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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经典，尤其是大乘经典，都是精神体验的直接表现；其中所含内容，皆是掘入“无心”深处所得的直观见地，而非经由知识媒介所做的传述。假如它们看来似是推理和逻辑举证的话，那也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所有一切的经典，悉皆述说佛徒心中的至深直观所见；因为它们皆是初期印度大乘行者亲自体验的结果。因此之故，当此等经典宣称万法皆空、无生、超于因果之时，这种宣示并不是由玄学的推理而得的结果。这就是何以有那么多的佛教学者依照逻辑法则努力理解或解释此种直观见地而无所成的原因；他们可以说是佛教经验的门外汉，故而往往就只有言不及义，语不中的了。
此等经典的直观经验，与禅师们的禅悟经验，并无二致，因为它们皆是佛教的体验。假如其间有何表现上的差异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印度人与中国人的精神心理有别而已。就禅乃是一种移植中国的印度佛教而言，它的经验与佛教的经验从根本上就没有两样。只是，当此种经验开始地区化，借以适应它所开拓的新环境时，民族性之间的心理差异，便显露出来了。此种差异的历程，可从禅匠们远离来自印度的第一位导师的直接影响之后所留的言教之中找到明白的朕迹。禅一旦摸到了中国人的心性，它的表现也就逐渐变成为典型的中国人的表现了，乃至使人怀疑到它与原来的精神在本质上是否一致了。当此种差异愈演愈烈，乃至极端到看来好似自相矛盾之时，禅师们便出而弥补此种损伤，使之与它的本源互相沟通。这便是第八、九世纪，例如宗密或法眼下面所推行的那种运动本身所明白显示的真实意义。
且让我举例说明菩提达摩——一位来自印度、大约寂于 528 年的高僧——将禅引入中国之后五百年间所产生的禅观表上的渐变情形。下面所录各节，引自各宗禅匠在这五百年间所留的言说，可使我们明白看出从经典的讲述方式到中国禅宗的探发办法之间所显示的递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