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进入缅甸

在伊拉克的沙漠指挥一个师，是一种享受。在任何地方指挥一个师，都是一种享受。这是服役生涯中最好的四个指挥职务之一，即指挥一个排、一个营、一个师和一个集团军。指挥一个排是你的第一个指挥职务，因为你还很年轻，如果你是优秀之人，那么对排里士兵的了解甚于其母亲，且对他们的爱堪比母亲。一个营是具有自己生命的一个军队单位，无论好与坏，都全看你一个人的了，你终于有了真正的指挥权。一个师，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战争交响乐队的最小构成单位，同时又是一个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会认识你的最大的建制单位。而一个集团军，因为在战斗中树立部队精神和领导权，而使你所经历的情感与理智经验实现最大的统一。

指挥英印第10师尤其是一种享受。作为一个师，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我们曾摸爬滚打地经历了伊拉克叛乱的一连串冲突，曾与驻叙利亚的法军浴血奋战，却未给予其太沉重的打击。我们曾毫不紧张地见证了入侵波斯帝国的滑稽闹剧。我们曾在海法（Haifa）买啤酒，在里海岸边享用。我们会调动，我们会作战，我们已经开始获得了所有财产中最具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成功的传统。我们有了优秀军人的自负。现在，1942年3月，尽管有漫天的沙尘暴、装备短缺、武器过时，还要没完没了地构筑工事，但振奋人心的是，我们还是认为这里是一处要地，我们在等待着险恶的德国人入侵土耳其。如果这种入侵到来，德国人的无数个装甲师隆隆作响地越过那珍珠色的地平线，我们就会成为扔在压路机前面的软皮儿橙子。但在同时，开着车在荒漠上奔驰令人兴奋，一天长驱100英里 ，让我们的野外双筒望远镜飞掠过一圈光秃秃的沙丘。这片沙漠适合英国人，我们也适应在其中打仗。你能看见你的士兵们。

我的司令部在哈巴尼耶湖（Habbaniyeh Lake）一个破旧的水上飞机站，我在那个司令部接到远在巴格达的集团军司令官电话，他告诉我，要在三天之内飞往印度。我的心猛然沉了下来。

“我被撤职了吗？”我问道。

“不，你已经另有任用。”

“但是，我并不想要别的工作。我想和我的师待在一起。”

“一个优秀的军人派他去哪儿就去哪儿，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电话在我的耳畔挂断了。

由于持续不断的沙尘暴，我的出发耽搁了几天，因此延长了告别的悲哀，但我终于出发进入哈巴尼耶湖，走向了那架水上飞机。穿过那依然吹打着我面孔的沙尘，我看着来给我送行的六七个师部参谋人员，他们很快变得模糊不清并消失在朦胧之中。我感到自己像他们一样孤立无助，弯腰驼背，背后是滚滚的沙尘。飞机若隐若现，我爬上飞机，在低矮的入口处碰了头，我最近总是这样。我听见机组人员议论沙尘是否太大而无法起飞。然而飞行员断定并非如此，于是我们起飞了。我想到已致电妻子告诉她我们要在德里（Delhi）相会，想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是离开我的师还是令我有些闷闷不乐。

第二天我们降落在瓜廖尔（Gwalior）城外日趋干涸的湖上，又经过一段单调而漫长的火车旅行后，我在德里车站见到了我的妻子。第二天早晨，在英印军总司令部，似乎没有人能够或者至少愿意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什么。唯一明确的事情是，我应该几乎马上和已在印度的总参谋长莫里斯中将（Lieut.General Edwin Logie Morris）一起飞往缅甸。他将视察前线，以便对那里不太乐观的形势有一个第一手的观察。除此之外，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但是，这次我是个优秀的军人，派我到哪儿就去哪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绝无二话。

我们早早就出发了，在加尔各答（Calcutta）过夜，然后继续飞往阿恰布 （Akyab）。阿恰布是缅甸若开（Arakan）海岸 的一个小海港，似乎是一个快乐而和平的海边小镇，比印度一些同样的地方清洁得多、好得多，的确像所有缅甸城镇和村庄一样。我们与英国空军少将、驻缅空军司令官史蒂文森（Vice-Marshal Donald Fasken Stevenson）一起坐到很晚，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就在几天前，仰光（Rangoon）已于3月9日陷落， 英国军队艰难脱险，但现在形势明朗起来，正在重新集结。地面和空中两个方面的形势，都令人十分焦虑。

面对着数量极具优势的敌军，我们在空中无疑比在地面更为成功。在任何战场，空军的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缅甸，从一开始空军就是一个决定因素。英军在日军发动攻击之前制订的各项保卫缅甸的计划，都极大地依赖于空军的能力以阻敌军，或者至少是极大地延迟敌人各个纵队前进。事实上，我们对空军的作战期待太多，在未来3年里，我们和日本人都发现，仅仅靠空中打击，双方都从来没有成功地制止对方的活动。即便能够做到这一点，缅甸的英美空中力量，1942年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认真的尝试。正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在使用飞机的优先考虑名单上，缅甸是最后一名。1941年12月，我军在缅甸的空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仅由一个装备有几架“野牛”式战斗机（Buffalo）的英国皇家空军中队、一个配有一些过时机型的印度空军中队和配有几架P40“战斧”式战斗机（Tomahawk）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第三中队组成。本来还应该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轰炸机中队，但飞机被留在了马来亚 （Malaya），只有人员到达了缅甸。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处于精力充沛的陈纳德（Chennault）上校指挥之下，负有保护滇缅公路的任务，其基地在中国昆明。蒋介石委员长意识到仰光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滇缅公路唯一的门户，于是派第三中队保卫仰光。这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飞行员是从美国空军中精选出来的，在美国参战之前已具有对付日本人的丰富经验，像在任何地方能够找到的战斗机飞行员集体一样优秀。至于我们自己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在个人方面，他们已取得了对日本对手的优势，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英美部队要与巨大的逆境做斗争。

