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诊

教授接到利亚利科夫工厂打来的一封电报，请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文理不通的长电报上，人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利亚利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此外的话就看不懂了。教授自己没有去，派他的住院医师科罗廖夫替他去了。

他得坐火车到离莫斯科两站路的地方，然后出车站坐马车走大约四俄里。有一辆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已经奉命在车站等科罗廖夫了。车夫戴着一顶插一根孔雀毛的帽子，他对医师所问的一切话都照军人那样高声回答：“决不是！”“是那样！”那是星期六的黄昏，太阳正在落下去。工人从工厂出来，成群结伙到火车站去，他们见到科罗廖夫坐着的马车就鞠躬。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桦树、四周的恬静气氛，使科罗廖夫看得入迷，这时候在假日前夜，田野、树林、太阳，好像跟工人一块儿准备着休息，也许还准备着祷告呢……

他生在莫斯科，而且是在那儿长大成人的。他不了解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觉兴趣，也从没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还到厂主家里拜访过，跟他们谈过天。他每逢看见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总是暗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安静，多么平和，至于里面，做厂主的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昏天黑地的自私自利，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满身的虱子。现在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给四轮马车让路，他在他们的脸上、便帽上、步法上，看出他们浑身肮脏，带着醉意，心浮气躁，精神恍惚。

他的车子走进了工厂大门。他看见两边是工人的小房子，看见许多女人的脸，看见门廊上晾着被子和衬衫。“小心马车！”车夫嚷道，却并不勒住马。那是个大院子，地上没有青草。院子里有五座大厂房，彼此相离不很远，各有一根大烟囱，此外还有一些货栈和棚子，样样东西上都积着一层灰白的粉末，像是灰尘。这儿那儿，就跟沙漠里的绿洲似的，有些可怜相的小花园，和管理人员所住的房子的红色或绿色房顶。车夫忽然勒住马，马车就在一所重新上过灰色油漆的房子前面停住了。这儿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紫丁香，花丛上积满尘土。黄色的门廊上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大夫，”好几个女人的语声在过道里和前厅里说，同时传来了叹息和低语的声音，“请进，我们盼您好久了……真是烦恼。请您往这边走。”

利亚利科娃太太是一个挺胖的、上了岁数的太太，穿一件黑绸连衣裙，袖子样式挺时髦，不过从她的面容看来，她是个普通的、没受过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宁地瞧着大夫，不敢对他伸出手去。她没有那份勇气。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短，戴着夹鼻眼镜，穿一件花花绿绿的短上衣，长得清瘦，年纪已经不算轻了。女仆称呼她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科罗廖夫猜想这人是家庭女教师。大概她是这家人里顶有学问的人物，所以受到嘱托来迎接和招待这位大夫吧，因为她马上急急忙忙地开始述说得病的原因，讲了许多琐碎而惹人讨厌的细节，可是偏偏没说出是谁在害病，害的是什么病。

医师和家庭女教师坐着谈话，女主人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等着。科罗廖夫从谈话里知道病人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名叫丽莎。她害病很久了，请过各式各样的医师治过病，昨天夜里，从黄昏起到今天早晨止她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没睡觉，担心她别是要死了。

“我们这位小姐，可以说，从小就有病，”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娇滴滴的声音说，屡次用手擦嘴唇，“医师说她神经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疬病，可是医师把那病闷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许就出在这上面了。”

他们去看病人。病人已经完全是个成人，身材高大，可是长得跟母亲一样难看，眼睛也一样小，脸的下半部分宽得不相称。她躺在那儿，头发蓬松，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科罗廖夫第一眼看上去，得了这么一个印象：她好像是一个身世悲惨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把她弄来藏在这儿。他不能相信这人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科罗廖夫开口说，“我是来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明明早已习惯让医师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医师给她听诊。

“我心跳，”她说，“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科罗廖夫诊查过后，耸一耸肩膀。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没有毛病。一定是您的神经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必须认为，就是神经上的毛病也已经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吧。”

