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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名日宴会上，人们吃过八道菜，谈过无数的话以后，过命名日的人的妻子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起身走到花园里去了。必须不住地微笑和谈话的义务、餐具的叮当声、仆人的手忙脚乱、各道菜中间的长久间歇、她为了对客人遮盖自己怀孕而穿上的紧身衣，都已经使她感到筋疲力尽。她有心走开，离那所房子远些，在阴凉的地方坐一阵，定下心来想想过两个月就要生下来的孩子。她已经养成习惯，每逢从宽广的林荫道往左拐弯，踏上狭窄的小径，那些思想就会来到她的心头。在这儿，在李树和樱桃树的浓荫下面，干枯的树枝常常搔她的肩膀和脖子，蜘蛛网粘到她脸上来，她的脑子里就会升起一个性别未定、脸容不明的小宝宝的形象，于是她开始觉得，亲切地搔她的脸和脖子的，并不是蜘蛛网，而是那个小宝宝；等到小径的尽头出现一道稀疏的篱笆，篱笆的另一边立着那些用陶土做顶的矮而宽的蜂箱，停滞不动的空气里开始发散出干草和蜂蜜的气味，人可以听到蜜蜂的柔和的嗡嗡声的时候，那个小宝宝就完全占据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的心。她往往走到用细树枝编成的窝棚旁边，在一条小长凳上坐下，开始思索。
这一回她也走到小长凳那儿，坐下来，开始思索。然而在她的想象里涌现出来的却不是小宝宝，而是她刚刚离开的那些大人。她想到自己是女主人，竟丢下客人走开，不免心慌意乱；她还想起在宴会上她丈夫彼得·德米特利奇和她叔叔尼古拉·尼古拉伊奇为陪审制度，为出版问题，为妇女教育问题发生争论；她丈夫争论，照例是想在客人们面前炫耀他的保守思想，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他不喜欢她的叔叔，偏要跟他闹别扭。她的叔叔呢，反驳他，对他说的每句话都要挑毛病，为的是向出席这个宴会的人表明他尼古拉·尼古拉伊奇虽然已经五十九岁，却还保持着青春的朝气和自由思想。至于她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自己，她在宴会到了尾声的时候终于忍耐不住，开始笨嘴笨舌地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问题辩护，倒不是因为妇女受高等教育需要加以辩护，只是因为依她看来她的丈夫不公平，她有意气一气他罢了。客人们对这种争论感到厌倦，不过他们又都认为有必要插嘴，说上很多话，其实他们全都根本不关心什么陪审制度，什么妇女教育。……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坐在篱笆的这一边，靠近窝棚的地方。太阳藏到云层里面去了，树木和空气现出下雨前那种阴郁的神态，不过天气仍然又热又闷。那些在圣彼得节前夕在各处树木下面割下的干草，还没有收集拢来，现出凄凉的样子，点缀着凋萎的花朵，冒出浓重的甜腻的气味。四下里静悄悄的。篱笆的那一边有些蜜蜂在单调地嗡嗡叫。……
突然间，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人顺着小径走到养蜂场这边来了。
“天真闷热啊！”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您觉得怎么样，会不会下雨？”
“会下雨的，我的美人儿，不过要到夜里才会下，”一个很耳熟的男人声音懒洋洋地回答说，“会下一场大雨哩。”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思量，要是她赶紧躲到窝棚里去，人家就不会发现她，照直走过去，她也就不必讲话，不必勉强做出笑脸了。她提起连衣裙，弯下腰，钻进那个窝棚。可是马上就有一股又热又闷像蒸气般的空气直扑到她的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要不是这儿闷热，要不是黑麦、茴香、细树枝的浓重气味弄得人透不出气来，那么这儿，在草顶底下，在黑暗里，倒很可以躲开客人，想一想她的小宝宝。这儿又舒服又安静。
