也不应该没有社会地位。”
“请您听我讲一下,”我闷闷不乐地说,我对这种谈话根本不存一点好指望,“您所谓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话就又愚蠢又庸俗!”父亲气恼地说,“你要明白,蠢材,没脑筋的家伙,你除了粗野的体力以外还有神灵,圣火
,它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兹涅夫将军在包罗吉诺一带鏖战,你祖父是诗人、演说家、首席贵族,你伯父是教师,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家历代的人传下这种圣火来,莫非是要你来扑灭它!”
“应当公平才对,”我说,“成千累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
“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们也不会干别的!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连十足的蠢货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奴隶和野蛮人的特点,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再谈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对他来说只有他自己说的话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评论粗重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因为他暗自担心,深怕我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纷纷议论。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辈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银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经做了八品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说不上!再谈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又简单又清楚,无非是我如何谋生的方法罢了,可是父亲没看出这种简单,却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话来跟我讲包罗吉诺,讲圣火,讲伯父,讲一度写过虚假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粗暴地骂我是没脑筋的家伙和蠢材。我却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我从小就养成习惯,遇事向他们要主意,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我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怕伤他们的心,我深怕父亲激动得涨红他那细脖子,深怕他中风。
“对我这种年纪的人来说,”我说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气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追随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
“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不关重要的。我预先声明,我不要一切遗产。”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些话深深侮辱了我父亲。他涨得满脸通红。
“不准你跟我这样讲话,蠢材!”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坏蛋!”他又敏捷又灵便地用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一打我,我一定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直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脸。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像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他的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现出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回去了,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着我很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四下里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精神活动,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对智力方面享受的爱好,例如对戏剧和阅读的爱好,曾经发展到入迷的地步,可是我究竟有没有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读书和做事方面的活动并不需要什么脑力的紧张,也不需要什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干,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一分钟也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借口,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吧。
傍晚来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像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beau monde
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多多少少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生长着白杨,发散着一股股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墙里和小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是每年必来的,然而这种五月的暮色、这种娇嫩清新的绿荫、这种紫丁香的芬芳、这种甲虫的嗡嗡声、这种寂静、这种温暖,这一切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便门的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我跟其中大多数的人一块儿长大,从前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只能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的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很坏,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街对面那所大房子里,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家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眨眼。这时候我父亲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走过去,他戴着一顶旧的高礼帽,宽帽檐已经向上卷起来。他用胳膊挽着我姐姐。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他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算上,都是一个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照他说话的口气听来,倒好像他自己这样渺小,对他来说是非常荣耀和愉快的事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像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以大厅和会客室做出发点,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房间都有门通连着,结果那些房间就不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丢三落四。他每回都似乎觉着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到阁楼上,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并且那里的地板是三层大台阶,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铺着砖地。房子的正面显出死硬冷酷的气派,线条干巴巴,却又怯生生。房顶低矮而扁平。在那些仿佛加了奶油的粗烟囱上必得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总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造成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死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克丽奥佩特拉(如同给我起的名字叫做米萨伊尔一样)。她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使她听得战战兢兢。他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她结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了,街上渐渐没有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街门大开,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跑出来,沿着我们的街道跑去,一路上小铃铛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用砖砌成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父亲三十年来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着既然我不是住在一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房里去吃饭,那么父亲所说的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堪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冰凉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省了小钱就来大钱”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萨伊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让眼泪尽情地流出来,周身颤抖,发出抽抽搭搭的声音。
