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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1942年3月13日，这日早晨，我向南飞往卑谬
（Prome）。我在卑谬见到了亚历山大将军以及两位前来参加会议的师长：英缅第1师师长布鲁斯·斯科特少将（Major-General Bruce Scott）、英印第17师师长“老拳”考恩少将（Major-General David Tennant Cowan）。我一直非常感谢这样的命运安排，斯科特、考恩和我三人都来自第6廓尔喀团第1营。我们曾在20多岁的时候一起服役和生活，我们以及我们的妻子都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们的孩子都是在这个最幸福的团里一起成长。除了他们两个，我再也找不到更具信任或更愿意一起共事的人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未来的艰难时刻里，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相互帮助。也就是说，我们互相了解，彼此知道对方对战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知道即使在最严峻的考验面前，我们依然会站在一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他地方的军长及其麾下师长不仅来自同一个团，而且来自同一个营。仅凭这样独一无二的巧合，这个军就应该能取得辉煌的胜利。然而，我们却彻底战败了，但无论造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问题肯定不在这两位师长身上。他们二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年轻军官，都曾经出类拔萃、战功赫赫。两次世界大战间，积极投身军旅，战绩斐然。现在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对日军作战老兵，特别是考恩，他曾任史迈斯（John George Smyth）的副师长，后来又继任英印第17师师长。我认为，他们比起英国军队的其他高级军官，在对日作战的方法和战术上，都更富有经验。我很幸运，当国人大肆嘲笑漫画《毕林普上校》
中的毕林普上校时，英国和印度陆军却一声不响地默默培养出许多有能力、受过高度训练、真正职业化的年轻将领，而且数量惊人，我的这两位师长就是典范。
亚历山大将军发现没有必要向我介绍我的师长们，于是开门见山地发出他对英缅第1军的命令。我是驱车直接从机场赶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对我的这个军是什么、在什么地方以及实际形势如何，我只有很笼统的概念。涉及的绝大多数地名我甚至还不熟悉，我在地图上搜索这些地名。两天前我在加尔各答所做的那个粗略的图表还清楚地记在我的脑子里，这很有帮助。
简要情况是，英印第17师在锡当河惨败后，尚未能完全重新装备或整编，现在正在卑谬以南大约30英里处进行重整，此刻已与敌军脱离了接触。英缅第1师在以东约80英里处的同古，在勃固山脉另一侧防守锡当河谷。中国远征军第5军正前进接防英缅第1师，所以该师被调到伊洛瓦底江前线。因为中国军队不愿意到同古以南，所以英缅第1军须防守卑谬地区。这样盟军就要据守一条几乎横跨缅甸的水平防线。当中国军队集结时，我的军也在收拢。
这个会议时间较短，亚历山大将军午饭后立即乘飞机离开了。我和斯科特聊了一会，他看到我大为吃惊。我要求他，一旦中国部队进抵同古，他的师就尽快靠拢英印第17师。然后，我转身去看我的军司令部，这是第一次去。
司令部由一些主要来自英缅军司令部的军官组成，还有少量书记官和一支配备4台无线电且小得不能再小的缅甸通信队，大约总共不超过60名官兵，他们都坐在他们的背包或行囊上。我申请了办公设备、食堂设施、帐篷设备和运输工具，以此资源建立任何一支正规部队的司令部都少得滑稽，更不要说建立一个军司令部了。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参谋长，英国陆军准将“太妃糖”戴维斯（Brigadier Henry Lowrie Davies），他也曾任哈顿的参谋长。我认识他很久了。战争之初，他曾在我的旅里任营长。他后来离开我成为一名参谋军官，在冰岛各地被调来调去，又从那儿回到印度，再后来被调到缅甸。如果说我很幸运遇到所属几位师长，那么参谋长的选定也同样很幸运。“太妃糖”戴维斯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参谋军官，他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身材高挑、瘦骨嶙峋，随着持续撤退，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得到休息，这使得他变得越来越瘦弱。