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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预想的一样，这件事过去之后，林潇寒和漫画报便一起从北京消失了。

小宋问他为什么不留住林潇寒，唐荀芳说让她走吧，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尽管林松是聂堂炸死的，但假如他不去湖南，或许林老爷子能多活些时候。聂堂急于动手，跟他的出现不无关联。

因此，他内心是充满自责的，即便林潇寒不说什么，他也很难谅解自己。

不过，林潇寒的突然离开，在唐荀芳看来确实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

随着天渐渐转凉，时间已来到1919年冬，经过了一年之久的斗争，神州大地已浮起一层青春的气息，此时的北京城已蒙上了一层雪花。而南国的冬也在明亮的阳光下披上了一层凛冽的冷风。

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一条步行街上，此时，一个衣着庄重的年轻人正坐在服装店门口的椅子上看报纸。时间已是中午，他中途看了好几次表，像是在等人，但又并不着急。

大约半小时之后，来了辆车将其接了上去。车出了法租界，在一家酒楼门口停下，随后年轻人下了车，手里拿着他的档案袋，进去之后上了二楼的雅间。

等待他的是广州过来的两位国民员，两个月前，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为广泛吸收党员，中国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同时，新党章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

虽然国民党接纳党员转为了公开，但少数革命人士还是较为谨慎，喜欢选择私下做这些事情。

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几个月前从门头沟逃到上海的聂晨。母亲樾婉童到上海之后，因在慈善事业上露了名声，自然接触到不少革命人士。离开了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环境，来到南方之后，樾婉童感觉到生活又是另一番天地，很快也就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折服。为了帮助儿子尽早建立人生事业，眼下最火热的便是靠上国民党这艘大船，谁先登上了，就能提前拥有更好的席位。

秉持这样的观点，樾婉童跟聂晨商议之后，托人从广州约了两位国民党人士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现在的聂晨对南方政府的治国理政思想还不熟知，但他能感觉到南方政府是值得信任的，加上母亲的支持，也就提交了个人资料。

前来负责谈话的两人对聂晨最大的担忧仍是他的出身，父亲聂堂效力北洋政府，这是摆在面上的事实，关于这一点，聂晨前几天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因为聂堂在湖南逝世的消息刚刚传到上海，有了这一点，他加入国民党也就不成问题了。

不过，在谈起父亲死去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全程以微笑表情示之，好像死去的这个人跟他并无关系一样，显然，此时的聂晨眼睛里已经多了种冷酷。

倒是樾婉童，在得知聂堂死讯之后，还是奔赴湖南，在那边修葺了坟墓，对聂堂也算做到了善始善终。至于北京那边，她没再去联络，不管是唐荀芳还是林潇寒，她认为今后不会再有交集了。至于聂堂的死因，她也不想再过问，因为聂堂的结局早在她意料之中，只是早晚的事。唯一觉得对不住的便是聂晨，作为母亲，她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扶持他成长起来，至少聂晨不像他父亲，这一点也算是樾婉童欣慰之处了。

聂晨加入国民党之后，因其优异的外语水平和外交能力，很快被安排到广州，从事外交接待工作。

而身处北京的唐荀芳，在阿海和林潇寒相继离开之后，此时内心已十分倦怠。

不过，他手里拿着这篇文章倒是让他的生活起了丝涟漪，这份来自湖南的报刊是蔡柳琴寄来给他的。得知唐荀芳对家国的情怀，蔡柳琴也开始关注起一些民生改良的读物来。这篇来自毛泽东的《学生之工作》引起了她的兴趣，因此将其寄给了唐荀芳。

这是唐荀芳第二次看见“新村”二字，第一次在李大钊先生《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见到过，他的观点是：新村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它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

他在想，什么样的村才是新村？按照大师们所说，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画面对身处糟糕世态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剂精神的良药。且不说这种说法能否适合中国，但这东西从东洋传过来，倒是说的很邪乎。给人一种不得不尝试的吸引力。