“你又辞职……”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姐姐,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我说。她一哭,我简直急坏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的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显出凶相,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忧愁,我心里难过,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她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凭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丽奥佩特拉!”我说,觉着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戈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分上,米萨伊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为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去工作,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那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带着眼泪快活地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在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出、音乐会、戏剧亮相
的爱好者当中,本城的头一名应当属于阿若京一家人。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每一回都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一切杂事和开销她们也揽在自己身上。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英国式的平板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提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却仍旧一定参加每次演出,经常做点具有慈善性质的事情,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笑一笑,甚至在带歌唱的轻松喜剧里也演得没有一点点快活的样子,做出一本正经的脸相,倒好像在做会计工作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抄台词,提台词,化装。我还负责制造各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像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一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名称,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万诺夫,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脯凹进去,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就要离开人世了,可是他躺一阵又起床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穿着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已经站在那儿,鬓角靠在墙上,瞧着舞台,现出一种虔诚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说几句好听的话。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着人的脸,小声说话,仿佛在说什么机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来,小声说,“我刚才跟穆甫凯太太谈迷信的时候,看见您走进来。我的上帝啊,我这一辈子,一辈子都在跟迷信做斗争!为了要女仆相信她们的那些恐惧多么没道理,我就永远点三支蜡烛,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开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多尔日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们这里的人的说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演剧,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们总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时候也一定要等她穿着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演。她是从京城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见。她一面提意见,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宽容的微笑,看得出她把我们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说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像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经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台词,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来,说:
“我求求你,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就去了。在舞台背后的门口站着安纽达·布拉戈沃。她也戴着帽子,披着黑面纱。她是法庭副审判长的女儿,这位副审判长早就在我们城里工作,差不多从创办地方法院的时候起就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戏剧亮相不可,每逢她扮演一个菲雅
或者天神,她的脸就羞得通红,可是她不参加演剧,即使到排演场上来也只待一会儿,也总是为了接洽什么事,而且不肯走进大厅里来。就是现在也看得出来,她待一会儿就要走的。
“我父亲谈到了您,”她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脸却红了,“多尔日科夫答应在铁路上给您一个职位。请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并且为她的奔走道谢。
“您可以把这个还给他们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说。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声谈了大约两分钟,眼睛看着我。她们在商量什么。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脸,小声说,“真的,如果这种事引得您放弃了正业,”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别担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我向她告辞,很难为情地走了。我走下楼去,看见姐姐和安纽达·布拉戈沃正走出去。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大概在谈我到铁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们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从没到排演场上来过,现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亲知道,她没得到他的许可就到阿若京家里来。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我到多尔日科夫家里去。听差领我走进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那是工程师的客厅,又是他的工作室。这儿一切东西都柔软,优雅,对我这样没有见惯的人来说甚至显得古怪。这儿有贵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铜器、绘画、镀金的和丝绒的镜框,相片分散地挂在墙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脸容聪明妩媚,神态潇洒。客厅的门直接通到花园里,从阳台上,人可以看见紫丁香,还可以看见一个准备开早饭的桌子、许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贵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是一派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说: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终于得到了人间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后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在看报。
“您来找我父亲吗?”她问,“他正在洗淋浴,马上就来。请您暂时坐一坐。”
我坐下。
“您好像就住在我们对门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
“是的。”
“我因为闲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子里往外看。请您原谅,”她看着报说下去,“我常看见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多尔日科夫走进来了。他用一块毛巾擦脖子。
“爸爸,波洛兹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说。
“是啊,是啊,布拉戈沃对我说过了,”他很快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说,我能给您什么工作呢?我这儿有些什么样的职位呢?你们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声接着说,照他的口气听来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总有二十个像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铁路线,我这儿只有繁重的活动,我需要机械工、钳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话说回来,你们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们都是些作家!”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健壮,脸颊很红,胸脯宽阔,洗得干干净净,穿着花布衬衫和肥腿的裤子,像是一个小孩玩的瓷制马车夫。他留着一圈鬈曲的胡子,没有一根白头发。他长着鹰钩鼻,眼睛乌黑、明亮、坦率。
“您会做什么事?”他接着说,“您什么也不会做!不错,我是工程师,我是生活富裕的人,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铁路以前我干过很长时间的苦差事,我做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当过两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来说说看,最可爱的人,我能给您找个什么工作呢?”
“当然,事情是这样的……”我受不了他那对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张,支支吾吾地说。
“至少您总会管个电报机什么的吧?”他想了一想,问道。
“是的,我在电报局里做过事。”
“嗯……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请您姑且到杜别奇尼亚去。那儿我已经用着一个人了,然而他是个十足的废物。”
“那么我的职务是在哪方面呢?”我问。
“到那儿再看吧。您暂且上那边去,我给他们下个命令。只是请您别酗酒,也别提出什么请求来打扰我。要不然我就把您赶走。”