但是，他建立了这个临时拼凑的司令部，且保持其运行。他完全白手起家，而且几乎一无所有，就以自己的精神组建、组织和鼓舞这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的大小从来没有达到我见过的其他军司令部的五分之一，拥有的办公设备也没有达到其他军司令部的十分之一。但由于我们不用签发和保留很多纸面文件，我认为效率确实较高。我们从没有与所辖部队失去过联系，总是很快就知道他们的部署和调动情况，从来都是尽最大可能向他们提供给养和弹药，从来都是及时把我们的命令传达给他们。当然，我们只是一个战术上的战斗司令部。例如，我们的“G（参谋）”部门就靠两辆吉普车、一辆卡车和两三辆摩托车活动，我们发布的经常是口头命令。我想，我们只签发了4份书面命令。考虑所有情况，这个司令部的努力程度令人惊讶，但无法在那种压力下持续运转几个月，官兵们无法承受无限期的紧张状态。我与戴维斯及一小群主要军官一起工作，这一小群军官的精力、无私精神、能力、献身精神甚至能与戴维斯媲美。辛普森（Simpson），作为“副官兼军需官”，负责令人困扰的临时后勤工作，而他的左右手帕特森-奈特（Patterson-Knight），做什么事都从不慌张气馁；情报参谋蒙哥马利（Montagomery），似乎根本不需要睡觉；工兵威尔逊（Wilson）创造了一些奇迹，我们到达印度时他却死于极度疲劳。一个指挥官的最大价值之一就是能够明智地选择他手下的参谋和指挥官，但是我可以说，我在英缅第1军接手的那个参谋班子无可指摘；我怀疑，这是哈顿组建的。无论是谁，我都要感谢他。
在我和“老拳”考恩一起去视察他那个师时，“太妃糖”戴维斯正率领我的司令部开进卑谬法院。令人敬畏的帕特森-奈特正着手搭建军官食堂，他简单迅速地从一些被遗弃的欧式小屋里收集来烹调锅、盘碗陶器和各种刀叉餐具，并且从路边找来一个炊事员。无休止的印度难民潮正涌入这个城市，难民中各色人等都有。路上一个男人经过，样子看上去好像从前干过仆人。帕特森-奈特上前抓住他，审问一下，如果合适，就安排他当大师傅、端菜工、洗碗工或者扫地工。这些穷人，大多数会为再次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个组织会照顾他们、保护他们，改变他们的身份。我们的炊事班长安东尼（Anthony）就是这样意外地雇到的。我怀疑，如果没有安东尼这个人，这支英国军队也许根本走不出缅甸，军司令部肯定也无法一直保持运转。在令人难以相信的困难条件下，安东尼撑起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高级军官食堂，我们都非常感激他。我想他肯定认为我们会付钱给他，但谁会为此而对他不满意呢？
英印第17师正进入奥波（Okpo）正南的一个地区，考恩与我乘坐一辆轮式装甲运输车前往那里。我们沿仰光主干道南下，考恩向我报告了截至目前该师经历的事情。他以残存的人和资源重组为一个师，我们要向他及其部队致敬。师部位于一个缅甸村落的高脚屋里，我们到达时，我遇见的第一个人大概是英国陆军准将韦尔什曼（Brigadier Godfrey deVere Welchman）。在喀土穆（Khartoum）的一家医院里，我曾向他告别。此前我们都是从厄立特里亚（Eritrea）被带到那所医院的，因为我们乘坐的同一辆卡车被炮火击中了。在东非，他曾经指挥我那个旅里的炮兵团，曾是我的副旅长、顾问和主要支持者。在这里，他一如既往高高兴兴的，并且依然带着在非洲就始终陪伴着他的那柄长矛。“韦尔彻”
（Welcher），仅次于“老拳”考恩，是我见到过的最伟大的士气鼓舞者。我认为，当我缺少一个军属炮兵指挥官的时候，让他们两个人同在一个师部是一种错误。附带说一下，当时军属炮兵力量极小，而韦尔彻是一名杰出的炮兵，我将他从考恩那里调走了。
我们看了英印第17师的很多部队，有英国人、印度人和廓尔喀人。他们看来都很疲倦，可能就是如此，看到他们的武器装备短缺的情况，以及他们的靴子和衣服的状态，我十分震惊，但是鉴于他们最近所经历的那一切，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算是好得惊人了。锡当河战役后，最后一批补充兵被编入该师，各部队的兵力，这时已经恢复到某种水平，但依然很差。而且由于仰光失陷，已无希望得到更多援军，想到这个情况，令人不安。
英国陆军准将安斯蒂斯（Brigadier Anstice）的英军第7装甲旅也在考恩的指挥之下，我很高兴看到这个旅及其现状。它的两个轻坦克团，都是美国的“斯图亚特”式（Stuart）或称“甜心”式（Honey），像通常那样，只装备一门两磅炮和很薄的装甲，任何反坦克武器都能穿透，对这种地形要求的近战来说很不理想。然而，任何坦克的弱点都可以由坦克乘员弥补。第7轻骑兵团和第2皇家坦克团像我在任何地方看到的英国部队一样优秀。来缅甸前，他们曾经在西部沙漠身经百战，他们看上去还是以往那个样子，是信心百倍、经验丰富、刚毅顽强的军人。他们的支援部队有英国皇家骑炮兵（R.H.A）的第414连，英国皇家炮兵第95反坦克团A连，以及西约克郡团第1营，均属于标准编制。