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有一条狗不安地叫起来。工程师阿纳尼耶夫带着他的助手，大学生冯·希千堡，以及我，一齐走到小屋外面，看一看那条狗在对谁吠叫。我是在小屋里做客的，原可以不出去，可是，说实话，我喝了点葡萄酒，头有点晕，也愿意出去吸点新鲜空气。

“根本就没有人……”我们走到外面，阿纳尼耶夫说，“你为什么空叫一阵，阿左尔卡？傻瓜！”

四周围一个人也看不见。傻瓜阿左尔卡是一条黑毛的看家狗，它大概因为无缘无故地吠叫而想向我们赔罪，胆怯地走到我们面前，摇尾巴。工程师弯下腰去，把手放在它两只耳朵中间，摸了一下。

“你这家伙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叫一阵呢？”他用好心人跟孩子和狗讲话的声调说道，“你做了噩梦还是怎么的？瞧，大夫，我想请您留心看它一眼，”他对我说，“它是非常神经质的动物！您再也想象不到，它受不了孤独，老是做可怕的梦，梦魇折磨它，每逢你对它叫骂，它就会难过得好像发了歇斯底里。”

“是的，这是一条感情细腻的狗……”大学生也肯定道。

阿左尔卡大概明白这些人在讲它。它就扬起脸，凄凉地哀叫起来，仿佛想说：“是啊，有的时候我难过得不得了，你们要原谅我才好！”

这是个八月的夜晚，天上有星，然而四周黑暗一片。我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眼前我偶尔闯进的这种奇特环境，因此我觉得这个天上有星的夜晚比它实际的情形更荒凉、阴森、黑暗了。眼前我待在一条还在修建中的铁道线上。修完一半的高路堤、沙堆、土堆、碎石堆、小屋、深坑、东一辆西一辆的独轮手推车、工人居住的土屋的平顶，总之，这一片乱糟糟的景象被黑暗涂成同一种颜色，给大地加上某种稀奇古怪的外貌，使人联想到开天辟地以前的洪荒时代。我面前横陈着的这些东西杂乱无章，因此在那片挖掘得很难看而且面目全非的大地上看见人的面影和细长的电线杆，倒会觉得有点奇怪了，这两样东西破坏这个画面的整个格局，几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电线在我们头顶上很高的地方哼着单调的歌曲。

我们爬到铁道的路堤上，从高处俯览大地。离我们大约五十俄丈远，在洼地、深坑、土堆同漆黑的夜色混成一片的地方，有一个模糊的灯光在闪烁。它后面闪着另一个灯光，再往后又是一个灯光，这后面相距大约一百步远，有两只红眼睛——多半是小屋的两扇窗子——在发光，再过去，那类灯光就成了一长排，越远越密，也越模糊，沿着铁路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然后往左拐一个半圆，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那些灯光一动不动。它们跟夜晚的寂静、电线的悲歌，似乎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仿佛在路堤底下埋藏着一种重大的秘密，只有灯光、夜晚、电线才知道。……

“多么美妙啊，主！”阿纳尼耶夫叹口气说，“这么广大，这么美丽，简直叫人舍不得离开！这是什么样的路堤！老兄，这不能说是路堤，干脆要算是道地的勃朗峰！这条路堤要值几百万呢。……”

工程师喝过葡萄酒，带了点醉意，生出感伤的心情，一面欣赏灯光和值几百万的路堤，一面拍着大学生冯·希千堡的肩膀，用打趣的口吻接着说：

“怎么样，米海洛·米海雷奇，您在深思吗？大概看着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事业觉得愉快吧？去年这块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草原，不见人迹，可是现在您看：又有生活，又有文明！这多么好啊，真的！目前我跟您在修铁路，可是等我们走后，过上一二百年，就会有些好人在此地造工厂，造学校，造医院，热闹起来！不是吗？”

大学生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手插在衣袋里，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灯光。他没有听见工程师的话，正在想自己的心事，分明处在既不愿意讲话也不愿意听人说话的心境里。经过很久的沉默后，他回过身来对我轻声说道：

“您知道这种没有尽头的灯光像什么？它们使我不由得想起一种早已死亡的东西，一种几千年前生活过的东西，一种像亚玛力人 或者非利士人 的野营之类的东西。仿佛有个《旧约》里的民族安营扎寨，静等天明，好跟扫罗 或者大卫 交战似的。要完成这个幻景，只差吹喇叭的声音和哨兵们用某种黑人语言互相招呼的声音了。”

“这话不错……”工程师同意说。

这时候，碰巧有一阵风沿着铁道线吹过来，带来一种类似兵器叮当碰响的声音。紧接着是沉寂。我不知道工程师和大学生这时候在想什么，我却觉得面前确实出现了那种早已死亡的东西，甚至听见哨兵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在讲话。我的幻想迅速地画出帐篷、奇特的人、他们的服装、他们的盔甲。……

“是的，”大学生在沉思中喃喃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从前有非利士人和亚玛力人生活过，打过仗，起过作用，可是他们现在连影子也不见了。我们日后也会这样。现在我们在修铁路，站在这儿高谈阔论，可是过上两千年，这条路堤也好，那些在繁重的劳动后眼前正在酣睡的人也好，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这实在可怕！”

“不过您该丢开这些想法……”工程师用严肃和教训的口气说。

“为什么？”

“因为……这类思想只应当用来结束生活，而不是开始生活。您还很年轻，不该想这些。”

“究竟为什么呢？”大学生又问。

“所有这些想法，例如人生的短暂和毫无价值、生活的没有目标、死亡的不可避免、坟墓里的阴暗等等，我要说，好老弟，有这些高尚的想法在人的老年倒不错，很自然，它们是长久的内心活动和饱经忧患的产物，真正称得上是智慧的财富。然而那些思想对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头脑来说简直是灾难！灾难！”阿纳尼耶夫反复说着，摆一下手。“依我看来，在您这种年纪，与其顺着这种路子去思索，还不如肩膀上爽性不要有脑袋的好。我是认真跟您说这些话的，男爵。我早就打算跟您谈这个问题了，因为从我们相识的头一天起我就已经看出您喜爱这类该死的想法！”

“主啊，这类想法何以见得就该死呢？”大学生含笑问道，从他的声调和脸色可以看出他答话纯粹是出于礼貌，至于对工程师挑起的争论，他却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我的眼皮合起来了。我渴望散步回去以后，我们立刻互道一声晚安就上床睡觉，可是我的渴望没有很快实现。我们回到小屋里，工程师就把一些空酒瓶收拾到床底下去，从大柳条箱里取出两满瓶酒，打开瓶塞，靠着工作桌坐下，显然打算继续喝酒，谈话，工作。他拿起酒杯呷了几口，用铅笔在图样上画着，继续对大学生说明他的想法不妥当。大学生跟他并排坐着，检查账目，没开口说话。他跟我一样既不想说话，也不想听人家讲话。我不想妨碍他们工作，就离开工作桌，在旁边工程师那张弯腿的行军床上坐下，觉得烦闷无聊，急切地巴望他们叫我上床睡觉。这时候已经有十二点多钟了。

由于没有事情可做，我就观察我的新相识。阿纳尼耶夫也好，大学生也好，我以前都没见过面，直到上述那个夜晚才相识。那天天色很晚的时候，我骑着马从市集上回来，到一个地主家里去做客，可是在暮色中走错了路，辨不清方向了。我沿着铁路线兜圈子，眼看天色黑下来，想起那些“赤脚的铁路上的暴徒”，正埋伏着窥伺步行和骑马的旅客，心里害怕，一碰到小屋就动手敲门。在这儿，阿纳尼耶夫和大学生热心地欢迎我。如同素不相识的人们萍水相逢时一样，我们很快就混熟，亲热起来，先是喝茶，后来喝酒，觉得彼此仿佛认识了许多年似的。只过了一个钟头光景，我就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命运怎样把他们从京城送到遥远的草原上来，他们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思想了。

工程师尼古拉·阿纳斯达西耶维奇·阿纳尼耶夫身材矮壮，肩膀很宽，从外貌来看已经像奥赛罗那样“落进暮年的山谷”，过于肥胖了。他处在媒婆往往称之为“年富力强的男人”的那个时期，那就是说，年纪既不算轻也不算老，喜欢吃点好菜，喝点好酒，赞美过去，走路时有点气喘，睡熟了鼾声很响，至于对待四周的人，他总是流露出安静而且平稳的好心肠，凡是正派人临到升为校官、身子发胖的年纪，都会变成这样。他的头发和胡子离花白还远，然而他已经有点不由自主，往往无意中用老气横秋的态度管年轻人叫作“好老弟”，觉得有权利好意地数落他们的思想方式了。他的动作和声调总是平静、安稳、自信的，就跟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走上正路、有固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对一切事情有固定的看法的人一样。……他那张给太阳晒黑和生着大鼻子的脸、他那肌肉发达的脖子仿佛在说：“我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心满意足，将来总有一天，你们这些年轻人也会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心满意足。……”他穿一件花布衬衫，领口开在一侧，下身穿一条肥大的亚麻布长裤，裤腿塞在大皮靴里。从一些小地方，例如他那条线织的彩色腰带、他那绣花的衣领、他胳膊肘上的补丁等，我可以猜出他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多半温柔地爱着他。

