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 | （1860—1904）

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其创作对世界许多作家产生过影响。与法国的莫迫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代表作有《变色龙》《套中人》《一个文官的死》等。 nMLuJOnEVc3QWiJamWoRrumkgixsvcSYr2Xtqvory3zqgSg/M6hukb8PnxXu1a6h

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砖砌的、木头造的、旧的、新的，可是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过这不是一幢大房子，而是一所小房子。这是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老太婆，矮小，伛偻，头上戴着包发帽。小房子以及它的白灰墙、瓦房顶和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隐藏在苍翠的树林里，夹在目前房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当中。那所小房子在苍翠的树林外边是看不见的。然而这一大片绿树林却没有妨碍它成为城里的小房子。它那辽阔的院子跟其他同样辽阔苍翠的院子连成一排，形成莫斯科街的一部分。这条街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人坐着马车路过，行人也稀少。

小房子的百叶窗经常关着：房子里的人不需要亮光。亮光对他们没有用处。窗子从没敞开过，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经常居住在桑树、槐树、牛蒡当中的人，对自然界是冷淡的。只有别墅的住客们，上帝才赐给了理解自然界美丽的能力，至于其他的人，对这种美丽却全不理会。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很多，就不为人们所看重。“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不珍惜”。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喜欢呢。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

我头一次访问小房子是很久以前为办一件事而去的：房主人是契卡玛索夫上校，他托我到那儿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那第一次访问，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您从穿堂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恐慌和惊愕的神情瞧着您。您是“生人”，客人，“年轻人”，这就足以使得她惊愕和恐慌了。您手里既没有短锤，也没有斧子，更没有手枪，您满面春风地微笑，可是迎接您的却是惊恐。

“请问，您贵姓？”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而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契卡玛索娃。

您说出您的姓名，讲明您的来意。惊愕和恐惧就换成尖细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的眼珠不住往上翻。这“啊”的一声喊，像回声一样，从穿堂传到大厅，从大厅传到客厅，从客厅传到厨房……连续不断，一直传到地窖里。不久，整所房子都充满各种声调的、快活的“啊”。过了五分钟光景，您坐在客厅里一张又软又热的大长沙发上，听见“啊”声已经走出大门，顺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间里弥漫着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皮鞋就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用头巾包着。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和薄纱的女人衣服。衣服上停着吃饱的苍蝇。墙上挂着某主教的油画像，镜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裂。主教像旁边，是一排祖先们的肖像，一律生着茨冈人的柠檬色脸庞。桌上有一个顶针、一团线和一只没有织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纸样和一件针脚很粗的黑色女上衣。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惊恐慌张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拾起纸样和一块块裁衣用的画粉。……

“我们这儿，请您原谅，凌乱得很！”契卡玛索娃说。

契卡玛索娃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困窘地斜起眼睛看房门，房门里的人们还在忙着收拾纸样。房门也似乎在发窘，时而微微启开，时而又关上了。

“喂，你有什么事？”契卡玛索娃对着房门说。

“ 我父亲从库尔斯克寄给我的那个领结在哪儿？” 房门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 啊，难道，玛丽雅，难道…… ……唉，难道可以…… 现在我们这儿有一个我们不大熟识的人。 ……你问露凯丽雅吧。……”

“瞧，我们的法国话说得多么好！”我在契卡玛索娃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她高兴得满脸通红。

不一会儿房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年纪十九岁左右，身穿薄纱的长连衣裙，腰间系着金黄色皮带，我还记得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扇子。她走进来，行个屈膝礼，脸红了。先是她那点缀着几颗碎麻子的长鼻子红起来，然后从鼻子红到眼睛那儿，再从眼睛红到鬓角那儿。

“这是我的女儿！”契卡玛索娃用唱歌般的声音说，“这个年轻人，玛涅琪卡 ，就是……”

我介绍我自己，然后我对这里纸样之多表示惊讶。母女俩都垂下眼睛。

“耶稣升天节 ，我们此地有一个大市集，”母亲说，“在市集上我们总是买些衣料，然后做整整一年的针线活，直到下个市集为止。我们的衣服从不交给外人去做。我的彼得·谢敏内奇挣的钱不算特别多，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大手大脚。那就只得自己做了。”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呢？这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啊。”

“嗨……难道这是现在穿的？这不是现在穿的！这是嫁妆！”