我视察了尽可能多的部队，会见了尽可能多的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然后，我回到了我的司令部。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在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临危受命。我知道，在这种时候首先是感到不安，伴着各种接踵而来且令人沮丧的事实，心也会为之一沉；然后，随着接二连三的问题得以解决，于是豪兴勃发；随着紧迫形势得以缓解和棘手工作得到掌控，最终到来的是神经的刺激和精神的放松。经验已经教会我，在仓促行动之前，首先要明确目标是什么，这才是明智之举。所以，现在我坐下来想明白目标该是什么。我们的紧迫任务是组建两大作战集群，中国军队在锡当河，英国军队在伊洛瓦底江，稳定一条从卑谬到同古横贯缅甸的战线，但是这背后的目标是什么，全面目标是什么？难道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建立一条最后的战线以坚守住部分缅甸？或者是，在仰光失陷之后，我们要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撤退而集结军队，将军队完整无损地撤回印度？还是我们希望中国军队加上我们剩下的资源，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进行成功的反击？要回答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中期行动如何实施，这由高于一切的战役目标决定。而这个目标我们并不知道。在最后阶段开始之前，目标确实都毫不明确，而我认为，我们因目标不明而致使所有作战行动都举步维艰。
还有，无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迟滞，是坚守，还是前进，从各方面来说，无论如何都有必要从日本人那里夺回主动权，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攻击日军，而攻击的力量须足以使其失去平衡，站不住脚。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认为能。我们能看到的情况是，英印第17师对抗的是日军的第33师团，日军可能还有一些附属部队，以及数目不详的敌对缅甸人。因此，当英缅第1师加入我们以后，我们第一次至少达到势均力敌的状态，也许会强于日军。根据对到目前为止日军行动方式的判断，日军必定将会发动攻击，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会同时从勃固山脉迂回包围我军左翼。如果我们能够集中一支机动预备队，让日本人自己发动攻击，然后以真正的力量进行回击，要么在日军于丛林发动迂回包围运动时，要么直接到公路上打击日军各要地，我们就可能给日军一个巨大的震撼。因此，我拿定了主意，英缅第1军的目标应该是集中我们的两个师，以便尽早有机会进行反击。
在随后的一两天里，我在各部队到处巡视，或者坐在法官昏暗的房间里思考，这儿是我的办公室，到处排满一行行沉甸甸的法律书籍，有几个因素显而易见，但都不能让我保证计划可以成功：
1.我们的情报工作极差。
没有任何缅甸人的情报组织给我们提供来自敌后的消息，甚至也没有我军控制区内的情报。所需的空中侦察不足，因为这个地区自然环境的原因，侦察结果不理想，也不可靠。我们没有捉到任何战俘。我们的唯一情报来源是敌人的尸体或者从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来判明敌人部队的番号。对这种情报来源的利用也很受限制，因为整个军里只有一个军官能够较流利地说日语和阅读日文。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是由于翻译上的迟误经常使他发现的东西成为过时新闻。毫不夸张地说，关于敌人兵力、调动或企图方面，我们实际没有任何有用或可靠的情报。我们获得的关于日军调动的最初暗示，通常是接连不断的红色子弹曳光轨迹和动物的吠叫声，这宣告了日军已经到达我们的侧翼或者背后。我们就像一个瞎子拳击手，试图打击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并且试图避开对手的打击，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儿，直到敌人击中了我们为止。这种感觉很令人讨厌。
2.我们的丛林战训练不足且装备较差。
