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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杰出的民主主义作家。
他生在一八六○年。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即一八六一年，俄罗斯的农奴制度废除，农民身份上已经自由，实际上继续受地主压迫，还要担负苛重的赋税，因而贫困、破产。工业却相当迅速地发展起来，工人数量在三四十年间几乎增长了四倍，他们受到失业和贫困的打击，渐渐觉醒，进行斗争。到一九○五年，即契诃夫逝世的后一年，俄罗斯工农大众在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双重压迫下的痛苦和斗争，激起了第一次革命。
从一八七九年开始创作起，契诃夫的二十五年文学活动处在这样一个动荡时代：旧社会正在由腐朽走向解体，革命活动正在由萌芽走向壮大。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这种特点。
契诃夫的祖父是农奴，凭点点滴滴的积蓄赎得一家人的自由；契诃夫的父亲也凭积蓄在俄罗斯南方滨海的小城塔甘罗格开一家小杂货店。他有一个慈蔼的母亲，可是父亲严厉专横，契诃夫常受到打骂。契诃夫不止一次对他的亲友愤慨地说：“我小时候没有童年时代。”
契诃夫在十六岁那年，便开始独立谋生。父亲所开的小杂货店破产，倒闭，全家迁到莫斯科，撇下他一个人在故乡继续读书。这个破落户的子弟不得不向亲友求助，教家馆，勉强维持到三年以后在学校毕业。这种生活的艰苦和辛酸，他在一八八一年的一封信上暗示过：“在我生长、读书、开始创作的环境里，金钱表现着万能的魔力。”困苦并没压倒他，反而磨炼了他。他在学校里本来是个迟钝、笨拙、老是躲着别人的学生；然而在学校的后期生活中他却变成活泼的、爱说爱笑的青年，而且显露了对文艺的爱好，开始忙着为校中报纸写稿了。
在契诃夫的作品中，随处都可以发现这种生活所留下的烙印。
在十九岁那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搬到莫斯科，考进莫斯科大学的医科，同时开始写作。
从这一年起到一八八四年为止的这段时期，我们把它算做契诃夫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他用契洪特作笔名，为莫斯科各滑稽小报写了许多短小的、诙谐的东西，如小笑话、速写、寓言等。产量真也惊人，他写了一千篇之多。
在这种旺盛的创作力的背后，隐藏着悲剧：他家境很苦，父亲做仓库职员，月入五十卢布，无法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他不得不多写。
高尔基在回忆录里赞叹道：“这些没有欢乐的挂虑（指谋生的斗争）消耗了他的青春的全部力量，可是他居然能够保持住他的幽默，倒是一件惊奇的事。”
滑稽小报需要的是供人茶余酒后做消遣用的东西，每逢契诃夫的作品选择了比较严肃的题材，就会遭到编辑的责备。那一千篇东西尽管充满机智和幽默，但是除少数作品外，所含的社会意义不大；契诃夫晚年自编全集的时候，把它们剔除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所留存下来的少数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丑恶事物的短篇小说。那里面描写了好些可笑的人：《谜一般的性格》和《活商品》里的女人听凭金钱的摆布，并不觉得可耻；《唱诗班歌手》和《变色龙》里暴露了阿谀权贵的丑态；《一个文官的死》和《胖子和瘦子》里活生生的画出小官在大官面前那种又可笑又可怜的样子。这个时期的作品着重揭露了丑恶性格，特别是贪财爱势的心理。这类题材到后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另外，《嫁妆》写出一个姑娘怎样在空洞贫乏的生活中憔悴，死掉。暴露庸俗生活的题材在这个时期中也已经偶尔出现了。
年轻的契诃夫一提笔，就触到了旧社会的疮疤。这个腐朽的社会的毒汁正在丑化人的精神面貌，制造病态的生活。
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这类可笑的人和事，便抓住它的特色，揭发出来，笑一下，在这笑里面并没有多少恶意。辛辣的讽刺，激烈的鞭挞，在这里都说不上。后期作品中的沉郁调子，这里也一点都没有，在他的笑声里充满蓬勃的生气和明快的欢乐。
如果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他只是随便地在生活的旁边散步，一边散步，一边去捉捕……”（民粹派文艺批评家米哈伊罗夫斯基语），说他“冷血”地对待生活，那就不对了。这种说法完全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契诃夫何以不注意别的，单单注意这些丑恶事物呢？
在生活里，哪些事使契诃夫痛苦过、快乐过，那些事就特别容易引起他的注意。他出身寒微，经历过家庭破产的灾难，几乎沉到社会底层，为了谋生苦苦挣扎过，那他就一定身受过冷遇和白眼之类的破落户子弟的辛酸经验。他自己无财无势，因而分外鲜明地看出贪财爱势的丑恶。社会中的丑恶事物就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描写《谜一般的性格》中那个装得高尚，实则爱财的女人，描写《胖子和瘦子》中那个胁肩谄笑的小官时候，他的笑是嘲笑，含着不满、轻蔑、谴责。他们丑，是因为他们在做人方面不像样子，他们有失于做人的尊严。
契诃夫终身有一个中心思想：人应该活得像人。随着他对生活理解的步步深入，他的全部思想环绕着这个轴步步发展。直到晚年他的札记簿上还写着：“人，应当头脑清楚、道德纯洁、身体健康。”在当前这个时期，他对丑恶性格的不满和谴责大半是从道德品质着眼。他把它们看做个人的品德的缺陷来批判它们。既然它们只是个人的问题，与别的没有什么牵涉，那么纵然它们是可憎的，可是问题却不大，只要画出它们的丑样来，讪笑一阵，就会激起人们的注意和羞耻心，克服自己的这种缺陷。“人，必得在你叫他看见他是什么样子以后，才会变得好起来”，契诃夫在札记中写道。作品中的讽刺，除了含有不满和谴责的意义以外，就含着这样的教育意义。
他的笑声之所以爽朗明快，是因为他看问题还浅，没认识到它的严重。丑恶性格是怎样产生的，它跟其他社会事物有什么联系，什么东西在培养它，助长它，怎样才能在全社会的范围里消灭它，他大概知道得很少，他甚至没表明它的危害性。跟他后期作品比较起来，这些作品在思想上还缺乏深度。
他的艺术才能正在生长。他已经善于用极少的笔墨刻画出活生生的人，在表现他们性格的时候，往往抓住要害，一针见血。他已经善于灵活运用短篇小说这种体裁，在短小的篇幅里容纳丰富的生活。反而是有些比较长的作品如《活商品》和《瑞典火柴》等虽然写得火炽，如同闹剧，却显得臃肿，故事有意拉得长，这是因为故事本身的思想性不深，而作者又压不住自己的旺盛的欢笑心情。到后来，这种追求笑料的倾向，作者就彻底克服了。
从一八八五年起到一八九○年止，我们把它算做契诃夫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发展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中他一直住在莫斯科，大城市的生活给了他丰富的印象。
一八八四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科毕业。
他担负全家的生活费用。辛勤的工作损伤了他的健康。一八八五年他开始吐血，三年后又大吐血。这个医生却没理会自己的病，连生活方式也没改变。
一八九○年他做了一件在他一生中显得相当奇特的事情。他不顾旅途困难，千里迢迢地到库页岛——犯人流放地去了一趟。前后用去八个月，回来后写了一本专书《库页岛》。
他的文学才能渐渐提高了。一八八六年他结束了滑稽小报的工作，从此在大报和杂志上发表小说。一八八八年，科学院赠他普希金奖金。他成为第一流作家了。
他的创作态度开始谨严，一天写一篇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在他晚年自己编选的、包含二百多篇小说的全集里，这个时期的作品大约占了一半。
这里我们想结合他的作品探索一下他的思想发展道路。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不安分的客人》《没有结局的故事》《猎人》《天才》《彩票》等一系列的作品，如同前期作品一样，描写了许多丑恶的人物。他们多半有堂皇的外表，只是经不起作者一刺，就显露了原形：原来他们是那么专横、自私、贪婪、虚伪、虚荣、懒惰、卑鄙。这就表明作者在深入现实，见多识广以后，对他们的憎恶越发坚决。“在他的身上，庸俗遇到了一个严厉而公正的审判官”（高尔基语）。
但是作者对他们的否定，已经不单纯是着眼于他们的道德品质了。
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丑恶人物不仅在道德方面是肮脏的，而且在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有更严重的表现。《普里希别耶夫军士》里的专横军人是以欺压平民来满足自己的，《风波》中的家庭教师忍受暴虐的主人的侮辱，《老年》中的爱财欲望是以戕害一个弱女子的生命来求得满足的，《不安分的客人》中的自私性格已经发展成为见死不救的冷酷。在前期作品中，他们在跟别人发生关系时只暴露自己灵魂的荒唐可笑，没有使任何人受苦；现在他们已经超出可笑的程度，变得可恶了，因为他们在伤害别人。在旧社会中，这些人都是处在压迫者和奴役者的地位。
作者深入现实生活以后，社会生活向他表明：丑恶事物不是仅仅关乎个人品德的小问题，而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大问题。作者对丑恶人物的否定已经超出道德标准的范围，而是把他们看做社会的灾害来予以否定了。于是作者旧日的爽朗的欢笑收敛了，换来的是讽刺和谴责。
他的眼光已经由个人移到社会，他的人道主义也进了一步：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关怀，发展成为对被损害的弱者的关怀。