“这个地方多好啊！”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们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彼得·德米特利奇。”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开始从两根干枝的缝隙里往外看。她瞧见她丈夫彼得·德米特利奇和客人柳包琪卡·谢列尔，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不久以前刚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彼得·德米特利奇把帽子推到后脑壳上，懒洋洋，没精神，因为他在宴席上喝了很多酒。他在篱笆旁边摇摇摆摆地走着，用脚把干草拨成一堆。柳包琪卡呢，热得脸色绯红，像往常那样漂亮，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瞅着他魁梧漂亮的身体的懒散动作。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知道女人们喜欢她的丈夫，她不喜欢看见他跟她们待在一块儿。彼得·德米特利奇用脚把干草拨在一块儿，好跟柳包琪卡坐在草堆上闲谈一阵，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至于漂亮的柳包琪卡温柔地瞧着他，那也不奇怪，然而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仍旧恼恨她的丈夫。她想到她马上可以偷听他们所说的话，不由得又怕又喜。
“您坐下，迷人的姑娘，”彼得·德米特利奇在干草上坐下，伸个懒腰说，“这样挺好。哦，您给我讲点什么吧。”
“谁高兴讲！我一讲不要紧，您可就睡着了。”
“我睡着？皇天在上！有这样一对俏眼睛瞧着我，我还睡得着吗？”
她丈夫的这些话，他在客人面前半躺半坐，把帽子推到脑后去的神态，也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他已经被女人们宠坏，知道她们喜欢他，所以每逢跟她们周旋，他惯于用一种特别的口气讲话，而且据大家说，这种口气跟他倒很相配呢。他对待柳包琪卡也跟对待别的女人一样。然而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还是有醋意了。
“劳驾，您告诉我，”柳包琪卡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人家讲您被人控告，就要受审了，这是真的吗？”
“我吗？对，我就要受审了。……我的美人儿，我已经编进坏人的队伍里去了。”
“那么，为了什么事呢？”
“不为什么，只是……这主要是个政治问题，”彼得·德米特利奇打个哈欠说，“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我这个蒙昧主义者和墨守成规者在一份公文里斗胆用了一个字眼，而那个字眼在我们的区调解法官库兹玛·格利果利耶维奇·沃斯特里亚科夫和符拉季米尔·巴甫洛维奇·符拉季米罗夫这一类圣洁的格莱斯顿
看来却带有侮辱性。”
彼得·德米特利奇又打个哈欠，接着说：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您尽可以用不赞成的态度评论太阳，评论月亮，爱评论什么就评论什么，可是求上帝保佑，千万别碰自由主义者！求上帝保佑，这种事干不得！自由主义者好比那些糟透了的干菌子，要是您无意间用手指头碰它一下，它就往您身上撒下一股灰尘的烟雾。”
“您出了什么事呢？”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场风波完全是由一件小到无可再小的小事引起的。有那么一位教员，是个僧侣家庭出身的讨厌家伙，他向沃斯特里亚科夫递了一份状子，控告饭铺老板，说那老板在公共场合用话语和行动侮辱他。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当时教员和饭铺老板都醉得一塌糊涂，他们两人的举动都一样恶劣。如果有过侮辱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彼此都有份的。沃斯特里亚科夫应该判他们犯了破坏治安罪，叫他们两人各出一笔罚金，把他们赶出法庭了事。然而我们这儿是怎么办事的呢？在我们这儿，最重要的并不是人，也不是事实，而是招牌和头衔。一位教员，不管是什么样的坏蛋，总归是对的，因为他是教员。饭铺老板可就永远有罪了，因为他是饭铺老板和盘剥取利的人。沃斯特里亚科夫判处饭铺老板坐牢，饭铺老板就上诉到会审法庭去。会审法庭庄严地批准了沃斯特里亚科夫的判决。我呢，坚持我个人的见解。……我有点冒火。……就是这么回事。”