据估计，要对付缅甸全境的日军，将需要14个战斗机中队，还不包括轰炸机。然而，当日军开始进攻时，在这个地区我们只有两个中队的战斗机、一个中队的轰炸机和两个陆空协同作战中队。后来，三个中队的“飓风”式（Hurricane）战斗机，绝大多数是陈旧的马克I型（Mark I），以及一个中队的“布伦海姆”式（Blenheim）轰炸机抵达了。备件短缺十分严重。相对于这支小小的空中力量，敌人则在泰国 （Siamese）各个机场集结了150架作战飞机。

总的说来，所有这些日军战斗机在性能上都低于我们的“飓风”式和P40式，例外的是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斗机（Navy 0），其性能大致与我们的飞机相当。然而，日本海军“零”式战斗机更容易受到攻击，该型战斗机以及日军的轰炸机都没有自封油箱或保护飞行员的装甲。然而日本人的飞机在航程上有巨大的优势。在一个地域辽阔的地区，这让他们真是受益匪浅。例如，日本海军“零”式战斗机有250英里作战半径，外加可抛式外挂油箱，作战半径可达500英里，与之相比，我们的“飓风”II式的作战半径只有135英里。我们因此失去了以战斗机报复机场敌机的能力。

日军飞机数量和航程上的优势并不是令我们遭受损失的唯一不利条件。在此不利条件之下，一个有效的预警系统至关重要，它可以保护自己的机场，还可使我们的飞机逃脱在地面被摧毁的命运。然而缅甸各个机场的布局使这一点成为不可能。我军机场几乎都建在一条面对泰国边界的长长南北线上，从最南部的维多利亚角（Victoria Point），经丹老 （Mergui）、毛淡棉（Moulmein）、仰光、同古 （Toungo）、黑河 （Heho）、南桑（Namsang）到腊戍（Lashio）。除非我们的军队推进到进入泰国，但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这些机场将无法获得足够的预警。我们应该在伊洛瓦底江流域修建机场，而在这里的马圭 （Magwe）、密铁拉（Meiktila）、瑞保（Shwebo）和密支那（Myitkyina），我们只有一些辅助性的简易机场。缅甸公共工程部以如此之少的设备迅速建设了这些全天候机场，表现极为出色，他们奉令在错误的地点修建了机场，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除了这些建在不幸位置的主要机场，我们只拥有一套无线电测向设备，辅之以一些少得可怜的高射炮以及新组建并匆忙训练出来且根本没有无线电的缅甸防空观察部队，而且他们还受制于本来就数量不足的民用电话和电报系统。因此很容易就能想象出我们小规模空军所处的劣势。

仰光曾饱受日军轰炸的折磨，但只有两个半中队的英国空军和一个中队的美国航空部队在保卫这个城市。在最初两个月31个日夜的空战中，他们以大约60架飞机的代价摧毁了130架敌机，迫使日军2月底以后放弃了空袭。大多数敌机被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击落。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不仅拥有性能更好的P40战斗机，而且美国飞行员比大多数英军飞行员更有经验。这使得最后护送援军进入仰光成为可能，而且我军能够在不受日军严重空中袭扰的情况之下完成破坏以及最后的撤离工作。与此同时，P40和“野牛”式战斗机攻击了航程范围以内敌人的所有机场，但这个航程对于“飓风”式来说望尘莫及，同时我们为数不多的轰炸机则远远地飞进了泰国。很少会有一支这样小规模的空军能够在逆境中如此勇敢而又有效地作战。

这种努力并不能维持下去。1942年1月31日，我们的作战力量是35架飞机，对抗日军的150架飞机。要求增援的呼吁遭到了拒绝，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经首先发出了呼救。新加坡于2月15日陷落，日本航空力量马上得到了巨大增强。到3月中旬，日军的14个飞行战队部署到缅甸，总共大约有400架飞机，每日出动260架次。与之对应的是，我们每日投入空战的飞机平均不足45架次。敌我飞机数量的悬殊不断急剧扩大，甚至英美飞行员的数量也比不上日军。