这当儿一盏灯送进寝室里来。病人看见灯光就眯细眼睛，忽然双手捧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科罗廖夫也不再觉得那对眼睛小，下半个脸过分宽了。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娇气、朴实了，他不由得想要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师的忠告，而是用亲切简单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让她贴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脸上现出多么绝望，多么悲痛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抚养她，把她养大成人，一点不怕花钱，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她身上，叫她学会法语、跳舞、音乐，为她请过十来个老师，请过顶好的医师，还请一个家庭女教师住在家里。现在呢，她弄不明白她女儿的眼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脸上现出惭愧、不安、绝望的表情，仿佛她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什么人还没请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不知道了。

“丽桑卡，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两个人都哀哀地哭了。科罗廖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什么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医师给她溴化钾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医师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当中顶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医师连绵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科罗廖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有什么大关系，”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的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师。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在我们这儿住下吗？”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着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过一个通宵是一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一言不发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莎的父亲利亚利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扬扬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像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强壮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个奖章和一个红十字章。房间里缺乏文雅的迹象，奢华的布置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一点也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照眼，枝形吊灯架也刺眼，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就是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奖章……

从前厅传来交头接耳的语声，有人在轻声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金属的、刺耳的、时断时续的声音，那是科罗廖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懂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挑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吃点东西！”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红葡萄酒，吃得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

“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这家里仿佛没有一个男人。”科罗廖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煮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吃着，攥着拳头擦嘴。看得出来，她觉得这儿的生活满意极了，“请再吃一点。”

饭后，医师被人领到为他准备好床铺的房间里去了。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由于假日到了，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个窗子现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远远的有青蛙呱呱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许久以前，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以前，他小时候看见的那些工人相比仍旧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师，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作一种不能理解的东西，它的存在原因也不明不白，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是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这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不能理解的事……”他想，瞧着暗红色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噩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态度不公正，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工也不做，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倒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利亚利科娃和她女儿都悲悲惨惨，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满意。这么说起来，这五座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场上销售，只是为了叫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可以吃到鲟鱼，喝到红葡萄酒罢了。”

忽然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就是晚饭以前科罗廖夫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知是谁，在一座厂房的近旁敲着一片金属的板子。他敲出一个响声来，可又马上止住那震颤的余音，因此成了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畅快的响声，听上去好像“杰儿……杰儿……杰儿……”然后稍稍沉静一会儿，另一座厂房那边也传来同样断断续续的、不好听的响声，那声音更加低沉：“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敲了十一回。显然，这是守夜人在报时：现在是十一点钟了。

他又听见第三座厂房旁边传来：“扎克……扎克……扎克……”于是所有的厂房旁边全都响起了声音，随后木棚背后和门外也有了。在夜晚的静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红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是魔鬼，他在这儿既统治着厂主，也统治着工人，同时欺骗他们双方。

科罗廖夫走出院子，来到空旷的田野上。

“谁在走动？”有人用粗鲁的声音在门口对他喊了一声。

“就跟在监狱里一样……”他想，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走到这儿，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听起来更清楚一点，人可以感到这是五月间的夜晚了。车站那边传来火车的响声。不知什么地方，有几只没睡醒的公鸡喔喔地啼起来，可是夜晚仍旧平静，世界恬静地睡着了。离工场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立着一个房架子，那儿堆着建筑材料。科罗廖夫在木板上坐下来，继续思索：

“在这儿觉得舒服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人做工是为了使她得到满足。不过，那只是表面看来是这样，她在这儿只不过是傀儡罢了。主要的东西是魔鬼，这儿的一切事都是为他做的。”

