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鸟简史

各种各样的人似乎都在观鸟。那些人当中，就我所知有首相、总统、三个国务卿、打杂的女佣、两名警察、两位国王、两位王室公爵、一位王子、一位公主、一名共产党员、七位工党成员、一位自由党成员和六位保守党议员，一些每周赚90先令的农场工人、一个每小时就能赚到两至三倍钱的富人，至少还有四十六位老师、一名司机、一名邮递员和一名家具商。

——詹姆斯·费希尔《观鸟》（1940年）

王室公爵、三位歌星、女邮递员、园艺师、几名大学讲师、至少三位前保守党内阁大臣、工会领袖、四名喜剧演员（三位健在，一位过世）、一名问答节目主持人、ITV（英国独立电视台）和BBC天气预报员、一个时尚摄影师、一名护士、一位祖母、两个十岁的男孩、《每日星报》的新闻编辑、一个澳大利亚的音乐家、达格南福特公司的一位退休工人。

——斯蒂芬·莫斯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2004年）更新的名单

今天，英国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喜欢观鸟。你很难相信，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人们才逐渐有了空闲的时间、资金和意向去参与这项爱好、消遣，或者说有些让人沉迷的活动。

人类在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然会去观察鸟类，但我们的祖先这么做时，往往是出于一些更为实际的原因。它们好吃吗？如果好吃，容易抓到吗？它们的行为能否至少在短期内帮助预测天气？它们中的某些鸟儿是否按日历上的常规日期返回？如果它们回来了，这是否有助于决定何时种植或收获作物？可以崇拜它们，或者把它们用于其他宗教或迷信仪式吗？

后来，随着文明在古代世界的兴衰更替，我们的祖先对鸟类的兴趣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们研究鸟类的行为，并试图将其纳入他们的世界观。然而，假如我们把“观鸟”定义成主要是为了开心而观察鸟类的话，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虽然仔细观察鸟类，而且常常很敏锐，但依然不是在“观鸟”。

判定谁是“第一位现代观鸟者”，总是存有争议，但是我们的票要投给吉尔伯特·怀特，他是汉普郡郊区塞尔伯恩教区的牧师。怀特的一生跨越了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经历了巨大且前所未有的改变，首先是启蒙运动，然后是工业革命。

前者鼓励新的想法，为观察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奠定了基础，并一直持续至今。而怀特正是这种观察的先驱。后者则为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铺平了道路，其中包括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个阶级有时间、金钱和意愿去从事包括观鸟在内的一系列休闲活动。

怀特与其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科学探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但他在乡村教区的小路上漫步时，他的主要目的是发现、观察和欣赏鸟类。当他观察一只鸟的时候，他的激情是非常现代化的，正如他的畅销书《塞尔伯恩自然史》中的选段所示：

在这些地方，我所见过最不寻常的鸟是一对在几年前的夏天飞来的戴胜，它们经常在我花园附近的一块地上逗留几个星期。它们常常庄严地走来走去，且边走边吃。

在1793年怀特去世后，其他人开始以同样的方式观察鸟类。其中包括托马斯·比尤伊克，他的两卷本《英国鸟类史》（出版于1797年和1804年）有着工整的版画插图和清晰简洁的文字，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本“野外指南”。还有约翰·克莱尔，他对北安普敦郡家乡周围鸟类的敏锐观察力，足以与任何现代鸟类学家相媲美。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些人及其他先驱设法建立起英国所发现鸟类的信息库。它们住在什么地方，它们正式的名称应该是什么？这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人们对鸟类和观鸟兴趣的大增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19世纪中期后膛猎枪的发明，对于我们积累鸟类的知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本采集”成为口号，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们成群结队地在黎明出发，把他们能找到的每一只鸟都从天空中打下来。这些不幸的受害者随后被填充、支立起来，作为标本进行展示。

标本采集行为对于了解少见的鸟类—那些从地球上遥远的角落来到我们海岸的迷鸟—有着特别大的影响。除非目标被射中，否则有关它的鉴定和辨识不会被接受，这一习俗催生了一句名言：“击中了的就成历史，错过了的永是谜题。”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去谴责猎杀稀有和罕见鸟类的行为，但在双筒和单筒望远镜等光学设备出现之前，这往往是确定鸟类身份的唯一途径。