“哎呀，妈妈，您在说些什么呀？！”女儿说，脸上泛起红晕。“这位先生真会这样想了。……我绝不出嫁！绝不！”

她说着这些话，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她们端来茶、糖、果酱、黄油，然后她们又请我吃加鲜奶油的马林果。傍晚七点钟开晚饭，有六道菜之多。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很响的哈欠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打哈欠。我惊讶地瞧着房门：只有男人才那样打哈欠呢。

“这是彼得·谢敏内奇的弟弟叶果尔·谢敏内奇……”契卡玛索娃发现我吃惊，就解释说，“他从去年起就住在我们这儿。您要原谅他，他不能出来见您。他简直是个野人……见着生人就难为情。……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原来做官，后来受人家的气。……所以他挺伤心。……”

晚饭后，契卡玛索娃把叶果尔·谢敏内奇亲手刺绣、准备日后献给教会的一条圣带 拿给我看。玛涅琪卡一时也丢开羞怯，把她为爸爸刺绣的一个烟荷包拿给我看。等到我露出赞叹她的活计的样子，她就脸红了，凑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母亲顿时容光焕发，邀我跟她一块儿到储藏室里走一趟。在储藏室里，我看见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嫁妆！”母亲对我小声说，“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看了看那些阴沉的箱子，就开始向两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她们要我答应日后有空再到她们家里来。

这个诺言，一直到我初次访问过了七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履行。这一回我奉命到这个小城里来，在一个讼案中充当鉴定人。我走进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又听见“啊”的一声喊。……她们认出我来了。……当然了！我的头一次访问，在她们的生活里成了十足的大事，凡是很少出大事的地方，大事就记得牢。我走进客厅里，看见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经花白，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裁一块蓝色衣料。女儿坐在长沙发上刺绣。这里仍旧有纸样，仍旧有除虫粉气味，仍旧有那幅画像和残破一角的镜框。不过变化还是有的。主教像旁边挂着彼得·谢敏内奇的肖像，两个女人都穿着丧服。彼得·谢敏内奇是在提升为将军后过一个星期去世的。

回忆开始。……将军夫人哭了。

“我们遭到很大的不幸！”她说，“彼得·谢敏内奇……您知道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和她成了孤儿寡母，只得自己照料自己了。叶果尔·谢敏内奇还活着，不过关于他，我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修道院不肯收他，因为……因为他好喝酒。现在他由于伤心而喝得越发厉害了。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想告他的状。说来您也不信，他有好几次打开箱子……拿走玛涅琪卡的嫁妆，送给他那些朝圣的香客。有两口箱子已经全拿空了！要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我的玛涅琪卡的嫁妆就会一点也不剩了。……”

“您在说什么呀，妈妈！”玛涅琪卡说，发窘了，“这位先生真不知道会想到哪儿去呢。……我绝不出嫁，绝不出嫁！”

玛涅琪卡抬起眼睛来，兴奋而又带着希望，瞧着天花板，看来她不相信她说的话。

一个矮小的男人身影往穿堂那边溜过去，他头顶秃一大块，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穿的是套鞋而不是皮靴。他像耗子那样窸窸窣窣地溜过去，不见了。

“这人大概就是叶果尔·谢敏内奇吧。”我暗想。

我瞧着她们母女俩：两个人都苍老消瘦得厉害。母亲满头闪着银白的光辉。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

“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老太婆对我说，却忘记这话她已经说过了，“我想告状！叶果尔·谢敏内奇把我们缝的衣服统统拿走，为拯救他的灵魂而不知送给什么人了。我的玛涅琪卡就要没有嫁妆了！”

玛涅琪卡涨红脸，可是这一回却什么话也没说。

“衣服我们只好重新再做，可是话说回来，上帝知道，我们不是阔人！我和她是孤儿寡母啊！”

“我们是孤儿寡母！”玛涅琪卡也说一遍。

去年，命运又驱使我到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去。我走进客厅，看见老太婆契卡玛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丧带 ，坐在长沙发上做针线活。跟她并排坐着的，是个小老头，穿着棕色上衣，脚上蹬着套鞋而不是皮靴。小老头看见我，就跳起来，从客厅里一溜烟跑出去了。……

为了回答我的问候，老太婆微微一笑，说：

“我现在又见到您，很高兴，先生。”