他甚至没有对我点一下头就扭转身走开了。我对他和他那看报的女儿鞠了躬,走出来。我的心头十分沉重,临到姐姐问我工程师怎样接见我的时候,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到杜别奇尼亚去,我一清早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起床了。我们的大贵族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大家都还在睡觉,我的脚步声孤零零地、闷闷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杨给空气填满柔和的清香。我心里难过,不想出城去。我喜爱我这个故乡,这个城。我觉着它那么美丽,那么温暖。我喜爱这种苍翠、这晴朗而安静的早晨、我们的大钟的当当声,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依我看来却乏味,生疏,有时甚至可恶。我不喜欢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不明白所有这六万五千人为什么活着,靠什么活着。我知道基木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过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枪支,奥德萨是一个港埠,可是我们这个城究竟是什么,它做出些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大贵族街和另外两条比较干净的街道上住着的人要么靠现成的资金生活,要么靠做官从国库领来的薪金生活,此外还有八条街道,彼此平行,大约有三俄里长,街的尽头伸到高岗背后,住在这八条街上的人又靠什么生活呢,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捉摸不透的谜。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说不出口!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像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少年才光临,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裁开书页。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睡在又窄又闷的寝室里,躺在满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们住在脏得使人恶心的房间里,还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仆人,哪怕是年纪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红甜菜汤的气味,到了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鲟鱼的气味。他们吃没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在国会里,在省长家里,在主教家里,在各处屋子里,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纷纷谈论,说我们城里没有价钱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说必须向国库借二十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钱的富翁在我们城里总也不下于三十个,有时候,打一场牌就输掉整整一个庄园,可是也喝不好的水,一辈子热心地谈借款,这种事我也不懂,我觉着他们干脆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那二十万卢布来倒简单多了。
在全城当中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收受贿赂,认为人家是出于尊敬他的思想品质才给他贿赂的。中学生们为了升班而到教师家里去搭伙食,教师乘机收下他们大笔的钱。军事长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贿赂,甚至容许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连医师也接受贿赂。本城的医师和兽医向肉铺和酒馆要钱。县立学校出售那种特准豁免兵役的证书。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长老索取贿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别的一切机关里,每个有所请求的平民办完事,刚要走,就会有人对他的背影大喝一声:“应当表示感激才对!”那个平民就走回来,给他们三十个到四十个戈比。凡是不接受贿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员,总是傲慢无礼,跟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见解极其狭隘,很爱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钱的女人,对他们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们那儿才吹出一股道德纯洁的气息,她们大都有高尚的抱负,正直纯洁的灵魂,可是她们不懂生活,相信给人贿赂是出于对那人的思想品质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堕落,不可救药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
我们这个地区正在修建铁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们“修铁路的”,怕他们。我常常看见衣衫褴褛的人脸上带着血迹,头上没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现在还湿着的内衣,作为物证。“修铁路的”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们喝酒,吃东西,骂下流话,碰见举动轻佻的女人过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哨声。我们的小铺老板为了给这些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人开一开心,就用白酒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只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铁桶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什么怪物,一口气远远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儿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城里有几只狗经常发抖,尾巴夹在后腿当中,据说这些狗受不了这样的娱乐,发疯了。
火车站建筑在离城五俄里远的地方,据说工程师为了把铁路修得挨近城边而索取五万卢布的贿赂,市政机关只同意给四万,双方为那一万闹翻了。现在城里人后悔了,因为他们得修一条公路通到火车站去,据估算修这条公路破费的钱还要多。整个铁路线上已经铺好枕木和钢轨,公务列车来来往往,运输建筑材料和工人。由于多尔日科夫正在造桥,全线工程便受到了耽搁,另外有些地方的车站也还没有修好。
杜别奇尼亚是我们的第一个车站的名字,离城有十七俄里远。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的麦子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一片碧绿。这一带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荣,远处明晃地现出火车站、古墓、更远的庄园的轮廓……到野外来是多么好啊!我多么希望充满自由的感觉,哪怕只有一个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里发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贫穷,免得去想自己的饥饿!再也没有一种东西比强烈的饥饿感觉更妨碍我生活的了。这种感觉一出现,我的优美思想就跟荞麦粥、牛排、煎鱼的念头古怪地掺混起来。例如现在,我一个人站在野外,抬头看着一只百灵鸟,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似的,不住声地唱,仿佛发了歇斯底里一样,我自己却在想:“这时候要是能够吃一块抹上黄油的面包,那该多好啊!”或者我在路边坐下,闭着眼睛养一养神,听着五月里这种美妙的闹声,这时候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滚烫的土豆的气味。尽管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我却只吃得到很少的东西,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觉就是饥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饭而干活,一谈话就离不开吃食这个题目吧。
在杜别奇尼亚,工人们正在车站内部抹墙,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们有气无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老扳道员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脸上。一棵树木也没有。电报线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电报线上这儿那儿停着几只鹰。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砖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于是想起我问工程师我的职务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话:“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谈一个工头,谈一个名叫费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懂,渐渐地我觉着烦闷无聊了。这是一种生理的感觉: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又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该把它们摆在哪儿好。
我至少蹓跶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车站外面,铁路线右边,有一排电报线杆子,排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说办公处就在那边,我终于想到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那是个很旧的、早已荒废的庄园。墙上的白石头有了麻点,墙已经风化,有些地方已经坍下来了。院里有所厢房,它那灰泥脱落的光墙面对田野,房顶生了锈,有些地方补了一块块白铁,闪闪发亮。从大门口往里看,可以看见一个长满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叶窗,房顶很高,锈得发红。正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厢房,一所厢房的窗子上钉了板条,另一个小屋的窗子开着,小屋旁边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内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报线杆子立在院子里,那上面的电线通到那个厢房的窗口,厢房的一面光墙面朝田野。屋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一个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乌黑的鬈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皱起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马上笑了,说:
“你好,小利钱!”
