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今天的美国，英国陆军元帅威廉·斯利姆爵士（Field Marshal Sir William Slim）几乎无人知晓。即使在英国，他的知名度也只比在美国略高一点。这位英国将领在1942年的缅甸惨败后重振雄风，组建并领导多国部队于1944年和1945年赢得了对日的压倒性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在绝大多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通常只是一笔带过，而且英美公众对此几乎毫无认知。可是在研究缅甸战争的人士看来，斯利姆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将领之一，而且他的回忆录《反败为胜》（ Defeat into Victory ）是此类题材的经典之作，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这可能是“最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领著作”。

为什么斯利姆以往如此不被人关注？诚然，如果说缅甸是一个“被人遗忘的战场”，则稍显夸张，由于同盟国和美国媒体太着迷于“酸醋乔”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和“梅里尔突击队”，这一战场尚有些许关注度。但从1944年初，随着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突飞猛进，他们对中国人为共同事业贡献力量的期望也在日渐消退，从而对缅甸战场的关注也开始减少。此外，当美国人关注缅甸战场时，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缅北战役上——大部分美军部队在缅北，而且正试图建立一条新的对华补给线——而不是关注斯利姆在中缅和南缅的攻势。他们认为斯利姆的进攻只是为了重新夺回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那时，另外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人物经常夺去斯利姆的风头。英国将军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Field Marshal Sir Bernard L.Montgomery）曾令美国人爱恨交加，他所指挥的战役及其鲜明的个性，遮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英国军事将领的光芒。至于缅甸，史迪威的光芒绚烂夺目，同样使所有竞争者相形见绌，特别是在美国文献中。缅甸的英国将领中，“钦迪特”突击队的领导者，性格古怪的奥德·查尔斯·温盖特（Orde C.Wingate）少将，曾经是与史迪威受到同等关注的唯一之人。

1944年初，盟国公众对于缅甸战场的关注开始消退，斯利姆军旅生涯能否功成名就，希望还是相当渺茫。斯利姆1891年出生于布里斯托尔（Bristol）一个中低阶层家庭，他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后来成了伯明翰的一个低级职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委任为军官。他曾在加利波利（Gallipoli）身负重伤，又在美索不达米亚再次负伤，然后前往印度养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陆军的发展机会甚微，于是他转入英印军，并指挥一支廓尔喀人（Gurkha）部队。作为参谋军官，他在印度西北战线历经战事，并在各所参谋学院担任教职。他在这些工作中展示出了其分析能力，但并未获得什么特别的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晋升为陆军准将，在埃塞俄比亚-苏丹边界指挥英印第10旅。他在默特马（Metema）指挥该旅进攻意大利军队的要塞时，严重应对不当，但由于运气好，战斗结束后他反而获得提拔，出任英印第10师师长。在此任上，斯利姆一帆风顺。1942年3月，他到达缅甸，及时领导遭受灾难性战败的英缅第1军，并率领所部疲惫地撤往印度。到1943年，斯利姆一直和一长串失败联系在一起。温斯顿·丘吉尔首相1944年大发议论时，心中正回想起那些事件：“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像斯利姆这样姓氏的人能好到哪里去。”

正是这样的逆境锻造了斯利姆的基本人性，他的回忆录有诸多涉及。邓肯·安德森（Duncan Anderson）曾说：“读者徒然地寻找一位‘伟大的领袖’阔步登上历史舞台，按照一些精心制订和完美实行的伟大计划部署麾下诸师。”恰恰相反，斯利姆毫无保留地承认第一次缅甸战役中他经常犯下的错误：他迟迟不下命令向英帕尔（Imphal）平原撤退，造成了破坏性后果；他几乎致命性地低估了敌人向科希马（Kohima）渗透的能力；还有，虽然他事先的假设被证明都是错误的，但曼德勒（Mandalay）攻势还是取得了成功。他反复将其获得的成功归功于别人，归功于上级给他的巨大支持，归功于努力工作的参谋人员，以及“足智多谋的下属指挥官们和顽强英勇的部队”。他找到很多机会嘲笑自己，他讲到有一次他陷入敌人的火力攻击，还徒劳地想要显示自己很英勇，结果惹得一个廓尔喀军士狂笑不已。他还讲到一次打了败仗后，他极力想使部下们高兴起来，便议论说：“天要是下雨的话，咱们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直到两个小时后，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斯利姆甚至愿意承认，从全局而言，其他战场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获得稀缺的人力和各种资源。与蒙哥马利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们相比，这简直不能不令人惊叹。