这就出现了另一部分作品，弱者成为作品中的主角。《演员之死》中的演员是在穷困中客死异乡的。《食客》里用两种对待食客的态度的对比颂扬了老工匠的热情，但他的孤苦无依却注定了他未来的厄运。《古塞夫》中的病兵葬身鱼腹是要由官僚制度代表者“两条腿的坏蛋”来负责的。《万卡》里的小小的孩子肩负着阶级社会的全部重担：高压、穷困、奴役、冷酷。……他们不是在道德丑恶的人物的欺压下受苦，但是他们同样是被压迫者。这些作品大都与丑恶人物无关，但它们带着更强烈的控诉音调谴责了阶级社会的压迫和被压迫的本质。
对一部分被压迫者的同情发展成为对一切被压迫者的同情，契诃夫跟俄罗斯的被压迫被摧残的人民建立了联系。从憎恨丑恶人物进而憎恨一切压迫者和奴役者，契诃夫成为俄罗斯统治阶级的敌人。
面对着黑暗的王国，契诃夫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这些黑暗是怎样产生的，他的结论在作品里表现出来了。
前面说过，前期和这期作品中，那些否定人物在精神世界的丑恶上是一致的，他们的面貌大致也是相同的，但作者对他们的认识却已经起了变化。前期作品中《变色龙》和《谜一般的性格》里的主人公显然认为阿谀权贵，卖身投靠是正当的事。他们的特色就在于他们甘心做可耻的事，满足于自己的灵魂的污秽，他们是坚决的；因此，他们须对他们的污秽灵魂负全部责任。这期作品中的否定人物尽管做了许多性质严重的坏事，但是责任却不仅由他们自己来负担。《难处的人》中的专横的家长因为吝啬而发脾气，伤了一家人的心，可是最后毕竟拿出了钱。《安纽达》中的大学生卑劣地遗弃一个弱女，末了却回心转意了，虽然那是暂时的冲动，可也不能不说他的卑劣还不彻底。《侦讯官》中的丈夫实际是杀害妻子的凶手，他自己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罪恶。《苦恼》中的学生和军官所表现的淡漠，不能说是存心伤害别人，虽然实际上伤害了别人。一般的说，他们在作恶上都表现得不坚决，不彻底，甚至不自觉。
他们的卑劣和罪恶并不能因此减轻，作者也无意开脱他们。不过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研究他们的时候显然看出来他们的丑恶是外来的，而不是从自己的内部生出来的，冥冥中有一种什么东西使得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特别是中上层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害各种精神方面的病。这就不能完全责成他们的个人品质来负责，首先要负责的是社会。作者看出丑恶性格是一种病，一种社会的病，病原在于社会制度。先有病态的社会制度，社会里才会有精神病态的人。
另外一部分作品更鲜明的表现出社会制度的病态和它所造成的灾害。这部分作品表面看来，写的都是些荒唐的故事。《巫婆》中教堂职员的妻子的偷情是荒唐的，夫妇无端成为冤家尤其荒唐；《邮件》中邮差的乖戾性情多么可笑，他跟同车学生寻衅吵架尤其可笑；《吻》中的军官因为黑屋中的一吻而神魂颠倒，以致痴迷不悟，更是滑稽了。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那些荒唐事也只是日常生活的小波折。
荒唐的背后却藏着多少辛酸！旧社会创造了这样可怕的“日常生活”，不论教堂职员、邮差，或者下级军官，只要是为了吃一口饭，就不可避免地要钻进单调、无味、贫血的生活牢笼。邮差终生终世像机器那样坐着邮车跑来跑去；《巫婆》中青年夫妇过的是沙漠上的两只耗子的生活；军官遵照命令身不由己地练兵、行军、检阅。这是无形的刑场：为了适应这种毫无目的、毫无意义、毫无乐趣的生活，人必须变成没有理想、没有欲望、没有感情，甚至没有知觉的动物；这生活毁灭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美好品质，残酷地逼迫人走向精神的死亡。这生活的病态集中在这一点上：人为了求生而走进坟墓。小说中的插曲，如《巫婆》中的青年男子的出现，《邮件》中大学生的出现，《吻》中的不相识女子的错吻，事情本身虽没有多大意义，但在他们的生活的死水湖里却投进了一块石头，惊醒那些落在陷阱里的动物，打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见自己在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他们身上的不甘死亡的“人的灵魂”就醒来了。他们的偷情、乖戾、痴迷，包藏着强烈的欲望：他们像是淹在水里的人忽然抓到一茎草，他们急于跳出陷阱，一心想过人的生活。等到这种欲望受到压抑，他们发现自己仍旧陷在生活的死水湖里，他们就变成真正的困兽。他们的满腔怨气曲折地表达了被摧残的生机的抗议，表达了对压迫的反抗，对社会的控诉。
如果说他们是因为穷苦才被这种可怕的生活所俘虏，那么这个陷阱也并没放过生活饱暖而只愿自己安乐的人。《薇罗琪卡》中的青年沉醉在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里，显得何等安乐，可是临到薇拉出现，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感情多么枯萎，断定这是“灵魂的萎谢，在美丽面前无动于衷的麻木，由教育、没有目的的生活、谋生的奋斗、公寓中的独身生活所养成的未老先衰”。他的精神正在走向死亡。薇拉的求爱，不仅是由于钟情，还因为她要跳出那种死水的生活，她已经看出只有衣食饱暖却没有任何内容的生活中所隐藏着的危机：“我在这儿住不下去！……我受不了永远不变的平静和没有目的的生活，我受不了我们那些没有光彩的、苍白的人……他们都温和，亲热，因为他们都吃得挺饱，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奋斗或者痛苦。”她的绝叫实际上是不甘心于精神的死亡。在作品里，所有这些人物的生活和痛苦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来负全责。在这里，作者看出这种病态的生活首先要由社会制度来负责。先有荒谬的社会制度，这才产生了荒谬的生活。
同样，在以弱者为主人公的作品《万卡》《古塞夫》《食客》里，那些善良的、无辜的人民的痛苦应该由谁来负责呢？作品里显然没有把万卡的厄运完全归于鞋店老板身上，万卡即使换一个主人，也不见得命运会好转。古塞夫的死亡的负责人甚至没在作品里出场。《食客》中的老人的潦倒也不能由小店主的缺乏同情来完全承当。——先有把人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社会制度，这才有活不下去的被压迫者。
一八八九年契诃夫在一封信上说：“我认为顶顶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热爱、绝对的自由——摆脱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管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一个大艺术家，这就是我所要奉行的纲领。”他渴望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社会里面，人能够正常地、全面地发展，人能够活得像人。
这个时期他的所有作品都表明当时的社会正在使人的精神世界丑化，使被压迫者活不下去，它不容人正常地发展。为此，在这些作品里，契诃夫对俄罗斯的腐朽的旧社会做了严正的批判。
这些作品写的是平凡的人物和生活，却包藏着丰富的思想，它们带着巨大的说服力量教育读者，使他们认清旧秩序的丑恶，憎恨它，使他们不能安心地在这黑暗社会里生存下去。
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推动了契诃夫在此后的岁月中如饥如渴地寻求一条他目前还看不到的、通到光明的未来的道路。
也正是这种热爱，才使他在没有看到那条道路之前，无法抑止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苦难的满腔关切和焦虑。
这里必须提起一种有相当影响的见解。
反动的文艺批评家谢斯托夫说：“契诃夫是绝望的诗人。在他的文学活动的二十五年当中，前前后后，他顽强地、哀伤地、单调地只做着一件事：用各种方法扑灭人类的希望。”民粹派文艺批评家米哈伊罗夫斯基警告读者说他在契诃夫的眼睛里看见了“恶的火焰”。（以上均引自英译文。）他们的意思是说：契诃夫怀着冷淡的、绝望的心情描写社会的黑暗，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是悲观主义者。
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个时期契诃夫的一部分作品的调子；它们的确不是明快，而是沉重。这种调子通常叫做“契诃夫的忧郁”，而这“忧郁”往往又理解作沮丧没落的呻吟，充满悲观绝望的心情。
又因为契诃夫没有看见祖国前进的具体道路，这就助长了这种见解，认为契诃夫的眼前确实一片漆黑，因而悲观绝望。这个问题便显得更复杂了。
但是这个问题不论怎样复杂，却有一个关键：
契诃夫是乐观或者悲观，那最后的分界线在于他对祖国的光明未来有没有信心。
这种信心不能凭空产生，须有现实的依据。这依据只能是对人民和人民的力量的认识。因此，契诃夫有没有这种信心又取决于他对人民力量有没有认识和信心。
或者，契诃夫对人民力量没有认识，不相信人民，于是在他眼睛里，黑暗势力占据了整个社会，这黑暗是永久的，没有力量可以克服的，祖国前途一片漆黑，契诃夫是悲观主义者；或者，契诃夫对人民力量有认识，相信人民，于是在他眼睛里，黑暗只是社会的一面，这黑暗面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祖国前途是光明的，因此，契诃夫不是悲观主义者。
契诃夫的作品，特别是在人物的塑造中，表明他对人民的力量有认识，有信心。
契诃夫的作品里，除了作者所否定和丑恶的人物和所同情的被压迫者以外，还有作者所肯定的正面人物。