这人是伊万·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有一年秋天我们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黄雀、蜡嘴雀,一清早趁我们父母还睡觉,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藏在暗处等着小群的南飞的椋鸟飞过,用小霰弹向它们射过去,然后把受伤的鸟拾起来,有的鸟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记得它们夜里怎样在我的笼子里呻吟,有些鸟复原了,我们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脸皮对买主赌咒说这些都是雄鸟。有一回在集市上,我手里只剩下一只椋鸟没有脱手,向顾客们兜售了很久,终于卖出去,可是只卖了一个戈比。“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钱!”我安慰自己说,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男孩们和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钱,就是现在偶尔也还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员开玩笑,叫我这个名字,其实除了我以外谁都不记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结实,胸脯很窄,伛着背,腿挺长。他的领结是用细绳扎的,根本没穿背心,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眨眼睛,脸上有一种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他老是忙忙乱乱的。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张地说,“你听我说!……咦,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们谈起天来。我这才知道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庄园不久以前还是切普拉科夫的产业,去年秋天才转让给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工程师认为把钱用来买地产比买证券有利,他已经在我们这一带地方买下三所上流社会的抵押过的庄园。在卖房的时候,切普拉科夫的母亲说妥她有权利在一所厢房里再住两年,而且要求给她儿子在办公处找个工作。
“他还有不买的!”切普拉科夫说到工程师,“光是从包工头那儿他就拿到多少钱!他跟人人要钱!”
然后他带我去吃饭,忙忙乱乱地决定我跟他两人合住在厢房里,我在他母亲那儿搭伙食。
“她是个吝啬的人,”他说,“不过她也不会问你要很多钱。”
他母亲住着的那些小房间里很挤,所有的房间连前堂和门道在内都堆满家具,这是在卖掉庄园以后从大房子里搬到这儿来的。这些家具都是用红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长得很胖、上了年纪的太太,长着中国人那种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织袜子。她对我很客气。
“妈妈,这人是波洛兹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绍我说,“他将来在这儿工作。”
“您是贵族吗?”她用一种古怪的、不好听的声调问,我觉着她喉咙里好像有一块肥油在翻腾似的。
“是的!”我回答说。
“请坐。”
这顿饭不好吃,菜只有一种用苦奶渣做馅的馅饼和奶汤。女主人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眨眼,一会儿眨这只眼,一会儿眨那只眼。她说话,吃东西,可是她的整个身体里已经透出一种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尸的气息。生命在她身体里微弱地发光,同时她心里微弱地闪着一种感觉: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里有过许多农奴,她又是将军夫人,女仆对她非尊称“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残余在她心头亮一下,她就对儿子说:
“让
,你不该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呼哧呼哧地喘气,现出女主人打算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说:
“您知道,我们把我们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们在这儿住惯了,可是多尔日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别奇尼亚的站长了。所以我们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车站附近去,那跟住在这个庄园里一模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觉得他长得挺漂亮吗?”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很阔绰,可是将军死后,一切都变了。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家和工人应得的钱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别人的敲诈,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亚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满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里面的房间,那儿铺着镶木地板,大概这是客厅,房里有一架旧式钢琴,墙上挂着大的红木框的版画,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罂粟花,它们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鲜红色的花苞。花园幽径上长着些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不住地往上长,互相纠缠在一起。这个花园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这样,在这一带,旧日的林荫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杨、松树、老菩提树,至于这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园子里的树木却已经清除掉,开辟了一个刈草场,这儿已经不闷热,也没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倒有吹拂着的清风了。越走得远也就越空旷,空地上已经长起樱桃树、李树、枝叶茂密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生着癌肿病,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简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经让我们城里的商人租去了。有一个痴呆的乡下人住在一个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椋鸟。
花园的树木越来越稀疏,渐渐变成一片真正的草场,顺一个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条长满绿色芦苇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坝附近是水深段,水深而鱼多,那个铺着草顶的小磨坊愤愤地送出一片嘈杂声音,蛤蟆使劲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镜子,偶尔出现一圈圈细纹,不住颤抖,原来是河里的莲花被快乐的鱼惊扰了。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亚村庄。安静的、蓝色的水引诱着人们,应允着凉爽和休息。现在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却都属于工程师了!
随后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报表,把文笔不通的工头和工长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的领物单、请求书、报告等一律誊写干净。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我仍旧没有事情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小孩守在厢房里,我自己到花园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诉我说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吃饭。肉很少见,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红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经常眨眼,这在她已经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觉着不自在。
这个厢房里的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么也不做,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水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总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觉老是照一照镜子,嚷一声:
“你好,伊万·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声音像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体在田野上跑起来。他吃苍蝇,而且说味道有点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