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闪着火光的窗子。他觉得，仿佛魔鬼正在用那两只红眼睛瞧着他似的，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强者和弱者相互关系的来历不明的力量，创造了这个现在没法纠正过来的大错误。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这种话只有在报纸的论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被人接受。至于在日常生活所表现的纷扰混乱里面，在编织着人类关系的种种琐事的错综复杂里面，那条法则却算不得一条法则，反而成了逻辑上的荒谬，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下受苦，不由自主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站在生活以外的、跟人类不相干的支配力量。科罗廖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这之际，东方越来越白，时间过得很快。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万物都死了似的，在黎明的灰白背景上，那五座厂房和它们的烟囱显得样子古怪，跟白天不一样。人完全忘了那里面有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却不知怎的，一个劲儿想着水上住宅，想着石器时代，同时感到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粗暴的、无意识的力量……

又传来那响声：

“杰儿……杰儿……杰儿……杰儿……”

十二下。随后沉寂了，沉寂了这么半分钟，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

“难听极了！”科罗廖夫想。

“扎克……扎克……”另外一个地方响起来，声音断断续续，尖锐，仿佛很烦躁似的，“扎克……扎克……”

为了报告十二点钟，前后一共要用去四分钟工夫。随后大地沉寂了，又给人那种印象，仿佛四周的万物都死去了似的。

科罗廖夫再略略坐一会儿，就走回正房去，可是在房间里又坐了很久，没有上床睡觉。隔壁那些房间里，有人低声说话，有拖鞋的声音，还有光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了？”科罗廖夫想。

他走出去看一看病人。各房间里已经很亮，一道微弱的阳光射透晨雾，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墙上，颤抖着。丽莎的房门开着，她本人坐在床旁边一张安乐椅上，穿着长袍，没有梳头，围着披巾。窗帘放下来。

“您觉得怎样？”科罗廖夫问。

“谢谢您。”

他摸摸她的脉搏，然后把披在她额头上的头发理一理好。

“原来您没有睡觉，”他说，“外面天气好得很，这是春天了，夜莺在唱歌，您却坐在黑地里想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忧郁而伶俐。看得出来她想要跟他说话。

“您常这样吗？”他问。

她动一动嘴唇，回答说：

“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难熬。”

这当儿院子里守夜人开始报告两点钟了。他们听见：“杰儿……杰儿……”她打了个冷战。

“打更的声音搅得您心不定吗？”他问。

“我不知道。这儿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她回答说，随后思考了一下，“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我听出您的说话声音里含着同情。我头一眼看见您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就觉得样样事都可以跟您谈一谈。”

“那我就请求您谈一谈吧。”

“我要对您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是我心不定，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顶健康的人，比方说，要是有个强盗在他窗子底下走动，那他也不会不心慌。常常有医师给我看病，”她接着说，眼睛瞧着自己的膝头，现出羞答答的微笑，“当然，我心里很感激，也不否认看病有好处，可是我只盼望跟一个亲近的人谈谈心，倒不是跟医师谈心，而是跟一个能了解我，也指得出我对或者不对的朋友谈心。”

“难道您没有朋友吗？”科罗廖夫问。

“我孤孤单单。我有母亲，我爱她，不过我仍旧孤孤单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老是看书，却很少开口，也很少听到别人的话。在他们，生活是神秘的。他们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没有魔鬼的地方看见魔鬼。莱蒙托夫的达玛拉是孤独的，所以她看见了魔鬼。”

“您老是看书吗？”

“对了。您要知道，我从早到晚，全部时间都闲着没事干。我白天看书，到了夜里脑子中空空洞洞，思想没有了，只有些阴影。”

“夜里您看见什么东西吗？”科罗廖夫问。

“没有看见什么，可是我觉着……”

她又微微地笑，抬起眼睛来瞧医师，那么忧郁、那么伶俐地瞧着他。他觉得她仿佛信任他，要跟他诚恳地谈一谈似的，她也正在那样想。不过她沉默着，也许在等他开口吧。

他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才对。他明明白白地觉得她得赶快丢下五座厂房和日后会继承到的百万家财，要是他处在她的地位，就会离开这个夜间出巡的魔鬼，他同样明明白白地觉得她自己也在这样想，只等着一个她信任的人来肯定她的想法罢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怎么说呢？对于已判决的犯人，谁也不好意思问他一声为了什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钱的人，谁也不便问一声他们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会利用财富，为什么他们甚至在看出财产造成了他们的不幸的时候还不肯丢掉那种财产。要是谈起这种话来，人照例会觉着难为情，发窘，而且会说得很长的。