《哀伤》中的工人感情那么真挚，受不住妻子死亡而引起的哀伤，自己也死了。他临死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托付别人安葬妻子，托付别人把马还给原主，这是多么善良、纯洁！《猎人》中的农妇对薄情的丈夫表现了温柔而强烈的爱。《安纽达》中的“堕落”女人的爱情尤其坚强，她临走把四块方糖交给那负情的大学生，这包含着多大的勇气！《磨坊外》的老太婆简直是个光芒四射的形象：贫穷和困苦压不倒她，她充满欢笑和生气，那块馅饼包藏着多少慷慨的爱！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连道德也是对立的。契诃夫在旧社会的中上层人们中间发现到处都是道德的堕落，终于在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中间，找到了他所珍爱的纯洁的道德。契诃夫在一封信上说：“我的血管里有农民的血；人家说到农民有美德，我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的。……”
他们是高尚纯洁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美德具有强大的力量。他们的美德证明了不仅能抵制恶势力的侵蚀，而且比恶势力强大。《安纽达》中的“堕落”女人背负种种苦难，被打入社会的下层，但她的坚强的美德，纯真的爱，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屹然不动，甚至在遭到新的打击（被大学生遗弃）的时候，在那四块方糖里显出了她的美德的更坚强的力量。这里埋藏着讽刺：到底是谁堕落？谁纯洁？《猎人》中的农妇具有同样坚强的精神力量，而且对她那力趋上流的丈夫的卑劣心理采取蔑视态度。两相比照，究竟谁上流？谁下流？在这些小说里暗中进行着一种无形的精神搏斗：那些美丽形象射出耀眼的光彩，他们是优胜者；在他们的光芒照耀下，那些卑劣的人物变成渺小的、奇丑的侏儒。搏斗的结局暗示着深刻的意义：那些坚强有力的人，纵然目前在现实生活中受苦，但他们是美丽的，因此最终一定会胜利；那些渺小人物，纵然目前在社会中逞威，但他们是丑恶的，因此最后终究要消灭。
不仅这样，作品里还表现了人民终将胜利的现实根据。
这些被压迫的人民是有正义感的。《猎人》中的农妇虽然深深的爱她丈夫，但是对他不务正业一心爬高的坏心理却进行严正的批判。《磨坊外》的老母亲没有因为自己穷而迁就她那为富不仁的儿子；她越是爱这儿子，反倒越严正地指斥他。
他们对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不是听天由命地忍受，而是要求解放。他们随时随地表现了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万卡》里的小孩子在信上苦苦恳求爷爷带他跳出活地狱，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古塞夫》中的病兵连做梦也看见美丽快乐的田园生活。《草原》中那伙农民在一个恬静的夜晚听一个新婚男子诉说他的幸福。在一八九二年发表的《在流放中》里面，那个无辜受累的青年流放犯人即使陷在万难逃出的罗网中也仍旧强烈地渴望自由幸福，那份强烈还表现在他痛斥老犯人的甘心受苦的奴才哲学上：“你坏！你是畜生，你是死尸。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黏土！”作品的结尾借房门这个细节，巧妙地批评了另外一些虽然抱怨生活痛苦，却消极得并不想改变任何一点现状的人：开着房门睡觉是冷的，可是懒得起来去关上它。
在八十年代的俄罗斯，革命运动还处在准备时期，作品中的这些劳动人民还没有到为了争取解放而采取行动的时候，但是不能不说：依照作品中的表现，他们准备行动的各种条件差不多都具备了。他们的潜在的宏伟力量，已经跟反对罪恶的旧社会的正义感以及从自己痛苦中产生的追求自由幸福的强烈欲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在腐朽的旧社会中形成一股“地火”。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的深度就在于从这些劳动人民的形象中表现了革命准备时期的革命火种。
如果把契诃夫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归纳成为一句话，那就是：他在深入现实生活以后产生了对旧社会及其罪恶的痛恨，产生了对祖国和人民的光明前途的信心。因而他在后期作品中才能够画出了祖国将来的美丽社会的远景。
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中存在着矛盾：虽然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光明前途有信心，他却看不见通到未来的具体道路。
如上文所述，这个矛盾产生了他的焦虑心情。重要的是这焦虑不是建筑在一无办法的绝望上，而是以深厚的信心为基础，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在他的作品里，这焦虑一渗进去，便形成积极的力量，使读者对黑暗现实生出浓烈的不满，对光明未来生出强大的渴望。
为了说明这点，必须结合他的作品研究一下契诃夫作品的“调子”的真正内容。
在那些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小说中，被摧残的人民生活在不堪设想的痛苦里，他们的遭际、心情、命运，处处表现了现实的阴暗，例如《万卡》中的小孩，《古塞夫》中的农民，《安纽达》中的弱女。首先因为俄罗斯社会的阴暗面是那么严重，这才有了作品“调子”的沉重。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怎样反映现实，或者，作家表现在作品里的他对现实的理解和态度，也是“调子”的构成因素。这就必须具体分析作品了。
氏以《苦恼》为例。故事是这样平淡：一个老车夫姚纳，儿子死了，他积着满腔的苦恼，想找个人诉说一下；他的乘客，军人和学生，都不睬他，逼得他只好向马去诉说。然而这平淡的故事何等有力地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的冷酷！
姚纳的苦恼是那么深重：孤苦伶仃，贫穷衰老，然而没人来管，甚至他那小到无可再小的欲望，诉说一下苦恼的欲望也得不到满足，这个社会的病态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于是透过作品的沉重的“调子”隐隐传出了一种沉重的谴责。
姚纳是那种纯洁善良的农民：在四周的淡漠和冷酷中，他独独保持了热情，他对儿子的爱是纯洁无私的爱。他的美德是坚强有力的。
这里也有精神力量的搏斗：那些有教养的、上流的军官和学生对这个人的苦恼，回报了冷酷；他们只知道压低车价，拿他取笑，甚至残忍地说：“人都要死的。”姚纳的深情即使受了挫折，也没冷却，而是仍旧坚持下去，甚至找马去诉说。到底谁上流，谁下流？谁有教养，谁愚昧？姚纳的光辉照出了那些人的猥琐庸俗的丑相。
这就在读者心里引起了同情：“他善良、坚强，他比所有那些军官和学生都应该活下去，他的苦恼应该解脱——他代表光明的力量。”
但是那结局却是姚纳的苦恼得不到解脱，甚至活不下去。而那些庸俗人物反倒逍遥自在！作品到这里把一种像郁雷样的感觉送进读者的心里。
这沉郁是由作者的焦虑产生的：现实生活竟是这样颠倒黑白，该活的不能活，该消灭的不消灭，丑战胜美，黑暗战胜光明；读者的憎恶和同情，痛恨和渴望，便都受到压抑，受到不能忍受的折磨；结果，那沉郁的全部力量就逼出这样的结论：“不行，不能照这样下去！”
这个“调子”的力量在另外那些描写渴望解放的被压迫者或描写勤劳的、有创造才能的劳动人民的作品里尤其表现得明显，例如《万卡》《教师》等。那个可爱的小孩和优秀的教师代表光明，代表美，引起人的强烈同情和希望，怎能容忍他们被黑暗和丑恶所吞没：“不行，不能照这样下去！”
这个“调子”在沉郁的外表下，藏着积极的、健康的、鼓舞战斗的内容。
这个“调子”的力量所激起的对光明和美的热爱以及对黑暗和丑恶的憎恨，实质上是对旧社会的憎恨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它跟沮丧没落的呻吟、悲观绝望的哀鸣毫无共同点。
这就是我们对契诃夫作品的“调子”的理解。
那些曲解契诃夫的论者的最后一个根据，是不研究契诃夫思想的发展道路，也不看他的全部作品，单从《芦笛》和《伤寒》之类少数作品的外貌就下轻率的论断，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如果理解了契诃夫的思想，再看过他的别的作品，对这类作品就可以有正确的认识。《芦笛》中充满怨言和悲叹。老农民从山水天气说到草木虫鱼来证明世界到了末日，地主的总管也因为生计艰难而灰心沮丧。但是这两个人的思想性质是不同的，一个为公，一个为私。大自然的萧索象征着社会的黑暗，老农民的夸大的慨叹实际上是出之于对光明美好生活的渴望，他痛斥了剥削阶级的寄生、懒惰、庸碌；而总管的贫困便是他们的罪恶的一例。这是那些谴责旧秩序，渴望好生活的作品之一。《伤寒》表面看来像是伤寒病的研究报告，没有社会意义，实际上却不然。作品表明病情严重的时候正是生命力衰微的时候，临到病愈，生机才萌发，那特色就是蓬勃的、不能压抑的欢笑。必须注意，这欢笑具有残酷冷漠的性质：病人听见妹妹传染了自己的病，已经死掉，竟毫不在意。作品的社会意义就在这欢笑的性质上，表明用这种欢笑来对待人生和社会是一无是处的；因为“所谓纯洁的、孩子气的‘生活的欢乐’，是动物性的欢乐”（见《契诃夫札记》）。跟其他的作品一样，这两个作品同样表现了作者对阶级社会的谴责，对祖国和人民前途的关切，对有害于社会的事物的批评。它们的思想内容是健康的。
我们探索了他的思想发展道路，研究了他的作品和它那著名的“调子”，具体分析了貌似悲观的作品，所得出的结论是：他跟悲观主义毫不相干。
必须澄清那些曲解，才能更好的理解他的作品，充分估计到它们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
契诃夫的作品以无比的真实揭露了俄罗斯社会的本质，使人认清黑暗和光明；而作者的爱憎、渴望、焦虑具有那样大的感染力量，以致作品虽然没有发出革命号召，却具有客观的革命意义。高尔基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写道：“回忆着这样的一个人是一桩好的事情；勇气马上就回到你的生活里来了。”
