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的生命进化的过程中，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生活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而成的。在地球的历史上，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微不足道，直到出现了一个新物种——人类，尤其是到了20世纪，生命才获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这种能力不仅增长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而且有了本质上的变化。相比起来，人类对环境的侵袭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都受到了严重的甚至致命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所引起的一连串的负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它们不但出现在孕育生命的外部世界，而且进入生物的内部组织。在对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化学药品危害很大，甚至与辐射不相上下，只是我们知之甚少。 1

在核爆炸中所释放的锶90，会随着雨水或以飞尘的形式降落到地面，进入土壤，然后被草、谷物和小麦吸收，最终在人的骨骼中安营扎寨，直至其死亡。同样，喷洒在农田、森林和花园的农药，长期存在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体内，引起动植物中毒和死亡，并在食物链中不断迁移；有些农药在地下水中潜伏游荡，等它们再度出现时，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会结合成新的化合物。这种新物质会毁坏植被，导致动物患病，并且在不知不觉中，给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们造成伤害。正如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说：“人们甚至还不认识自己创造出的魔鬼。” 2

地球上的物种经历了亿万年时间的进化和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逐渐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并与之和谐相处。自然环境中包含着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并指引着生物进化的方向，某些岩石会放出有害的辐射；就连给予生命能量的阳光，也包含着伤害生命的短波辐射。生物的进化与自然达成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上千年。时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在当今的世界里，没有充裕的时间，各种变化和新情况，都紧随着人类无暇他顾的步伐疾步向前，而不是跟着大自然的脚步从容前行。

远在地球生命出现之前，辐射就已经存在了，它遍布于放射性岩石、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之中。现在的辐射产生于原子试验的人工研究。生命在做出调整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化学物质再也不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和由河流带到大海里的钙、硅、铜以及其他无机物了，它们是实验室里创造的别出心裁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物质在自然界中是无法产生的。

适应这些化合物所需要的时间要以自然历史的维度去衡量，它耗费的不是一代人的时间，而是几代人的生命。 3 即使发生奇迹，使适应变得可行，也是徒劳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就像源源不断的溪流从我们的实验室里喷涌而出。单就美国而言，每年就大约有五百种新的化学物质进入施用领域。这么大的数量令人震惊，但其危害却不是显而易见的——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去适应五百种新的化学物质，这远远超出了生物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4

这些化学物质大多用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过程中。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创造了两百多种基本的化学药品，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俗称为“害虫”的其他生物。这些化学药品的商标数量高达上千种。这些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农场、森林、果园和家庭。它们威力巨大，昆虫无论“好坏”，一律格杀勿论。就是它们让鸟儿的歌声沉寂，让河里的鱼儿悄无声息，给树叶蒙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中——人们原本可能只是想杀死几种杂草和昆虫。又有谁相信在地球上投下化学烟幕弹，不会给所有的生命造成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作“杀虫剂”，理应称为“杀生剂”。使用化学药品的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无尽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允许使用DDT以来，随着更多有毒物质的不断出现，一个持续升级的过程开始了。因为昆虫成功地证明了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正确性，它们通过进化产生了抗药性，因此，人们会发明一种药性更强的药品，昆虫再适应，然后又生产一种毒性更大的毒药。其原因后面有所解释。在喷洒药物之后，害虫常常会卷土重来或者死而复生，数量有时更甚以前。这样下去，化学战争不可能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在残酷而猛烈的炮火下遭殃。 5

除了有可能被核战争毁灭之外，人类如今还面临着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整个环境的污染。有些物质的破坏力量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在动植物的组织里积累，甚至渗入到了生殖细胞中，损坏或者改变决定动植物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6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工程师的人们，期望有一天可以改变甚至设计我们的遗传细胞。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今天就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很多化学药品跟辐射一样，能够轻易地导致基因突变。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事情，诸如选择一种杀虫剂可能会决定人类的未来，这样一想，不免觉得具有讽刺意味。

冒这么大的风险，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为我们权衡利弊的低下判断力感到惊奇。智力发达的人类怎么会为了控制几种不需要的生物，宁可污染整个环境，并给自身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呢？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做过的！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问题就已经开始了行动。 7

据说，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是维持农场产量所必需的。然而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措施减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并且付钱给农民，不让他们耕作，我们生产的粮食还是过剩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美国仅在1962年一年之内用于维修过剩粮食仓库方面的费用就超过十亿美元！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生产，另一个部门却如同它在1958年所做的那样唱起了反调，“一般情况下，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耕地面积减少，为了在现有土地上获得最大产量，人们会使用更多的化学农药”。这样的话，能解决问题吗？

不是说昆虫不是问题或者不需要进行控制。我的意思是，控制必须结合实际，不能基于毫无根据的臆想，也不要使用那些让我们跟害虫同归于尽的方法。

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灾难，这也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产物。在人类出现以前，昆虫就已经是地球上的居民了。它们种类多样、适应力强。在人类出现以后，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主要在两个方面与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一是争夺食物；二是传播疾病。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传播疾病的昆虫就会发威。例如在爆发自然灾害、发生战争或是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卫生状况恶劣，此时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非常必要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量使用化学药品取得的成功是很有限的，我们本打算用这种方法改善状况，却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8