“怎么说才好呢？”科罗廖夫暗自盘算着，“再者，有必要说出来吗？”

他没有率直地把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而是转弯抹角地说了一下：

“您处在工厂主人和富足的继承人的地位，却并不满足；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于是现在，您睡不着觉了。这比起您满足，睡得酣畅，觉得样样事情都顺心当然好得多。您这种失眠是引人起敬的。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真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话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当中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夜里并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我们，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谈许许多多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然而，到我们的子孙辈，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看起事情来会比我们清楚得多。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我们的子孙处在我们的地位上会怎么办呢？”丽莎问。

“我不知道……大概他们会丢开一切，走掉吧。”

“上哪儿去呢？”

“上哪儿去吗？……咦，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科罗廖夫说，笑起来，“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

他看一看表。

“可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说，“您该睡觉了。那就脱掉衣服，好好睡吧。我认识了您，很高兴，”他接着说，握了握她的手，“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好人。晚安！”

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马车被叫到门前来了，她们就都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送他。丽莎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白色连衣裙，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伶俐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说着话，时时刻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他一个人——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人们可以听见百灵鸟啭鸣，教堂里钟声叮当地响。厂房的窗子明晃晃地发亮。科罗廖夫坐着车子走出院子，然后顺着大路往火车站走去，这时候他不再想那些工人，不再想水上住宅，不再想魔鬼，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很近了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畅快。他心想：在这样的春天早晨，坐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好马车出来，晒着太阳，是多么愉快啊。

风波

玛申卡·帕夫列茨卡娅是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刚刚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这一天她在外面散步后，回到库什金家，她是在那儿做家庭教师的。不料她正碰上一场非同小可的风波。给她开门的看门人米哈伊洛神情激动，脸红得跟大虾一样。

楼上传来一片嘈杂声。

“多半是女主人发病了……”玛申卡暗想，“要不然就是她跟丈夫吵架……”

她在前厅和过道里都遇见了使女。有个使女在哭。随后玛申卡瞧见从她自己的房间里跑出一个人来，正是男主人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年纪还不算老，脸上却已经皮肉松弛，头顶秃了一大块。他脸色通红，浑身发抖……他没看见这个女家庭教师，径自从她身旁走过去，举起双手，叫道：

“啊，糟透了！多么鲁莽！多么愚蠢，野蛮！太可恶了！”

玛申卡走进她的房间，在这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极其尖锐地体验到凡是寄人篱下、听人摆布、靠富贵人家的面包过活的人所熟悉的那种心情。原来她的房间正遭到搜查。女主人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桌子旁边站着，把她的毛线球、布块、纸片……放回她的针线袋里。那女人是个体态丰满、肩膀很宽的太太，没戴头巾，生着两道乌黑的浓眉，颧骨突出，嘴唇上生着隐约可见的唇髭。她那两只通红的手、她那张脸和她那姿态，都像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和厨娘……女家庭教师的出现分明出乎她的意外，因为她回头一看，见到女家庭教师苍白而惊讶的脸容，就有点慌了手脚，支支吾吾地说：

“Pardon 。我……无意中弄洒了这些东西……是我的袖子碰翻的……”

