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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先生是个老实本分的教授，从不参与政治，一心教书育人。但他看得出来，三天两头登门拜访的唐荀芳绝对是个闲不住的人。最近儿子范明又从上海回来，当年拿着范先生辛苦攒下的钱，非要跑去上海做生意，结果两手空空回来。把范夫人气倒在地不说，他倒天天不着家，狐朋狗友聚在一起四下闲逛，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混混。

作为读书人，没有让范明走上正途，范先生一直耿耿于怀，这也成为他此生最大的痛苦。

听完范先生的心事，唐荀芳觉得自己的事不能再麻烦先生了，本想让他找一下蔡元培校长谈谈留学生经费问题的事，但眼前这情况，唐荀芳不能再提半字了。

女儿范琪在伺候生病的母亲，见唐荀芳走了，很自觉的出来送客，虽读书不多，但很有教养。因为唐荀芳总来，范琪便称他唐大哥。

“唐大哥，父亲实在心烦的很，今日你来定是有事，你把事情转告给我，等父亲身体恢复了，我帮你和他说。”

唐荀芳为范先生有这样的女儿感到由衷高兴，他感动的深吸口气，“小琪，你爹有你，便是最大的福分，唐大哥无事相求，快回去照顾你母亲。”

唐荀芳在狭长的胡同里边走边想，怎么才能见蔡元培先生一面呢。

考虑到自己麻烦事太多，他不想给蔡校长带来不便，只能以信件的方式代表何超群等人来诉求留学经费一事。寄完信件之后，他随即来到北大校园，这是他回到北京城后，头一次以自由身的方式走进北大。

上次来这里还是多年前的事，北洋军到处抓人，见人就割辫子，如今再看，辫子这个东西已荡然无存。仿佛你不去刻意割掉，它自己也会没了一样。

唐荀芳本想碰碰运气。来听听蔡元培校长讲课，但蔡校长正好出门了，他只能在校园里闲逛起来。

唐荀芳明显感到不同的一点是，跟六七年前相比，这里多出了很多社团。课余时间，校园的不同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主题的演讲，学生崇尚文化论道已然成为北大的一道风景线。

他今天很幸运，看到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辩论赛。文学系的两个派系分座两列，就西学问题开始了辩驳。

正方认为：西学是清末以来一只秉持的强国路线，很多有识之士都是带着西方思想回来开疆拓土，拓展了国人的眼界，应该大力宣扬西学，接受西方事物。

对方观点则是：西学不是崇洋媚外，请大家勿要忘了蔡校长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发表的演讲：吾国学生留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再者，欧洲战事已经严重干预到中国的资源和战略物资，大量华工输入欧洲战场，遭受到了残忍的对待和剥削。这样的西方思想万万不可再学。留学不等于全部接纳，我们支持留学，但不可忘本。

正方不甘示弱：不学习西方技术，国人如何发展，科技不兴，国家不强。没有西方人思想，就不能形成持续的文化输入。只有长期不变的坚持，才能同西方国家保持同一步伐。洋枪为什么打的远，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反方一听，按耐不住性子，激动的站起来：我们要看到的一点是，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就了无穷罪恶，奴隶的血，工人的泪，哪一样不惨痛，哪一样不是西方思想统治下的黑暗地狱，而这些东西，是时候应该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治国方案救不了中国人，我们要重新思考国家的未来，重新做出选择。

多么伟大的辩论啊。

在南京的时候，唐荀芳多半时间都在打工和看书，别说在帝国主义国家，就算在中国的资本世界中，又何尝不是血泪交加的一页页历史呢。这些东西，他经历过，也看到过，他没去过欧洲，无权作出评判。但何超群等人一心赴法留学，一心要探求强国真理，他在想，或许欧洲的土地上真的有这种东西，就看去的人能不能捡到。

这是在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言论，大学生们拿政治家说事，敢于批评和说教，他们不是反动者，而是在看到疮痍遍地的国家后，做出的感慨和救援之声。他们渴望被看到，渴望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

但另一种失望的群体却在说：北洋政府向来都在做卖国求荣的事，自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之后，段祺瑞政府又在日本人扶植下，通过毫无底线的借款方式出卖着国家的资源和权益。这样的政府，不是哪种思想能救得了的，这样的政府唯有一举夺之方可还天下之清净。

在这里走一圈，唐荀芳觉得自己年幼无知，没好好学习，此生错过了北大，犹如错过了一次思想改良的机会。他突然后悔当年跟他哥逃跑出来的事，若留在家中多读几年书，说不定也能站在台上跟大家谈高论下。

