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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唐荀芳的一番话，樾婉童是深有感触，本来今天是同道间的一次会面，家事不便拿出来分享，但既然唐荀芳跟她家府上有这些渊源，樾氏只好多说几句了。

“让唐先生笑话了，我家老爷归了北洋军后，志不得伸，到现在，几年过去了，还是个督队。可他四处留情，我下面已有三房太太，你说的那位姑娘我见过，若不是当年我强加阻挠，想必林姑娘已经成了聂府的五姨太。真是丢人。”

唐荀芳在这个时候谈到林潇寒完全是不经意的，若不是提起聂堂，他差点就把此人忘了。

“那都是早年间旧事了，不提了，谈这个的原因是想知道夫人的立场，你这样的身份掺杂在我们工人中间，万一聂督队发现了，岂不是害了你。”

“我什么身份？唐兄弟，你要知道，天下子民本是一家，我跟你们站在一起，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跟聂堂无关，倘若日后他找上麻烦，那也是我与他的事，你勿要有负担。”

“好一个天下一家亲，只可惜，如今的天下，早已四分五裂，何时才能阖家团圆。我一心想要做点事，但这北京城里，往前说，好不容易清王朝倒下来，可这复辟风波一茬接一茬，眼下南北局势不稳定，搞不好再来一个保皇派，你说说，老百姓还哪有言论可言，文化尚难推进，更别提政治了。那北大的大师教授，坐而论道这几年，还不是照样被政治运动撵着到处跑。”

樾氏听了唐荀芳的话，从这个青年人身上看到了他对国家现状发出的无望之声。

“新文化唤醒了无数青年人，也救赎了无数的保皇派，从这一点看，北大乃至所有为《新青年》撰稿的人都是值得称赞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勇士，虽然他们暂时扭转不了时局，但你不觉得现在的社会已经在发生改变了吗。不要悲观，就算咱们看不到胜利的那天，但我相信，在这历史长河中，一定要留下点什么。”

唐荀芳闭上眼睛，好半天才说，“三纲五常确实在慢慢倒下，白话文的世界在一点点竖立起来，可段合肥勾结日本，出卖国家，这跟大清朝割地赔款有何区别？清王朝推倒了，帝国阶级又踏入了咱们的国土，直到现在，青岛还在德国人手中，你说说，这样的天下叫什么，天下的人民叫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该信奉哪个政府了，当一个民族看不到信仰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这些话从唐荀芳口中说出，是让樾婉童始料未及了，他从未如此的悲伤和失望过，也许是眼看着曹汝霖跟日本兴业银行卖国行径的发生，却束手无策的站在一旁，作为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除了感到耻辱，竟然没有一点办法，就连鼓起勇气牺牲，也还是换不回一次真正的胜利。这样的失望足以将一个人的意志力粉碎。

而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他所承受的报国无门的痛苦，跟走在思想前沿的大师比，又算得上什么呢。

樾婉童望着山下看了半天，说：“世界是绝望的，那些在绝望世界中的人从清醒走上麻木，他们在努力中看不到希望。但若人人如此，这世界的绝望怕是要永远继续下去了。正如周先生‘吃人’一文，他虽然无力改变世界的绝望，但却拿起了笔杆，做出了有力回应。”

唐荀芳想起了他在南京的时候，也给几家小报刊供过稿，那时候他以为笔杆子是可以作一番事业的，可一个无名之辈最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回到北京后再没写过一篇稿，开始了思想宣传工作。而面对这样一个冰冷的世界，在看到无数文学大师苦苦挣扎于抨击现实的文学写作道路，他又开始怀疑起自己的选择来。

“难道，我真的错了？”

樾氏笑了笑，“你没有错，不管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每个人都在为这个国家寻找出路，大家坚持自己的看法，立场都为了救国。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军阀割据不是靠你我之人讲讲道理就能化解的，这关系到一个国家长久的病态问题。我们要继续开展思想活动，这个事不能停，我相信，时机会到来的。”

这次谈话对唐荀芳而言意义深远，通过这次沟通，他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他从内心奉劝自己不可冒进。