那天晚上在阿恰布，我们边坐着喝酒，边听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我们还了解到，随着仰光陷落，我们的空军将不得不撤退到缅中地区，剩下的力量被编成两个混合联队，一个联队在马圭，一个联队在阿恰布。被迫一分为二的重要原因是后勤问题，这是我初次了解到缅甸补给与维持因素的压倒性力量，失去仰光，空军也像陆军一样，几乎必须完全依靠储备才得以生存。没有补给物资和援军可以通过陆路或海路被运送到和到达缅甸中部，只有少量物资能通过空运被运过来。我们对缅甸空军的全部维持资源和物资储备进行了调查，并对其能维持多久进行了计算，从而决定可驻马圭的空军规模。剩余空军被转移到阿恰布，我们希望从印度经海路运输补给而予以维持，因此驻马圭的联队包括：

临时组建的联队司令部。

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飓风”式战斗机中队。

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轰炸机中队。

英国皇家空军陆空协同作战小队的一个分遣队。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驱逐机中队。

无线电测向站。

到目前为止，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那个中队战力已经相当薄弱，我们那个唯一的宝贝无线电测向站则奄奄一息。

留在阿恰布的有：

一个临时司令部。

一个“飓风”式战斗机中队（老式的马克I型）。

一个通用侦察机小队。

通信小队的一个分遣队。

马圭被选定为缅甸一个空军联队的基地，即所谓“驻缅空军联队”乃基于以下原因：

1.马圭由两条电话线覆盖，一条通往锡当河 （Sittang），另一条通往伊洛瓦底江流域（Irrawaddy Valley），沿此流域能驻扎缅甸防空观察部队。这样就能获得某种预警。

2.马圭以南没有任何大得足以让现代轰炸机或战斗机起飞的简易机场。

3.这是唯一能够掩护陆军撤退到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机场。

因此，马圭虽然尚存在种种不足，事实上却是最佳的唯一选择。

我们还了解到，除了负责在缅空军，英国空军少将史蒂文森还接受所属驻印空军司令官的命令，在其指挥下组织加尔各答、孟加拉（Bengal）和比哈尔（Bihar）各工业中心以及阿萨姆（Assam）与迪格博伊（Digboi）石油设施的防空。他还必须继续从印度实施进攻轰炸以支持在缅陆军，继续侦察并攻击孟加拉湾的敌军舰船。这个新命令迫使他在加尔各答建立司令部，他打算几天后就搬到那里去。

在16个月前的苏丹，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懂得了地面部队司令部与支援他们的空军司令部在一起的必要性。因此，当我发现缅甸战役的空军司令部设在加尔各答，而陆军司令部设在曼德勒附近的眉苗 （Maymyo）时感到相当失望。这两地空中距离有500英里，而且陆上交通不通。就连马圭的“驻缅空军联队”距离陆军司令部也有大约200英里。直到1945年，空军在保卫加尔各答和投入缅甸战役之间首尾不能兼顾。由于资源缺乏，不可避免地妨碍了这个战场空中支援的自由调配，这迫使空军指挥官们如履薄冰。

第二天，我们从阿恰布前往马圭。马圭现在是我们驻缅甸的主要空军基地。我们飞越了若开山脉（Arakan Yoma），我第一次看到了缅甸被丛林覆盖的群山。飞越群山时，你能意识到丛林阻碍了视野，但还是无法真正懂得是怎样阻碍军队的行动。若要真正懂得这一点，你必须在黏糊糊以及在紧贴身体的草木中披荆斩棘，用利刃砍出一条通路，跌跌撞撞爬上陡峭险峻的山坡，再在山的另一侧连滑带摔地滚下山去，无休无止，就像你一直行走在锯齿上一样。后来，我的一些访客曾在小比例地图上衡量了我曾走过的距离，他们很有礼貌地对我缓慢的行军速度表示惊讶。我经常希望他们不是坐着飞机而是步行走到我的司令部来的。我们以后都会经历这些。现在，当我们高高飞翔在这无穷无尽像剃刀刀刃一样锋利的山脊之上，山顶覆盖着最稠密的丛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条厚厚地堆积在一起的暗绿色的地毯，一重又一重地重叠起伏。这对我是一种慰藉，过去的一年里，我的眼睛习惯了光秃秃的沙漠，而现在突然脱身出来，来到美丽的伊洛瓦底江，河身狭窄，但两岸区域却显得相对开阔。

在马圭和一个充满信心的当地空军指挥官会谈后，莫里斯和我乘坐一架更小的飞机，飞往曼德勒。一番犹豫后，我们的飞机在一条很简陋的跑道上着陆。这条跑道是从一片稻田中清理出来的，距离曼德勒城有几英里。我们坐在那儿，相当孤立无助，直到一辆旅行车出现为止。我们坐车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来到缅甸的夏都眉苗。这是个令人喜欢的地方，有一些英式房子，都是萨里郡（Surrey）证券经纪人住房那种风格，每栋房子都有宽大的花园。