冯·希千堡男爵的名字和父名为米哈依尔·米海洛维奇，他是交通学院的学生，年纪轻，在二十三岁到二十四岁之间。只有他那淡褐色的头发、稀疏的胡子，也许还该加上他那多少有点粗俗和呆板的面容，才使人想到他出身于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男爵家庭，至于其他的一切，例如他的名字、宗教信仰、思想、风度、脸上的表情，倒跟纯粹俄罗斯人一样了。他也像阿纳尼耶夫那样穿一件花布衬衫，底襟没有塞在裤腰里，脚上穿一双大皮靴，再者他背有点驼，很久没有理发，脸皮晒黑，因此他那模样不像大学生，也不像男爵，却像个普通的俄罗斯帮工。他说话和动作都很少，喝起酒来勉勉强强，没有什么胃口，核对账目也是心不在焉，仿佛一直在想什么心事似的。他的动作和声调也安静，平稳，然而他的平静跟工程师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他那张晒黑的、微微带点讥诮神情的、若有所思的脸，他那对稍稍带点阴郁神情看人的眼睛，他的整个身躯，都表现他精神的停滞和头脑的怠惰。……他的神情看上去就像是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管他面前的灯是燃着还是灭了，葡萄酒是好喝还是难于下咽，他核对的账目是对了还是错了，他都无所谓。……我从他聪明而平静的脸上看出他有这样的想法：“固定的工作也好，固定的收入也好，对事物的固定看法也好，我现在看不出这一切有什么好处。这都是胡闹。我原先住在彼得堡，如今坐在此地的小屋里，秋天又要从此地回到彼得堡，然后到春天再回到此地来。……这种事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所以谈这些没有什么用处。……”

他听工程师讲话，然而一点也不发生兴趣，只现出敷衍的淡漠神情，就跟武备中学高年级学生听好心肠的长辈唠叨一样。看来，工程师所讲的话在他听来都算不得新奇，要不是因为他懒得讲话，就会说出新奇得多，也聪明得多的话来。可是阿纳尼耶夫却不肯罢休。他已经丢开那种善意的取笑口吻，认真地讲起来，甚至讲得入了迷，这跟他脸上的平静神情却是完全不相称的。显然，他对抽象问题并非不感兴趣，他喜欢这类问题，可是他不善于，也不习惯于谈这些。这种不习惯在他的话语里那么强烈地表现出来，害得我总是一下子弄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我满心痛恨这种想法！”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受过这种思想的害，现在也还没完全摆脱。我对您说吧，也许因为我笨，这些思想才不能为我领会，所以它们除了祸害以外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别的。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关于生活没有目标、尘世毫无意义而且短暂、所罗门的‘一切皆空’这类想法过去是而且直到现在还是人类思想领域中最高、最后的阶段。思想家达到这个阶段就停住了！往前没有路可走了。正常的脑筋的活动总是到这儿就结束，这是顺乎自然，合乎常规的。可是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恰恰从终点开始思索。我们是从正常人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我们的脑筋刚刚开始独立活动，我们就一步登天，爬到最高最后的一级，却不肯了解下面的那些级。”

“这又有什么坏处呢？”大学生问。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正常！”阿纳尼耶夫嚷道，差不多带着愤怒的神情看他，“如果我们用不着走完下面那些级，就想出办法一步登天，那么整个一条长梯子，就是说整个人生，连同它的色彩、声音、思想，对我们来说，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在您这种年纪，这样的思想是祸害和荒谬，这您可以从您合理的独立生活的每一步中看出来。假定说，您此刻坐下来看达尔文或者莎士比亚的著作。您刚读完一页，那有毒的思想就露头了：您的漫长的一生也好，莎士比亚也好，达尔文也好，依您看来都无聊，荒唐，因为您知道您日后会死掉，莎士比亚和达尔文也已经死了，他们的思想既没有拯救他们自己，也没有拯救大地，更没有拯救您。既然生活照这样失去了意义，那么知识啦，诗歌啦，崇高的思想啦，等等，都无非是成年的孩童们无益的娱乐，消愁解闷的玩意儿罢了。您看到第二页就看不下去了。又例如，有人到您这儿来，把您看作聪明人，问您，比方说，对战争的看法怎样：战争是不是需要，合不合乎道德？您回答这个可怕的问题的时候，光是耸一下肩膀，说些老套话了事，因为按照您的思想方式，成千累万的人死于暴力也好，寿终正寝也好，完全一个样，不论第一种死法还是第二种死法，结果毫无区别：骨灰和忘却。我跟您在修铁路。请问，既然我们知道两千年后这条铁路要化为灰尘，那么我们何必绞尽脑汁，进行发明，鄙弃陈规旧套，怜惜工人，贪污或者不贪污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您得承认，按照这种不幸的思想方式来看问题，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科学，不会有艺术，连思想本身都不会有。我们自以为比群众，比莎士比亚聪明，可是实际上我们的思想活动不会得出什么成果，因为我们不愿意降到下面那些阶梯上去，而上面又已经没有地方可走，于是我们的脑筋就停在冰点上，一步也动不得了。……从前有六年左右，我一直处在这类思想的支配下，我对着上帝发誓，在那段时期我没读过一本有用的书，也没变得聪明一点，我的道德水平也没提高一分。难道这不是灾难？再者，不光是我们自己受到毒害，我们还给我们四周的人们的生活带来毒害。如果我们抱着我们的悲观主义而屏弃生活，住到山洞里去，或者赶紧死掉，倒也罢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却顺从普遍的规律生活下去，有感情，爱女人，养儿育女，修铁路！”

“我们的思想并不能使人热起来或者冷下去……”大学生勉强说了一句。

“不然。唉，您务必要把这种想法丢开！您还没深切地理解生活。瞧着吧，等您活到我这种年纪，朋友，您才会明白过来！我们这类思想并不像您想的那么无辜。这种思想在实际生活里，在和别人的接触中，只会生出惨事和蠢事来。我就曾经历过那种事，像那样的事，哪怕是歹毒的鞑靼人，我也不希望他们遭到哟。”

“举个例看？”我问。

“举个例看？”工程师重复一遍。他想了一想，含笑说道：“比方就拿那件事来说吧。说得确切些，那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篇地道的小说，又有开端又有结局。那是极好的教训！啊，那是什么样的教训呀！”

他给我们，也给他自己斟满酒，伸出手心摩挲他那宽阔的胸脯，与其说是对着大学生，不如说是对着我，接着讲下去：

“那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夏天，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我刚读完大学。当时我坐火车到高加索去，路上在海滨某城耽搁了五天光景。我得告诉您，我是在那个城里诞生和长大的，因此用不着奇怪，我觉得这个城异常舒适，温暖，美丽，其实对京城人士来说，住在这个城里跟住在什么丘赫洛马 或者卡希拉 一样乏味和不舒适。我带着忧郁的心情走过我往日读过书的中学校，带着忧郁的心情在很熟悉的公园里散步，带着忧郁的心情打算就近观察一下那些我很久没有见过然而还记得的人。……我是带着忧郁的心情对待这一切的。……

“有一天傍晚，我顺便坐车到一个所谓的检疫所去。那是一个不大的、稀疏的小树林。从前，在一个如今已经淡忘的鼠疫流行时期，这个树林里确实有过检疫所，目前却成了别墅客人的居住区。这儿离城有四俄里远，要坐车沿着一条柔软的好路才能到达。人坐在车上，可以看见左边是浅蓝色的海洋，右边是阴沉的无边草原，真是呼吸畅快，眼界开阔。小树林正好坐落在海边。我下车后，走进熟识的大门，头一件事就是顺着林荫路往一个我幼年时很喜欢的、石砌的小亭子走去。依我看来，那个用难看的圆柱支撑着的、笨重的圆亭包含着古墓碑的抒情气氛和索巴凯维奇 的粗糙，是全城最有诗意的一个小角落。它立在岸边一道峭壁上，从那儿可以清楚地看见海洋。

“我坐在一条长凳上，上半身探过栏杆，往下看。亭子旁边有一条小路顺着高陡而几乎垂直的海岸一路下去，两旁是些大土块和牛蒡。小路的尽头在下面很远的地方，那儿有一片沙滩，沙滩上有些不高的海浪懒洋洋地吐出泡沫，轻声低吟着。海洋跟七年前我读完中学、离开家乡到京城去的时候一样庄严、阴沉、无边无际。远处有一长缕黑色的浓烟，那是一条轮船在航行，除去这条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动也不动的黑色长带和水面上闪过的浮鸥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给海洋和天空的单调画面添上一点生气了。在亭子的左右两边伸展着高低不平的土岸。……

“您知道，每逢心境忧郁的人独自面对着海洋，或者面对着他认为宏伟的别的景色，不知什么缘故，他的胸中，除了忧郁以外，总还掺混着一种信念，认为他会在默默无闻中活下去，死掉，于是他信手拿起一管铅笔，赶紧在他随手碰到的东西上写下他的名字。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切类似我的亭子这样孤寂幽静的角落，都涂有铅笔字，布满用削笔刀刻成的字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瞧着栏杆，读道：‘伊凡·柯罗尔科夫于一八七六年五月十六日到此一游，书此留念’。柯罗尔科夫旁边，有个当地的梦想家写下自己的姓名，还添上两句诗：‘他站在荒凉的浪潮起伏着的海岸旁，心中充满伟大的思想。’ 他的笔迹是梦幻的，软绵绵的，就跟浸过水的湿绸子一样。有一个人名叫克罗斯，大概是个十分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人，非常强烈地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就施展刀功，把他的名字刻成一俄寸深。我随手从衣袋里取出一管铅笔，也在柱子上写下我的名字。不过这些都跟我讲的事不相干。……请您原谅，我不善于把话讲得简短。……