斯利姆还能承认他经常与自我怀疑做斗争，正像他对1942年的大失败所作的公正而著名的反思所表明的那样。

唯一可以证明将才的是胜利，我努力过，但一无所成……士兵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无论结果如何，他已经尽心尽力且坚定不移地完成了他的职责，但指挥官如果没有赢得胜利，就没有完成他的职责，因为赢得胜利是他的职责。对此，将军没有别人可以比较。他会在脑海里把战役的各种事件仔细想一遍。他会想道：“在这里，我做错了。在这里，在应该大胆的时候我却退缩了。在那里，我本应该等待着以聚集力量，而不应该零敲碎打。在这样一个时刻，在机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却没有抓住机会。”他会记住那些被他派去参加一场失败的进攻而没能回来的士兵。他会回忆起那些信任他的士兵双眼的目光。“我辜负了他们，”他会自言自语道，“并且辜负了我的祖国！”他会看清自己是谁，他是一位打了败仗的将军。夜深人静时，他会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质疑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勇士精神的基础究竟何在。

随后他必须停止！因为，如果还要重返战场指挥作战，他就必须甩掉这些遗憾，并且将其踩在脚下，因为这些遗憾会动摇他的意志和自信。他必须击败攻击自己的敌人，摒弃因失败而产生的怀疑。忘掉这些遗憾，记住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这比胜利的经验更为有用。

著名领袖人物写出的回忆录，在坦诚和自我批判上，很少有人达到斯利姆在以上这段话中所体现的水平。同时，在众多回忆录之中，没有哪个人是如此自我陶醉和自我怜悯的。斯利姆通过这一特别部分所展现的自我评价、道德勇气和精神纪律设法驱散了战败之将的魔咒，使自己准备好面对成功返回缅甸的各种挑战。

斯利姆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多。正如斯利姆描述的，第14集团军的作战地区包括了“世界上最恶劣的地区，滋生着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一年中至少有一半时间笼罩在世界上最恶劣的天气之下”。这个战场位于一条漫长交通线的尽头，距离相当于英国到美国的一半路程。这种情况，加上战略上的优先次序考虑，导致每一种补给物资几乎都相当匮乏。在这个战场，由于铁路不足、公路状况恶劣和铁路运输车辆和汽车的短缺，各种作战行动备受妨碍。斯利姆的集团军面对着陡峭而丛林密布的山脉，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横亘着众多溪流以及世界上的两条大江——钦敦江和伊洛瓦底江。作战计划人员必须考虑从5月开始并持续两三个月的季风雨季、倾盆大雨以及疾病问题，包括疟疾、痢疾和斑疹伤寒。绝大多数缅甸民众对于盟军要么十分冷淡，要么怀有敌意。最后，盟军内部也因猜疑和不同的利益而陷入不合。英国人关心的是保卫印度和从日本人手里收复他们的殖民地，而美国人则质疑英国人的帝国盘算，并且热衷于把中国打造成对日战争一个重要力量。

在《反败为胜》中，斯利姆明确指出“胜利的基石”是建立起这个战场的后勤基础建设和补给储备，维持军队的健康，以及重建军队的士气。对于职业军人，这些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不寻常的，但是在缅甸战争的背景之下，每一条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关于后勤和健康，斯利姆当然面临着机械化时代在亚洲大陆作战的西方军队都会遇到的困难。他非常清楚后方勤务对其胜利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决定性的英帕尔战役中，他能够依赖很好的交通线，而日军却因补给线太过于漫长和脆弱而大受其苦。在整个战役过程中，由于斯利姆认真重视后勤和健康问题，第14集团军深受其益。