有趣的是契诃夫自己对于“悲观绝望”一类的批评的态度。“我从没见过契诃夫发脾气。他很少冒火，即使冒火了，他也能够惊人地控制自己。比方说，我记得他有一回在书本上读到一种评论，说他对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他是悲观主义者，于是他烦起来。不过他的烦只用五个字表现出来：‘十足的傻瓜！’”（布宁：《回忆契诃夫》）
我们在上文提到的两个批评家，一个是民粹派，一个在大革命时逃亡国外诋毁革命，在思想上他们或是脱离人民，或是仇视人民，因而看不见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在根底上，他们才是真正的悲观主义者。无怪他们看不见契诃夫作品中的积极因素了。
反动统治阶级害怕契诃夫。一八八七年契诃夫到欧俄南部旅行，特务一路跟踪他，甚至设法跟他同房过夜。十年后契诃夫在国外游历，也有特务跟踪，甚至跟他交谈。迫害并没压倒契诃夫，他终其一生坚决反对的正是旧社会制度的支持者沙皇政权。
在这个时期的结尾，一八九○年，契诃夫突然自动地、不辞辛劳地跋涉到边远的库页岛去做了一回调查。
在这趟旅行前后他写给朋友的信中，或者其他材料中，他都没有阐明他的目的。他只声明这与他的文学事业无关：“我不是去搜集材料和印象，而是为了照我以前所没生活过的方式生活半年罢了。”
但是当他行前接到一个好朋友的信，说他这种行为毫无益处、毫无趣味的时候，他就严正地指责道：“我们把以百万计的人民送进监狱里去死掉，我们胡乱地、野蛮地、想也不想地把他们毁掉；我们驱使人们戴着镣铐在冰天雪地中跋涉几千里路；我们使他们染上梅毒，使他们堕落，繁殖犯人。……这不能单由狱吏负责，而得由我们全体负责。可是我们不在心上，我们对这不发生兴趣。……”
那些关于犯人的苦难的话充满了多少焦虑！这焦虑包含着对社会黑暗的严厉谴责和对光明的渴望，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芒，但也透露了作者寻不到解决方案的急躁。
既然这种焦虑在作品里表现为积极的力量，它对作者一定也产生积极的力量。事实正是这样，它推动他在文学和医生的事业以外热切地用各种方法为解除祖国和人民的苦难而努力，推动他为追求真理而努力。于是他到库页岛去了——那是俄罗斯的一个边远的荒凉地区，也是最黑暗的犯人流放地。他不顾自己的病体，也不顾旅途的艰苦（当时西伯利亚没有铁路），坐大车，搭木船，走旱路，毅然决然地去了。
在这里很容易使人想起他在两年前所写的一篇优秀作品《精神错乱》，那是契诃夫小说中正面提出社会问题的第一篇。那个主人公对社会问题何等关切，他的责任感何等强烈，由于思想限制而寻不到解决方案的时候是何等焦虑！他对朋友和医生的冷淡心理又是何等憎恶！
这次旅行的结果果然没有为文学作品搜集材料，只写了一本专书《库页岛》。
可是，他对社会黑暗的认识更透彻了，对被压迫者的理解更深切了。两年后所写的《在流放中》不仅反映了流放犯的无辜受苦，他们所过的非人生活，还着重写出了被压迫者的争取自由幸福的渴望是各种苦难所不能征服的！
此外还有另一个收获。契诃夫在一封信上谈到犯人儿童生活的黑暗可怕，这还只是犯人问题中的一个细节，但是他已经感到无能为力。“当然，我没有力量解决儿童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觉着靠慈善的施舍办法是没有用处的。……”契诃夫感到社会问题的枝枝节节的解决以及点点滴滴的改良工作，都是行不通的了。
这就加强了他追求真理的决心，而且引起他对政治的关心。
从一八九一年到一九○四年为止是契诃夫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他的思想艺术的成熟时期。
从一八九二年起，一连有六年，他在农村中生活。他出于对农民的热爱，办过农村学校，办过赈灾事宜，调查过户口，霍乱流行时担任过医官。这使他熟悉了农民。
他在努力克服他的不问政治的倾向。一八九八年，当法国作家左拉为被诬陷的犹太人德莱孚斯申冤而控诉陆军部的时候，契诃夫的老朋友苏瓦林所主办的《新时报》借此机会展开了反犹太人的政治宣传。契诃夫不顾私交，严词指责他的不当。一九○二年高尔基当选科学院荣誉院士，沙皇由于政治理由强令科学院撤消原议的时候，契诃夫就自请取消院士称号（他在两年前与托尔斯泰同时当选），作为抗议。
他的最好的剧本如《海鸥》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他的小说虽然在数量上不及从前多，可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显出了成熟时期的绚烂多彩。
在这个时期中，他的思想主要是在下面这三种影响下大踏步的发展起来的。
首先是时代在大踏步前进。俄罗斯的广大人民在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的双重压迫下的痛苦激起了革命运动，社会的表面平静的状态已经过去。在九十年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末尾和二十世纪初叶，革命前夜的风暴掀起来了，工人屡次罢工和示威，规模宏大；乌克兰发生农民起义；学生的反政府运动发展为全国总罢课。人民显示了力量，社会情绪普遍的不安定，腐朽势力的慌张和高压正好表明他们到了穷途末路。契诃夫密切注视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直觉地感到了它的趋向。在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中，一九○一年他写信对高尔基说：“我知道得很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不过预感却很多。”一九○二年他对朋友说：“人民中间已经有了伟大的骚动……俄罗斯正像蜂房一样的闹哄哄，人民有多大的信心和力量啊……这倒是值得惊奇的哩！”在这些话里，他的政治倾向是明明白白的。至于他的预感，他在札记里也写出来了：“这当儿我们的四周却有一种生活沸腾起来了，那生活却是我们不知道，也没理会的。惊天动地的剧变会出其不意地来袭击我们，仿佛我们是沉睡的仙人似的。”果然，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五年，爆发了俄罗斯的第一次革命。
“人民有多大的力量和信心啊”——六年的农村生活帮助他理解农村生活的真相，它的光明和黑暗，尤其重要的是使他对劳动人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跟农民们相处得很和美……每逢我在村子里走过，老太婆们总是微笑，或者在胸前画十字，除了对小孩子以外，我对每个人都称呼‘您’。……现在一想起奥加河边我有我自己的小窝，我总高兴”，他信上这些回忆农村生活的愉快话语中包含着对农民的热爱和尊敬。他的作品表明他在劳动人民身上更深地看出了力量和希望。这就加强了他跟他们的联系。
他的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自己的焦虑心情要求他的思想往前发展。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满腔热爱，使他不能自甘于自己思想上的限制，推动他为他们的苦难寻求一条出路，通到他所坚信不疑的光明未来去。这种热切的、不倦的追求真理的心情在《大学生》那样的美丽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大大开展起来，他的作品面貌就起了变化。
暴露黑暗的作品比以前范围更广，挖掘也更深了。
反映农村生活的杰作《在峡谷里》和《农民》全面揭露了农村的真相。一方面农民大众赤贫，担负苛重的赋税，毫无保障，破产，流落为乞丐，进城谋生；一方面富农依靠剥削和欺诈致富，开商店，办工厂，内部进行着残忍的、无耻的争夺和倾轧。这类作品比《万卡》等更有力地暴露剥削和压迫制度所造成的罪恶。
刻画丑恶性格的作品比以前更明显地揭示了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佩彻涅格人》中的地主在奴役生活中养成野蛮粗鄙的性格。《醋栗》中的地主则在寄生生活中由人变成了猪。《村妇》表现了商人在伪善的面具下的阴险残忍。这些性格越是饱满，就越使人痛恨他们以及培养他们的社会制度。
反映病态生活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如果前期作品是用偶然的插曲来揭露这种生活在怎么活埋人，那么现在是把人被毁灭的全部过程从生活里显示出来，例如《约内奇》《在故乡》等；另一种是着重暴露生活的混乱可怕，《恐惧》借一个故事来表明“单从生活看生活，有许多事显得不能理解”，而《我的一生》却从整整一座城的规模上，在错综的人事关系中全面写出平淡生活里的荒谬和残忍：官吏贪污糊涂，资本家贪婪霸道，地主没落潦倒，无数的猥琐庸俗的小市民干着可笑可怕的事，父亲不认儿女，少爷遗弃孕妇，偏见逼死人命。这样的生活使人感到这个社会的腐败透顶。
这个时期新出现的反映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同样揭露阶级社会和剥削制度的一无是处。《三年》《女人的王国》等只浮泛写到工人的痛苦（作者对工人生活不熟悉），它们所着重刻画的是由剥削而来的财富给资本家家庭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人性的毁灭和沉沦到深渊去的生活。
另外还出现一系列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如《黑修士》《决斗》《没意思的故事》《文学教师》。他们或者成了自大狂，或者变成麻木的僵尸，或者在毁灭的生活中发出绝叫。在前期的《教师》和这期的《在大车上》里，社会在毁灭辛勤的、低层的知识分子，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却在用知识掩盖自己的罪恶，甚至造成自己的灭亡。这些都表明这社会不能容许知识正确地发挥力量，为全体人民造福。
所有这些作品挑开一个腐烂的恶疮，摊出全部的脓毒和黑血，揭露了旧社会的彻底腐朽。
前期作品对社会制度的批判是由不满而谴责，如今更进一步，由彻底憎恶而宣判死刑。因此，作品的暴露性和讽刺性比以前更坚决、更强烈。《出诊》通过一个工厂表现了剥削制度的灾难，最后也通过工厂对那旧社会制度下了判决：“没法医治的痼疾。”