彼得·德米特利奇平心静气地讲着，显出满不在乎的讥诮态度。实际上，这件近在眼前就要受审的事害得他心里七上八下。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起那回他从倒霉的会审法庭回来，一直竭力瞒住家里人，不让他们知道他心头沉重，不满意自己。他是聪明人，因而不能不感到他表白见解的时候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了对自己和别人掩饰这种心情，不得不说多少谎话啊！有过多少不必要的谈话，发过多少回牢骚，对那件并不可笑的事发出过多少不诚恳的笑声啊！后来他知道他要受审，就忽然泄了气，心灰意懒，睡不好觉，比平时更多地站在窗前，用手指叩击窗上的玻璃。他不好意思对他妻子承认他心头沉重，这反而惹得她不痛快。……
“听说您到波尔塔瓦省去了一趟？”柳包琪卡问。
“是的，我去过一趟，”彼得·德米特利奇回答说，“前天我才从那儿回来。”
“那儿大概挺好吧？”
“挺好。简直好得很。应当对您说明一下，我到那儿去，正赶上割草的季节。在乌克兰，割草的季节正是最富于诗意的时光。在这儿，我们有大房子，有大花园，有许多人和烦琐的事，所以您不会注意到割草。在此地，一切事情都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那边呢，我的农庄上有五十俄亩草场，平平坦坦，像我的手掌一样。无论您站在哪个窗口，到处都可以看见割草的人。他们在草场上割草，在花园里割草，一个客人也没有，什么杂事也没有，因此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您所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只有割草这件事。院子里和房间里弥漫着干草的气味，从日出到日落，镰刀的叮当声不住地响。总之，乌克兰是个可爱的地方。信不信由您，每逢我在安着吊杆的水井旁边喝水，在犹太人的小酒店里喝淡而无味的白酒，每逢在安静的黄昏听到乌克兰的提琴和铃鼓的乐声，就会有一种迷人的想法诱惑我：索性就在我的农庄上长住下去吧，爱住多久就住多久，远远地躲开会审法庭、聪明的谈话、爱发议论的女人、长时间的宴会。……”
彼得·德米特利奇没有说谎。他心头沉重，确实打算休息一下。他到波尔塔瓦省去纯粹是想避免看见自己的书房、仆人、熟人以及种种促使他想起他受伤的自尊心和他的错误的事物。
柳包琪卡忽然跳起来，害怕地摇晃胳膊。
“哎呀，蜜蜂，蜜蜂！”她尖叫道，“它蜇人！”
“得了，它不会蜇您！”彼得·德米特利奇说，“您的胆子多么小！”
“不，不，不！”柳包琪卡叫道，回过头去从肩膀上看一眼蜜蜂，赶快往回走。
彼得·德米特利奇跟着她走去，带着温情和忧郁的神态瞧她的后影。大概，他瞧着她，心里想着他的农庄，想着离群索居，而且，谁知道呢？也许他甚至想：如果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姑娘，年轻，纯洁，生气勃勃，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熏染，也没有怀孕，那么在农庄里生活下去会多么温暖而舒服啊。……
等到说话声和脚步声消失，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才从窝棚里走出来，往正房走去。她想哭。她已经由于嫉妒而十分恼恨她丈夫了。她心里明白，彼得·德米特利奇疲乏，不满意自己，羞愧，人在羞愧的时候总是首先躲着亲近的人，却对外人吐露衷曲，她也明白柳包琪卡不是一个危险的女人，所有那些在正房里喝咖啡的女人也都没有什么危险。然而总的说来，一切又都难于理解，可怕，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觉得彼得·德米特利奇好像已经有一半不属于她了。……
“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她喃喃地说，极力要了解她的嫉妒和对丈夫的恼恨，“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我要马上把话都对他说穿！”