库什金娜太太又说了几句别的话，就把她的长衣裙弄得沙沙地响，走出去了。玛申卡用惊愕的眼睛扫一眼她的房间，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只是耸起肩膀，害怕得浑身发凉……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的袋子里找什么呢？如果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她是一不小心让衣袖碰翻了袋子，把东西弄洒的，那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为什么从她房间里跑出去，脸那么红，神情那么激动呢？为什么书桌上的一个抽屉略微拉开了一点？女家庭教师有个贮钱盒，原是用来收藏十戈比银币和旧邮票的，现在却打开了。人家把它打开后，虽然想关上，而且把锁抓得满是指痕，却还是关不上。书架、桌面、床铺都带着新搜查过的痕迹。装内衣的筐子也是如此。本来那些内衣叠得整整齐齐，然而现在却不像玛申卡出门的时候那么井然有序了。可见这次搜查是认真的，极其认真的，然而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缘故呢？出了什么事呢？玛申卡回想看门人的激动，回想目前还在延续的纷乱，回想泪痕斑斑的使女，莫非这一切都同刚才在她房间里进行的搜查有关？莫非她牵连到一件可怕的事情里去了？玛申卡脸色煞白，周身发凉，身不由己地往那个装内衣的筐子上坐下。

有个使女走进房间来。

“丽莎，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搜查我的东西吗？”女家庭教师问她说。

“太太丢了一个值两千卢布的胸针……”丽莎说。

“哦，可是为什么搜查我呢？”

“他们，小姐，把所有的人都搜查遍了。我的东西也统统搜查过……他们把我们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搜我们……上帝作证，小姐，我……从来也没有到她的梳妆台跟前去过，更别说拿她的胸针了。就是到了警察局我也要这么说。”

“可是……为什么要搜我的东西呢？”女家庭教师仍然大惑不解。

“我跟您说过，有个胸针让人偷去了……太太亲手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就连看门人米哈伊洛她都搜过。简直是丢脸！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光是瞧着，呱呱地叫一通，就跟母鸡似的。不过您，小姐，用不着这么发抖。在您这儿什么也没找着！要是您没拿那个胸针，就用不着害怕。”

“可是要知道，丽莎，这是卑鄙……欺负人，”玛申卡说，愤懑得上气不接下气，“要知道这是下流，卑鄙！她有什么权利怀疑我，翻我的东西？”

“您是住在别人家里，小姐，”丽莎叹道，“虽然您是位小姐，不过也还是……跟仆人差不多……这跟在爹娘家里住着可不一样……”

玛申卡扑在床上，伤心地放声痛哭。她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迫害，也从来没有受过像现在这样深重的侮辱……她是个有良好教养而且敏感的姑娘，又是教师的女儿，可是现在人家居然怀疑她偷东西，搜查她，把她当作街头女人一样！比这再厉害的侮辱似乎都没法想象了。而且除了这种受屈的感觉以外，还有沉重的恐惧：今后还会怎样？！种种荒谬的想法钻进她的头脑里。既然人家能够怀疑她偷东西，那他们现在也可能拘禁她，把她的衣服脱光，把她里里外外搜查一番，然后派人押着她走过大街，把她关进又黑又冷而且满是耗子和甲虫的牢房里，就跟幽禁塔拉卡诺娃郡主的牢房一样。谁会来给她做主呢？她父母住在遥远的外省，他们没有钱乘火车到她这儿来。她在这个京城孤身一人，就跟住在荒野上似的，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人家要怎样处置她就能怎样处置她。

“我要跑到所有的法官和辩护人那儿去……”玛申卡想，不住地发抖，“我要向他们解释清楚，我要起誓……他们会相信我不可能是贼！”

玛申卡想起她衣筐里被单底下放着一些甜食，这是她按照在贵族女子中学里养成的老习惯，吃饭时候藏在衣袋里，带回自己房间里来的。她想到她这个小小的秘密已经被女主人识破，就不由得周身发热，害臊起来。由于这一切，由于恐惧和羞臊，由于受屈，她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弄得她的两鬓、双手、肚子深处也猛烈地跳动不已。

“请您去吃饭！”仆人来请玛申卡。

“去不去呢？”她想。

玛申卡整理一下头发，用湿手巾擦一把脸，走进饭厅。那儿已经开始吃饭……饭桌的一头坐着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大模大样，脸容死板而严肃。饭桌的另一头坐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饭桌两旁坐着客人和孩子们。伺候吃饭的是两个听差，身穿礼服，手上戴着白手套。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庭起了风波，都知道女主人闷闷不乐，就都沉默不语。只有嚼东西的声音和汤匙碰响盆子的声音。