日本军队显然可以在丛林连续行军几天，而我们则认为这些丛林是无法穿越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当地的缅甸人做向导，而且因为他们的行军装备比我们更轻，在该地区的生存时间更长。几乎所有运输都是机械化的，这就把我们的纵队沿着穿过这片丛林的单一公路拉成几英里长，很容易受到来自空中和地面的攻击。我们的英国、印度和廓尔喀部队在肉搏战中与日军相匹敌，但是，一成不变受制于公路将导致我军走向毁灭。这使得我们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作战，而敌人则通过丛林进行广泛的运动，包围我们，并在我军后方的唯一必经公路上设置路障。日军已经把路障战术发展到极致，而我们似乎对此没有任何破解之术。我们如果原地作战，除非重新打通那条公路，否则就只能饿死了。所以不可避免的，我们要转而清理这道路障，这通常要付出损失车辆的代价，并且无论如何，要进行再一次撤退。
3.作战部队的兵力和装备不足。
我军伤亡惨重，特别是英印第17师，患病人数日益增加。我们还担心，如果被迫进一步撤退，在各缅甸部队中，逃亡现象将日益增加。很显然，这些损失和未来的损失将无法弥补。除了空运，现在没有与印度的任何交通线，而我们只有数量可以忽略不计的运输机。如果一个营今天投入作战行动，短缺200名士兵，并失踪50名，那么明天投入作战时，就会短缺250名士兵，并且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兵力减少到无以为继的地步。我们正遭受着一场无法治愈的消耗性疾病。
4.本地居民对我们毫无帮助。
这儿没有缅甸地方防卫军性质的力量，甚至没有任何组织来提供向导或民用运输。我得知，英军在组织缅甸人合作反抗侵略者方面做了非常少的工作，因为担心承认可能会撤退将带来恐慌、失望和不满。虽然山地部族几乎都积极而忠诚，而平原地区的缅甸人——大部分战斗将发生在平原地区——表现冷漠，避免卷入任何一方。有少数人在日本军官和间谍的影响下，实际上对我们怀有敌意。我们的战线后面，缅甸的文官政府正表现出垮台的迹象。虽然英国官员和绝大多数缅甸上层人士坚守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的下属却正在逃亡。
5.在锡当河谷的我军部队和伊洛瓦底江的我军部队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缝隙。
同古附近的英缅第1师和正在和中国军队换防，该师与卑谬地区的英印第17师被80英里宽的勃固山脉分隔开来。这些断断续续和被丛林覆盖的丘陵地带没有任何公路，只有很少的小道。从一地到另一地的部队调动常常十分困难而且缓慢。然而对这条缝隙，除非我们占领它，否则会给予日军机会以实施他们十分喜欢的包围战术。
6.士气低落的威胁。
这是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危险。这些部队曾经打得很漂亮，但是却没有成功。经常撤退、可怕的路障、新加坡和仰光失陷，以及日本人是丛林超人的那些传言，再加上所有物资显而易见的短缺，必然导致士气低落。在这个阶段，锡当河惨败对作战部队的影响显而易见但不是不可收拾，而我们后方后勤区的士气给我的印象很不好，到处都有很多严重动摇的人。
知道存在什么问题是一回事，而纠正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我毫不怀疑，如果给哈顿几个月时间进行准备，他一定会纠正众多问题并且做很多别的工作。但是我发现，正如哈顿所为，要在残酷无情的现实中挽回过去的损失绝非易事。
当务之急是整顿情报组织。除非我们能够依靠适当的警告和情报了解日军的活动情况，否则我们就毫无希望成功抵抗敌人，更不要说去判断我们打击的时刻或者方向了。英印第17师的考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组建一道覆盖前线的情报侦察机关，将其命名为“勃固山脉情报队”。情报队的灵魂人物是比尔·冈恩（Bill Gunn）。他曾经是缅甸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资深成员，考恩很早就将他变成了自己师里的情报军官。大量缅甸人散布在这个地区森林各处，他们在和平时期曾经为冈恩和别的公司采伐和收购木材。这些人中的监工和更高级的人员成了我们情报队的主干。我们在那些热忱的年轻英国雇员中选定军官。我们开始在勃固山脉扩张情报侦察机关。我们强烈期望得到有关日军在我们侧翼的调动情报，最终能够向我们提供可靠的预警。在这些公司雇员的基础上，我们增派了政府的森林官员和护林员，但是当我要把一些其他平民招募进情报队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踩上了一个马蜂窝。甲和乙拒绝被安排在丙的下面去提供服务！他们不喜欢他，从来就不喜欢他，他曾经在和平时期妨碍他们快乐地生活。他们这些讨嫌的矛盾是有某种理由的，但是战争时期这些无聊的争论很愚蠢，不值一提，并且最令人恼火。我恐怕曾对一两个人有些粗鲁，但是我还是呼吁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感，继续实施情报收集工作。在压力下临时进行军民转变存在众多不同的困难，我提到的事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实际上应该说，从阶层角度来看，我们最优秀的情报军官群体并不是政府的文官，而是一些商业公司的驻外人员，他们更为熟悉缅甸及其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得到巨大发展的议会制政府，似乎迫使官员们越来越愿意坐在办公室。而缅甸的各级商业机构人员，在主动性方面似乎比政府机构人员有着更好的训练。
