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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饭店吸引来的就只有有钱人。穿着制服的门童，跑腿的伙计，操着西班牙口音、穿着燕尾服的服务员都是为了他们而存在；四面装着玻璃的静音电梯是为了他们，每天被矮小的南斯拉夫女孩擦拭两次的、不能沾染上任何指纹的铜制门把手是为了他们，只有当他们电梯幽闭恐惧症发作的时候才会使用的铺满地毯的楼梯是为了他们，宽大的沙发、厚重结实的被褥、在床上享用的早餐、空调、比雪还白的手巾、香皂、芬芳的洗发水、橡木坐便器、最新的杂志是为了他们；上帝为他们创造了管理脏内衣的安吉洛和提供特殊服务的扎帕塔，在走廊里穿行的穿着粉白相间制服的客房服务员也是为了他们，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可能关于“我”说得太多，当我正在走廊尽头的小隔间里换上格子围裙的时候，有关我的事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毕竟我脱下了自己的颜色、我的安全气味、我最喜欢的耳环、我夸张的妆容和高跟鞋。我也卸下了我的外地口音、我奇怪的名字、诙谐幽默、鱼尾纹、对这里极品菜肴的喜爱、对琐事的记忆——我光裸地站在粉白相间的制服里，就好像突然之间站在了海水的白沫里。而从这一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