谈话是由女主人自己开的头。

“我们的第三道菜是什么？”她用懒洋洋的痛苦声调问听差说。

“De l’esturgeon à la russe.” 听差回答说。

“这道菜是我点的，费尼娅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赶紧说，“我想吃鱼。要是你，ma chère ，不喜欢吃，那就叫他们不用端上来了。反正我也是随便点的……一时高兴罢了……”

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不喜欢吃不是由她本人点的菜，这时候眼睛里就含满了泪水。

“得了，您不要激动，”她的家庭医师马米科夫用甜蜜蜜的声调说，轻轻碰一下她的手，而且同样甜蜜蜜地微笑着，“就是没有这件事，我们也已经够烦恼的了。我们忘掉那个胸针吧！健康总比两千卢布贵重！”

“我倒不是心疼那两千卢布！”女主人回答说，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惹我气愤的是这件事本身！我不能容忍我家里有贼。钱我倒不心疼，一点也不心疼，可是偷我的东西，未免太忘恩负义！我待人好心好意，人家却这么报答我……”

人人都瞧着自己的菜碟，然而玛申卡却觉得女主人说完那些话后，大家似乎都瞧着她。她忽然觉得喉头堵得慌，就哭起来，用手绢蒙上脸。

“Pardon，”她喃喃地说，“我受不住了。我头痛。我要走了。”

她从桌旁站起来，笨手笨脚地碰响自己的椅子，越发心慌意乱，赶紧走出去了。

“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忍不住说，皱起眉头，“何必去搜查她的房间！这件事，真的，……办得多么不得当。”

“我并没有说她拿了那个胸针，”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说，“不过你能替她担保吗？我，老实说，对这些念过书的穷人是不大相信的。”

“真的，费尼娅，这件事不得当……对不起，费尼娅，根据法律，你没有任何权利进行搜查。”

“我不懂你们那些法律。我只知道我的胸针丢了，就是这么的。而且我要把那个胸针找到！”她说着，把叉子噹的一响摔在她的菜碟上，气愤得两眼放光，“您吃您的饭，不要管我的事！”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顺从地低下眼睛，叹口气。这时候玛申卡已经回到她的房间里，扑在床上了。现在她已经不再感到恐惧，也不再觉得羞臊，只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折磨着她，就是恨不得走到那边去，给那个冷酷、傲慢、愚蠢、有福的女人一个清脆的耳光才好。

她躺在床上，鼻子对着枕头呼吸，幻想着如果现在她能出去买来一个最贵重的胸针，朝着那个任性胡为的女人脸上扔过去，那才痛快呢。只求上帝大显神通，叫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倾家荡产，沿街乞讨，领略一下贫困和不能自主的地位的种种惨痛，然后再让受了侮辱的玛申卡给她一点施舍才好。啊，但愿能得到一大笔遗产，买上一辆四轮马车，坐着它辘辘响地经过她的窗前，惹得她看着眼红才好！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幻想，在现实生活里她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赶快走掉，再也不在这儿多待一个钟头。不错，丢掉这个职位，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父母身边去是可怕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玛申卡再也不愿意看见女主人，再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小房间，她觉得这儿又气闷又可怕。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总爱谈她的病，总爱装出贵族的气派，简直着了魔，惹得玛申卡讨厌透了，似乎人间万物都因为有这个女人活着而变得粗俗可恶了。玛申卡跳下床来，动手收拾行李。

“可以进来吗？”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门外问道。他悄悄地走到房门跟前，用轻柔的声调说，“可以吗？”

“请进。”

他走进来，在房门近旁站住。他的眼睛黯淡无光，小红鼻子发亮。饭后他喝了啤酒，这可以从他的步态和软弱无力的双手看出来。

“这是怎么了？”他指一指衣筐问道。

“我在收拾行李。对不起，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我不能再在您家里住下去了。这种搜查深深地侮辱了我！”