将这些年轻平民转变为军官则是件简单的事情。他们既没有训练时间，实际上也没有通过惯常的渠道呈报他们的姓名并且等待《印度公报》发布。我们现在需要他们，所以我和我的师长们告诉他们成为军官了，并授予了临时军衔，少尉、中尉，甚至上尉。我们认为哪一级适合他们的年龄或资历就定哪一级。我们的各项资源相当匮乏，以至于无法发放相应的军衔标志。一个年轻人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有一双可能暂时用不着的黑袜子，于是从上面剪下来一些小方块，然后将其缝在肩章上，以恰当的形式表明了他的新军阶。我们将这种做法作为普遍方法。正如我们想见到的，后来支付这些多少有些非正规任命军官的薪水有一些困难，但是最终一切都顺利解决了。
我们临时组建的情报侦察机关存在巨大的弱点。首先，建立情报侦察机关需要时间。其次，除了传递员，缺乏其他途径，或者在最好的条件下，有几匹小马可以将消息送回公路终点。最后，情报队不得不停在原地不走。无论前进或者撤退，我们都会失去这个情报队里的所有缅甸人，因为他们不会离家工作。即使是那些愿意和我们一起进退的人，在新的地区也不像原来那么有用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在那个地区停留的时间长一些，情报侦察机关就仍然极具价值。
我们当然迫切需要更多能说日语的军官和士兵。我们得知很多人正在英国和印度的大学或短训班开始学习日语，一旦他们学成了，就会加入我们。而我担心，在那些优秀的学生走出大学校校园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将我们赶出缅甸了！
丛林战训练几乎像改进我们的情报工作一样困难重重。日本人自由穿越丛林的能力强于我军，加上我们的机械化运输系统受到公路的限制，这给了他们各种优势——这是日军应得的优势。补救之法就是学会依靠轻装移动，学会适应丛林，学会在没有这么多运输工具的条件下运动作战，学会改进对敌人运动的预警，尤为重要的是，从敌人那里夺回战斗的主动权。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全部战术都受制于日本人的路障，这已经变成了我们部队的一场噩梦。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在敌人可能试图设置路障的地方，部署一支比较强大的预备队，其目的是在敌军有时间建立路障之前马上予以攻击。当有部队的时候，事实证明在我们可以在丛林机动之前，这是最好的应对方法。但是，由于我们的兵力人数正日益减少，我们在前线受到很大的压力，因此无法建立这样的预备队。
训练的主要困难是没有机会。若要训练部队，即使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也必须撤出战斗。可是，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在前线，我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每一个能打仗的士兵。虽然我们获得了很多经验教训，但是以日本人为师是一种代价昂贵的学习方式。由英缅军司令部开办的“丛林战学校”培养了一些受过理论训练的军官和士兵，但是他们都去组建小规模“突击队”了。我认为，最好是派他们到常规步兵营里去提高官兵的普遍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这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减轻我们的装备注定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士兵们和各部队正在抛弃越来越多的东西，因为他们意识到机动性和幸存是同义语。然而，在被训练得能够更轻装行动和生存之前，在得到更多驮畜之前，我们还是无法甩掉尾巴上的机械化运输车辆。我们想到风驰电掣的空中运输，那显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我们依然是在前景黯淡中等待着飞机。师长和旅长们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和向士兵灌输新的战术方法。丛林作战的技术水平略有提高，但并不显著。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和条件下我们还能做什么。