“您在缝什么？”过一会儿，我问。

“这是女衬衫。我做好，就送到神甫那儿去，托他代我保管，要不然，叶果尔·谢敏内奇就会把它拿走。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神甫保管了。”她小声说。

她面前桌子上放着女儿的照片，她看一眼照片，叹口气说：

“要知道我成了孤魂！”

那么她女儿在哪儿呢？玛涅琪卡在哪儿呢？我没问一身重孝的老太婆，我不想问。不论是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后来我站起来告辞的时候，玛涅琪卡都没走出来见我，我既没听见她的说话声，也没听见她那轻微胆怯的脚步声。……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 FXHqekdiJrABxb1nXj3aaazdAYQlZ7BisCcBikmEEtcrLLGrbE+sisRzZ4j8pvvy

“我请求过您不要收拾我的桌子，”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说，“您收拾过后，就什么东西都休想找得着。那张电报在哪儿呢？您把它扔到哪儿去了？麻烦您找一找。电报是从喀山打来的，写着昨天的日子。”

使女脸色苍白，长得很瘦，带着淡漠的脸容，在桌子底下字纸篓里找到几张电报，默默地把它们递给医生，可是那些都是本城的电报，由病人打来的。随后他们到会客室去找，又到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房间里去找。

这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了。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知道他妻子一时不会回家，至少要到早晨五点钟左右才回来。他不相信她，每逢她很久不回来，他总是睡不着，苦恼，同时看不起他的妻子，看不起她的床，看不起那面镜子，看不起她那精美的糖果盒，看不起每天总有人送给她并且弄得整个房子里弥漫着花店的浓香的那些铃兰和风信子。在这样的夜晚，他总是变得小气，任性，吹毛求疵，现在他就十分需要昨天他弟弟打来的电报，其实这个电报除了庆贺节日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在他妻子的房间里，他在桌子上一个信笺盒下面找到一份电报，匆匆看了一眼。电报是由一个署名 米谢尔 的人从蒙特卡洛打给他的岳母，要她转给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那电文医生一个字也看不懂，因为用的是外国文字，大概是英文吧。

“这个米谢尔是谁？为什么从蒙特卡洛打电报来？为什么打给我的岳母？”

他在七年来的婚姻生活当中已经习惯于怀疑，猜测，抓住罪证。他不止一次地想到，由于这种家庭里的训练，他现在可以做一名出色的暗探了。他走到书房里，开始思考，立刻想起一年半以前他跟妻子一块儿到彼得堡，跟现在担任交通局工程师的中学同学一块儿在久勃饭店里吃早饭，这位工程师给他和他妻子介绍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名字叫米哈依尔·伊凡内奇，姓很短，而且有点怪：利斯 。过了两个月，医生在他妻子的照片簿上看见这个年轻人的照片，照片上有法文的题词：“纪念现在，希望将来。”后来他有两次在他岳母家里见到他本人。……这正好发生在那样一段时期：他妻子开始常常出门，要到早晨四五点钟才回到家里，老是要求他替她办理出国护照，可是他回绝她，于是他们家便整日里发生很厉害的口角，弄得他见到仆人都觉得难为情。

半年前医生的同事诊断他得了肺病，劝他丢开一切，到克里米亚去。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听到这个消息，装出很惊恐的样子。她开始跟丈夫亲热，反复说明克里米亚又冷又乏味，最好到尼斯 去，又说她要一块儿去，在那儿照料他，看护他，爱抚他。……

现在他才明白他妻子为什么单单想到尼斯去，原来她的米谢尔就住在蒙特卡洛。

他拿过英俄字典来，翻译电文里的词，揣测那些词的含义，渐渐凑成这样的句子：“为我亲爱的情人的健康干杯，一千次吻她的小脚。急盼来临。”他暗自想象，假如他同意跟他妻子一块儿到尼斯去，他就会扮演一种多么滑稽而可怜的角色。他气得差点哭出来，十分激动地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自尊心，他的平民的反感，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他憎恶得握紧拳头，皱起眉头，问他自己：他，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一个受过宗教学校教育的学生，一个直心肠的、粗鲁的、以外科医生为业的人，怎么会甘愿当这个软弱的、无聊的、出卖灵魂的、下流的人的奴隶，那么丢脸地受这个人的辖制？

“小脚！”他揉皱那张电报，嘟哝说，“小脚！”