在这个时期中他对光明面的认识也提高了。
作品表明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歌颂以及他对他们的理解比从前更深。
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劳动是常被提到的题目。
劳动被看做人的生活的基本内容。作品中一切准备过幸福生活的青年男女，都先肯定劳动的重要。邻居中说：“我要工作得眉毛上出汗，我要一天到晚地工作——实际上我要尽心竭力地使得希娜幸福。”《决斗》中的幸福生活计划就是：“我们挖掘一块土地，亲自耕种，辛苦得眉尖流汗。”《三年》中说得更清楚：“不做事，就没有纯洁的幸福生活。”作品中表明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人，首先应当是道德的生活和道德的人。这一切都由劳动产生。从这一点发展起来就成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有益社会的劳动，无怪《妻子》中一个生活空洞的女人在找到一件工作以后说：“在这件事以前，我什么也没有。……现在，我总算抓住这个，我生活起来了；我快乐……我觉得仿佛在这件事里面找到我生活下去的理由似的。”因此，纯洁的道德和美好的生活的基础是劳动。
不仅这样，《我的一生》里还说：“固然，他们（指农民）很脏、贪酒、愚蠢、不老实；不过尽管这样，人还是觉得那些乡下人的生活是奠定在巩固的基础上的。不管乡下人耕田的样子显得多么拙，也不管他怎样喝得酩酊大醉，可是只要仔细看一看他，谁都会感到他有一种基本的、重要的本质，恰好是玛霞和医生所缺乏的。他相信真理是人世间顶要紧的东西，相信他个人的得救和国家的得救，全包含在真理里面。因此他爱公道胜过爱人间的任什么东西。”坚持真理和正义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它能摧毁不合理的社会，建立合理的社会。这里不仅表明契诃夫对人民力量的认识，还表明他对人民力量的根源也有认识：坚持真理和正义感既是劳动人民所特有的，那它就是由劳动产生的。
契诃夫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信心既然更加坚定，作品中便出现了劳动人民的前所未有的美丽形象。《在峡谷里》的丽巴纯洁、善良、热情，富贵不能玷污她的纯洁，贫穷不能压倒她的朝气。她鄙视在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一心要逃出去。她在罪恶的环境中生出优美的理想：“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恬静而美丽，而且在上帝的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丽的正义；人间万物，一心在等着正义来把他们融成一体，就跟月光和黑夜互相溶合一样。”在她显出劳动人民本色的时候，作品中出现了美丽的画面，例如：“丈夫刚刚坐着车出了院子，丽巴就变了样，忽然高兴起来。她换一条旧裙子，光着脚，把袖子卷到肩膀上去，擦洗门道里的楼梯，用银铃样的尖嗓子唱歌；她提着一大桶脏水走出去，抬头看太阳，露出她那孩子气的笑容，这时候她仿佛就是一只百灵鸟一样。”跟以前的正面人物相比，她有他们的一切优点，如纯洁的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却没有他们的弱点，如《艺术》中农民的流气，《苦恼》中姚纳的愚昧。她的外貌也是美的，而《安纽达》中的女人却是丑陋的，《磨坊外》中的老太婆的装束是滑稽可笑的。她的新的优点是她个人要求自由幸福的渴望化为充满坚持真理精神的理想。这理想尽管外表柔和文静，骨子里却藏着革命的火种，实际上那是所有的被压迫和奴役的劳动人民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对未来的自由幸福的社会的渴望和信心。
既然劳动创造美德、精神力量、坚持真理的精神、正义感，那么寄生和剥削就一定产生道德的堕落、软弱、虚伪诡诈、没有是非等，使得人不像人，生活不像生活。
推广起来说，在契诃夫眼睛里，整个旧社会制度既然不是以普遍劳动，而是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那么这制度本身便是不道德的、脆弱的、不合理的、是非颠倒的。那么它的毒汁必然浸透整个社会，造成俄罗斯民族的普遍灾难，没有一个人，包括压迫者在内，能逃避它的恶果。作者在彻底的、全面的批判它的时候，除了在大量作品里表现压迫者的罪恶和被压迫者的苦难以外，就有必要写出《在故乡》《三年》《女人的王国》《在峡谷里》等反映城乡的剥削阶级的生活在怎样毒害他们自己，以及这个生活本身由于它的不道德、不合理、脆弱的性质怎样在崩溃没落。——不写这些，批判便不彻底。
另一方面，作品中出现了对祖国和人民幸福前途的憧憬。《我的一生》里写着：“强者也好，弱者也好，阔人也好，穷人也好，应当没有例外，各人为各人的利益平等参加生活斗争。”理由是：“要是您不逼着您的同胞供给您衣服和食物，保卫您，替您抵抗敌人，那岂不是建立在完全不以奴役为基础的生活上的进化？依我看来，那种进化才是真实的东西，也只有那种文化才是人类需要，而且能够完成的。”
《带阁楼的房子》里也写着：“要是我们全体，城里人和乡下人，没有一个例外，统统商量妥当，由大家平均担负人类用来满足生理方面的需要的那种劳动，那我们每个人也许一天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行了。……再想下去：为了少倚靠我们的体力，少倚靠劳动起见，我们发明机器来代替工作。……说到头来，有多少空闲时间会留给我们支配啊！我们就共同把我们的闲暇献给科学和艺术。”
到最后一篇小说《新娘》里，未来生活的美丽画面勾画得更清楚一些了：“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高大漂亮的房子，美妙的花园，神奇的喷泉，不平常的人。……到那时候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活着。……”
“在那种生活里，人会勇敢而直接地面对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人变得纯洁、自由、正直、幸福，同时研究“科学与艺术”，因此有高度文化和教养。——总之，人成了“不平常的人”。
《新娘》里还暗示了从旧社会过渡到这个新社会的过程，不是和和平平的，而是要经过剧烈的斗争和变革：“您既把您的生活翻一个身，那就一切事情都会改变。要紧的是叫您的生活翻一个身，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关紧要的。”“到那时候，你们这城里就不会有一块石头不动，样样东西都会连根拔起，样样东西都会改变。”
这个理想明显地表现了契诃夫的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不能不说：这个理想包含着近于原始的、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分。
在这里，旧社会受到最后的、最彻底的、最严正的批判。这个未来社会的性质跟旧社会的性质恰好相反。作者相信新社会必然建成，也就是相信旧社会必然崩溃。在《出诊》这篇小说里通过工厂的剥削关系和劳资生活的描写，指出了社会制度的支配力量，说到人们“违背本心的屈从着某种支配的力量——那种来历不明的、站在生活以外的、与人类无关的力量”。这种制度被比喻作魔鬼不是偶然的，魔鬼的本质就是不道德、颠倒是非、脆弱，用来借喻社会制度正好合适。医生最后判决了它的死刑，说它是“没法医治的痼疾”。另一方面，医生通过一个在贫血的生活中憔悴的姑娘对美好生活的渴求，看出来新社会的必然到来，他在坐上马车的时候，“只想着那个也许近在眼前的时代，在那时代里，生活会跟这宁静的礼拜天早晨一样的畅快”。对旧秩序的彻底否定和对新社会的肯定信心结合在一起，在同一个作品里表现出来。
《出诊》里还做了相当准确的预测：“五十年后，生活一定会好过了。”
这就是契诃夫思想发展所达到的高峰。
他对祖国的今天和明天的认识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引用《新娘》上的话来说，就是：“那个显得很重大很严肃的过去，就缩成一点点小，同时至今还没留意过的那个巨大而宽阔的未来，却在她面前展开来。”
他从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这样的认识，而九十年代的俄罗斯社会生活又肯定了他的这种认识，他的爱国思想便得到了鼓舞。由于关切祖国和人民的前途而产生的焦虑心情便逐渐消散，他的心情明朗了。
这就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影响：作品中的暴露和歌颂，除了原有的意义以外，增添了新的意义。作品的政治倾向比以前更明显、更强烈。作品开始带着进攻的气息扑灭旧社会及其丑恶事物，带着鼓舞的气息召唤新社会的来临。
前期作品的暴露否定事物时候着重表现它的畸形和罪恶，这期作品如《在故乡》《三年》《女人的王国》《主教》等除了表现上层生活的丑恶和罪恶以外，进一步着重表现那生活的崩溃和没落。
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也不单是表现他们的丑恶。《决斗》《黑修士》《带阁楼的房子》《没意思的故事》等一系列作品，实际上要解决的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带阁楼的房子》里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的顶高尚顶神圣的任务就在于替他的邻人服务。”知识分子的力量必须贡献在对人民有益的事业上。因此，知识分子的劳动、劳动态度、劳动性质便成为关键。《决斗》中的拉叶甫斯基本来在昏天黑地中生活，是个脱离人民的人，他的觉悟的第一个表现是劳动，这就有了接近人民的初步可能，但是问题还没解决。《黑修士》中的教授和园艺学家以及《没意思的故事》中的教授，固然辛勤工作，学识渊博，一直在为社会服务，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是他们的自大狂、暴躁、冷若僵尸，却暴露了他们的劳动态度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人，他们仍旧是脱离人民的。倒是《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戴莫夫，辛勤工作，甚至为医学牺牲自己的生命，表现了无私的、忘我的劳动态度。《带阁楼的房子》中的莉达一方面是辛勤工作，一方面劳动态度是无私而忘我的，她的工作对象又是农民，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是“这些学校啦、诊病啦、图书馆啦、医药救济中心啦，在现状下，反而加强老百姓的奴役”。