很少有什么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力量的消耗问题是其中之一。我们最大的希望是降低减员的速度。我们在后方挑选一些战士或潜在的战士，在一个几乎所有后勤人员都是缅甸人或者印度人的战区里，从这种资源里难以挑选出多少兵力。英缅军司令部给予了帮助，我们加快了医院和疗养院的士兵归队的工作，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我们的医疗服务远远低于其应该达到的水平，即使他们那样尽心尽力地忘我工作，仍然无法降低病员率。事实上，随着医疗物资变得更加不足，以及持续的紧张、疲劳和物资匮乏，士兵们遭受更多的痛苦折磨，病患率往往也将上升。
在东非时，我们曾经彻夜敲打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皇家战鼓，发出集合的召唤，要他的臣民离开意大利人的军队，恢复他们对皇帝的忠诚。那时我曾想道：“身为一个意大利军官，每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更多的年轻士兵跑掉了，那该多么可怕呀。”现在我有了切身的感受。据报，缅甸部队的逃亡情况正在与日俱增。印度士兵有三种忠诚：对印度的忠诚，对他的宗教的忠诚，以及对他所在团和军官的忠诚。而缅甸士兵，没有时间形成他的第三种忠诚，由于担心他的家庭在日军占领区没有人保护，一些缅甸士兵沿着丛林中的小路偷偷开小差回家。除了胜利和前进，没有办法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因为我们毫无希望找到足够的军队来守住我们和中国军队之间的危险缝隙，遂试图在“勃固山脉情报队”之外另行建立骑步兵机动部队。缅甸宪兵由定居在缅甸的印度士兵组成，缅甸宪兵中的骑兵部队构成了骑步兵机动部队的核心，但是马匹十分短缺。我记得有一次与一位年老、疲倦而又情绪低落的平民讨论马匹的供应问题，在我看来，他并没有太紧张。他站了起来，并且变得十分活跃，“啊哈！”他主动提出，“马匹！你应该去找的人是X。他掌握着无数马匹，恰恰是你们需要的那种！”
“好极了！”我说道，兴奋得发抖，我们终于找对了地方，“他在哪儿？把他带来。”
“天啊！”这位平民回答道，又恢复到他原来的悲哀的腔调，“可怜的X！他三年前就死掉了！”
这些骑步兵分遣队应该沿着这些小道推进，同时建立一些观察哨和情报中心，勃固山脉情报队能够通过传递员传递情报。随后由一个骑马的侦察兵迅速带回情报，这个观察哨的其他人则要提供支持和协助，运用一切手段拖延日军部队的行动。这种时刻，我们能够想出的最好对策就是封闭这个缝隙，或者至少做好对它的警戒。
关于缅甸文官政府及其崩溃，前面也曾经提到了一些。我总的印象是，政府的很多英国高官年龄太老，头脑太僵化，而且太缺少精力和领导能力以真正应对外敌入侵的巨大困难和严峻现实。但是，在军人们进行激烈批评之前，我认为他们应该清醒地记住，从对德战争一开始，有关缅甸防务的重要决定都是由作战指挥部门做出的。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决定了什么样的军队应该被分派到缅甸，以及他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各司令官及其当地的指挥官决定了应该怎么使用这些军队。那些文官公务员们最多只能够遵照这些决定并且予以合作。无疑一些文官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样的军事结果是否可以让我们的军人们忘记那些关于生活在玻璃房子里人的笑话吗？我的经验是，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况，英国平民们，包括政府官员和商人，以及许多缅甸人，都勇敢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在一些地区，一些文官由于他们下属缅甸职员的叛逃而不能正常工作，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一个警督都不见了下属警察，一个市长的下属文书、办事员都跑到丛林里去了，一个下属为了私人急事无限期离开了副专员。对于军人来说，这样的文官政府是缺乏效率的，但无论形势多么困难，他们都会接受命令。当然，我们可以说，警察们、秘书们、清洁工和小职员们逃亡，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长官在某些事情上出了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缅甸公务员像军人兄弟一样离开岗位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怀疑我们的军人和飞行员们不能击退那些日本人。我们能够帮助文官政府的唯一事情就是与其保持紧密接触，这样我们就能共享情报，提出我们的要求，并在维持秩序、控制和疏散难民方面，以及在成千上万的其他事情方面提供我们能够给予他们的帮助。我要求文官政府向英缅第1军司令部派驻一位职位较高且行动积极的文官，以实现军政合作。我迎来了丹尼斯·菲利普斯（Denis Phelips）先生，他是个无价之宝。不仅立足岗位工作，而且他的勇气、精力、资源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影响。他是个永不改变的乐天派，那种欢快，绝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当乌云压城、身处逆境的时候，他总是鼓舞着人们的精神。他的笑声就像我们的战斗号角，我肯定对日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肯定经常听得到。菲利普斯体现了印度文官政府优良传统，是我们军人的榜样。