“我忧郁，而且有点烦闷。烦闷、寂静、海水的呜呜声，渐渐把我引到刚才我们谈到的那种思想上去。那时候，七十年代结尾，那种思想正开始在社会人士当中盛行，后来到八十年代初期，又从社会人士当中渐渐转到文学上，转到科学和政治上去。当时我不过二十六岁，然而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一切都是骗局和幻觉，就本质和结果来说，萨哈林岛 上的苦役犯生活跟尼斯 的生活一点差别也没有，康德的头脑和苍蝇的头脑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或者有罪的，一切都无聊和无谓，滚它的！我固然在生活，然而我好像借此向一个目力看不见的、逼着我生活下去的力量赏光，仿佛在说：‘力量呀，你瞧，我一点也看不起生活，可是我在活下去！’我顺着一条固定的思路思考，然而花样无穷，在这方面我好比精细的美食家，单用土豆就能烧出上百种可口的菜来。毫无疑问，我是偏颇的，甚至多少有点狭隘，然而当时我却认为我思想的天地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我的思想像海洋那样辽阔。是啊，我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下断语，我们所谈的这种思想就它的实质来说自有引人入胜和使人麻醉的地方，就跟烟草或者吗啡一样。它成了习惯，成了必需品。您利用每一分钟孤独的光阴和每一个方便的机会让您的思想驰骋，什么生活没有目标啦，坟墓里如何黑暗啦。当时我在亭子里坐着，林荫道上有些生着长鼻子的希腊儿童在规规矩矩地散步。我利用这个方便的机会打量他们，心里暗想：‘试问，这些孩子为了什么目的生下来，活下去呢？他们的生存难道有一点点意义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长大成人，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毫无必要地活下去，然后死掉。……’

“我甚至恼恨那些孩子，因为他们规规矩矩地走着，庄重地谈着什么，仿佛真的看重他们渺小而没有光彩的生活，知道活着有什么目的。……我记得，远远的，在林荫道的尽头，有三个女人的身影出现了。三位小姐，一位穿粉红色连衣裙，两位穿白色连衣裙。她们挽着胳膊并排走来，一面讲话一面笑。我盯住她们，心里思忖：‘现在我烦闷得很，要能找个女人过上一两天风流的生活才好！’

“我顺便想起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跟彼得堡那个情妇见面，心想目前搞一段短暂的罗曼司，倒也正是时候。站在当中的那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姐显得比她的女朋友们年轻漂亮些，从风度和笑声来判断，她大概是中学校高年级的女生。我带着不纯洁的念头瞧着她的胸部，同时这样想到她：‘她学会音乐和礼貌，将来嫁给一个希腊佬（求主宽恕我这样说），过没有必要的、灰色的、愚蠢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生下一群孩子，然后死掉。荒唐的生活啊！’

“总之，必须说，我是一个善于把崇高的思想和最卑下的俗念结合起来的能手。关于坟墓里如何黑暗的思想，并没有妨碍我欣赏女人的胸脯和大腿。我们这位可爱的男爵的崇高思想也一点都没妨碍他每逢星期六总要坐上马车到伏科洛甫卡去干风流韵事。凭良心说，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对待女人的那种态度带有十足的侮辱性。现在，您瞧，我想起那几个女学生就为我当时的想法脸红，然而那时我的良心却平安无事。我是贵族家庭的儿子，又是基督徒，受过高等教育，论天性并不凶恶，也不愚蠢，可是临到我照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付给女人 血腥钱 ，或者用侮辱性的目光跟踪女学生，我却没感到一丁点儿的不安。……症结在于，青春自有它的权利，不管这些权利是好的还是可恶的，我们在原则上一概不反对。凡是知道生活没有目标而死亡不可避免的人，对于跟自然做斗争，对于罪恶的观念，总是十分淡漠：斗争也好，不斗争也好，反正你要死掉，烂掉。……其次，我的先生，我们这种思想甚至会在极其年轻的人们心中注入所谓的理性。理性战胜感情，在我们当中十分盛行。直接的感觉和灵感完全被浅薄的分析淹没了。凡是有理性的地方就一定有冷酷，而冷酷的人（这用不着掩饰）是不懂纯洁的。只有热情的、恳切的、善于爱的人才能领会这种美德。第三，我们的思想否定生活的意义，同时也就否定了每个人人格的意义。显然，如果我否定某一位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的人格，那么她是否遭受侮辱，对我来说，也就完全无所谓了。今天我侮辱她人格的尊严，付给她 血腥钱 ，明天我就把她丢在脑后了。

“我照这样坐在亭子里，观察那几位小姐。林荫路上又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她没戴帽子，头发淡黄色，肩膀上围一块毛线编织的白披巾。她顺着林荫路散步一阵，然后走进亭子，手扶栏杆，淡漠地瞧着下面和远处的海洋。她走进亭子来，却根本没注意我，仿佛没看见我似的。我从脚到头地打量她（不是像打量男人那样从头到脚），发现她年纪轻，至多不过二十五岁，长得俊俏，身材好看，大概已经不是小姐，而是上流人家的太太了。她穿着家常衣服，然而样式时髦，风雅大方，城里有知识的太太们一般都是这样打扮的。

“‘瞧，能跟这一位相好才好……’我瞧着她美丽的腰和胳膊，暗想，‘倒挺不坏呢。……她多半是医生或者中学教员的老婆吧。……’

“然而跟她相好，也就是说叫她做一次旅客们十分喜爱的临时性风流韵事中的女主角，却不容易，未必办得到。这是我在细看她的脸的时候体会到的。凭她的目光、她的神情看来，仿佛那海洋、那远处的黑烟、那天空，她早已感到厌倦，早已瞧腻了。看来她疲乏，烦闷，心里想着什么不快活的事情。凡是女人，感到身旁有个陌生的男人，几乎都会露出一种心神不定却又勉强装得冷漠的样子，可是她的脸上连这种表情也没有。

“这个金发女人无意间烦闷地瞧我一眼，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暗自想心事。我从她的眼光看出她根本没有理会我，我和我的京城人的外貌甚至没在她心里引起一点普通的好奇心。可是我仍旧决定跟她攀谈，就问道：

“‘太太，请允许我向您打听一下，从这儿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几点钟才有？’

“‘好像是十点钟或者十一点钟。……’

“我道了谢。她凝神看了我一两次，她那缺乏热情的脸上突然闪过好奇的神情，随后又闪过类似惊讶的表情。……我赶紧装出漠不关心的神态，做出若无其事的姿势。她上钩了！仿佛有个什么东西使劲咬了她一口似的，她忽然离开长凳站起来，温和地微笑着，匆匆地打量我，胆怯地问道：

“‘请问，您别是阿纳尼耶夫吧？’

“‘是啊，我就是阿纳尼耶夫……’我回答说。

“‘那么您不认识我了？不认识了？’

“我有点慌张，仔细看了她一阵。您猜怎么着，我不是从她的脸相，也不是从她的身材，却从她那温和而疲乏的笑容认出她来了。她就是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或者照以前大家对她的称呼，也就是基索琪卡，七八年前我还穿着中学生制服的时候没头没脑地热爱过的那个姑娘。这是一件早已过去的事，一件陈年老事。 ……我想起当初这个基索琪卡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时候那副娇小清瘦的模样，那当儿她正合男学生的心意，大自然把她创造出来正是要她作柏拉图式恋爱的对象。那个姑娘多么迷人呀！白净的脸庞，娇弱的身材，潇洒的风度，仿佛您只要对她吹一口气，她就会像一片羽毛似的飞上天去。她的脸容总是显得那么温和而困惑，两只手很小，柔软的长发辫拖到腰带上，腰细得跟黄蜂一样，总之，她像月光那样轻盈而晶莹。一句话，用中学生的观点来看，她是个说不出有多么俊俏的美人。……我当时爱上了她，爱得好苦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写许多诗。……往往，傍晚时分，她坐在市内公园里一条长凳上，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围拢她，恭恭敬敬地瞧着她。……我们称赞她，我们装模作样，我们唉声叹气，她呢，在黄昏的潮气当中神经质地缩起身子，眯细眼睛，温和地微笑，在这种时候她非常像一只小小的、好看的猫。我们瞧着她，我们每个人都巴不得把她当作猫，亲近她，摩挲她，因此她得了基索琪卡 这个诨名。

“我们已经分别七八年，基索琪卡大大变样了。她变得壮实了，丰满了，完全不像一只柔软、蓬松的小猫了。她的脸庞倒没苍老或者憔悴，然而似乎失去原有的光彩，变得严厉了。她的头发显得短，身材却高了，两个肩膀几乎宽了一倍，主要是她脸上已经带着像她这种年纪的上流女人所常有的母性和温顺的神情，当然，这种神情以前我在她的脸上没看见过。……一句话，除了温和的笑容以外，在她身上已经不复存在往日那个女学生和柏拉图式恋爱的对象的痕迹了。……

“我们攀谈起来。基索琪卡听说我已经成为工程师，高兴极了。

“‘这多么好哇！’她说，快活地瞧着我的眼睛，‘啊，多么好哇！你们全都了不起！你们那一期毕业生，没有一个是失败者，个个都出人头地。有的做了工程师，有的做了医生，有的做了教员，听说有的已经在彼得堡成了著名的歌唱家呢。……你们啊，你们全都了不起！啊，这多么好哇！’