她决定马上去找她的丈夫，对他和盘托出，说别的女人们喜欢他，而且他自己也极力招引她们喜欢，把她们的倾心看成天赐的甘霖，这太卑鄙了，简直卑鄙之至。他把按权利来说应当属于他妻子的东西献给外人，他把自己的灵魂和良心瞒住妻子，却在随便哪个长着漂亮脸蛋的女人面前敞开胸怀，这是不公平和不正直的。他妻子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她有什么错处呢？最后，他那种做假早已惹得她厌烦：他经常装腔作势，卖弄聪明，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极力装得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跟他应有的面目不同。何必这样做假呢？莫非一个正派的人不妨做假？如果他做假，他就既侮辱了自己，又侮辱了对方，而且对他所说的那件事也不尊重。难道他不明白，如果他在法庭上卖弄聪明，装模作样，或者只是为了惹恼她的叔叔，在宴会上谈论政府的特权，他这样做无异于把法院，把自己，把那些听他讲话和瞧着他的人都看得一文也不值？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走到宽阔的林荫路上，极力装出一副神情，仿佛她刚才离席是为了要料理家务。男客们正在露台上喝蜜酒，吃草莓果，其中有个法院的侦讯官，是个上了岁数的胖子，好打趣，爱说俏皮话，这时候多半在讲有伤风化的故事，因为他一见女主人，就突然合拢两片肥嘴唇，瞪大眼睛，坐下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不喜欢本县的文官们，她也不喜欢他们那些笨拙而拘谨的妻子。他们喜欢造谣，常常到这儿来做客，虽然心里恨她的丈夫，见着他却又向他献媚。如今他们在喝酒，他们吃饱了肚子却不打算离去，她觉得他们这样待着不走，简直使人厌倦到了难受的地步。可是她为了避免显得没有礼貌，就向侦讯官殷勤地微微一笑，还对他摇一下手指头。她穿过大厅和客厅，做出笑脸，装着她是去交代一件事，安排一件事的样子。“求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有人拦住我才好！”她想。然而她不得不在客厅里站住，出于礼貌听一个年轻人坐在钢琴旁边弹琴。她站了一会儿，喝彩道：“太好了，太好了，乔治先生！”她又拍两下手，再往前走。
她在书房里找到了她的丈夫。他正坐在桌旁想心事。他的脸上现出严厉、沉思、惭愧的神色。这个人不再是在宴会上争论不已而且为客人们所熟悉的彼得·德米特利奇，却成了另外一个彼得·德米特利奇，疲乏，惭愧，不满意自己，这副模样只有他妻子才见得到。他到书房来多半是为了取纸烟。他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里面装满纸烟。他的一只手伸在书桌的抽屉里。他拿纸烟的时候怔住了。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不由得怜惜他。事情很清楚：这个人在受苦，心情不安，也许在跟自己斗争吧。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默默地走到桌子跟前，她想表示她已经不记得宴会上的争论，不再生气，就关上他的烟盒，把它放在她丈夫上衣的侧面口袋里。
“该跟他说什么呢？”她想，“我要对他说，做假好比走进树林，越往里走就越难退出来。我要说，‘你热衷于扮演你那虚伪的角色，已经扮演得过火了；你侮辱了那些本来喜爱你、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坏事的人。你去给他们赔个罪，嘲笑自己一番吧，那样你才会觉得轻松一点。要是你希望清静，打算离群索居，那我们就一块儿离开此地吧。’”
彼得·德米特利奇一碰到他妻子的眼光，他的脸就突然现出方才在宴会上和在花园里的那种神情：满不在乎，微微带点讥讽。他打个哈欠，站起来。
“现在五点多了，”他看一眼钟说，“要是客人们大发慈悲，十一点钟告辞，那我们也还有六个钟头要等哩。不用说，这可是件快活事！”
他吹起口哨，迈开平素那种庄重的步子，慢腾腾地走出房外去了。她听见他庄重地走着，穿过大厅，然后穿过客厅，不知为什么事庄重地笑了几声，对弹钢琴的年轻人说：“好极了！好极了！”不久他的脚步声就沉寂，大概他走进花园去了。这时候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心里的感受已经不是嫉妒，也不是懊恼，而是真正痛恨他的脚步声、他那不诚恳的笑声、他的说话声了。她走到窗前，朝花园里望。彼得·德米特利奇正在林荫路上走动。他一只手放在衣袋里，另一只手打着榧子，脑袋微微往后仰着，庄重地往前走去，大摇大摆，看他的神态仿佛他很满意自己，满意这个宴会，满意他的消化能力，满意大自然似的。……