英缅军司令部冒险从仰光逃出来后，正搬进眉苗，很显然那番经历令他们大为震撼。一开始，英缅军司令部并没有作为一机动司令部组织、运作和训练，以指挥野战战场中的各个部队。事实上，英缅军司令部是和平时期英国战争部德里——白厅（Delhi-Whitehall）模式的微型复制品。虽然紧急进行了一些增补和扩充，以对付突如其来的日军入侵，但作为一个适应直接控制一场战役的机构，英缅军司令部还相差甚远。不幸的哈顿 中将（Lieut.General Hutton）在日军开始进攻时在缅甸负责指挥。作为战地指挥官，他不得不通过一个出于不同目的而设计且繁冗低效的司令部指挥作战。我毫不怀疑，如果给他一些时间，哈顿必会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组建成一个更合适的指挥机构。但是，他当时立刻陷入一种危急的战术形势之中，这时候进行这样的改组变得几乎毫无可能。如果在此战场没有上一级野战司令部便进入战争，我们无须为此过度惊讶或者愤愤不平。比起英国本土，缅甸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更低，英国曾经只有一个英国战争部，但面临的危机迫使其任命了一位本土部队总司令，并建立了一个资源充足的司令部。但是，一个不合适的司令部只是若干严重不利因素之一，在此情况之下，哈顿和他的部队开始投入到战争中。

在缅甸，当我们遭遇攻击时，准备极端不足，于是，为此付出了代价。根本错误在于缅甸内外没有人会预料到缅甸会受到攻击，其完全没有清晰而一致的决策来确定：究竟谁应该负责防务准备，如果缅甸受到攻击，谁应该实际履行保卫之责。1937年，缅甸与印度在政治上分治，但两者在防务上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缅甸事实上是印度防务上的一个外垒，依赖于印度提供众多军队，而且印度是缅甸的基地。缅甸与印度应当保持密切联系，而不能有所中断。在1937年之前，缅甸曾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其防务像其他活动一样，都由英印政府负责。缅甸与印度政治分治后，缅甸自行负责军事部队。随着对德战争爆发，形势发生了变化。1939年9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作战方面直辖缅甸部队，但财政和后勤仍由英缅政府负责。1940年11月，缅甸部队的作战指挥权突然转移给了不久前成立于新加坡的远东军总司令部，同时其管理后勤职责却由英缅政府和伦敦的英国战争部分担，后者在当时实质上承担了缅甸的防务预算。比起遥远的缅甸，新加坡和伦敦在自己的家门口都有更加紧迫的各种事务，将作战责任和后勤责任分开打破了一项原则。我从来没有见过违反这一原则却没有人为此受到沉重惩罚。实际上，显然可以理解的是，缅甸的新主人们都不太注意缅甸，而当地的指挥官和继任的英印军总司令都迫切要求将缅甸纳入英印军节制之下。仅仅过了一年，1941年12月12日，当日军的进攻迫在眉睫时，缅甸防务终于转归英印军负责，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2月30日，日军真正开始进攻时，尽管当地指挥官和英印军表示反对，缅甸又相当勉强地被纳入另一个主人的防区——新成立的美英荷澳司令部（A.B.D.A.），即所谓的西南太平洋司令部前身。在这个司令部的指挥之下，缅甸前线作战指挥接受来自爪哇的命令，而后勤则由德里负责。随着日军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美英荷澳司令部迅速解散，缅甸又回归英印军防区之下。这样在大约16个月生死攸关的时间里，先后有5个不同的上级司令部轮流负责缅甸的防务。实际上在这整段时间里，缅甸的后勤补给和作战指挥一直是分离的。仅仅这些隶属变更就肯定会造成延误、疏忽、混乱以及对当地各种困难缺乏了解。这就导致修筑连接印度和缅甸的公路的努力进展甚微，或毫无进展，战争到来时，印度和缅甸之间没有任何陆路交通。

除此之外，我军兵力长期不足，而且现有部队甚至也存在装备短缺的问题。新近到达的英印第17师 各个旅是匆忙从其他部队抽调组建的，像所有英印军的各师一样，该师是为中东地区的沙漠作战而进行的训练和装备。该师的运输是机械化的，但除了在开阔地带，无法离开公路展开作战行动，而缅甸的公路很少。其他部队，即英缅第1师 ，所辖大部为缅甸部队，没有经过战争考验。许多缅甸部队都是最后一刻才匆忙组建起来的，没有任何战斗传统。这两个师都没有战斗经验，其配属的火炮数量远低于常规师的水平，而且经常是过时的火炮。例如，反坦克炮连装备的是奥地利77毫米炮，是在1918年被意大利人缴获的，22年后我们在西部沙漠再从意大利人手里缴获过来。有意思的是，这些博物馆里的老古董没有视距标度盘，每门炮只有120发炮弹。原来承诺从英国和非洲派来的援军已转调新加坡，孤注一掷作战，以挽救新加坡要塞。至于几个澳大利亚师，则被转派到了锡兰 （Ceylon），该地处于占压倒性优势的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因此，我们的两个师准备不足，一个英印师，一个英缅师，而且只得到力量薄弱的英美空军支持，当日军首次猛攻时，这两个师就要对阵一支装备精良且受过良好丛林战训练的优势敌军部队，还要对抗一支具有巨大优势的敌军空中力量。

从地理上而言，战端刚起，我们就因主要交通线而陷入困境，即从南到北的仰光至曼德勒铁路与泰缅边境平行且距离很近，各处都易受到来自东面的攻击。由于这种原因，原来的防卫计划是将英缅第1师的绝大部分部署在掸邦南部，因为我们预计日军将经景栋（kengtung）主攻这条易受攻击的交通线。导致兵力分散的另一个原因是，缅甸有一条又长又细的尾巴，即丹那沙林 （Tenasserim），向南绵延400英里，平均宽度为40英里。以缅甸防务而言，最好放弃这片区域，但丹那沙林的机场具有双重重要性：第一，这些机场对通往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空中航线是必要的；第二，如果这些机场在敌人的掌控之中，就会严重威胁仰光。因此，一种尝试是，以小而分散的守备部队据守丹那沙林。