在原始农业条件下，昆虫不是问题。这个问题是伴随着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而出现的——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种植同一种作物。这样的耕作方法为某种昆虫数量的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耕种方式，并不符合自然规律，它只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予大地多样性，但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大自然中的生物之所以维持在一定数量，是因为自然界中业已存在的制约和平衡机制，人类却亲手毁了它。每种生物适宜的栖息地都有一定局限性。显然，因为不适应其他作物，一种食麦昆虫在麦田的繁殖速度要比在套种其他作物的农田的速度快得多。 9

其他情况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上一代人或更早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榆树。但是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创造的美丽风景正面临着被完全毁灭的风险，因为某种由甲虫传播的疾病席卷了所有的榆树。如果栽上多种植物的话，甲虫就不可能泛滥成灾了。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必须要放在地质学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中去思考：不计其数的不同种类生物从自己的领地不断蔓延至新的区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他最新的著作《入侵生态学》中对世界性的大迁徙做了研究和生动的描述。在亿万年前的白 垩 （è）纪，泛滥的海水切断了很多大陆桥，各种生物被困在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它们与同类的伙伴被隔绝开来，逐渐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物种。 10 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年以前，一些大陆被重新连接后，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一运动现在仍在进行，而人类成了这项运动的一大助力。

今时今日，物种传播的主要原因是植物的进口，因为动物总是一成不变地追随着植物迁徙。虽然检疫手段很新，但并不完全有效。仅美国植物引进署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大约二十万种植物。美国植物主要的一百八十多种害虫敌人，有一半左右是意外从国外带进来的，而大多数能过来是搭乘了植物的便车。

由于缺乏天敌，入侵的动植物在新的领地可能不受限制，泛滥成灾。因此，我们面临最麻烦的昆虫问题，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我们人类造成的，这些入侵活动可能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检疫和化学之战仅仅是花钱买时间玩。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埃尔顿博士所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抑制某种动植物的新技术”；要紧的是，我们需要掌握动物种群与环境的关系以“促进生态平衡，抑制昆虫的增多，并且防止它们的入侵”。 11

很多必需的知识唾手可得，但我们不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雇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却将他们的话当作空气。我们放纵致命的化学药剂仿佛下雨一般任意喷洒，似乎别无他法。事实上，只要提供机会，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可以找到很多其他办法。

我们是否被催眠了，失去了判断好坏的意志和能力，我们应当改正。

继而不得不接受低劣有害的东西呢？用生态学家保罗·舍帕德的话来说，“我们刚把头探出水面就觉得心满意足，却不知环境的崩溃近在咫尺……为什么我们要对有毒的食物保持 缄 （jiān）默，要忍受周围的孤寂，并纵容他人与并非真正敌人的‘老相识’开战，还要忍耐快要使人发疯的机器轰鸣？又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上呢？”

可是，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一部分专家和大多数所谓管理机构，将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创造一个无菌、无虫害的世界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些忙于推广农药的人们都在滥用权力。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利·蒂默说道：“负责监管的昆虫学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和陪审、估税员、税务员和司法官员等多种角色，来发号施令。” 12

我并不是说化学杀虫剂一点都不能使用。我要指出的是，我们草率地把毒性很强和对生物有巨大影响的化学药剂交给那些对此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人们。我们没有征求过人们的同意，也没有告诉他们其中的危害，就让这么多人接触到了这些毒药。 13 《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公民有权不受致命毒药的威胁，不论是来自于个人，还是政府官员。这是因为，即使我们的先辈们聪慧过人，具有远见卓识，也无法预想到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还要强调，我们对化学药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没有进行充分调查或从未调查，就允许它们投入了使用。由于我们不够谨慎，对滋养万物的整个自然世界未能给予足够的关切，未来，子孙可能不会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们对于威胁的实质认识有局限。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他们每个人只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者不愿意把它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工业主宰一切的时代，为了赚钱不计代价的风气到处肆虐。 14

当人们抓住一些杀虫剂造成破坏的确凿证据而起来抗议时，政府就会给他们喂下镇定药丸，成分是一半真相一半谎言。我们迫切需要这份虚假的承诺尽快结束，不要再为丑恶的事实包裹糖衣。灭虫人员所造成的可怕后果正由公众承担。只有在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之后，人们才能而且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耐的义务给予了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微赏析

生物和环境的关系，是以人类的出现为分界线的。人类有着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环境，特别是化学物质的使用，也给人类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祸患，是人类向自己开展的化学战争，而其中有许多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作者用翔实的内容、严密的逻辑揭示了事态的严重性，为人类鸣响了警钟，也为现代环保运动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小练习

1.联系这一章，请谈一谈你对“寂静的春天”的理解。

2.在这一章中，作者使用了对比手法，请结合文章简要分析。 QgFloDX+k7AojS5mHIo0giar1XvCWmayuCmzRvByJBt0G/Ki6oVN3bfvpV5UV17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