她的点点滴滴的改良工作不是于人民大众有益，而是有害。只有《新娘》中的娜嘉才是完全正确的，她决心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样的人越多，上帝的王国来到人间也越快”，《新娘》中说。这“上帝的王国”指的是新社会。
《醋栗》更明显地表现了作者的倾向性。这个作品除了借剥削阶级的从人变成猪来显示旧社会制度的必然灭亡以外，还借了从人变成猪的过程着重的批判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这种哲学使人对社会黑暗采取坐等它自动消灭的态度。作品里出现了煽动性的指责：“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你们就会告诉我说这种事儿（指美好的生活）一时是办不到的。……可是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话对？你们又会搪塞说：人间万物自有规律，自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地上一道裂缝的面前，明明可以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个桥走过去，却偏要等着这条缝自动合拢，或者等它给泥土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什么道理？再说，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同时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需要生活！”这已经是号召人们对旧社会进行战斗的呼声了。独善其身的生活态度受到批判，不是偶然的，在这期作品里，凡是阻碍新社会来临，巩固旧社会存在的东西，都受到批判。《邻居》中的顾虑重重的软弱性格是不好的，但是它之受到批判，主要是因为它对争取自由的社会斗争有害，“人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的步骤总是不能不招得别人难过的。要是你去为自由而斗争，那也会招得你母亲难过”。《带阁楼的房子》中的莉达的改良工作和艺术家的一事不做遭到批判，而莉达的劳动态度和艺术家的社会理想受到肯定，都是着眼于它们对社会进步有害或有益。
在暴露丑恶事物的作品当中，政治倾向最明显的一篇是《套中人》。别里科夫永远穿雨鞋，带雨伞，是可笑的，但是这个保守性格的社会作用却十分严重：开除学生，干涉教师，“把整个高等学校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光是高等学校吗？全城都受他辖制哟”！这就证明了他不仅心甘情愿地做统治阶级的奴仆，而且代表了阻碍一切新生力量成长的反动势力。一般教师采取容忍恶势力的态度，“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读过屠格涅夫、谢德林、巴克尔等等，可是他们都低声下气，忍受这种事——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些教师空读了民主主义者的作品，却不向民主主义的敌人作斗争，在这几句话里受到了批判。柯瓦连科不是革命者，也没有政治觉悟，但是在他热爱自由，痛恨学校的腐败，跟代表恶势力的别里科夫绝不妥协这一点上，却反映了新生力量的要求、渴望、仇恨，因而代表了它。这故事里实际上进行着社会的新旧力量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局引起多少笑声：柯瓦连科的一拳打出去，别里科夫虽然没有受伤，却吓死了！那一拳可以说是象征着新生力量的坚强勇敢，尤其表明着黑暗势力的外强中干和它的必然崩溃。
这篇作品里所洋溢着的欢笑和乐观的“调子”尤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暴露黑暗的作品的“调子”都多多少少地显出这样的变化。作者思想的变化引起“调子”的变化，到了这个时期，作者的认识深刻了，社会的现实也透露了发展的趋向，作者的信心有了更充分的现实根据，于是焦虑消散，作品中就出现了明朗的轻蔑、鞭挞和欢笑。如果回想一下，就会看出来这“调子”跟早年作品的“调子”十分相像——有趣的是别里科夫的死也跟小公务员的死的结局差不多。但是这个“调子”在一去一来之间，作者思想经历了那么多变化，现在的作品内容是无比丰富了，这个表面相似的“调子”已经经过发展，成为高一级的东西了。
以上所讲的还只限于暴露黑暗的态度的变化。另一方面，作者思想的开展也影响到作品中的被压迫的人民的形象。
跟前一个时期一样，作者仍旧带着同情反映被压迫的人民的痛苦，也仍旧带着热爱描写他们的纯洁善良。由于作者对生活和劳动人民的认识更深，他们的痛苦被反映得更深，如《农民》；他们的精神的美被描写得更美，如《在峡谷里》。所有这些，都跟前一个时期大致相同。
有一点却不同了：被压迫的人民不再温顺的忍受他们的痛苦，甚至也不限于渴望自由和幸福了。
时代表明：民众对专制和剥削的抗议的呼声一天天增长，这种抗议逐渐在化为行动，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不稳定现象。契诃夫笔下就出现了饱含着这种时代精神的人物。
《农民》中的玛丽亚善良、谦虚、有耐性，在这些方面很容易使人想起前期作品《苦恼》中的姚纳那类的人物。她的生活也一样的痛苦，但是她不再像姚纳那么温顺的忍受。“不，自由好得多！”她独自念叨着。她的眼睛越出她那悽惨黯淡的生活在往前看。临到她发现自己就要失去生活中唯一的一点光明和温暖，她那要求自由和幸福的渴望再也压抑不住，小说的结尾出现了一个撕裂人心的场面：“送出五六里后，玛丽亚告别，然后她跪下来，用脸贴着土地，开始痛哭。‘又丢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啦！可怜的我啊！我是多么可怜的、苦命的人啊！’很久很久，她照这样哀叫着；很久很久，奥里格和沙霞看见她仍旧跪在地上，用手抱着头，一个劲儿的向两边叩头，同时白嘴鸦在她的头上飞来飞去。”这哀叫，这姿态，像是一堆干柴，一经点燃，立刻就会烧毁整个黑暗和罪恶的旧社会！在这点上，《村妇》中表现得含蓄多了，然而也更耐人寻味。法法拉是契诃夫笔下的另一类型的农民，生命力旺盛、刚强、勇敢，在血统上她跟《草原》中的戴莫夫，《农民》中的菲奥克拉是一类。他们最不能忍受压迫和贫困。当他们苦闷得没法忍受的时候，戴莫夫还只是发出叫喊：“我好烦哟……咱们这生活又苦又残酷！”菲奥克拉也只是借不正常的恋爱来求得麻醉，法法拉却要采取行动了：“咱们来干掉伯伯和阿辽希卡！”有趣的是她那顶顶温顺的妯娌索菲亚的反应。“索菲亚惊醒过来，没说话。然后她睁开眼睛，呆呆望着天空，望了很久。‘人家会看穿的，’她说。……‘我怕，……上帝要惩罚我们。’”只要人家看不穿，上帝不惩罚，她也愿意干。——农民们显出不能隐忍、临近爆发的姿态了。
这种姿态在别的作品里有更露骨的表现。《文学教师》中的主人公痛斥了他四周的庸俗生活以后，发出了绝叫：“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叫人痛心、叫人愁苦的东西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才行，我得今天就逃才行，要不然我就要发神经病啦！”《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中的女人急于摆脱她那毫无意义的生活，但是她不肯进修道院，因为那是“不要生活，毁掉生活……扑灭自己的肉体的生机”，于是“雇了一辆雪橇，没目的的满街逛荡……”她悽悽惶惶地寻求出路。《带小狗的女人》的结尾，那对情人终于找到了出路，可是它预约了幸福，却也预约了艰苦：“仿佛再过一忽儿，答案就会找到了，于是灿烂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似的。他俩都明明白白地感到：结局还远得很，那顶复杂、顶困难的一段路现在只不过刚刚走开头呢。”《匿名氏的故事》中的受侮辱的女人已经体会到战胜艰苦的唯一办法：“人生的意义只在一个东西里才找得到，那就是战斗。拿脚踵踩住毒蛇的脑袋，踩碎它。”在这篇小说里，就连性情温和的人物也严正地指出为了争取自由和幸福，艰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为了保持自己的守旧的轨道，是粗暴无情的，那么人得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成——那就是，在争取自己的自由的时候，他也得同样的残暴无情才成。”