“基索琪卡的眼睛里闪着真诚的快乐和善意。她像姐姐或者往日的女教师那样赞赏我。可是我瞧着她那张可爱的脸，心里却暗想：‘今天能把她搞上手才好！’

“‘您记得吗，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我问，‘有一回我拿着一捧花和一封信到公园里去送给您。您看过我那封信后脸上现出一副困惑神情。……’

“‘不，这我不记得了，’她说着，笑起来，‘有一件事我倒还记得：您有一次为我而打算跟弗洛连斯决斗。……’

“‘哦，您瞧，这件事我倒不记得了。……’

“‘是啊，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基索琪卡叹口气说，‘从前我是你们的偶像，现在呢，却轮到我来敬仰你们这些人了。……’

“再谈下去，我才知道基索琪卡在中学毕业后大约过了两年就嫁给一个半希腊血统的本地人，这人不是在银行里就是在保险公司里任职，同时兼做小麦生意。他的姓有点古怪，好像是普普拉基或者斯卡兰多普洛。……鬼才知道他姓什么，我忘了。……总的说来，基索琪卡很少讲到自己，而且也不乐意讲。话题全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她问我学院的情况、我的同学的情况、彼得堡的情况、我的计划，凡是我讲的话，都在她心里引起热烈的欢乐和赞叹：‘啊，这多么好哇！’

“我们走下坡，往海洋走去，在沙滩上散步，然后等到傍晚的潮气从海上吹来，我们才回到坡上。话题始终围绕着我，围绕着过去。我们一直散步到晚霞的光在别墅的窗子上渐渐消退才罢休。

“‘到我家里去喝茶吧，’基索琪卡对我提议说，‘茶炊一定早就端上桌子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她说，这时候在葱茏的洋槐树林当中出现了她的别墅，‘我丈夫老是在城里，一直要到深夜才回来，而且也不是每天都回来，所以，老实说，我闷得要命。’

“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欣赏她的后背和肩膀。听说她嫁了人，我暗自高兴。对临时的风流韵事来说，结过婚的女人倒比小姐们合适得多。听说她丈夫不在家，我也暗自高兴。……然而同时，我又觉得这件风流事不会成功。……

“我们走进正房。基索琪卡的那些房间都不大，天花板很低，家具是别墅里常用的那种（俄国人喜欢把舍不得丢掉而又没处安放的那些不方便的和暗淡无光的笨重家具摆在别墅里），不过从某些小地方仍旧可以看出基索琪卡和她丈夫的光景并不差，每年总要开支五六千卢布。我记得在基索琪卡称之为饭厅的那个房间里，中央放着一张圆桌，不知什么缘故下面有六条腿，上边放着一个茶炊和几个杯子，桌面靠边的地方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一管铅笔和一个笔记本。我朝那本书看了一眼，知道那是玛里宁和布烈宁合著的算术习题集。我现在还记得，那本书翻开的地方正是‘按比例分配’。

“‘您这是在给谁温课？’我问基索琪卡。

“‘我没给谁温课……’她回答说，‘这是我自己随便做着玩的。……我闷得慌，又没有事情可做，想起了旧日，就做一做这些题目。’

“‘您有孩子吗？’

“‘我生过一个男孩，可是他活了一个星期就死了。’

“我们开始喝茶。基索琪卡钦佩我，又说我做了工程师是多么好，她怎样为我的成就高兴。她讲得越多，微笑得越恳切，我也就越相信我会一无所获地离开她的家。那时候我在搞风流韵事方面已经是个行家，善于准确地估量成功或者失败的机会了。如果您要猎取的是个蠢女人，或者是像您自己一样追求冒险和刺激的女人，或者是您不熟悉的狡猾女人，那您自管大胆指望成功好了。可是如果您遇见的女人并不愚蠢，态度严肃，脸上现出疲乏的温顺和善意，而且她高兴陪着您，主要的是她尊敬您，那么您就该拨转马头往回走。在这种情形下，要想取得成功，所需下的功夫就不止一天了。

“可是在傍晚的灯光下，基索琪卡显得比白天更加招人疼爱。我越来越喜欢她，看来她也喜爱我。况且，那环境也最适合于谈情说爱：她丈夫不在家，仆人也不见，四周静悄悄的。……尽管我不大相信会成功，可还是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进攻。首先得换上一种随随便便的口气，把基索琪卡那种带抒情意味的严肃心情变成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才行。……

“‘我们来改一改话题吧，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我开口说，‘我们来谈点快活的事。……首先，请您允许我为了纪念旧日而称呼您基索琪卡。’

“她答应了。

“‘请您说说，基索琪卡，’我接着说，‘本地的这些娘们儿都是发了什么疯？她们怎么回事啊？从前她们都规规矩矩，守身如玉，现在呢，求上帝怜恤吧，不管你问起谁，人家准会给你讲些吓人的事情，逼得你为人类担惊害怕。……这个小姐跟军官私奔了，那个小姐带着中学生逃跑了。这位太太离开丈夫跟戏子走掉了，那位太太离开丈夫去找军官了，等等，等等。……简直成了传染病！照这样下去，恐怕不久你们这个城里就连一个小姐，一个年轻的妻子也不剩了！’

“我是用庸俗的调皮口气讲这些话的。要是基索琪卡笑着回答我的话，我就会照这样继续说下去：‘哼，当心啊，基索琪卡，可别让这儿的军官或者戏子把你拐走！’她就会低下眼睛说：‘谁高兴拐带我？有的是比我年轻漂亮的女人哟。……’那我就对她说：‘得了吧，基索琪卡，我就是头一个巴不得把您拐走的人！’我们照这样谈下去，到头来我就会大功告成。然而，基索琪卡回答我的却不是笑声，刚好相反，她现出严肃的脸色，叹了口气。

“‘人家讲的那些事都是真的……’她说，‘我的堂妹索尼雅就是离开丈夫跟演员走掉的。当然，这不好。……每个人都应该承受命运为他安排下的一切，可是我不想批评她们，责怪她们。……有的时候环境比人强！’

“‘这话不错，基索琪卡，可究竟是什么环境才会产生这种名符其实的传染病呢？’

“‘这很简单，也容易明白……’基索琪卡拧起眉毛说，‘我们这些有知识的姑娘和女人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出外去进高等学校或者去做女教员，总之像男人那样有理想，有目标地生活下去，那并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于是只好嫁人。……不过，请问，嫁给什么人呢？你们这班男孩子念完中学就出外上大学，从此再也不回故乡，在京城成了亲，而女孩子却留在这儿！……请问，要她们嫁给谁呢？好，既然没有正派的、有教养的男人，她们就只好嫁给上帝才知道的角色，各式各样的掮客啦，希腊佬啦，都是些只会喝酒，在俱乐部里闹事的家伙。……姑娘们无可奈何，胡乱地嫁出去了。……可是这以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您自己也会明白：受过教育而有教养的女人不得不跟愚蠢的和难处的男人一块儿过日子，那么她一遇见有知识的人，军官，演员，或者医生，自然就会爱上他，原来的生活她就会觉得不能忍受，她就离开丈夫远走高飞了。可不能责备她们啊！’

“‘既是这样，基索琪卡，那又何必嫁人呢？’我问。

“‘当然，’基索琪卡叹口气说，‘不过要知道，每个姑娘都觉得好歹有个丈夫总比没有强。……总之，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在这儿生活是不愉快的，不愉快得很！做姑娘觉得气闷，嫁了人也还是觉得气闷。……现在大家嘲笑索尼雅，因为她私奔了，而且是跟一个演员私奔的，可是如果把她的灵魂看个明白，就笑不出来了。……’”

门外，阿左尔卡又叫起来。它恶狠狠地不知对什么人狂吠，然后凄凉地哀号，全身猛然撞在小屋的墙上。……阿纳尼耶夫怜悯它，皱起了眉，中断他的故事，走出去了。大约有两分钟光景，可以听见他在门外安慰那条狗：“好狗！可怜的狗！”

“我们的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喜欢谈天，”冯·希千堡笑着说，“他是个好人！”他沉默一会儿又补了一句。

工程师回到小屋，给我们的杯子里斟满葡萄酒，含笑摩挲着胸脯，接着说：

“这样，我的进攻就没有成功。我无计可施，只好丢开那些不纯洁的思想，等比较有利的时机再说。我对失败只得听天由命，俗语说得好，‘摆一摆手，算了吧’。事情还不仅是这样，在基索琪卡的声调、傍晚的空气和寂静的影响下，我自己也渐渐染上安静的抒情心境。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敞开的窗子旁边的圈椅上，眺望树木和黑下来的天空。槐树和椴树的黑影跟八年前一模一样，而且，像我小时候那样，远处什么地方有人在弹一架破旧的钢琴。人们仍旧保持着在林荫路上散步的习气，不过换了一批人罢了。在林荫路上溜达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的同学，不再是我的热情的对象，却是陌生的中学生，陌生的小姐了。我忧郁起来。我问起旧日的熟人，大约有五次听到基索琪卡回答说：‘他死了’，我的忧郁就变成只有在追悼好人的安魂祭上才会体验到的那种感情。于是我，坐在窗子旁边，瞧着散步的人们，听着钢琴的铿锵声，这才生平头一次亲眼看见一代人怎样急急忙忙地替换另一代人，在人的一生中，哪怕短短的七八年，也会有多么不祥的意义！