然而，射杀鸟类并非普遍受到欢迎，尤其是为了获得皮张与羽毛来装饰上流社会妇女的帽子和衣服，为了利润和时尚大开杀戒之时。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到19世纪末，对这种肆意屠杀的反击开始了。

鸟类保护协会（即后来的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成立于1889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采集”鸟类的做法逐渐让位于单纯地观察它们。即便如此，直到20世纪的第一年，“观鸟”（bird watching）这个英文短语才首次出现，并成为一位名叫埃德蒙·塞卢斯的年轻博物学家所著的一本书的标题。因此，今天我们用以指代这项消遣的词仅有一个世纪的历史。

新一代的“观鸟者”得益于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棱镜式双筒望远镜的出现，它是由意大利人伊格纳西奥·波罗在19世纪50年代发明的。德国人卡尔·蔡司则在1894年推出了第一副量产型双筒望远镜，它采用了许多人至今仍在使用的“波罗棱镜”设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士兵们需要看清敌人，双筒望远镜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确实，如今许多活跃的年长观鸟爱好者都是用淘汰的军用双筒望远镜开始学习鸟类观察技巧的。

20世纪期间，观鸟从英国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上层阶级男子的专享活动，变成了无论性别、阶级或家庭背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消遣。导致这种非凡繁荣的变化始于20世纪初的那几十年，当时一些关键机构建立起来，将那些观鸟先驱召集在一起，并让他们能够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爱好。这些变化包括创办于1907年的月刊《英国鸟类》（它至今仍很畅销），1909年在英国开始的鸟类环志，还有1912年朱利安·赫胥黎率先对鸟类的野外行为进行的科学研究。

在20世纪，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先是私家车自驾，后来是航空旅行和组团旅游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探索国内外的新地点。大多数英国人的空闲时间也大幅增加。1939年，乔治·奥威尔就写过关于休闲活动的新兴繁荣景象：

英国人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对业余爱好和安排空闲时间的沉迷，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它……我们是一个热爱花朵的国家，但也是一个热爱集邮、养鸽、做业余木工、捡便宜折扣、玩飞镖和填字游戏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观鸟活动开始进入这个清单的前列。长达六年的战争使英国人更加热衷于充分利用和平时光，许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在服役期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出国旅行机会，这让他们看到了全球范围内的鸟类。当他们回来后，他们继续在自己比较平淡的家庭环境中观鸟。光学设备的发展和第一批适用的野外指南鼓舞了这些新的观鸟者，这两样装备使得不用杀鸟就可以认鸟变为可能。

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战时遗产：雷达的发明使鸟类学家能够追踪候鸟的大规模迁徙。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观察迁徙候鸟的热情成为观鸟的一个主要内容，在我们海岸周围不断扩大的鸟类观察网络足以作为证明。成群结队的人涌向迁徙的热点区域—从北边的费尔岛到南边的锡利群岛—去观察那些罕见及常见的鸟种。

这又引发了被称作“推鸟”（twitching）的活动。媒体故意曲解了“推鸟”这个词，经常把它视作观鸟的同义词。事实上，推鸟是指对罕见鸟类一心一意的追求，其目的在于把它们加到自己的“英国鸟类目击名录”上面。

推鸟的全盛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时电话线路和便携式寻呼机等新技术取得了突破，使推鸟的人对某种罕见鸟类的出现或离开时间能精确掌握到每一分钟。这一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三十年前，关于一种罕见鸟类的消息几乎无从泄露，即使有，也常常是经由明信片来传达。

但随着这些新式快速通信手段的出现，上千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来，观看一只迷鸟，比如来自北美的金翅虫森莺—它至今仍是英国唯一的一次记录。1989年2月，它在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方—肯特郡的一家乐购超市停车场里现身。每年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前往锡利群岛“朝圣”，来自北美、欧洲和西伯利亚的罕见鸟类在每个秋天都会汇聚于此。

推鸟可能不再像过去那么受欢迎了，这也许是因为飞往设得兰群岛的包机机票价格，可以让你在北美待上整整两周，在它们真正生活的地方看到它们。但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推鸟死忠粉。在某些方面，他们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标本收藏家，用数码相机和望远镜来为他们的“收藏”增添一个新种，而非用猎枪。