自从他爱上她，向她求婚，随后跟她共同生活七年以来，在他的回忆里留下的就只有一头香喷喷的长发，一团柔软的花边，一双确实很小很美的脚。直到现在，他的手上和脸上似乎还保留着从旧日的拥抱中留下的丝绸和花边的感觉，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要是不算上发癔症、尖叫、责难、威胁、老脸皮的和负心的谎话，那就真的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他记起从前在乡下他父亲的家里，往往会有一只鸟无意中从院子里飞进屋里来，开始猛烈地撞击玻璃，打翻各种物件，如今这个女人也是从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圈子里飞进他的生活，把他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他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像在地狱里那样度过，幸福的希望破灭了，受到了嘲弄，他的健康丧失了，他的各个房间里满是庸俗的、妓院般的摆设。他每年挣一万卢布，却无论如何也抽不出哪怕十个卢布来汇给他的身为教士妻子的母亲，而且已经欠下一万五千卢布的债务，立了借据。看来，即使他家里住上一伙强盗，他的生活也不致像目前这样，因为有了这个女人而变得这么令人绝望，这么不可救药地残破。

他咳嗽起来，不住地喘气。应该躺到床上去，暖和一下才对，可是他做不到，仍旧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挨着桌子坐下，拿起一管铅笔烦躁地在纸上画着，信手写道：

“试笔。……小脚。……”

将近五点钟，他浑身衰弱，把一切罪责都加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了。这时候他觉得，假如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嫁给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能够对她产生良好的影响，那么，谁知道呢，说不定最后她会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女人；而他呢，却摸不透别人的心理，不懂得女人的心，况且他又不招人喜欢，粗鲁。……

“我的寿命已经不长了，”他想，“我是个死人了，不应该妨碍活人。现在，实际上，再坚持我的某些权利，未免古怪而愚蠢。我索性跟她说穿，让她到她心爱的人那儿去好了。……我跟她离婚吧，由我来承担罪名就是。”

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终于回来了，照她原来的打扮，穿着白斗篷，戴着帽子，穿着套鞋，走进他的书房里来，往圈椅上一坐。

“那个讨厌的胖孩子，”她说，呼呼地喘气，哭出来了，“简直不老实，真可恶，”她说，跺一下脚，“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什么事啊？”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问，朝她走去。

“刚才大学生阿扎尔别科夫送我回家，把我的手提包弄丢了，手提包里有十五个卢布呢。这钱是我在我妈那儿拿的。”

她哭得挺伤心，像个小姑娘一样，不但她的手绢，就连她的手套也给泪水沾湿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医生叹道，“丢了就丢了，别去管它了。你安静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又不是财主，能够这么不在乎钱。他说他会还我钱，可是我不相信，他穷。……”

她的丈夫请求她安静下来，听他讲话，可是她不住地说那个大学生，说她丢掉的那十五个卢布。

“哎，明天我给你二十五个卢布就是，只求你别再说了，劳驾！”他生气地说。

“我得换掉衣服啊！”她哭着说，“要是我穿着皮大衣，我就不能严肃地讲话！你也真是古怪！”

他帮她脱掉皮大衣和套鞋，同时闻到白葡萄酒的气味，她吃牡蛎的时候总爱喝这种酒（尽管她生得娇小，却吃得很多，喝得也不少）。她到她的房间去了，过不多久就走回来，已经换好衣服，扑了粉，眼睛上带着泪痕，坐下来，整个身子裹在她那件单薄的、镶着花边的、宽大的长外衣里。在一大堆粉红色的波纹当中，她丈夫只看得见她蓬松的头发和穿着拖鞋的小脚。

“你想谈什么呢？”她问，在圈椅上摇晃着身子。

“喏，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医生把电报递给她，说。

她看完电报，耸了耸肩膀。

“这有什么呢？”她说，身子摇晃得更厉害了，“这是普通的新年贺电，没有别的意思。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

“你料着我看不懂英文。不错，我不懂英文，可是我有字典。这是利斯打来的电报，他为他的情人的健康干杯，吻你一千次。可是，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吧……”医生匆匆地接着说，“我根本不打算责备你，或者吵一架。吵架也好，责备也好，都闹得够了，现在也该结束了。……我想对你说的是这个：你现在自由了，你想怎么生活就可以怎么生活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她轻声哭起来。