日军的主攻开始了，但未按所料经掸邦入侵，而是越过高加力山口（Kaw kareik Pass），穿过丹那沙林到达毛淡棉。由于担心侵犯泰国脆弱的中立状态，我们一直不允许在泰国建立任何情报组织，我们不知道日本人的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日军击溃了据守高加力山口的我军部队，经过一场战斗后，敌军由南向北攻占了毛淡棉，我英印第17师主力北撤至比林（Bilin）。面对优势敌军，英印第17师在比林英勇地打了一仗，但在可能遭到敌军合围的威胁下，被迫再次撤退。与此同时，丹那沙林的一些小规模守备部队，受到敌军空中和陆地的双重进攻，不得不通过海路撤离。随后而来的是2月22日和23日锡当河灾难性失败。英印第17师通过丛林道路撤退到锡当河，其机械化车辆只能走这条道路。他们发现强大的日军侧翼迂回，分割了现已过河的先遣旅与该师余部。英印第17师还在锡当河东岸的两个旅正进行绝望而英勇的战斗，力图通过还被我军战友据守的锡当河铁路大桥。这是我军及车辆通过这条600码宽的激流的唯一希望。这时，悲剧到来了。这天夜晚，英印第17师师长被人叫起来，并得知东岸那个小小的桥头堡再也坚持不住了，日军几乎已经登上了锡当河大桥。他不得不做出决定，是冒险让这座大桥完整地落入日军手中，从而使其直奔仰光；还是将这座大桥炸掉，致使所部大部分留在河的另一边，但也使日军和仰光之间依然存在一道巨大的障碍。他下令炸桥。桥头守备部队撤退到了西岸，这座大桥被炸毁了。这个决定很容易受到人们的批评，但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只有那些曾面对同样严峻而紧迫的两难选择的人，才会懂得一个指挥官做出这种决定时肩上承受的沉重压力。

那巨大的爆炸声是这场战斗突然寂静下来的一个信号。双方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日军明白无论他们的进攻多么激烈，都无法获得那座大桥了；而英军明白，他们已处于多么绝望的困难情势之下。英军通过最后的努力，突破敌围冲向河岸，他们惊恐地看到了那座被炸断了的大桥，明白已不能让车辆和大炮过河了。于是，英军尽可能破坏车辆和大炮，官兵们纷纷脱掉身上的军装，单个或者成群地奔向滚滚河水。一些人趴在简陋的木筏或汽油桶上，带着武器，千方百计设法渡河，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游过去，只能借助于一些竹子的浮力泅渡。对任何人来说，即使他是一个强壮的游泳者，要想带着装备和武器负重渡过河去，都是不可能的。许多人淹死了，一些人渡河时遭到日军射杀。到24日下午，在被切断在东岸的8个营中，到达西岸的不足2000名官兵，他们带着550支步枪、10挺布伦式机枪、12支汤普森冲锋枪。几乎所有人都没有靴子，绝大多数人只剩下内衣和内裤。

这就是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决定性战斗。此后，我们的部队无论多么英勇地战斗，都很少有希望守住仰光。仰光于3月9日失陷。这时，在缅甸作战的军队被日军有效地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几乎和锡当河东岸的那两个旅一模一样。

我在眉苗第一次见到了亚历山大 将军，他刚从仰光侥幸撤出，虽然平静如常，但显然对形势十分忧虑，在此状况之下，亚历山大的这种状态不足为奇。哈顿是他的前任，现在则是他的参谋长，正努力在可能致使我军陷入困境的各种复杂情况和困难中理出头绪，他看上去还远远没有那么平静。过去两个月他一直处于极度紧张之下，且不久前，他还遭遇了一场特别严重的飞机坠毁事故，飞行员阵亡，他本人受到极为严重的撞击。换一个缺乏勇气的人，会为此住院几个星期。我认为，他依然能感觉到那次坠机事故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首先是哈顿，然后是接替他的亚历山大将军，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一名英国将领在战争之初通常会遇到的形势，即必须以既有资源执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前所述，亚历山大将军十分侥幸地从仰光逃了出来。情况就是这样。若不是因为一位日军师团长典型地严格拘泥于自己收到的命令，现在逃出仰光的所有英国军队，以及亚历山大将军及其司令部，本来会遭到灭顶之灾的。日军由东面进攻，沿小路经过群山和丛林，扑向仰光。这位师团长接到的命令是绕到城市的北面，然后掉头，从意想不到的西面攻击仰光。为了在经过仰光北面时掩护其侧翼，他在卑缪主干公路上设置了一处强大的路障。日军完全封锁了意图突围的英军部队。英军对这道路障发动了几次攻击，但事实证明日本人的不屈不挠精神可以与英国人和印度人的英勇相匹敌。这道障碍岿然不动。这位日军指挥官应该做的一切就是，坚守路障，而以其余部队攻击沿这条公路展开40英里长的英军纵队。他们被自己的机械化车辆限制在这条狭长的公路上，没有谁能挽救英国军队。对英军来说，十分幸运的是，当日军确认其主力已经踏上了向西的行军路时，那位日军指挥官认为其侧翼警戒部队已达到了目的，于是他撤走了这道路障。这个日军师团就这样按照既定计划从西面进入仰光；而英军，发现这个“瓶塞”被人拿掉了，于是脱身而去，携带着全部行囊辎重，向北疾行，原来的计划就是如此。