为了应对后勤方面的挑战，斯利姆反复宣传勤俭节约和自力更生，提醒各部队“人肯自助，天必助之”。他神通广大的后勤人员为铺设全天候公路的路面筹集材料，编成了规模小却有效的舰队，以进行侦察和支援沿河与沿海作战。盟军发展出了高效的空投、运输和疏散系统，为战场上的第14集团军提供维持军队的补给，特别是空中补给使得斯利姆的作战行动具有了可能性。空投补给需要大量降落伞，而他的后勤补给军官缺乏足够的丝绸，只好使用在孟加拉地区常见的黄麻纤维来制造代用的降落伞。斯利姆在其回忆录中承认空中运输在他的作战行动中的关键作用，但是他也谨慎地指出，空中补给依赖于制空权，以及陆军和空军在安排物资输送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还指出了在长期被围困的部队方面，空中补给存在的局限性。

在《反败为胜》中，斯利姆也指出：“一个指挥官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他对于士气的影响。”对于那些常年置身军伍的人来说，这也是他们烂熟于心的原则之一，但是运用起来却并没有那么容易。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是，斯利姆在叙述这一主题时，有条不紊而颇具洞察力。他指出日本人拥有心理上的优势，但在1942年的战役之后，因战场的艰难性以及远离故土而恶化；在英联邦部队方面，则缺少为大英帝国而战死的热情。斯利姆制订了一个计划，目标在于提高士气的精神、理性和物质基础，设法使部队相信，他们是一支更大队伍的一部分，这支队伍的任务就是消灭邪恶的化身——日本陆军。通过全面训练，战术调整，以及精心计划的作战行动，他的部队变得充满了信心，坚信他们能够在丛林中作战并且打败日本人。

斯利姆的个性对于士气的重建极为重要。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带兵人，会选择恰当的人选并且为他们提供坚定的支持，同时允许他们在履职时享有机动灵活性。虽然读者不能从这本回忆录中完全感觉到他的那种个人影响力，但有很多斯利姆亲身视察部队时与普通士兵接触的记录，他的亲身出现以其牛头犬式的下巴激发起了士兵们的信心，更不用说，他可以讲英语和廓尔喀语，或者还可以在特定环境下说方言。根据雷蒙德·卡拉汉（Raymond Callahan）的描述，密铁拉（Meiktila）附近的一位英国士兵惊讶地遇到这位集团军司令官，这位司令官“事实上无人陪同，卡宾枪斜挎在肩膀上”，他没有蒙哥马利的表演艺术或者乔治·S.巴顿中将（Lt.Gen.George S.Patton）的装腔作势，他告诉这位英国士兵及其战友们，他们会更快地占领仰光，他们会更快地坐着“大船”回家。他很快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和钦佩，士兵们叫他“比尔大叔”。

在斯利姆对于自己集团军以外盟友的评价中，令人意外的是，比起中国人，他对待美国人要更为谨慎。虽然他赞扬所有民族中的个体，但也说到中国人不守时间、他们有偷窃嗜好以及死要“面子”，同时也特别赞扬了中国士兵的勇敢、坚毅不拔和对于地形的独到眼光。相比而言，虽然他颂扬了美国人在修建利多公路（Ledo Road）过程中做出的后勤努力，但他也指出：“美国人有大量可用的筑路机械，这使我们垂涎不已。”斯利姆的叙述，在他的部队以少得多的设备在同等险峻地形上修建公路之际，夸大美国人筑路的创造性会令其感到愤怒。他愤怒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集中精力修建穿过缅北的公路，无法支持其缅甸南部的攻势，按照英国人的观点，进攻缅南才能打通有效的对华补给线。斯利姆指责说，美国人曲解地怀疑英国人希望用美国人的生命收复大英帝国的土地，但是他肯定已经认识到，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怀疑绝非空穴来风。