最终和最根本的危险在于，我们部队士气崩溃。保持士气依赖于很多东西：精神上的、智力上的和物质上的。若能胜利的话，这当然是建立和保持士气的最容易基础。即使没有胜利，对自己领导者的信心也会使士兵们充满士气。困难在于没有胜利的感召却要保持士气，但我们这里情况要好得多。敦刻尔克战役之后，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是英国官兵的信心之源。他一往无前、所向无敌，而且其英勇绝不负所享盛名。我们拥有士气上的最大财富，就是两位师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得到了所部的信任和真正的爱戴，包括英国人、印度人和廓尔喀人。艰苦的战争考验使得一些优秀的旅长脱颖而出，像琼斯（Jones）、卡梅伦（Ronald Thomas Cameron），他们是真正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各种理由使士气低落时，部队却保持了高涨的士气。
一个指挥官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他对士气的影响。众多高级军官都认识我，特别是英印军营长以上军官，但是部队底层认识我的人却很少。因此，就士气来说，我得一切从头开始做起，这么做不是一件坏事。在战争中，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经历一段不顺利的时期之后，新的指挥官接管了一切，恰恰在这时候，他的前任所安排的诸如援军、改进的武器装备和增加的补给物资，开始纷纷抵达这个战场。这当然绝不是贬低这位新领导可能在利用现成的资源过程中所展示出的才能，而是说在提振士气方面，这的确给他以巨大的帮助。部队自然会把这些改进的条件归功于他，而他找到了一个准备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建设，直到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个胜利，就这样，他以唯一永恒的方式，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士气，无论是亚历山大将军或是我都不具有这种优势。我们等来的却恰恰是相反的情况。仰光的陷落不仅意味着我们的各种资源和生活设施将会日益急剧减少，而且伴随着马来亚的陷落，一波日本援军的浪潮将通过这个港口横扫而来。很显然，我必须在各个部队里到处巡视并且让官兵们看到。很幸运，我的司令部没有公关部门笨拙地敲着大鼓欢迎我的到来。如果一个指挥官是明智的，他就要在新闻界和别的吹捧者忙于为他鼓噪扬名之前，首先让自己的部队认识自己。所有这些在今后将会最有帮助。
我对形势进行调查所得出的一般结论，并不特别光明，或者像最初设想的那样提振士气。对于其他麻烦而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被人认可的重大胜利。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取得这样一个胜利，如果将英缅第1师调出来，整编英印第17师，并且完成坦克延误了的维修保养工作，我们就能以一个团结的军来回击敌人。我们在实施反击之前，如果日军对我们的前线施加的压力、其他地方的战事没有迫使我们进行一些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敌人会给我们反击的机会。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英缅第1师尽可能快地进入卑谬地区。该师的调动当然依赖于抵达与接防的中国军队。1月间，中国的第6军（第98师、第49师、暂55师）已经到达掸邦，现在第5军正在向掸邦以南移动，但是该军不会去同古以南的地区。这是最不幸的，这意味着，已经成功向南反击的英缅第1师不得不撤回来，导致广大的锡当河下游地区向敌洞开。对于补给方面而言，失去一个最富有的稻米产区也是个严重的问题。英缅第1师早先曾经派出一些部队支援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英印第17师，而对这种撤退，部队认为其理由并不充分，因而令人沮丧，特别是对那些缅甸士兵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正在放弃缅甸本土。日本人紧跟其后，我们的后卫部队作战英勇而坚决，但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然而英缅第1师却精疲力竭地到达了同古。在这里英缅第1师经过了新近到达的中国第5军，并且在3月22日，奉我之令，向在伊洛瓦底江河谷的达运达波（Dayindabo）——皎勃东（Kyaukpadaung）——阿兰谬