“我让你此后不必再作假和说谎了，”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接着说，“要是你爱这个年轻人，你管自去爱，要是你想到国外去找他，你也管自去找。你年轻，健康，我呢，已经成了残废人，活不长了。一句话……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心情激动，讲不下去了。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哭着，用一种自己怜惜自己的口气承认她爱利斯，常跟他一块儿坐车出城去兜风，常到他的旅馆房间去，她目前也确实很想到国外去。

“你看，我什么也没有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整个灵魂都敞开了。我再一次要求你，请你宽宏大量，给我办个护照！”

“我再说一遍：你现在自由了。”

她换了个位子，坐得离他近一点，好看清他脸上的神情。她不信他的话，现在想弄明白他暗藏在心里的想法。她从没相信过任何人，不管别人的意图多么高尚，她总是怀疑其中含着什么卑鄙恶劣的动机和利己主义的目的。她用探索的目光端详着他的脸，他觉得她的眼睛似乎像猫眼睛那样闪着绿色的亮光。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护照呢？”她轻声问道。

他忽然想说一声“办不到”，可是他忍住了，说：

“随你规定好了。”

“我只去一个月。”

“你到利斯那儿去，可以从此不回来。我会跟你离婚，而且由我承担罪名，那么利斯就能跟你结婚了。”

“可是我根本不打算离婚！”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很快地说，做出惊讶的脸容，“我并没有要求跟你离婚！给我护照，别的什么也不要。”

“可是你为什么不打算离婚呢？”医生问，开始生气了，“你是个奇怪的女人。你多么奇怪啊！要是你真正迷恋他，而他也爱你，那么，在你们这种情况下，最好就结婚。难道你还要在结婚和私通中间有所选择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从他面前走开，她的脸现出恶狠狠的报复神情，“我非常了解您。您讨厌我了，您纯粹是想甩掉我，才硬要我离婚。多谢多谢，我可不是您想象的那种傻瓜。离婚我可不干，我不离开您，不离开，不离开！第一，我不愿意失掉我的社会地位，”她很快地说下去，仿佛生怕人家不容她多说似的，“第二，我已经二十七岁，利斯却只有二十三岁；过上一年他就会嫌弃我，丢开我。第三，不瞒您说，我也不敢担保我这种迷恋能够维持很久。……就是这么回事！我决不离开您。”

“那我就把你从家里赶出去！”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顿着脚，叫道，“我把你赶出去，下流的贱女人！”

“那就走着瞧吧！”她说，走出去了。

外面，天已经大亮，可是医生一直坐在桌子边，拿着铅笔在纸上划来划去，信手写道：

“先生。……小脚。……”

要不然，他就走来走去，在会客室里那张七年以前，他们婚后不久拍的照片前面站住，看上很久。那是一张全家合照，有他的岳父、岳母和他的妻子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那时候她二十岁，还有他自己，当时是个年轻、幸福的丈夫。他的岳父胡子刮光，身体肥胖，是个害水肿病的三等文官，狡猾，贪财。他的岳母是个胖女人，脸孔显得又小又凶，像是黄鼠狼，她发疯般地爱自己的女儿，处处帮她的忙，哪怕她女儿要勒死人，这个母亲也不会说她一句话，反而会撩起自己的衣裾来把女儿遮住。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脸也是又小又凶，然而她的凶相比她母亲更露骨，更明显，她已经不是黄鼠狼，而是大得多的猛兽！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呢，在这张照片上却显得是个老实人，一个善良、质朴的青年。在他的脸上绽开宗教学校学生的温和笑容。命运无意间把他推到那群豺狼中去，他却天真地相信，她会给他诗情，给他幸福，以及从前他在大学里唱着“不恋爱就无异于断送青春”那首歌的时候所梦想的一切。……

他又大惑不解地问自己：他，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一个受过宗教学校教育的学生，一个质朴的、粗鲁的、直心眼的人，怎么会那么软弱无力地落在这个渺小的、虚伪的、庸俗的、浅薄的、在天性方面跟他迥然不同的人的手里？

十点多钟，他穿上外衣，要到医院去了，这时候使女走进书房来。

“您有什么事？”他问。

“太太起床了，她请求您把昨天您答应给她的二十五个卢布拿给她。” FXHqekdiJrABxb1nXj3aaazdAYQlZ7BisCcBikmEEtcrLLGrbE+sisRzZ4j8pv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