“基索琪卡在桌上放了一瓶桑托林酒 。我喝着酒，无精打采，把一件什么事讲了很久。基索琪卡听我讲话，跟先前一样钦佩我和我的才智。然而时光在流逝。天已经黑下来，槐树和椴树的黑影连成一片，人们不再在林荫路上散步，钢琴停下来，只能听见海水的平均的哗哗声了。

“年轻人都是一样的。您对一个年轻人亲热一点，心疼一下，请他喝点葡萄酒，让他知道他招人喜欢，他就会无拘无束地坐在那儿，忘记到了该告辞的时候，尽自讲啊讲的，讲个没完。……主人的眼睛睁不开，到睡觉的时候了，可是他仍旧坐在那儿，讲他的话。我也是这样。我无意间看一下表：已经十点半了。我就起身告辞。

“‘动身前再喝一杯吧。’基索琪卡说。

“我就喝了一杯动身酒，不料又长谈起来，忘记到了该走的时候，却坐下来。然而后来响起了男人的说话声、脚步声、马刺的磕碰声。有人走过窗口，在大门附近站住。

“‘好像是我的丈夫回来了……’基索琪卡听着，说。

“门响了，说话声已经传进前堂，我瞧见两个人走过饭厅门口，一个是身体丰满的黑发男子，生着钩鼻子，戴着草帽，另一个是穿白色军服的军官。他们两人走过门口，只冷淡地瞟一眼我和基索琪卡，我觉得他们似乎喝醉了。

“‘这样看来，她对你胡说，你倒听信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响亮的说话声，带着浓重的鼻音，‘第一，那不是在大俱乐部，而是在小俱乐部。’

“‘你在生气，朱庇特，那么你就错了……’另一个笑着说，咳嗽几声，显然是军官的声音，‘你听我说，我可以在你家里过夜吗？你说老实话：我不妨碍你吗？’

“‘这还要问？！不但可以，甚至非在这儿过夜不可呢。你想喝什么，啤酒还是葡萄酒？’

“他们两人坐的地方跟我们隔着两个房间，说话声音很响，显然没顾到基索琪卡，也没顾到她的客人。然而基索琪卡从她丈夫回来后，却起了显著的变化。起初她脸红，后来脸上现出胆怯的负疚神情。她变得心神不定。我开始觉得她不好意思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她希望我走。

“我就起身告辞。基索琪卡把我送到门外。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她那温和忧郁的笑靥和亲切温顺的眼睛，她握着我的手说：

“‘大概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好，求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谢谢您！’

“没有叹息声，也没有多余的话。她跟我告别的时候，手里举着一支蜡烛，有许多光点在她脸上和脖子上跳动，仿佛在追逐她那忧郁的笑靥。我想起往日人们总想把基索琪卡当作猫一样抚摸几下的时候她是什么模样，再定睛看着现在的基索琪卡，不知什么缘故，记起了她那句话：‘每个人都应该承受命运为他安排下的一切’，我心里觉得不好受。我凭直觉猜到，而且我的良心也小声对我这个幸运而冷漠的人说：我面前站着一个人，她心好，怀着善意，充满热爱，却又苦恼不堪。……

“我点了点头，往大门口走去。天已经黑了。在南方，七月间的傍晚来得早，天色黑得快。将近十点钟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几乎摸着黑走到大门口，一路上大约划了二十根火柴。

“‘马车！’我走出大门外叫道。既没有说话声也没有叹息声来回答我。……‘马车！’我又叫一遍，‘喂！公共马车！’

“可是这儿既没有出租马车，也没有公共马车，只有坟墓般的寂静。我仅仅听见带着睡意的海洋发出呜咽声，酒后我的心怦怦地跳。我抬起眼睛看天空，天上一颗星也没有。夜色又黑又阴沉。看来天空布满了云。不知什么缘故，我耸了耸肩膀，不禁傻笑起来，再一次叫马车，然而声调已经不那么坚决有力了。

“‘马！’回声回答我。

“在旷野上步行四俄里路，而且是摸着黑走，那却是一想起来就不愉快的事。我下决心徒步赶路以前，考虑了很久，呼唤马车，后来耸动着肩膀，懒洋洋地走回小树林，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小树林里黑得可怕。从树干之间望出去，这儿那儿，现出别墅里红光闪烁的窗子。有一只乌鸦被我的脚步声惊醒，看见我要照亮通到亭子去的路而划亮火柴，害怕了，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擦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心里又烦恼又害臊，乌鸦仿佛明白这一点，就嘲笑我，呱呱地叫！我烦恼是因为我不得不徒步赶路，我害臊是因为刚才在基索琪卡家里我唠唠叨叨像小孩子一样。

“我走到亭子里，摸到一条长凳，坐下来。下面很远的地方，在浓重的黑暗后边，海洋发出低抑而气愤的咆哮声。我记得，我像瞎子似的既看不见海洋，也看不见天空，我坐在亭子里，却连亭子也看不清，这时候，在整个世界上，我只觉得我那酒后带着醉意的脑海里有些思想在漫游，此外，在下边一个地方，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发出单调的喧闹声。不过，后来我打盹儿的时候，觉得发出喧闹声的好像不是海，却是我的思想，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照这样把全世界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忘了马车，忘了这座城，忘了基索琪卡，沉浸在一种我十分喜爱的心境里。这就是您觉得在黑暗而不定形的整个宇宙里只生存着您一个人的时候您那种可怕的孤独心境。这是一种骄傲而险恶的心境，只有俄国人，思想感情像他们的平原、树林、白雪那样广阔无垠而且严峻，才会有这样的心境。假如我是画家，我就一定要画出一个俄国人盘腿坐着，一动也不动，双手捧住头，沉浸在这种心境里，当时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儿。……跟这种心境同时出现的，还有生活缺乏目标、死亡、坟墓里的黑暗等等思想……这类思想连一文钱也不值，不过那脸上的表情大概倒很美呢。……

“我坐在那儿打盹儿，一直下不了决心再站起来，我觉得那儿又温暖又安宁，可是，突然间，在平匀单调的海水声中，冒出某些声音，就跟十字布上露出花纹一样，吸引了我的注意，使我不再专心想自己。……原来有人沿着林荫路匆匆地走来。这个人走到亭子跟前，站住了，像小姑娘似的呜咽起来，用小姑娘般的哭声说：

“‘我的上帝，这种生活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啊？主！’

“凭她的说话声和哭声来判断，这人像是个十岁到十二岁的姑娘。她犹豫不决地走进亭子，坐下来，又像祷告又像诉苦地诉说起来。……

“‘主啊！’她拖长声音说道，哭了，‘这真叫人受不了！再怎么有耐性也支持不住！我一直忍着，一直沉默，可是，我总得生活下去呀。……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照这样说了许多。……我想看一眼这个姑娘，跟她谈几句话。我怕吓着她，就先大声叹口气，咳嗽一声，然后小心地划亮一根火柴。……明亮的光在黑暗中一闪，照亮了哭着的那个人。原来她就是基索琪卡。”

“真荒谬！”冯·希千堡叹道，“漆黑的夜晚啦，海水的呜咽声啦，受苦的她啦，全世界的孤独集于一身的他啦……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缺手持短刀的彻尔克斯人了。”

“我跟您讲的不是故事，是实事。……”

“哦，就算是实事吧。……这种事并没有什么意思，大家早就听厌了。……”

“您先别小看这件事，等我讲完再说！”阿纳尼耶夫说道，气恼地摆一摆手，“别打岔，劳驾！我不是讲给您听，而是讲给这位大夫听的。……喏，”他接着对我讲下去，斜起眼睛瞟一下大学生，大学生低下头去算他的账，好像挖苦了工程师觉得很痛快似的，“喏，基索琪卡瞧见我，并不吃惊，也不害怕，倒好像早就知道会在亭子里看见我似的。她呼吸急促，周身发抖，仿佛害着热病。她脸上沾着泪痕，我接连划亮几根火柴，仔细端详，却看出已经不是先前那张聪明、温顺、疲乏的脸，换了一种我至今也没弄明白的模样了。那张脸既没表现痛苦，也没表现不安，更没表现悲伤，跟她的话语和眼泪所表现的全不一样。……老实说，大概就因为我不了解，我才觉得那张脸显出一副呆相，像喝醉了酒似的。

“‘我再也受不住了……’基索琪卡用姑娘那样的哭声嘟哝说，‘我已经耗尽了力量，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请您原谅，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我要到城里找我的母亲去。……请您送我去。……请您看在上帝分上送我去吧！’

“我一见到别人哭，就说不出话来，同时又没法保持沉默。我惘然失措，为安慰她而含含糊糊地说了些废话。

“‘不，不，我要找我的母亲去！’基索琪卡坚决地说，站起来，使劲抓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和衣袖都给眼泪沾湿了），‘请您原谅我，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我要去。……我再也受不住了。……’

“‘基索琪卡，这儿可是一辆马车也没有！……’我说，‘您怎么去呢？’

“‘没关系，我走着去。……那儿不算远。……我再也受不下去了。……’

“我很窘，然而并不感动。基索琪卡的眼泪，她的颤抖，她脸上的麻木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像在演一出法国的或者小俄罗斯的不严肃的传奇剧，在这种戏里为了表现一丁点儿无聊和廉价的痛苦总要流上一大把眼泪。我不理解她，而且也知道我不理解她，我本来应该沉默才对，可是不知怎么，大概因为害怕我的沉默会给理解成愚蠢吧，总之，我认为我得劝她不要去找母亲，还是留在家里好。哭泣的人是不喜欢外人看见自己流泪的。可是我划亮一根根火柴，一直到火柴盒空了才住手。我为什么需要这种不体谅的亮光，这道理我至今怎么也想不明白。一般说来，冷酷的人是常常会失态，甚至变得愚蠢的。