唐荀芳之所以对这个东西有了兴趣，一方面在于生活陷入了一种苦闷的状态，《工学报》在北京办事处的骨干成员所剩无几，除了他，仅剩下小宋和鹤熙儿，大斌等人负责油印工作，对组稿来说并无实效。加上漫画报从他这分了家，这对他的理想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毕竟在这琳琅满目的报刊市场之下，这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风景线没了，做事的兴致也淡了下来。

不仅仅是他，大宋的身亡对小宋来说无疑是种打击，虽然革命立场不同，但兄弟间无仇无怨，大宋的死传递给他的信号是：这个国家太糟糕了，就算你手里拿着武器，也可能顷刻间消亡。因为在这处处透着压迫的社会，任何想要追求平等的个人或组织都会试图来抗衡这些压迫，这时候，压迫成了暗处的角色，随时可能被予以击毙。小宋的想法虽然悲观，但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又挑不出毛病。因此，这样一种状态对办报来说，自然是会有问题的。

鹤熙儿就更不必说了，现在她的心里藏着一种讲不出来的恨，这种恨是对聂晨的，这个年轻男人闯入了她的情感世界，但很快又以不辞而别的方式伤害并离开了她，虽然给她寄来了信件，但对她造成的情感冲击是巨大的。在遇见聂晨之前，鹤熙儿从未想过再去经历一段感情，尤其是在唐荀芳身边，这种想法的自觉性就更加的高。但聂晨还是不管不顾的冲了进来。

不过，现在她明白了，像这种没长大的男人是不能招惹的，他的话更是信不得。她一把年纪了，已不再年轻，但心里对于爱情的期待并未死去，正是这魔鬼的存在将她带入了又一轮的深渊。

聂晨离开之后，她自然就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当中。当然，还有一种情感纠葛就是：聂晨的背叛已经让她对所作之事产生了怀疑。他们一直在做唤醒民众的事，但到如今，身边的人走的走散的散，这样一个组织真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样的救国之路真的适合中国吗？如果适合，为何他们如此不坚定，如此的怀疑，如此的抛弃？

似乎，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到了大家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了。但从唐荀芳的角度来说，即便再糟糕的处境，也不可能将《工学报》解散掉。因为他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没做完，那就是继续传递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点，何超群和孙秋雨跟他志趣相投。

而孙茂书在伤好之后，又回到了工人队伍中，他说他是在那里重获新生的，所以要到工人队伍中去重新活一次。

他们这些人都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和生活的症结点，剩下的就是去行动了。

但唐荀芳依稀感觉到，从谈论到实践是一个极难的过程，因为大家今天谈论完，可能明天就忙着做别的事去了。唐荀芳觉得，要想完成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必须要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

但目前来说，他还不具备做这个事的能力，他的影响力不够，他不是政客，也不是文化界代表，不足以带动大家去信奉一种理论和做法。但他相信，就像他所感觉到的那样，这件事正在来的路上。那些思想家，那些文化界代表，那些政客，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

所以，借着这个疲惫的时间段，唐荀芳打算上北大图书馆看看有关“新村”的资料，既然工读互助论不适合中国，那么新村模式有没有可能呢？

很快，他便在《新潮》第二卷看到了周作人的一篇谈论新村的文章，他提出了几点担心：新村还远远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有时连伙食也难以为继，生活主要靠各地的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来支撑；其二，新村的事业还未能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其三，新村与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联系，新村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牵掣。

看到此处，唐荀芳把刊物放回原处，背着手走出了图书馆，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工读互助论，还是如今的新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现在所被暗示的是，前三种主义已经不能在中国长存了，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在中国还没真正开始，且该主义是目前为止最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无产阶级，工人革命，这些思想产物已经在几个月前的运动中得以证实，它们是能够在中国立住脚的。

有了这样的论断，他突然又觉得身体充满力量了，在校园里转了转，顺便听了一场蔡元培校长的报告方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