尽管斯利姆与史迪威在战略意见上存在诸多分歧，但是斯利姆实际上显然很喜欢这个刻薄的美国人。确实，他清楚认识到史迪威的固执、不必要的偏见及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维持坚毅步兵形象的努力，都带着一丝滑稽可笑，而且史迪威似乎不太热衷于争权夺利。但是，史迪威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坚强，以及坚定、真诚和勇气，给斯利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样评价史迪威：“在最严格意义上而言，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人，但是在战场上，他则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别人能使他指挥下的中国人做到他们所做到的那些事情。”史迪威曾反对接受担任盟军东南亚地面部队总司令的英军将领的指挥，但经过漫长而紧张的争吵之后，却突然主动提出，自己愿意服从斯利姆的指挥。斯利姆的资历比他还浅，而且仅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官，此举让斯利姆甚为高兴。史迪威的行动表明，他高度赞扬斯利姆是一名战士。他很少给予别的英军将领此种评价。早在1942年3月，在灾难性的第一次缅甸战役期间，史迪威就在其日记中写道：“斯利姆是好人。他可能是正确的。”

对于温盖特，斯利姆像对史迪威那样予以积极肯定。斯利姆承认“钦迪特”突击队第一次远征极大地提振了士气，而且突击队员们具有巨大的勇气和耐力，但他也批评这次突击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在1944年3月“钦迪特”突击队第二次大远征的开始阶段，他对温盖特的评价有进一步的下滑，当时温盖特因有报告说“钦迪特”突击队的3个重要着陆区之一存在问题，便忧心忡忡，担心他的部队会遇到伏击，于是把继续作战行动的责任推到斯利姆身上。斯利姆产生厌恶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不喜欢像温盖特和麦克阿瑟那样的极其任性以及传教士般的个性，他们二人在这部回忆录中很少得到赞扬。斯利姆回顾“钦迪特”突击队的作战行动，他认为，特种部队是浪费的，若将其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用在正规部队中，本来会发挥更好的作用。他坚持说他并不反对温盖特，而且的确同意此人的很多想法，但是他的绝大多数讨论却恰恰给人相反的印象。

他对于日本人的敌意甚至更为明显。从他到达缅甸的时候，他就按照中国兵法家孙子的优良传统，把了解他的敌人当成自己的要务。他赞扬日军的战斗素养以及近乎天生的夜战才能，这对他城镇出生的白人部队来说是较难获得的技能。但是，他也发现日本人，特别是指挥官的行为是可以预测且十分死板的，在最初的计划失败后，他们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斯利姆从一位中国军官处了解到，只要能够顶住日本人的最初的猛攻，等待他们耗尽贫乏的补给物资，最终就可以进行反击，斯利姆利用这一经验，从而在英帕尔取得优势。从斯利姆对于日本人的看法中，不仅可以感知斯利姆存在个人的反感，也有困惑不解，这不仅来自敌人对他部队所施的残暴行径，也来自他们的狂热的纪律以及实施自杀性任务的习惯。甚至当他向日军战士致敬时，斯利姆也认为他们是不齿于人类的物种，他将日军个体描述为：“历史上最令人敬畏的战斗物种。”他违背了麦克阿瑟的愿望，在终战时强迫他的日本对手放弃其军刀，带着战败感回家。

斯利姆历经数年才得到他应得的认可。即使是让斯利姆建功封爵的英帕尔战役，他也因谨慎而缺乏想象力的战术而饱受批评。在1944—1945年的长驱直入进攻缅甸，包括勇渡伊洛瓦底江和猛击密铁拉的作战，他都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乃至军事天赋。然而在日本投降后，斯利姆回到家乡，他却受到了不冷不热的待遇。蒙哥马利和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Sir Harold Alexander）才是这一时刻的英雄。甚至连丘吉尔也把缅甸胜利的荣誉归于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和亚历山大，而不是斯利姆。1947年，斯利姆退休出任英国铁路公司副总裁。但是，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在前任蒙哥马利的反对之下，1948年，他作为帝国总参谋长重新担任军队实职。5年后，他成为澳大利亚总督。在此任上的1956年，卡塞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反败为胜》。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在几天之内，第一版就卖掉了2万册。斯利姆变成了一位军队的英雄，他的回忆录被誉为缅甸战役的经典文献。

虽然斯利姆之后又近乎默默无闻，淡出了公众视野，而《反败为胜》的热度却多年不减，一代代读过这本书的军事历史学家可以作证。再次提醒读者，人类曾历经战争，而且“优秀之人”能够首先结束战争。

小大卫·W.霍根
1999年6月于华盛顿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