“最后，基琪索卡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就动身走了。我们走出大门，往右拐弯，不慌不忙地走上一条松软的土路。天色很黑，不过等到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我就能看清长在道路两旁的又老又细的橡树和椴树的轮廓了。不久，右边模模糊糊地出现高低不平的黑色陡岸，有些地方被窄而深的峡谷和水沟割断。峡谷旁边，立着不高的灌木，像是一些坐着的人。这使人心惊肉跳。我斜起眼睛怀疑地瞧着那道岸坡，这时候海水的响声和旷野上的寂静不愉快地惊扰我的想象。基索琪卡没有讲话。她不住地发抖，还没有走完半俄里路就四肢无力，气喘吁吁了。我也沉默不语。

“离检疫所一俄里远，矗立着一座四层楼大厦，安着很高的烟囱，从前本是一家蒸气磨面厂，如今没有人住了。它孤零零地立在岸坡上，白天人们从海上，从旷野上远远就可以看到它。这所房子荒废了，里面没有人，只有回声清清楚楚地重复着过路行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因此它显得很神秘。请您想象一下我的处境吧，我深夜挽着一个从丈夫身边逃走的女人的胳膊，走近那个又长又高的庞然大物，它给我的每一下脚步声添上回声，它那成百扇黑窗子像眼睛般呆望着我。正常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形下就会生出浪漫主义的心情，我呢，瞧着那些黑暗的窗子，却暗自想道：‘这一切固然动人，可是总有一天，这座大厦也好，基索琪卡以及她的痛苦也好，我和我的思想也好，连一点儿痕迹也不剩。……一切都无谓而空虚。……’

“我们走到磨面厂跟前，基索琪卡忽然站住，放下胳膊，开口说话，然而那已经不是小姑娘的声调，却是她原来的声调了：

“‘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我知道您觉得这有点古怪。可是我不幸极了！您连想都想不出我有多么不幸！这没法想象！我没有对您讲，是因为根本没法讲。……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啊。……’

“基索琪卡没有把话讲完，却咬紧牙关，不住地呻吟，好像用尽气力，不让自己痛苦得嚷起来似的。

“‘这样的生活啊！’她心惊胆战地又说一遍，像是在唱歌，略略带点南方乌克兰口音，这种腔调特别是出自女人的口，总会给她兴奋的话语添上歌唱的味道。‘这样的生活啊！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

“她仿佛要解答她生活的秘密似的，困惑不解地耸耸肩膀，摇着头，把两个手掌合在一起。她说话如同唱歌，动作文雅优美，竟使我想起乌克兰一个有名的女演员。

“‘主啊，我简直像是掉在深渊里！’她绞着手，接着说，‘哪怕只有一分钟能够像别人那样畅快地生活一下也好啊！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居然落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深更半夜当着外人的面离开我的丈夫走掉，像个放荡的女人似的。既然我干得出这种事，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我欣赏她的动作和声调，同时转念想到她跟丈夫相处得不和睦，就突然暗暗高兴。‘要是能把她弄上手才好！’这个想法掠过我的心头。这个冷酷无情的想法就此在我的脑子里生下根，一路上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弄得我越来越着迷。……

“从磨面厂那儿走完一俄里半，就得往左拐弯，经过墓园，才能到达城里。在墓园拐角上，立着一个使用风磨的石砌磨坊，旁边有一个小屋，住着磨坊的主人。我们经过磨坊和小屋，往左拐弯，走到墓园大门口。基索琪卡在这儿站住，说：

“‘我要回去了，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您走您的吧，求上帝保佑您，我可以自己走回去。我不害怕。’

“‘这哪行！’我惊恐地说，‘既是要走，还是走吧。……’

“‘我不该使性子。……都是为了一些小事。您讲了那些话，使我想起了过去，不免感慨万端。……我心里难过，想哭一场，我的丈夫又当着军官的面对我说了些粗话，我就忍受不住了。……其实，我何必到城里去找我母亲？难道我会因此快活一点吗？应该回家去才是。……不过……我们姑且往前走吧！’基索琪卡说着，笑起来，‘反正一个样。’

“我记得墓园的大门上刻着一行字：‘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上帝的儿子的声音。’ 我清楚地知道：或早或晚，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也好，基索琪卡也好，她的丈夫也好，穿白色军服的军官也好，都会躺在围墙里那些乌黑的树木底下。我也知道跟我并排走着的是一个不幸的和受了侮辱的人。所有这些我都清楚地意识到，然而同时我心里却有一种强烈的和不愉快的恐惧，使我激动不安，我生怕基索琪卡转身往回走，那我要对她说的话就不能说了。在我的脑子里，以前从来也没有一个时候像这天晚上那样，最高尚的思想和最卑下的兽性俗念竟那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真可怕呀！

“我们在离墓园不远的地方找到一辆马车。我们坐上马车，来到基索琪卡的母亲住着的那条大街，下了马车，沿人行道走去。基索琪卡始终沉默不语，我呢，瞧着她，暗暗生自己的气：‘你怎么还不动手干啊？到时候了！’基索琪卡在离我住的旅馆二十步远的地方，在街灯旁边站住，哭起来。

“‘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她说着，又是哭又是笑，她那湿润发亮的眼睛瞧着我的脸。‘您的同情，我再也忘不了。……您多么好啊！你们全是了不起的男子汉！正直，慷慨，诚恳，聪明。……啊，这多么好！’

“她认为我是个有知识的、在各方面都进步的人，她那泪湿的笑脸上除了我在她心中引起的温情和欢乐以外，还流露出哀伤，仿佛在说：她很少看见像我这样的人，上帝没有赐福给她，让她做这样一个人的妻子。她喃喃地说：‘啊，这多么好啊！’她脸上那稚气的欢乐、她的眼泪、她那温柔的笑容、她那从头巾里披下来的柔发、她那随随便便戴在头上的头巾本身，在路灯的亮光里，都使我想起先前的基索琪卡，那时候人们像见着猫那样总想摩挲她。……

“我忍不住，就动手摩挲她的头发、肩膀、胳膊。……

“‘基索琪卡，你要怎么样呢？’我喃喃地说，‘你要我跟你一块儿到天涯海角去吗？我会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给你幸福。我爱你。……我们走吧，亲爱的？行吗？好吗？’

“基索琪卡的脸上现出大惑不解的神情。她在路灯底下往后倒退，怔住了，睁大眼睛瞧着我。我抓紧她的胳膊，连连吻她的脸、脖子、肩膀，接连不断地发誓，许下种种诺言。在恋爱方面，盟誓和诺言几乎是日常必需品。缺了它们是不行的。有时候你知道自己在说谎，也知道不必许愿，可是你仍旧发誓和许愿。基索琪卡吓呆了，不住地往后退，睁大眼睛看着我。……

“‘别这样！别这样！’她喃喃地说着，伸手推开我。

“我紧紧地搂住她。她忽然急得哭起来，脸上又现出先前在亭子里我划亮火柴的时候看见的那种茫然的麻木神情。……我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也不容她说一句话，硬拉着她往我的旅馆走去。……她吓呆了，走不成路，我便挽住她的胳膊，几乎硬把她拖去了。……我记得我们上楼的时候，有一个帽子上镶着红帽圈的人惊讶地瞧着我，对基索琪卡点一下头。……”

阿纳尼耶夫涨红脸，不说话了。他在桌旁默默地走来走去，烦恼地搔着后脑壳，有一股冷气掠过他那宽阔的后背，搞得他好几次痉挛地耸动肩膀和肩胛骨。他回忆往事，只觉得害羞，难堪，就极力克制自己。……

“这真不好！”他喝下一杯葡萄酒，摇着头说：“据说大学里讲授妇女疾病之前，总要先讲一段引子，劝告医科大学生给女病人脱衣服、进行诊治以前，先得想到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有母亲、姊妹、未婚妻。……这种劝告不仅适用于医科大学生，而且对那些在生活当中有各种机会跟女人接触的人也适用。如今我自己有了妻子和女儿，啊，我对这一劝告领会得多么深刻！多么深刻啊，我的上帝！不过，请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基索琪卡做了我的情妇以后，对这件事的看法却跟我不一样。首先，她热烈而深沉地爱上了我。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普通的风流韵事，逢场作戏罢了，在她看来却成了生活中的大转折。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她仿佛神智失常了。她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觉得年轻了五岁，脸上现出兴奋欢乐的神色，不知道幸福得怎么办才好，时而发笑，时而哭泣，不住地吐露她的幻想：明天我们动身到高加索去，到秋天从那儿前往彼得堡，我们以后又怎样一同生活。……

“‘至于我的丈夫，那你不用担心！’她安慰我说，‘他一定会答应跟我离婚。城里人都知道他跟柯斯托维奇家的大女儿私通。办完了离婚手续，我们就结婚。’

“女人在热爱的时候，会像猫那样很快地适应环境，跟人亲近起来。基索琪卡在我的旅馆房间里不过待了一个半钟头，却已经觉得自己像在家里，料理我的东西就跟料理自己的东西一样了。她把我的衣物放进我的皮箱，怪我没有把我那件贵重的新大衣挂在衣钩上，却胡乱丢在椅子上，等等。