我与亚历山大将军的交谈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他要去参加总督举行的一次会议。我怀疑那是否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会议，因为缅甸的行政管理形势并不比军事更光明。缅甸人民对日军的入侵毫无准备，当英军遭受接二连三的失败，而日军长驱直入时，不管他们是否相信，英缅政权确实崩溃了。这令人震惊，他们一直认为英国人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人的统治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缅甸人根本没有觉得这场战争是他们自己的事，而只是希望避开这场战争。一小部分缅甸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士兵和政府官员，仍然是积极而忠诚的；大约有同样数量的少数人，即那些民族主义政客们，1924年那些老叛匪的遗类、大学生们和一些政治大和尚（佛教僧侣）也极具敌意。后一部分人因由日本人培训出来的缅甸人领导，从而变得更加强大。这些人随着入侵的日军而进入缅甸，相当数量的土匪与恶徒因战利品的吸引而投靠他们，遂变得日益嚣张。随着日军的推进，警察、各政府部门下级官员和文职人员中，私自逃跑的现象蔓延开来。对城镇的空袭，伴随空袭造成的重大伤亡和大火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且产生了成群结队的印度难民，这些难民主要不是逃避日本人，而是逃避那些与他们曾共同生活的缅甸人，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指挥控制和交通系统的崩溃。英缅文职政府在日军到达前就瓦解了。

然而，在这阴暗的场景里，还是有一道明亮的光彩，那就是中国人。1941年的圣诞节，蒋介石委员长慷慨地派出了中国第5军和第6军入缅协防。韦维尔将军立即同意，将可以最快到达的第6军第93师派赴掸邦。该军的第49师，则经腊戍前往萨尔温江畔的达高（Takaw）。而第三个师，即暂55师还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像其他师那样做好入缅准备，遂向畹町（Wanting）集结，并在那里补充装备和接受训练。1月底，正在紧急安排中国各师的补给时，蒋介石委员长应哈顿的要求，同意第5军接防同古地区。这个军由新22师、第96师和第200师组成，第5军是中国装备最为精良和训练最为有素的部队。2月，虽然因缺乏运输力量而受到妨碍，中国军队还是开赴进入缅甸。

中国远征军由于未能立即全部入缅，英国指挥层遭到了众多批评，然而当时这么决定还是存在正当理由的，因为中国远征军希望完全在缅甸补给，而实际上他们又没有任何补给和辎重部队，在后勤机构完善之前，这么庞大的部队不可能在缅甸移动或得到维持。由于运兵力量如此短缺，而且只有一条公路可用，即使马上同意中国远征军所有师入缅，他们是否能够更快进抵缅甸，仍存疑问。中国军队的维持补给一直处于最危险的状态。由于蒋介石在对入缅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问题上变化无常，根据其命令入缅的新22师和第96师还是延迟了。到1942年3月中旬，只有第5军的一个师，即第200师已经到达锡当河谷的同古。这个军的其余部分正缓慢地跟上来，第6军则跟在其后。不久后，亚历山大将军就能将英缅第1师从同古抽调到伊洛瓦底江河谷，与英印第17师会合。亚历山大将会有两个集群，一个中国军队集群和一个英国军队集群，两个集群被勃固山脉相互交错且丛林覆盖的群山隔开。

中国部队的指挥权存在某种不确定性，这让亚历山大将军的处境雪上加霜。3月中旬，美国司令官史迪威中将到达了，他既是缅甸全部中国军队的司令官，又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参谋长，担任双重职务。从前者职务上而言，他是亚历山大将军的直属；但从后者职务上而言，显然不是。由于参谋人员和通信人员不足，史迪威的工作举步维艰。此外，有一位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将军，史迪威的所有命令都不得不通过他传达给各位军长。在选择执行哪些命令方面，这些军长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师长们甚至有时候也对命令挑挑拣拣。他们能够坚持拒绝执行命令行为的某种合法性，源于蒋介石实际上没有授予史迪威司令官之官防。如果这还不够，还有一个坐镇腊戍的中国使团，团长为林蔚将军。林蔚作为蒋介石委员长的直接代表，温和地否认自己对所有作战行动负责，但正如他谦虚地说到的，他只是“施加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导致没有一位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会执行亚历山大-史迪威-罗卓英联署的命令，除非这项命令被林蔚将军批准了。