林荫路上出现了两个矮小的中学生，他们是女地主契热甫斯卡雅的孩子，刚刚来到此地，另外有一个大学生，是他们的家庭教师，陪他们一块儿来的。他穿着白色上衣和很瘦的裤子。两个孩子和大学生走到彼得·德米特利奇面前，就站定下来，大概在祝贺他的命名日。他呢，潇洒地耸动肩膀，拍了拍两个孩子的脸蛋，随随便便向大学生伸出一只手，眼睛却没看他。大学生多半在称赞这儿的天气，拿它跟彼得堡的天气相比较，因为彼得·德米特利奇大声说话，他的口气好像不是跟客人讲话，而是对民事执行吏或者证人发话似的：
“什么？你们彼得堡的天气冷？可是我们这儿，老弟，却有清爽的空气和成果丰硕的土地。啊？什么？”
然后，他一只手放进衣袋里，另一只手的手指打着榧子，举步往前走去。在他走进低矮的榛树林以前，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一直瞧着他的后脑壳，心里大惑不解。这个三十四岁的人是从哪儿学来这种将军般的庄重步态的？他从哪儿学来了这种严厉的优美风度？他从哪儿学来了用这种上司般的颤动音调讲话？这些“什么”啦，“嗯，是啊”啦，“老弟”啦，都是从哪儿来的？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起，新婚的头几个月她怕一个人待在家里闷得慌，常常坐车进城到会审法庭去。在会审法庭上，彼得·德米特利奇有时候代替她的教父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伯爵担任审判长。他一坐在审判长的圈椅上，穿着制服，胸前佩着链子，就完全变了样。威严的姿态，洪亮的嗓音，“什么”，“嗯，是啊”，满不在乎的口气……凡是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平时在家里常看到的他原有的那些合乎人情的特征，都化成了威严。在那把圈椅上坐着的已经不是彼得·德米特利奇，而是大家称之为审判长先生的另一个人了。大权在握的感觉，不容他平心静气地坐着，他总是找机会摇铃，严厉地瞅着旁听的人，大声叫嚷。……有的时候，他忽然变得看不清，听不明，威严地皱起眉头，要求人家说话大声些，往桌子这边靠近些，试问他这种近视和耳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站在威严的高处，变得看不清人的脸，听不明人的声音，那么这时候即使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本人走到他跟前，他大概也会对她吆喝一声：“您姓什么？”他对农民身份的证人讲起话来一律称呼“你”，对旁听者大嚷大叫，声音响得连街上都听得见，至于他对待律师的态度，那简直不像话。如果有个律师发言，彼得·德米特利奇就对他侧着身子坐定，眯细眼睛瞧天花板，借此表明这个律师根本是个多余的人，他不承认这个律师，也不想听他讲话。假如讲话的是一个装束寒酸的私人律师，彼得·德米特利奇就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用讥讽的、逼人的目光打量他，意思是说：嘿，现在居然有这样的律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往往打断那个律师的话说。如果有一个喜欢掉文的律师使用外来语，例如把“虚构”念成“喜构”，彼得·德米特利奇就会突然活跃起来，问道：“什么？怎么？喜构？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用教训的口气说：“不要讲那些您不理解的词。”临到律师发言完毕，离开桌子，满脸通红，一身是汗，彼得·德米特利奇却往圈椅背上一靠，得意洋洋地微笑，为胜利而高兴。在对待律师的态度方面，他有点模仿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伯爵，不过，比方说，伯爵讲到“辩护人，请您少说几句吧”的时候，这话带着老年人的好意，显得自然，可是从彼得·德米特利奇嘴里说出来，就变得粗暴而且生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