“我瞧着她，听她讲话，感到又疲倦又烦恼。我想到一个正派的、诚实的、受苦的女人不出三四个钟头，居然这么轻易地做了她偶然遇见的一个人的情妇，不免有点厌恶。您明白，我是个正派的男人，不喜欢这种事。后来，我还想到，像基索琪卡这样的女人，未免浅薄和不严肃，过分热爱生活，例如对男人的爱情，这实际上不过是小事而已，她却把它抬高到幸福、痛苦、生活的转变上去，这就使我越发不愉快了。……况且，我现在已经得到满足，我就恼恨我自己不该这么糊涂，跟一个我无可奈何、只能欺骗的女人缠在一起。……应当说明一下，尽管我放荡不羁，却做不来假。

“我记得，基索琪卡坐在我的脚旁，把头枕着我的膝头，用充满热爱的、亮晶晶的眼睛瞧着我，问道：

“‘柯里亚 ，你爱我吗？很爱我吗？很爱我吗？’

“她幸福得笑起来。……我却觉得这未免自作多情，肉麻，不聪明，而且当时我已经有一种心情：对一切事情首先要探索‘思想的深度’。

“‘基索琪卡，你还是回家的好，’我说，‘要不然你家的人说不定会以为你失踪了，跑遍全城找你。再者，你一大早到母亲家去也不合适。……’

“基索琪卡同意我的话。我们在分别之前，说定明天中午我到市立公园去跟她见面，后天我们一块儿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城去。我送她走到街上，我记得，一路上我一直温柔恳切地爱抚她。我想到她这么死心塌地相信我，一时间突然感到歉然，就决定带她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城去，可是我又想起我的皮箱里只有六百个卢布，而且到秋天跟她分手会比现在困难得多，就赶紧把我歉然的心情压下去了。

“我们走到基索琪卡母亲住着的那所房子跟前。我拉一下门铃。等到门里传来脚步声，基索琪卡就突然现出严肃的脸容，看一眼天空，把我当作孩子一样匆匆在我胸前画了几次十字，然后抓住我的手，送到她唇边。

“‘明天见！’她说完，走进门去，不见了。

“我穿过大街走到对面人行道上，在那儿瞧这所房子。起先窗子里是黑的，后来有一扇窗子里刚刚点燃一根蜡烛，闪着微弱的淡蓝色亮光。烛光渐渐变亮，射出光芒，我看见有些影子跟它一起在房间里活动。

“‘他们没料到她会来！’我暗想。

“我回到旅馆房间，脱掉衣服，喝了点桑托林酒，吃了点白天在市场里买来的新鲜的粒状鱼子，不慌不忙在床上躺下，像旅客那样酣畅安稳地睡了一觉。

“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头痛，心绪恶劣。有一件什么事使得我心神不安。

“‘到底是什么事呢？’我问自己，想找出我不安的原因，‘什么事弄得我心神不安呢？’

“我认为我不安的原因是：害怕基索琪卡也许会马上来找我，弄得我没法动身，那我就只得在她面前说谎，装腔作势了。我很快穿上衣服，收拾好我的东西，走出旅馆，吩咐看门人把我的行李送到火车站，赶傍晚七点钟那班火车。整个白天我在一个做医生的朋友家里度过，傍晚就离开了这座城。您看得明白，我的思想并没有妨碍我卑鄙而薄情地逃掉。……

“当初我坐在朋友家里，后来我坐马车到火车站去，那种不安一直折磨着我。我感到我怕遇见基索琪卡，怕闹出笑话来。在火车站上我故意躲在厕所里，直到第二遍铃声响才出来。我挤过人群，去上火车，却有一种感觉压在我心上，好像我周身上下，从头到脚堆满了偷来的东西似的。我多么心焦而且害怕地等着第三遍铃声啊！

“后来总算响起那救命的第三遍铃声，火车开动了。我们经过监狱和兵营，到了旷野上，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种不安仍旧没有离开我，我仍旧觉得自己像是一心要逃跑的窃贼。这多么奇怪！我为了排遣这种心情，把心安定下来，就开始眺望窗外的景色。火车沿着海岸奔驰。海面平滑，天空呈现绿松石的颜色，几乎有一半涂抹着温柔的金红色晚霞，它欢乐而平静地映在水面上。水面上，这儿那儿，有些打鱼的小船和木筏，像是一块块黑斑。那干净漂亮像玩具般的城市立在高耸的岸坡上，已经盖上一层傍晚的薄雾。城里教堂的金色拱顶、窗子、树木，映着落日，正在燃烧和熔化，就跟熔解的金子一样。……旷野的气息同海上吹来的温和的潮气掺混在一起。

“火车开得很快。车里响起乘客和列车员的笑声。大家快乐而轻松，可是我那种不可理解的不安却越来越增长。……我瞧着覆盖全城的薄雾，想象在这团雾里，有个女人带着痴呆麻木的面容，在教堂和房屋附近跑来跑去，寻找我，用小姑娘般的声调或者唱歌的音调像乌克兰女演员那样呻吟着：‘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想起她昨天把我当作亲人，在我胸前画十字的时候她那严肃的脸容和操心的大眼睛，就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昨天经她吻过的我那只手。

“‘我落进情网了还是怎么的？’我问自己，搔搔自己的手。

“一直到夜晚来临，乘客们都睡熟，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我的良心，我才领悟了先前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事情。在车厢的微光里，基索琪卡的面影浮现在我的面前，不肯离开我，我这才清楚地体会到我犯了无异于谋杀的罪。我的良心在折磨我。为了消除这种使人不能忍受的心绪，我就振振有词地对自己说，一切都是无聊和空虚，我和基索琪卡都会死掉，腐烂，她的痛苦跟死亡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等等，等等。……我还说：归根结蒂自由意志是没有的，因而我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所有这些理由反而惹得我生气，而且不知怎么，特别迅速地淹没在别的思想里了。我那只被基索琪卡吻过的手使我烦恼。……我时而躺下去，时而坐起来，要不然就到火车站去喝白酒，勉强吃些火腿面包，然后又振振有词地对自己说，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可是这都无济于事。我的头脑里充满着一种古怪的，而且不瞒您说，可笑的骚动。许多极其不同的思想乱糟糟地接踵而来，纠缠在一起，互相妨碍，我这个思想家呢，却把前额朝着地，什么也弄不明白，无法将那一团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原来我这个思想家甚至没学会思考的技术，我还不会支配我自己的头脑就跟不会修表一样。我生平第一次热切、紧张地思考，这在我简直像是出了怪事，我暗自思忖：‘我发疯了！’凡是平素不动脑筋而只有在紧急关头才动脑筋的人是常常会想到疯狂的。

“我照这样苦恼了一夜，一个白天，又一夜以后，相信我的思考对我很少帮助，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这才明白我那些思想连一个小钱也不值，我遇见基索琪卡以前，还没开始思考过，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叫作严肃的思想。如今经历过许多苦恼以后，我才明白我并没有什么信念，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标准，更谈不到心灵，也谈不到理性，我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全部财富只限于一些专门知识、不完整的认识、一些对往事的不必要的记忆、一些别人的思想，如此而已，我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简简单单，十分平常，如同雅库特人一样。……如果我不喜欢作假，不偷东西，不杀人，总之不犯明显的大错误，那也不是由于我的信念的力量（这种信念我是没有的），而纯粹是因为我整个身心浸透了奶妈的神话和劝善的格言。虽然我认为这些东西荒诞不经，可是它们已经深入我的肉和血，尽管我没有感觉到，却一直在生活中指导我的行动。……

“我这才明白我不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只是一个玩弄思想的人罢了。上帝赐给我一副俄国人的健全有力的头脑，具有天赋的才能。可是您想想看，这个头脑生存了二十六年，却没受过训练，完全缺乏主见，十分空虚，只是微微洒上了一点工程方面的知识。它年轻，在生理上渴望活动，寻求活动，忽然间，那套漂亮而有味的思想，什么没有目标的生活啦，坟墓里的黑暗啦，完全偶然地从外界落到这个脑子里来了。这个脑子把这套思想贪婪地吸进去，让它占据整个头脑，开始用各种方式玩弄它，就跟猫玩弄老鼠一样。这个脑子里既没有什么学识，也没有什么体系，可是这不要紧。它用它原有的天然力量按照自学者的方式来对付广阔的思想，于是不出一个月这个头脑的主人单用土豆就能做出上百种可口的菜来，自以为是哲学家了。……

“我们这代人把玩世作风，玩弄严肃思想的态度带到了科学、文学、政治中去，带到一切只要他们不懒于去的地方去了。连同玩世作风，这代人还带来了他们的冷酷、烦闷、偏颇，依我看来这已经在群众当中培养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对待严肃思想的新态度。

“多亏这一场灾难，我才了解而且认清我的反常和彻底无知。依我现在看来，我的正常思想是直到我从头学起，也就是从我的良心把我赶回那个小城，我不再狡猾地卖弄聪明，而老老实实地在基索琪卡面前忏悔，像小孩一样恳求她原谅，跟她一块儿哭的时候起才开始有的。……”

阿纳尼耶夫简短地讲完他跟基索琪卡的最后一次会晤，就停住了嘴。

“哦……”大学生等到工程师讲完，从牙缝里漏出一个字，“世界上有这样的事！”

他的脸跟先前一样表现出头脑的懈怠，看来阿纳尼耶夫讲的这个故事一点也没有打动他的心。直到工程师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讲他的思想，重述他先前说过的话，大学生才生气地皱起眉头，从桌旁站起来，走到他的床边去。他铺好床，开始脱衣服。