但能站在这里感受和学习，也算是对他莫大的安慰了。他清晰的感到，这些有志青年才是国家需要的，他们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人民的思考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把权力给这些人，他们会即刻行动，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

想到这个点，唐荀芳突然觉得，思想和权力是两个不能随便放在一起的东西，搞不好是要出大事的。思想家如果不是行动派，就永远不能从行动中获得反思，而行动派只听从思想指挥，就不会有对问题的创新和思考，就容易剑走偏锋。

这样一想，唐荀芳觉得，要解决国家兴亡的事，绝非几个理论能行的。

不过，不管北大的学生怎么想问题，也不管是对是错，唐荀芳都不盲从。他是一个底层人民，他只知道要想办法改变大家的现状，从吃饱饭开始，从学习文化开始。这也是他在南京的时候所接受到的东西：你不能让一个人吃得太多而失去了对理想的思考，也不能让他饿死在理想的道路。

文化共识，是建立人与人情感交融最重要的东西。回北京办学的想法他跟范先生提过一次，这是个大事，需要考虑周详才能着手。这是他之前的想法。可从北大回来之后，他发现一个真理：学习是不分地方不分时间的。

没错，他以为办学就要找个教室，买来书本，凑够人数。现在一想，既然是组织工人学习识字，哪里都可以成为课堂，工人休息的时候，晚上下班的时候，只要他们手闲着，就能学习。就像北大学生，站在泥巴地上，照样能谈古论今，照样能语出惊人。

唐荀芳很兴奋，他几乎是连夜点灯起草了办学方案，他首先靠阿海宋家兄弟等人在工厂的号召力，先发动认字的工人进行第一批培训，主要强调工人的重要性和社会地位问题，培训以讨论小组的方式进行，每个人都可以是老师，大家发表观点，进行整体讨论，获得思想的提升。第二步，便开始大规模发展工人群体，学习《京报》和《新青年》上的文章，由第一批参与培训的工人进行讲解，从这两份报纸上能以最快速度让大家认清国内时局和文化界的一个态度，帮工人建立起内心的堡垒，为他们在工厂里争取话语权打基础。第三步就是从工厂走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开展进一步的思想激发，有必要的话，成立培训班自己的报刊。

这样一份粗略的办学方案传递到范先生手中的时候，范先生皱起了眉头：“荀芳，你有这份心，我替你高兴，也替百姓高兴。如今北京政府最反感的就是这些东西，《申报》上面，邵飘萍近年来发表了不少对北洋政府的看法，听说好几次险遭暗杀。你做的事，是在搞煽动，要惹麻烦的。”

唐荀芳知道范先生的原则，他来就是征求意见的，回道：“荀芳深知此事不易，先生的学生在校园大谈救国之志，我也是国家的一员，该当尽责。我爹娘死于清政府的腐朽，我哥献身护法战争，这三条性命无不关乎中华人民的自由问题。我该清醒了，再如此浑浑噩噩，死后恐难以面对地下亲人。”

范先生看着唐荀芳坚定的离开，心中既替他高兴，同时又有些担心。家中范琪从小就没怎么出过门，一直伺候爹妈，范先生还好，有份正经职业，母亲于氏却始终闲置在家，没替家里分担过什么，儿子又不争气，指着范琪给她带来什么也不切实际。有的时候情绪上来，就会拿范琪发火。

于氏很少管范先生结交朋友，但看到唐荀芳带来的这份办学草案，脸色大变，对范先生下了死令：“这个人，从今往后不许进我们家。”

范琪觉得母亲言辞激烈，唐荀芳又不是大恶人，怎就不能来家里了。她开口跟母亲犟了一句：“娘，唐大哥人挺好的，来咱们家正好能陪父亲说说话。”

于氏眼睛一斜，瞪了范琪一眼：“不要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范琪，我可跟你说，他就是颗炸弹，年纪轻轻不学好，他……”

范先生内心的挣扎是不言而喻的，于氏的絮叨他也听够了，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给我闭嘴，有你这么当妈的吗？你给我进去，不像话。”

于氏虽然有脾气，但她很清楚自己的家庭地位，这个家还是范先生说的算，虽然一个教书先生没什么本事，但起码能养活她，也就不敢再说什么。

退出去的时候，嘴里还在絮叨：女儿都让你宠什么样了。

范琪长这么大，从来没被这样说过，她对唐荀芳确实钦佩和欣赏，但一个大门不出的姑娘，能做什么事。她甚至都不敢多想什么，但于氏这么一骂，她反倒往那方面琢磨了，心里想，都怪这个唐荀芳，把家里搅得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