20世纪下半叶的其他发展还包括以下方面：观鸟比赛，这是一种竞赛性质的观鸟活动，参赛队伍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看到或听到尽可能多的种类；在当地定点的长期观察，这是一种比推鸟更为环保的热爱，观鸟者在其居住地附近的特定区域持续地观察鸟类；与之相反的则是环球观鸟，即一小群非常富有的人试图看到世界上1万多种鸟类里尽可能多的成员。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可能会变成一种狂热。为他们的世界鸟类目击名录增添一个新种的机会，随着每一次旅行而减少；看到新鸟那一瞬间的兴奋和放松，会立刻被哪里才有机会见到下一个新种的焦虑所替代。

观鸟如今更多以美国英语里的“birding”一词为人所知。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广义上的“教会”，志同道合的人们因对鸟类的热爱而组成了一个全球网络。这一点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中都有体现，网络论坛满足了人们对观鸟方方面面的交流需求，地方性社团和鸟类俱乐部又让大家面对面地聚在一起。

如今，三分之二的英国人在自家的花园里喂鸟，尽管并非每个人都称自己为“观鸟者”，但他们始终是更为广泛的群体的一部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有超过100万的会员，超过50万的人会参加该协会一年一度的“庭园鸟类观察”活动，这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民科学项目。一项调查显示，英国有近300万活跃的观鸟者。这有着重要的经济影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野生动物旅游”如今都对当地、地区甚至国家的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由于观鸟越来越受欢迎，参与的人群也发生了变化。观鸟不再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子的专利，大量妇女和儿童也经常去观鸟。其他独特的团体包括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同性恋观鸟者俱乐部，以及2000年成立的全民观鸟组织（最初为残障人士观鸟协会）。

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在迅速改变。推动了20世纪观鸟热潮的技术，现在看起来已非常过时。当你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在线浏览时，为什么还要带一本笨重的手册去野外呢？事实上，你可以很容易地用数码相机拍下鸟儿的照片，然后等有空的时候再弄清楚它是谁，那为何还要在野外就去费心辨认呢？观鸟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也在使用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相互联系，分享他们的观鸟细节。

老手们有时会抱怨年轻的观鸟者“不再做野外记录了”，但实时获取信息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做法显得有些多余。互联网还提供了关于观鸟地点最新且准确的信息，使得“鸟点指南”或多或少过时了（而此类书籍本身的历史也还不到半个世纪—约翰·古德尔斯的名作《到哪里看鸟》于1967年才问世）。

科技还对我们观察鸟类的方式产生了其他更为深远的影响。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的进步表明，鸟类的种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所谓的“隐存种”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却有着细微的差异。这将会如何影响到我们观察鸟类的方式，或许还没能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如果已经不能在野外依靠形态特征识别鸟类，我们还需要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去“采集”它们吗？或许，我们对于辨认鸟类本身的痴迷开始减退，而对它的行为和生态学产生更大的兴趣，就像早期观鸟者曾经做的那样。

坏消息是，由于鸟类的家园、食物和栖息地承受着持续的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多鸟留给人去观察了。全球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栖息地丧失、猎杀和污染都是威胁英国乃至全球鸟类种群健康的主要因素。随着世界人口继续以看似不可阻挡的速度增长，并因此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前景确实看起来相当暗淡。

国际鸟盟估计，约有2 000种鸟类（大约占地球上所有已知鸟类的五分之一）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其中200种将在本世纪末消失，比从1600年到现在的这四百年间记录到的灭绝鸟类还要多。其他研究表明，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在最坏的情况下，到2100年，可能会有多达2 500种鸟类，即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鸟类走向灭绝。

还是以更积极的讯息来结束本章吧。毫无疑问，观鸟的兴起给数百万人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与自然界的接触已被证明有益于我们的身体、精神、情感和心灵健康。简单来说，观鸟者寿命更长、感觉更好、更享受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毕生热爱鸟类和观鸟的人而言，这一点众所周知。正如编写野外指南的先驱和艺术家罗杰·托里·彼得森曾明智指出的那样：

事情的真相是，没有我们，鸟儿们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我们许多人—也许是所有人—会发现，没有鸟儿，生活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几乎无法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