在那些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里，鼓舞的气息也很强。知识分子如要发挥自己的力量，首先要克服他们自己内部的敌人。他们从他们各自的错误中纷纷清醒过来。《宴会》中的夫妇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生活充满多少虚荣和做假，《黑修士》中的考甫林临死忏悔了他的求名的欲望怎样毁灭了自己，《关于爱情》中的爱人终于明白世俗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怎样妨碍人走向自由和幸福的道路：“所有那些妨害我们彼此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伪。我这才明白过来：人如果在恋爱，要就应该根据比普通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恶或美德更高尚、更重大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要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最彻底的是《决斗》中的拉叶甫斯基。这个虚伪而堕落的知识分子终于经历艰苦的思想斗争，批判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生平从没在自己花园里栽一棵树，也没种一茎草……他没做别的，光是破坏、毁灭、说谎……”。他一觉悟，就埋头工作。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篇末却出现了鼓励：“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它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望和固执的毅力会促使他们不断的前进。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终于会达到真理吧。”
所有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艰苦的、认真的奋斗精神，很好地表现了在俄罗斯的革命前夜，人民的力量在觉醒，在成长，同时也表现了社会中新旧力量的冲突正在尖锐起来。
这类作品的“调子”不但没有前期作品中那种由焦虑而产生的沉重，而且跟前一种作品的充满轻蔑、鞭挞、欢笑的“调子”也不同。这个“调子”的主要特色是如饥如渴的追求，绵绵不尽的渴慕、带着胜利音调的鼓舞。
这类作品到契诃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就发展到了高峰。
这篇作品是在俄罗斯第一次革命爆发的前两年发表的，作品里出现了革命前夜的先进青年的形象。她还不是革命者，但是不能不说，这形象体现了有初步觉悟的知识青年，她的前途有无限的可能。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时代的风暴一定培养了多少这样的青年！
娜嘉富于正义感。真理打开她的眼睛，她马上看出自己家庭和未婚夫家庭的寄生和剥削生活的可耻，她否定了这种生活。美妙的光明社会的理想点燃她的进取心。她不顾婚约的束缚，不顾家人的感情，坚决走出她的生活去追求光明。在这点上，她做到了“粗暴无情”地对待“守旧的轨道”。后来，仿佛要考验自己的决心似的，她重又回到家来，却发现自己“跟别人合不来，孤孤单单，对别人没一点益处，这儿的一切事情对她也没有益处，整个的过去已经被人从她这儿夺去，消灭了，好像已经给人烧掉，连灰烬也给风吹散了似的。”她甚至厌恶了她那张“舒服的、很软的床”，她这才判明自己跟旧生活的关系已经完全断了，于是她越发欢畅勇敢地向“宽广辽阔的新生活”迎上前去。
娜嘉纯洁、善良、正直、渴望光明，但是没有别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软弱、迟疑、苦闷，她坚强、有决断、有勇气，充满乐观精神。她跟丽巴，成为契诃夫作品中特别耀眼的两颗明珠。
这篇小说里也有新旧力量的冲突。但是代表新力量的，虽然人数还不多，声势却何等浩大！而旧生活，尽管年代久远，根深蒂固，却经不起一点点打击，便迅速地、无可挽回地崩溃下去！“母亲和祖母已经感到过去已经完了，从此不会回来了……就如同在舒适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忽然半夜跑进警察来，搜查一通，说是这家人的家长犯了贪污公款或铸造伪币罪——于是那舒适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完结了一样”；而且“这城里样样东西都老了，过时了，专心等着结束，或者等着一种年轻新鲜的东西的开始”。在这冲突中，新旧力量的强弱完全不相称。旧生活的江河日下使人联想到《套中人》的别里科夫，他也是那样的脆弱，经不起一吓，就死了！
作者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态度，他带着何等的轻蔑把旧生活送到了阴曹地府，带着何等的热情肯定了新人物。
《新娘》发表以后，第二年肺结核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他还在壮年，只有四十四岁。
契诃夫对旧社会以及它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已经由暴露，憎恨，谴责，轻蔑，鞭挞，以至为它敲了丧钟，走完了他的路。他对祖国的未来的光明社会，却由憧憬，预测，渴求，以至伸出欢迎的手臂，正在大踏步前进。
娜嘉出去以后，做了些什么呢？作者没有写下去。
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幸福前途的信心是不容置疑的。他对祖国前进的道路也不是一无所知，他已经感到革命运动的趋向，甚至看出了暴力手段的不可避免。可是他对新事物的认识毕竟受着限制，不能透彻地理解；例如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它在革命运动中的先进作用，他都还不能领会，以至作品中在这方面的表现便显得薄弱，因为他跟俄罗斯革命运动始终没有联系。
这位对祖国和人民怀着无限热爱和关切的作家正在他的思想道路上步步向前迈进，竟不能走完他的路，就与世长辞了。
早在一八八六年，契诃夫便在信上说，凡是有艺术才能的人，应当“为自己的才能骄傲；他们明白他们的责任不光是跟人们生活在一起，还要对他们起教育的影响”。
契诃夫从来就不是对社会漠不关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他首先肯定了文学的积极的教育作用。
怎样才能实现文学的这种任务呢？
前面引过契诃夫的一句话：“人，必得在你叫他看见他是什么样子以后，才会变得好起来。”这是说只有忠于现实的作品才有教育的力量。
一八八七年他便在信上说：“小说之所以称为艺术，是因为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目标是绝对的、直率的真实。”这是他终生奉行的一个信条。
因此，他坚决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反对为了讨好读者而不择手段，反对为了满足自己所喜爱的教条而歪曲生活和人物。他在信上说：“我承认，‘珍珠’（指凭空捏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是好东西，可是作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美容专家，不是供应娱乐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受责任感和良心约束着的人。”
医学训练对他的现实主义艺术也有帮助，使他在写作时候尊重事实：“因为对于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娴熟的缘故，我总加意小心；如若可能，我总要估量到科学的根据；如若不可能，我就索性一字不写。”
既是要求严格的反映真实，作品的题材就必须是人们习见的生活和人物：“为什么要写一个男子跑到北极去隐居，同时他的爱人大叫一声从钟楼上跳下来？所有这些都是不实在的，真实生活里所没有的。人应当写简单的事情：彼得·塞缪诺维奇怎样跟玛丽亚·伊凡诺芙娜结了婚。完了。”
这就出现了他的作品的主要特色：内容尽是平凡的人物和平凡的生活。这些人物做着普通人所做的事，有着普通人所有的心理活动。他们的遭际、命运，是人们习见的。在那二百多篇小说里，作者像医生那样冷静而精密地刻画了生活和人物的本来面貌，没有窜改或者增删。作品的艺术力量正好在于这种平淡。作品越是跟生活本身那样的平淡，就越是获得了说服力量。高尔基说：“他的才能的骇人力量在于他从来不独出心裁地虚构什么，从来不描写‘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
这种描写平淡的人物和生活的作品，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作者总是撩开平淡的外衣，揭露它背后藏着的阶级社会的尖锐矛盾。通过它们，人彻底认清了社会的黑暗和光明，还隐隐看见那不见形影的魔鬼（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怎样的荒谬和畸形。
在思想内容上，契诃夫的作品还有另一种魅力。他除了通过人物和生活揭露社会意义以外，还广泛地接触到许多问题，探索人生的意义。这里举一些小例子：在《决斗》中提出各种对人道主义的看法，《带小狗的女人》提出真正的生活和虚伪的生活，《女人的王国》提出了各种恋爱观等，这些都牵涉到生活态度；又例如《薇罗琪卡》提出迟钝麻木问题，《黑修士》中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还提出暴躁性格的问题，这些表面看来像是出于天性的东西在作品里却显出了新的意义。对现代读者说来，这些富于思想力的地方也许更有趣味。它们使人深思，帮助人更深的理解生活，理解人，乃至理解自己。所有这些问题，粗粗一看，都是平淡到使人不容易留意的，作者却提出来了，犹如各式各样的庸俗性格原也是蒙着平静堂皇的外衣，作者却揭发出来了一样。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提出别人所不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因为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活、生活态度是从很高的标准上看下来的，作者看出了人在正常的、全面的发展以后，人性会是什么样子，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生活态度是什么样子。他具有尖锐的洞察力，善于在现实生活的琐屑小事中看出重要内容，在表面没破绽的地方看出破绽。在这个意义上说，契诃夫是站在生活的高处，凭着人间万物所应达到的高度水准来衡量生活的。因此，他的作品实际上还包含着另一种社会意义：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和当前社会的丑恶现实的矛盾。