“看您现在这副神气，好像您真的说服了谁似的！”他气愤地说。

“我说服了谁？”工程师问道，“好老弟，难道我存着这种妄想吗？上帝保佑您！要说服您是不可能的！您只有凭个人的经验和痛苦，才能信服！……”

“再者，您的逻辑也真稀奇！”大学生穿上睡衣，嘟哝说，“照您的说法，您十分不喜欢的那种思想对年轻人极其有害，然而对老年人却是正常的。好像问题在于白头发似的。……这种老年的特权是从哪儿来的？它有什么根据呢？如果这种思想真是毒药，那它对一切人就都有毒。”

“哎，好老弟，不，您可别这么说！”工程师说，狡猾地 一下眼睛，“您可别这么说！第一，老年人不是玩弄思想的人。他们的悲观思想不是偶然从外界得来，而是从自己头脑的深处生发出来，并且是在他们研究过各式各样的黑格尔和康德，受过许多苦，犯过无数错误，一句话，从最低一级升到最高一级，爬完整个梯子之后才产生出来的。他们的悲观思想有个人的经验和坚实的哲学发展成果作为背景。第二，老年的思想家不像您和我那样，他们的悲观主义不是高谈阔论的资料，而是世界性的痛苦和受难，他们的思想有基督教作基础，因为它来自对人类的爱，来自关怀人类的思想，完全没有在玩弄思想的人那里常常可以见到的利己主义。您藐视生活，恰恰是因为您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一无所知，您害怕的只是您自己的死亡罢了。真正的思想家之所以痛苦却是因为大家对真理一无所知，他为所有的人害怕。比方说，离这儿不远，住着一个公家的守林人伊凡·亚历山德雷奇。他是个很好的小老头。以前他曾在某地做过教员，写过一些文章，鬼才知道他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不过他是个极聪明的人，精通哲学。他读过许多书，现在还经常读。喏，不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格鲁左夫区碰见他。……那儿正巧在铺枕木和铁轨。这活儿不复杂，然而伊凡·亚历山德雷奇是外行，觉得这近似魔术。一个有经验的工人不消一分钟就能铺好一块枕木，把一根铁轨钉在上面。工人们劲头很高，干得确实熟练而麻利，特别是有一个家伙，用锤子砸钉帽非常灵巧，一锤子就能砸紧，锤子的柄却几乎有一俄丈长，每根钉子也有一英尺 长。伊凡·亚历山德雷奇久久地瞧着这些工人，十分感动，眼睛里含着泪水对我说：‘多么可惜啊，这些出色的人也要死！’这样的悲观主义我是理解的。……”

“这些话什么也没证实，什么也没有说明，”大学生说，盖上一条被单，“这都是白费工夫！人人都什么也不懂。什么事都不能靠话语来证明。”

他从被单底下伸出脑袋，抬起头来，生气地皱起眉峰，很快地说：

“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会相信别人的话语和逻辑，认为它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用话语可以随意证明什么，也可以随意否定什么，不久人们就会把说话的技术改进到这样一种地步，简直能够像数学那么精确地证明二乘二等于七呢。我喜欢听人讲话，也喜欢看书，可是讲到相信，那么多谢多谢，我办不到，也不想办到。我只相信上帝，至于您，哪怕您对我一直讲到基督二次降世，哪怕您再勾引五百个基索琪卡，我大概也只有到神智失常的时候才会相信。……晚安！”

大学生把头蒙在被单里，转过脸去对着墙，有意用这个动作来让人明白他既不愿意听人讲话，自己也不愿意谈话。这场争论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和工程师躺下来睡觉之前，走出这个小屋。我又看见了那些灯火。

“我们这些闲谈一定使您厌倦了！”阿纳尼耶夫说，打个哈欠，瞧着天空，“嗯，可不是，先生！在这个寂寞无聊的地方，唯一的乐趣也就是喝葡萄酒和高谈阔论了。……好一条路堤啊，主！”我们走到路堤那儿，他感动地说，“这不能算是路堤，简直是阿拉拉特火山 啊！”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这些灯光使得那位男爵想起亚玛力人，可是我觉得它们倒像人的思想。……您知道，每个人的思想也像这样分散凌乱，在昏暗中顺着一条直线往一个什么目标伸展过去，什么也没有照亮，更没有照亮黑夜，临到过了老年，就远远地，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哲学也讲得够了！现在该睡觉了。……”

我们回到小屋里，工程师硬要我睡他的床。

“哎，您请！”他央求说，把两只手按在他的心上，“我求求您！至于我，您自管放心。……我哪儿都能睡，而且我还不会马上就睡。……请您赏个脸吧！”

我同意了，脱掉衣服，躺上床。他却靠着桌子坐下，画他的图。

“我们这班人，老兄，是没有工夫睡觉的，”他等到我躺下，闭上眼睛，就小声说，“谁有妻子，有两个儿女，谁就顾不上睡觉了。他就得供他们吃，供他们穿，还得存下一点钱留到将来用。我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个男孩子，是个小坏包，长着一副好相貌。……他还不满六岁，不过我得告诉您，他倒有很不平常的本领了。……我这儿本来有他们的照片，不知放在哪儿了。……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

他翻动纸张，找到照片，开始观赏。我睡着了。

我是被阿左尔卡的吠叫声和人们响亮的说话声惊醒的。冯·希千堡只穿着内衣，光着脚，蓬松着头发，站在门口，正在跟一个什么人高声说话。天亮了。……阴暗的蓝色曙光照进门口、窗口和小屋墙上的裂缝，微微照亮我的床、放着纸张的桌子和阿纳尼耶夫。工程师躺在地上，身子下面铺着一件毡斗篷，脑袋底下垫一个皮枕头，挺起肌肉饱满的、毛茸茸的胸膛，睡着了，鼾声很响，闹得我从心里怜惜那个大学生，因为他每天晚上不得不跟这位工程师在一处睡觉。

“我们凭什么要收下？”冯·希千堡叫道，“这不关我们的事！你去找察里索夫工程师！这些锅是从谁那儿运来的？”

“从尼基丁那儿……”一个男低音闷闷不乐地回答说。

“好，那你就去找察里索夫吧。……这不归我们管。你呆站在这儿干什么？赶着车子走开！”

“老爷，我已经到察里索夫老爷那儿去过了！”男低音越发闷闷不乐地说，“昨天一整天顺着铁路线找他老人家，可是到了他老人家的小屋里，人家对我们说，他老人家已经到迪姆科夫区去了。您行行好，收下吧！要我们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沿着铁路线走啊走的，不知道要运到什么地方才算完事。……”

“什么事？”阿纳尼耶夫醒过来，很快地抬起头，用嘶哑的声音问。

“他们从尼基丁那儿运来一些锅子，”大学生说，“要求我们把那些锅子收下。可是我们凭什么收下？”

“叫他们滚蛋！”

“行行好，老爷，把这件事儿了结了吧！这些马有两天没吃东西，东家多半要生气了。要我们把锅子拉回去还是怎么的？既是铁路买下了锅子，就该收下才是。……”

“可是，笨蛋，你得明白这不关我们的事！去找察里索夫！”

“什么事？是谁啊？”阿纳尼耶夫又用嘶哑的声音问道，“见他们的鬼！”他骂着，站起身，往门口走去，“什么事？”

我穿上衣服，大约过了两分钟，也走出了小屋。阿纳尼耶夫和大学生，两人都只穿着内衣，光着脚，正在激烈地对那个乡下人解释着什么，显得很不耐烦；而乡下人站在他们面前，脱掉帽子，手里拿着鞭子，显然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两人脸上都露出正在办一件日常琐事的神情。

“我要你这些锅子有什么用处？”阿纳尼耶夫叫道，“我把它们扣在我脑袋上还是怎么的？要是你没找到察里索夫，那就找他的助手，别来打扰我们！”

大学生看到我，大概想起昨天晚上那一番谈话，于是操心的神情就从他的脸上消失，换上了头脑懈怠的神情。他对乡下人摆一下手，心里不知想着什么事，走到一旁去了。

早晨天色阴沉。沿着昨天晚上灯火照亮的铁路线，聚合了许多刚刚醒过来的工人。空中响起说话声和手推车的吱嘎声。工作日开始了。有一匹瘦小的马，套着绳索马具，已经拉着一车沙土慢腾腾地往路堤走去，用尽气力伸长脖子。……

我开始告辞。……昨天晚上我们说过许多话，可是临到我走时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如今，到了早晨，整个谈话如同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点点灯光和基索琪卡的形象了。我骑上马，最后看一眼大学生和阿纳尼耶夫，看一眼那条神经质的狗和它那双没有光彩仿佛喝醉酒的眼睛，看一眼在早晨的迷雾中显出身影的工人们，看一眼路堤，看一眼那匹伸长脖子的小马，暗自想道：

“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

等到我用鞭子抽我的马，顺铁路线奔去，等到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前面只有一片没有尽头的、阴郁的平原和阴沉寒冷的天空，我就不由得想起昨天晚上谈论的种种问题。我暗自思忖着，而那片被阳光晒枯的平原、辽阔的天空、远处那黑乎乎的一片橡树林、那大雾迷漫的远方，却好像在对我说：“是的，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

太阳升上来了。…… AMxCARXx52Q+rIkCo/+4UQtj1c0DW93ssJsahQ7zfPP7iS0EEq44fKw2jnRsv0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