（Allanmye）地区集结，阿兰谬位于卑谬以北大约50英里处。出于后勤补给的原因，我选择这个地区，而不是卑谬本身或其周边地区，而且因为该师必然零散到达，所以应不受干扰地集结部队。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是在全师做好准备之前，就让其一部投入作战。该师完成集结的具体时间不确定，估计十天到两周。
与此同时，英印第17师展现了其战斗精神。3月17日，后来成为温盖特突击队中最著名的指挥官、年轻的少校卡尔弗特（Major Jam-es Michael Calvert）率部领导了一次大胆的袭击战，攻击了兴实达（Hen-zada），据说这是敌人经常使用的一个港口。据守该地的是日本军官指挥的一支敌对缅人部队，卡尔弗特的突击队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让敌军遭受严重损失。大约同一时间，格洛斯特郡团第1营在小镇礼勃坦（Letpadan）突袭了驻兵营里的一个日军大队。礼勃坦距离卑谬大约80英里，他们予敌重创，并且将其追到了丛林里，这是一件最令人振奋的事。英印第17师显然也多有战斗。
见过考恩后，我决定把他的师和那个装甲旅撤到距离卑谬更近的地方。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更靠近英缅第1师，并且使其运输情况得到改善。我的观点是，这样可以减少我军被敌军从河流或勃固山脉实施包围的机会，而且卑谬以南地带同样适合于坦克作战。而且，我希望这种调动会使敌军放弃或推迟发动进攻。在这个阶段我担心的是，要赢得时间以集结全军部队。我认为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本来应该把英印第17师留在前面，而在卑谬附近集结英缅第1师。除掉其他，我以一场撤退开始我的指挥工作，这是一个错误，如果能避免这种情况就好了。无论如何，英印第17师还是北撤了。其一个旅（英印第63旅）驻卑谬，覆盖从南面来的主要公路，另一个旅（英印第16旅）在新美锐——摩萨（Sinmezwe-Hmawza），防守东南方的道路，第三个旅（英印第48旅）作为预备队梯次部署在韦提甘（Wettigan），防止敌军迂回包抄侧翼。后方则是随预备旅英印第48旅行动的英军第7装甲旅，希望找到机会维修保养坦克。勃固山脉的情报侦察机关和缅甸边防部队分遣队保护左翼；河船上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以及随其在伊洛瓦底江西岸作战的突击队则负责保护右翼。卑谬的英缅第1军司令部现在也许相当靠近实际的前线，如果我们能避免危险，我就毫无撤退的打算，因此便维持现状。
日军飞机轰炸卑谬的强度通常不大，大约每隔一天来一次，总是在吃早饭的时候。以前我经常受到轰炸，但是从来不是在城镇里，我发现在城镇里挨炸比在荒漠或树林里吓人得多。我们在控制空袭引起的火灾方面存在困难，但即使没有空袭，火灾依然发生。这些我们所在城镇发生的神秘火灾变成了这个战役一个令人讨厌的特色。有时候我们抓到一些正在放火的缅甸人，他们会简短的忏悔，但是到头来，这也是似乎大量存在的敌人第5纵队喜欢的活动。很不幸，卑谬显然是敌对缅甸人活动的中心。尽管卑谬具有吸引人的地理位置，有很多小屋和花园，但在空袭之下，火灾和难民遍地，已经不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地方。成千上万可怜的印度难民和很多患有天花和霍乱的人就露宿在城市的街头和河边码头上，等待着渡过伊洛瓦底江，走上洞鸽（Taungup）小路前往若开海岸，他们处境凄惨。此外，他们很快使得城镇和水供应状况恶化，军队面临爆发流行病的危险。虽然只是微薄之力，但我军后勤补给参谋和部队全力帮助行政当局，保证其全身心地工作，让成千上万的人渡过河去，最终安全到达孟加拉。街道的清理是一个问题，因为城市的保洁管理服务在日军的空袭下已经逐渐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将成群的犯人从当地的监狱里放出来，只要他们干几天街道清扫工作就给他们自由。我们从犯罪程度最低的犯人开始，逐渐扩大到犯罪程度比较严重的人。真正的重罪极恶分子、暴力犯罪分子，我们最后逆流而上将他们送往曼德勒关押。但是，运载他们的驳船却受到了日本飞机的攻击。犯人和看守一起跳到水里，有些犯人遭到射击，有些人淹死了。我认为，没有谁到达曼德勒或其他什么地方的监狱。我希望那些幸存者在日本人占领期间成为他们的大麻烦，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日本人的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