一个中国的“军”（army）相当于一个欧洲的军（corps），通常由两个或者三个师组成。中国的师比英国或者美国的同等部队编制小得多，只有7000到9000兵员，却只有三分之二士兵配有武器；另外三分之一士兵则代替缺少的牲畜或者机械化运输车辆，充当搬运夫。因此，一个中国师的步枪火力满员也很少达到3000人，此外还配备200挺轻机枪，30挺或40挺中型机枪和一些3英寸迫击炮。除了极少数部队配备一些小口径反坦克炮，其余没有任何炮兵部队。任何医疗队也没有，通信兵稀少，有一两辆指挥车、五六辆卡车、200匹喂养得很差的小马。然而，中国士兵却很坚韧、英勇且经验丰富——毕竟，他们已经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抗战多年。在盟军中，中国士兵算是老兵。此时，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比其他人更成功地抗击了日本人。的确，他们与敌分遣队作战数次，规模虽小，但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向敌宣示他们已经到达了前线。

在眉苗，我已经和很多参谋军官谈过话，他们通常都是我以往岁月里一起服役的老朋友。我还参加了几个会议，包括和一位中国将军一起开的会议。这位中国将军曾深度参加了迄今为止中国人真正打胜的唯一一次战役，即长沙会战。我把他拉到一边，通过一个翻译，十分仔细地倾听他讲述那次会战的战术。他的经验是，日本人对自己的勇武相当自信，后勤补给的安全配给余量相当之少。他判断，一支日军通常携带不超过9天的作战给养。如果你能够顶住日军攻击这么长时间，并且阻止他们俘获你的物资供给，然后反击，就可以歼灭他们。我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话——毕竟他是我见到过且唯一一位曾经打败过日本人的盟军指挥官，即使是只在一次战役中打败过他们。应用这种理论当然有些牵强，但是，我认为其主要原则是正确的。我记住了这些原则，并且采取了行动。

我对我为什么会被召到缅甸来依然一无所知，而且看来依然没有人打算帮我搞清楚。我私下担心的是，我将取代哈顿的位置成为亚历山大将军的参谋长，而哈顿将要返回印度。如果为亚历山大将军工作，他会是一位很有魅力的、无私的领导。除此之外，作为参谋长我根本无法达到哈顿的水平，他担任参谋长的能力很出色。我根本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够出任此职。10年前我曾在印度担任过二级参谋官，1941年初曾短时间担任过准将参谋。无论如何，我自认为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无论我在指挥官任上做得怎么样，我认为其他人还是会想，他肯定不能胜任参谋长一职。

为了等飞机，我们在曼德勒待了一天，因此有机会可以去周围看看。我们视察了众多部队，询问了详情。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撤出战斗整编或者作为补充队。我看到一些失去了火炮的炮兵，他们是世上最可怜的人，还有那些被打散的部队的参谋人员以及疏散营，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零星的队伍和个人。英国人看上去忧心忡忡，印度人茫然无措，缅甸人闷闷不乐。我怀疑，除非有什么人很快掌控住形势，否则很快会在前线后面爆发一场大溃败。

我们开始踏上回印度的旅程，但我仍然感觉前途未知。我开始担心会遭遇更糟糕的命运——我可能注定要在印度从事某种参谋工作。然而担心毫无益处，应该很快就有人告诉我谜底。我的行程仅仅到加尔各答为止。我到达的那天早饭后，在那栋阴郁而肮脏的政府大厦里，我立即受到韦维尔将军的召见。他站在一间会客室里，一如既往地一副坚忍不拔的神情。在这场泰山压顶的大难中，他的目光已经横扫过了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盟军远东海空军。此刻，他掌握着世界上最困难的司令部，即印度和缅甸的司令部，然而看着他会给人以信心。我曾在令人目眩神迷的成功巅峰时刻看见过他，那时他站在那里，以和现在同样的平静而若有所思的神情看着我。他问了我一些有关我在缅甸看到了什么的问题。我回答后，他说：“我明白了。”然后我们陷入了沉默。他打破了沉默，没有任何开场白地说道：“我想要你回缅甸去，指挥将在缅甸组建的那个军。”

我的心脏突地一跳。这比参谋工作要强！但我现在意识到，缅甸的指挥职务更可能是一次考验，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不是一次凯旋。

他似乎知道我的想法，继续说道：“亚历山大面临一个最为困难的任务。你会发现你的任务也并不容易。”又停顿了一下，然后他继续说道：“你到缅甸越快越好。”

“我会明天早晨动身。”我向他保证。

“我知道了。”

一阵停顿。

我斗胆向他问道，为什么新加坡就那么陷落了。他一动不动地看了我一小会儿，然后把情况告诉我。他祝我好运。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离开了。

回到我的房间，我坐在一个慢腾腾地转动着的电风扇下思考着。有大量东西要思考，我在缅甸听到和看到的那些事情，以及韦维尔将军告诉我的有关新加坡的那些事情。一张地图铺在我的膝盖上，我才发现自己对缅甸的情况知道得多么少。我做了通常我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做的事情，把那张地图变成一张粗略的图表，标示出一些主要地点之间的距离。当你把这样一张图表放进你的脑海后，你就有了一个地形框架，并且能够用进一步的知识血肉覆盖在上面而不会使其扭曲变形。我对日本人也相当无知，对他们的作战方法和他们的指挥官也是如此。1938年，那时我指挥第7廓尔喀团第2营，在西隆（Shillong）周围的山地，我曾把日本人作为我营年度训练计划的假想敌。我曾起用阿萨姆步枪团的一部官兵指导我们进行丛林战，他们是为控制印度东部边境而由各部族组建的宪兵部队。坐在政府大厦里，我突然自负地想到，我的营曾是大英帝国军队为数甚少受过丛林战训练的部队，而这些部队现在却在沙漠里和我的英印第10师待在一起。想到这一点，我唯有苦笑连连。永远要像那些口若悬河的顾问们催促我们的那样，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而训练英国军队。这确实有点儿难。我试图回忆起日本军队的编制结构，当年训练我的营时我曾学习过，但我只拥有非常粗略的知识，我的回忆十分模糊。我确实知道得很少。

