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概念，对进化的理解已经耗尽了上千位科学家一生的时光。在这篇文章中，我谈论一个比较狭窄而有趣的小问题：理解进化这个词本身。我将追溯生物变化如何被称作进化（evolution）。作为一次好古的纯粹词源探索，这个故事复杂而令人激动。但是太认真就危险了，因为正是这个词过去的用法致使外行们经常且依然普遍地误解了科学家们所讲的进化。

先从一个矛盾的地方开始吧。达尔文、拉马克和海克尔这些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最伟大的进化论者，在他们最初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进化”这个词。达尔文使用的是“经过改变的继承”（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拉马克使用的是“转形”（transformisme），海克尔则爱用“递变理论”（Transmutations Theorie）或“继承理论”（Descendenz-Theorie）。他们为什么不使用“进化”这个词？而且他们的生物理论是如何变成现在的名称的？

出于两个原因，达尔文在陈述自己的理论时不使用“进化”一词。首先，在他那个时代，“进化”在生物学中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事实上，“进化”被用来描述一种可能与达尔文的生物发展理论不太相同的胚胎学理论。

1744年，德国生物学家阿尔布莱克·冯·哈勒（Albrecht vonHaller）发明了“进化”一词，用在他的胚胎由卵或精子中预先存在的微小个体发育而来的理论中。（今天可能感到奇怪，这种理论认为，以后的世代发生都是在夏娃的子宫和亚当的睾丸中创生的，封存得像俄罗斯套娃，一个套一个，每一个夏娃的卵中有一个胎儿，而每一个胎儿的卵中还有一个更小的胎儿，等等）。这种进化（或预成）理论遭到渐成论者的反对，他们相信成体的复杂性来自最初无形的卵（有关这场争论的详细说明见文章25）哈勒选择辞藻时非常小心，因为拉丁文evolver 的含义是“展示”。的确（按照预成论），小胎儿从最初的肢体紧封中展示出来，并且在以后的胚胎发育中只增加体积。

而哈勒的胚胎进化似乎是达尔文的“经过改变的继承”理论的阻碍。假如人类的全部历史预先存在于夏娃的子宫中，那么自然选择（或其他的作用力）怎么能改变我们预定好的寄居在地球上的历程？

我们似乎更迷惑了。哈勒的词汇怎么能变成意义几乎完全相反的用法？只有当哈勒的理论在1859年前已行将就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随着理论的让位，哈勒用过的这个词方可用于其他的目的。

根据达尔文的描述看，“进化”，即“经过改变的继承”，并非从以前的专业词汇中借来的，相反，它来自本国语。在达尔文时代，“进化”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英语词汇，其含义与哈勒的专业用法不同。《牛津英语词典》将这个词追溯到1647年H.摩尔（H.More）的诗句“外形的进化（展示）弥漫于世界广布的灵魂中”。但是这种“展示”的含义与哈勒的展示含义不同，它指的是“表现出一个事件序列中的规则顺序”，更重要的是，它含有进步发展的概念。《牛津英语词典》中继续写道：“发展的过程是从萌芽状态到成熟或完整的阶段。”因此，在英语中，进化与进步的概念紧密相连。

达尔文正是按照本国语的含义使用了“进化”一词，事实上，他是在书的最后才用这个词的：

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被注入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还在进化着，这种生命观是极其壮丽的。

达尔文在这一段中选择了“进化”这个词是因为他要以生物发展的变迁与诸如万有引力这类物理定律的固定不变做比较。但是他很少使用这个词，因为达尔文显然并不认为我们现在所谓的进化等同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进步。

在一个著名的警句中，达尔文提醒自己在描述生物的结构时绝不说“高等”或“低等”——因为假如一个阿米巴可以很好地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像我们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一样，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等的生物呢？所以达尔文不用“进化”一词描述他的“经过改变的继承”理论，既因为这个词的专业含义与他的信念不同，又因为他不满意这个英语术语中所带的必然进步的含义。

通过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位勤奋的、在任何方面都很博学的维多利亚时期人物的倡导，“进化”才作为“经过改变的继承”的同义词进入英语中。在斯宾塞看来，进化是涵盖所有发展的定律。而且，对一位扬扬自得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来说，除了进化，还有什么能主导宇宙的发展过程呢？因此，斯宾塞在1862年的《第一原理》（ First Principles ）中给这个宇宙定律下了一个定义：“进化是物质及其消耗运动的整合，其中物质从不确定的、不一致的同质体变成确定一致的异质体。”

斯宾塞的工作在两方面对于确立进化的现代含义做出了贡献。首先，斯宾塞在写作那部流行的《生物学原理》（1864—1867）中，一直使用“进化”来描述生物界的变化。其次，他不是将进步看作物质内在的能力，而是看作内部作用力和外部（环境）作用力“合作”的结果。这种观点非常符合19世纪大多数生物进化的观点，因为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很容易将生物的变化等同于生物的进步。当许多科学家感到需要一个比达尔文的“经过改变的继承”更简明的词汇时，“进化”便被派上了用场。而且因为多数进化论者都将生物的变化视为趋向复杂性增加的过程（直达我们人类的过程），所以他们对于斯宾塞的概括性词汇的认识并没有破坏斯宾塞的进化定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进化论之父似乎在独自坚持生物的变化只能导致提高生物更适应所生活的环境，而不导致由结构复杂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来界定的抽象、理想的进步——绝不说高等和低等。假如我们留意达尔文的警训，我们便会谅解今天科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存在的许多迷惑和误解。因为在那些早就抛弃进化与进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并将其视为最糟糕的人类中心说偏见的科学家中间，达尔文的观点已经取得了胜利。而许多普通人依然将进化等同于进步，并且将人类的进化不只看作变化，而且看作智力提高，等级提高，或还有其他一些所谓改善的标准。

现在比较广泛传播的反进化论文献——耶和华见证会 的小册子《人类来到这里是通过进化还是通过创生》中宣称，“用最简明的话说，进化指的就是生命从单细胞生物，经过数百万年，以一系列生物变化的方式，进化到生命的最高状态——人类……仅仅是生物基本类型的变化不能被视为进化”。

这种错误地将生物进化等同于进步的观念，一直有着不幸的后果。历史上，它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用（达尔文本人有一点这种思想），这种臭名昭著的理论根据假设的进化程度排列人类种群与文化，并将（毋庸惊讶）白种欧洲人排在顶端，而将他们征服的殖民地排在底端。今天，这种思想仍然是致使我们在地球上傲慢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相信，我们控制着居住在我们星球上几百万的其他物种，而不是与它们平等相处。“进化”一词的变更情况已经讲明白了，然而却不能为之做些什么。我当然也非常抱歉，科学家们挑选一个含有进步意思的本国语词汇，来指称达尔文的虽然不太悦耳但却准确得多的“经过改变的继承”时，确实存在着基本的误解。 1brHKkJtalBEoOlMtOHy2qk8/8ewdJ65/ExRiIivgMq5M1tentXC0q/VY7VKTfq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