他反对主观：“主观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的坏处在于露出了作者的手和脚。”他在一封信上谈起他写《贼》的方法时说：“当然，把艺术跟说教混合在一起，是愉快的事；不过对我个人来说，由于我的写作方法的缘故，这却是极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在七百行文字里写出偷马贼，我得时时刻刻用他们的腔调来说话，思想，用他们的心肠来感觉。……”
他的作品那些叙事写人的地方，那些心理分析的地方，由于作者严守着客观的精神，就显得无比的真实和细腻。一切都入情入理，不容怀疑。人物和事件在作品里表现了明确和精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作者的冷静才引起了误解，认为他在冷血地对待生活，事实是在作品的冷静描写中巧妙地编织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作家总是在选择题材，编排故事，特别是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流露了他的见解和爱憎的。他在一封信上讲到他的小说《宴会》说：“我从来没有掩藏过我自己。……既然我同情我的女主角奥尔格·密哈益罗芙娜，我就不在我的小说里掩藏我自己，这同情是十分清楚的。”
契诃夫的这种创作方法特别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例如晚期作品中他写了些剥削阶级中的人物。《三年》中的老父亲对待职工专横暴虐，这是一面；对待家人又是温存亲爱的，这是另一面。最后他自己成了瞎子，衣食无人照管，显得可怜，可是直到这时候他还不能原谅他那故去的女儿（只因为女儿结婚时没得到他的许可），心肠又是多狠！但是他自有他的解释：“在我们的生意上，谁也不能宽恕，要是你宽恕一切人，不出三年，你就垮了。”这才深刻地暴露了剥削制度和剥削生活具有怎样的毁灭力量，使人变成野兽！作者对这种坚持做剥削者的人物是一无好感的，但他并没把他写成青面獠牙，而是显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它的社会根源，写出了他的可恶的行为和可怜的下场，于是出现了可以理解的、真实的活人和真实的生活。作者又在《三年》和《女人的王国》里描写了不满本阶级的青年。他们看出本阶级的生活的丑恶，不满意它，同时他们既跳不出这生活，就不能不顺应这生活的要求鬼混下去，因此《三年》中的青年悲哀和颓废（小说开始时他多么爱他的情人，到小说结尾她真的爱他了，他却冷淡了），这是一面；另一面，《女人的王国》中的青年女厂主并没有对饥寒交迫的工人仁慈一下，把几千卢布给他们，而是给了完全不该得的无耻律师。《三年》中的青年整顿那个仓库（工人的“行刑室”），也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剥削生活。所有那些人物是那么完整而又那么复杂，使人生出时而同情，时而反感的复杂感情。这就见出作者立在生活的高处，清醒而客观的描写这些人物，从未来社会的正确合理的新秩序的角度反映了旧社会制度的全部罪恶。
在契诃夫的作品里，这种清醒、客观的反映现实的艺术并不排斥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作品中的人物的美和丑都是现实生活中所原有的，因此是真实的，使人信服的；同时作者相信善和正义，相信它们终将胜利，就挖掘了美和丑的性格的全部深度，夸张地、突出地表现他们，使他们显得比现实中的人更美，或者更丑（例如《农民》中的丽巴和《醋栗》中的地主的猪相），因而引起了读者的强烈的爱憎。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浪漫主义精神更加明显。
作者的一生精力主要是用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上。为了适应短篇小说的短小精悍的特点，契诃夫培养了他的概括能力——简练。契诃夫在一封信上说到他的题材的典型化过程：“我只能凭记忆写东西，不能见着什么动笔就写。我得让题材在我的记忆里就跟在筛子里一样的筛一遍，为的是使筛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重大的或者典型的。”在作品里，他靠了丰满的形象突出主题思想。他的简练就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在早期，他寥寥几笔写出虽然单纯然而生动的人物；后来，人物性格趋于复杂，他也总是抓住几个特征，甚至只是生活细节，便画出了活生生的人。例如《不安分的客人》中守林人的由爱财而产生的鄙吝表现在怠慢客人上，尤其是那只饿猫身上。临到深夜远处传来求救声，他不顾人情，坐视不理，他那由爱财而产生的冷酷就完全摊开，那些哭穷的话、宗教的信证明了是他的伪善。到后期作品里，出现了充满矛盾的完整性格，如《套中人》的别里科夫。除了生活习惯上、话语上、生活环境上的各种外在特征以外，这个保守性格在行动中还表现得又庄严又卑鄙，又勇敢又胆怯，又专横又奴相，又坚强又软弱。这是一个不容易使人忘却的典型。在另外一些小说的短短篇幅里，作者甚至写了人物的一生，例如《约内奇》和《宝贝儿》。而且作者在表现人物的同时，又把他四周的生活完整的简练的表现出来，例如《在故乡》《约内奇》《女人的王国》等。这些小说的结构也是千变万化的，《嫁妆》里所写的只是三次会面，《在路上》没头没尾，《在故乡》写了人物转变的全部过程。这些小说大都是写得谨严、冷静、含蓄的，但是有时候又冒出了抒情的气味，例如《草原》《带小狗的女人》等。可以说，契诃夫在适应短篇小说的特点的范围里，把这种体裁发展成为绚烂多彩的东西了。
对契诃夫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高尔基在写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上做出这样的结论：“您在杀死现实主义！”（一九○○年）。这话有双重意义：就俄罗斯批判的现实主义传统来说，契诃夫的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就时代的要求来说，批判的现实主义却已经到了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候。
作为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见一个刚强而坚定的人，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沉痛地揭露旧社会的罪恶，教育人民憎恨它，而且他用坚信不疑的、渴盼的眼光眺望祖国的光明前途，鼓舞人民前进。
我们还看见他带着无穷的热爱和信心描写人民的美德和力量，肯定他们的幸福前途。他写到人民的苦难时，不禁发出关怀和焦虑的叹息，写到人民的敌人土崩瓦解时又是多么欢欣雀跃！
他的一部分暴露性的作品，至今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在我们的新社会里，旧思想和旧作风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像《套中人》《普里希别耶夫中士》《黑修士》等作品就能够作为一面镜子，一根鞭子，帮助我们向那些残余影响作斗争。原样不动的别里科夫、普里希别耶夫、考甫林大概是不会有了，但是改头换面的保守思想、命令作风、自负态度却仍旧是我国进步道路上的障碍。
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之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固然不同于有局限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中外古典作品的经验就有批判的吸收的必要。
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为了完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任务，可以向契诃夫学许多东西。
他的作品包含着热烈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包含着高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他的作品的艺术力量，他的现实主义的总的精神，是忠于现实，因而杜绝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和形式主义的倾向。
他善于写平凡人物和平凡生活，为文学活动开辟了广大的天地。新社会正在培养整整一代的新人物，不只是少数的杰出人物。描写那些集中表现优美品质的英雄人物，自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说只应该限于描写这些。在普通人身上，在平凡生活中，同样闪烁着不显眼的英雄主义行为，不显眼的优美品质，和他们的精神的成长。这些也表现了社会的新面貌。
他是短篇小说的巨匠，灵活地运用了这种体裁，发展了这种体裁。在文学部门中，这种体裁的重要性是不消说的。伟大的作家有如一片汪洋大海。为了更好地向他学习，契诃夫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还有待于我们做具体的、深入的研究。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四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