随后还有一些紧迫的个人事务，我不得不予以关注。我一直轻装旅行，携带着不超过二三十磅的行囊。我的行李中有我的所有野营设备，其余的东西是在巴格达和缅甸之间的一些地方得到的。我有一位副官，我要求他为我找一个印度裁缝。半个小时内，这位印度裁缝用软尺在我全身上下量来量去，并在一张报纸的边儿上记下我的各种尺寸。他带着我的订单走了，做三套咔叽布丛林训练衬衫、三条宽松长裤和衬衫，在第二天早晨5时完工。他发誓一定做到，他的确做到了，他在灯下飞针走线干了一整夜。

那天晚上，在政府大厦的大餐厅吃过晚饭后，我们到一家有空调的电影院参加一个晚会。一个人把自己在文明社会的最后一个晚上，花在看这种通常很没有意义的电影上，这看起来相当愚蠢。这个城市为知识分子提供的消遣资源很有限，但是我认为待在房间里更多地思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早早就起床了，把那位裁缝的劳动成果收拾进我的行囊，准备出发了。但是，正像通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一打电话询问才知道我的飞机在原来规定的时间没有做好准备。我因此又度过了两个小时，在那位乐于助人的副官陪同下，去买一些额外的东西。这个年轻人为我工作很卖力，运用他的全部魅力——而他确实很有魅力——劝说我带他到缅甸去。除了很不情愿地夺走了我热情主人——那位总督——的副官，我还发现这个小伙子身上有在北非落下的无法恢复的重伤。但是，他的心智完全正常。

按变更后的时间，我来到加尔各答郊外的杜姆杜姆机场。对一个旅客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恼火的地方。这里一直保持了原样子，到1945年，英国空军中将科里顿（Air Marshal Alec Coryton）才将其整顿得井然有序。为了找到一个了解预定航程的人，或者一个根本不知道的人，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那位飞行员和那架将带我去缅甸的“莱桑德”式飞机（Lysander）。飞行员是印度空军的一个快乐而年轻的锡克教徒，奇怪的是他曾在伊拉克带我飞行过一两次。我们系好降落伞落座，飞机却发动不起来，用了半个小时仍不成功。最后我的那位锡克教徒，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下了飞机去找另一架“莱桑德”式飞机。他终于找到了，于是我们转到那架飞机上，终于起飞了。

飞机的汽油装载量迫使我们进行了一系列起落。在吉大港（Chitta-gong），我们着陆前不得不驱赶走一群群苦力。我想我们那位好心情的锡克教徒会抛弃他们，可能也会抛弃我们。但是，我无须担心，他是一位最熟练的飞行员。时间于消磨中度过，喝了一杯茶后，我们又起飞了，飞行于似乎漫无止境的丛林之上。太阳已经下山了，汽油变得更少了，这时我们突然看到了闪闪发亮的伊洛瓦底江和一座白色宝塔笼罩在暮色之中。我们经过宝塔，飞越了这条江。我的飞行员表现非常出色，他飞向的这条江对面正是我们的目的地，马圭机场。我们在空中盘旋，等待来自地面的信号，但没有任何灯光闪烁，于是我们就这样着陆了，滑向跑道。没有人出来引导，我们在跑道尽头停了下来，依然没有一个人露面。夜幕降临。我们周围密密麻麻停放着飞机。我走下飞机，走向一排小屋，这排小屋显然是机场指挥站。最前面一栋小屋的门是开着的。这是一间办公室，但空洞洞的，其他几间也是如此。我的飞行员走到我的身旁。就从目前我们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个机场和英军在缅甸的大量飞机完全被人抛弃了。锡克人发现了一部电话机，无论另一端是什么，他们都无法从电话的另一端得到任何回应。当他还满怀希望地继续拨电话时，我漫步到机场周围的公路上，并且终于看见一辆卡车沿着公路开来，车上有一些缅甸步枪团的官兵。我向他们喊叫，并带上飞行员。我们来到大约两三英里外英国皇家空军驻马圭联队司令部。我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心情不错，高高兴兴的。我指出将那么多飞机留在荒废的机场且周围的人都不太可靠，这样做有些冒险，他们却告诉我，保障飞机的安全是陆军的事。虽然知道已经从印度发出了预先通知，但我根本没有搞清楚人们是否真的期待我。我的到达颇有些奇怪的感觉，而且无论是驻缅甸参谋的工作水平还是我们那些宝贵飞机的安全，都让人不太放心。 iGI4WocVt/ewY0ZC0N2MAbEjHLsyXKOBaOoSHMeQnkmHMj+u6w1B3OqswgSEV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