是啊，他的焦虑和痛苦源于他对时局扭转的强烈渴望，但樾婉童的话让他明白，一个历史的结束需要无数人为之奋斗和牺牲，方能获得成功。

两人在一场没有答案的谈话中结束了会面，那边，小霞和阿海还在争吵不休，就被樾婉童叫了回去。

“这个女人，尖牙利齿，得理不饶人，跟樾夫人一点都不像。”

唐荀芳笑着对阿海说，“我还是头一次见你被一个姑娘气成这样，你算是遇见冤家了。”

“再遇见，看我怎么收拾她。”

唐荀芳没再回应，而是自顾自的下了山。他已经有段时间没见范先生了，于是跟阿海告别，自己去了北大。

范先生从事的历史教学课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境，他发现学生们更愿意讨论的是当下的实况，而对于上千年的礼教史学却没了多少兴趣，渐渐的，课堂的人变少了。

唐荀芳出现的时候，范先生正打算找蔡元培校长商量他教学改革的设想，以求改变目前的教学处境。但还是先见了一面唐荀芳。

范先生是陈独秀先生的追随者，他是不谈政治的，这个情况唐荀芳一直清楚，对于范先生教学处境艰难的原因，唐荀芳是清楚的。

“先生，当下中国，青年们都谈新文化新思潮，可这新文化的主题又是避不开政治议题的，你不讲政治观点，大家又关注这个，自然对课堂素然无味了。”

范先生说，“是啊，陈独秀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说法怕是要过时了，眼下这桩桩件件的事，哪一件不指向家国命运。学生们关注时事话题，对封建历史呈批判态度，这是偏激的，是不可取的。”

唐荀芳看着校园里来回穿梭的人群，问，“先生，北大学子尚且如此，我又该何去何从呢？段祺瑞勾结日本，出卖国家资源，我辈却只能苟且在此，蝇营狗苟般活着，实在心痛难已。”

范先生长叹一声，“这些事，我北大学子必然是冲在前面的，卖国贼不知廉耻，空有一颗政治野心，却不拿国家生死当回事。欧洲战事分散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否则，这亲日派和亲美派要是打起来，情况就更加复杂了。现在我们加入了协约国，从外交角度，我们跟协约国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作出卖国行径的事也就不足为奇。国家交到这样的人手中，岌岌可危啊。”

“岌岌可危的是人心，这个国家的人民若不团结，再新潮的思想也无济于事，范先生，我来找你是想说，我们的工人朋友力量太小，太分散。还没等奋起反抗，内部就已经自行瓦解了。我想，我该换换思路了。”

范先生点了点头，“你的想法我一向很支持，放开手去做吧，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开口。有时间你真该见见《新青年》的几位同人编辑，跟他们谈一谈，有些事就自然想明白了。”

唐荀芳回道：“李大钊先生是支持政治运动的，关于这方面，我给他写过信，他的回信很明确的指出了眼下的路线问题，见面就免了，几位先生的思想见地都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没有人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是正确的，但他们会说，坚持民主。不过，现在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又在国内传开了。大家都说，这个东西才是救国的真理。”

范先生摇摇头，“甲午海战至今，国人为寻求治国之道已经走过了无数的道路，尝试了种种可能，大师们远渡海外求寻真理，到头来还不是退居身后，壮志难酬。孙先生何许人也，三民主义的提出让祖国同胞是如梦初醒，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拒绝了这种主义。而这马克思主义到底行不行，还不好说，不过，尝试也未尝不可。”

范先生对此显然是失望的，甚至是麻木的，他对现存的种种学说主义保持着一种中立的态度，这让他本身变成了一个矛盾体。

唐荀芳没有去辩论，而是问范先生可否想办法借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与他学习，范先生说：“这个东西，北洋政府盯的很紧，北京城内很少有相关书籍传阅，不过，据我所知，李大钊先生是这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文章，说的就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情，我改日去图书馆帮你找找，然后差人给你送去。”

唐荀芳组织的工人思想改良遇到了瓶颈，这时候他能想到马克思主义，既是历史巧合又是时代机遇。他也只是从报刊中得知此事，这件事给他感触最大的一点是：资产阶级是可以推翻的，工人阶级是可以赢得话语权的。

这不正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和抉择吗，所以，他想迫切的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开展的运动，他恨不能亲自跑到俄国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