“我明白……只是您不该这样……何必呢？您遭到了搜查，可是您……那个……这于您有什么妨碍呢？您又不会因此吃什么亏。”

玛申卡没有说话，继续收拾行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捻着唇髭，仿佛在盘算还应该说些什么，然后用讨好的口气继续说：

“我，当然，是明白的，不过您应当体谅她才对。您知道，我的妻子脾气躁，任性，对她不能太认真……”

玛申卡一言不发。

“既是您感到这么委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继续说，“那好吧，我来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玛申卡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把腰弯得更低，凑近皮箱。这个形容憔悴、优柔寡断的人在这个家庭里丝毫也不起作用。他无异于一个可怜的食客和多余的人，甚至在仆人们眼里也是如此。他的道歉也是毫无意义的。

“嗯……您不说话？您觉得这还不够？既是这样，我就替我的妻子道歉。用我妻子的名义……我以贵族的身份承认，她办事鲁莽……”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走来走去，叹口气，继续说：

“这样看来，您还要我这儿，喏，我的心底里痛苦……您是要我的良心折磨我……”

“我知道，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不能怪您，”玛申卡说，用沾着泪痕的大眼睛直直地瞧着他的脸，“您何必自寻烦恼呢？”

“当然……不过您还是……那个……不要走吧……我求求您。”

玛申卡否定地摇一下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窗旁站住，用手指头轻叩着窗上的玻璃。

“对我来说，这类误会简直就是苦刑，”他费力地说，“怎么样，您要我在您面前跪下还是怎么的？您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于是您就哭着，准备走了，可是要知道，我也有自尊心啊，这您就不顾了。或者您是要我对您说出我在举行忏悔礼的时候也不愿说出口的话？您是要这样吗？您听着，您是要我说穿连我在临终忏悔的时候对神甫也不肯说穿的事吗？”

玛申卡没有答话。

“我妻子的胸针是我拿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快地说，“现在您称心了吧？您满意了吧？对，就是我……拿的……不过，当然，我希望您保守秘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您对外人一句话也别说，半点口风也不要漏出去！”

玛申卡又惊又怕，继续收拾行李。她抓住她的衣物，揉成一团，胡乱塞进皮箱和衣筐里。现在，经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坦率地说穿以后，她在这儿就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甚至不明白以前她怎能在这个人家住下来。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这件事很平常！我缺钱用，她呢……不给。要知道，这所房子和这一切都是我父亲挣下的，玛丽亚 ·安德烈耶夫娜！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就连那个胸针也是我母亲的……全是我的！可是她都拿去了，霸占了一切东西……您会承认，我没法跟她打官司啊……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原谅，而且……而且留下来吧。Tout comprendre，tout pardonner 。您肯留下来吗？”

“不！”玛申卡坚决地说，开始发抖，“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哎，求上帝跟您同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叹道，在皮箱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我，老实说，喜欢那些还能有受侮辱、蔑视人等等感情的人。我情愿一辈子坐在这儿瞧着您愤慨的脸……这样说来，您不肯留下了？我明白……事情也不能不是这样……是啊，当然……您这样一走，倒挺自在，却苦了我，唉唉！……这个地牢我连一步也迈不出去。我原想到我们一个庄园上去，可是那儿也到处都是我妻子的爪牙……什么总管啦，农艺师啦，叫他们见鬼去吧。他们把田产抵押了又抵押……于是你就钓不得鱼，踩不得草，砍不得树。”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从大厅里传来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的说话声，“阿格尼娅，去把老爷叫来！”

“那么您不肯留下来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快地问道，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其实您应该留下来，真的。每到傍晚我也好到您这儿来……谈一谈心。啊？您留下来吧！您一走，整个这所房子里就连一张人脸也看不到了。这岂不可怕！”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苍白而憔悴的脸上露出恳求的神情，可是玛申卡否定地摇一下头。他就挥一挥手，走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她已经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