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佐·马克思（Groucho Marx） 总是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取悦观众，如“谁埋在格兰特墓里？”但是愈是明白的问题通常就愈有欺骗性。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对于谁设想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当问到“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时，绝大多数生物学家会回答“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然而他们可能都错了。我们还是不要故弄玄虚吧，达尔文是在“贝格尔”号上，而且他关注的是博物学。但他之所以来到船上，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船上的医生罗伯特·迈考密克（Robert McKormick）最初是正式的博物学家。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并非是对学术史的挑剔注解，而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人类学家J.W.格鲁伯（J.W.Gruber）1969年在《不列颠科学史杂志》（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上发表的《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一文中报道了有关的依据。1975年，科学史学家H.L.伯斯坦（H.L.Burstyn）试图解答由此产生的一个明显问题：假如达尔文不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那他为什么在船上？

没有文献特地证实迈考密克是正式的博物学家，但有关的依据太明确了。当时的不列颠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医生兼任博物学家的传统，而且迈考密克受过这方面的专门教育。他虽然不出色，但还是称职的博物学家，并且在其他的航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包括定位南磁极的罗斯号南极探测（1839—1843）。同时，格鲁伯发现了一封爱丁堡博物学家罗伯特·詹姆森写给“我亲爱的先生”的信，信中尽是建议“贝格尔”号的博物学家如何收集和保存样品。依照传统的观点，无疑只有达尔文才是这封信的接收者。幸运的是，收信人的姓名还在原来的信笺上。信是写给迈考密克的。

直说了吧，达尔文是作为船长费茨罗伊（Captain Fitzroy）的伴侣随“贝格尔”号航行的。但是为什么不列颠的船长要带上一位一个月前才见过面的男子作为五年航行的伴侣呢？是19世纪30年代海军航行的两个特点使费茨罗伊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首先，航行持续很久，离口岸的时间很长，并且不易收到亲友的书信。其次（对我们注重心理启发的世纪来说这一点显得很奇怪），不列颠海军的传统表明，船长与下级官兵没有什么社会接触。他通常独自进餐，与官员的会面主要是商讨船上的事宜，并且要以非常正式和正确的方式进行。

费茨罗伊偕达尔文航行时才有26岁。他知道作为船长长期不能与人接触所带来的心理伤害。“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出海三年后，于1828年在南半球病倒，并且自杀了。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证实的那样，费茨罗伊担心他那心理错乱的“遗传秉性”。他那位著名的叔父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历任平叛1798年爱尔兰起义的指挥官和抵御拿破仑时期的外交部长），1822年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实际上，费茨罗伊曾病倒过，并且暂时让出“贝格尔”号航行的指挥权，当时达尔文在瓦尔帕莱索也病倒了。

费茨罗伊因为与船上的其他人很少接触，他只能通过为自己安排一名“编外的”乘客来进行人际交往。但是海军部禁止携带私人乘客，甚至船长的妻子，没有明确目的的绅士伴侣也不许带。费茨罗伊已经带了一些编外乘客，一名工匠、一名仪器制造者及其他的人。但他们都不能成为费茨罗伊的伴侣，因为他们不属于上流社会阶层。费茨罗伊是个贵族，他将祖先直接上溯到国王查理二世。只有绅士才能与他共餐，达尔文恰好是一位绅士。

但是费茨罗伊怎样能够吸引一位绅士结伴进行五年的航行呢？只有提供别处无法提供的正当的实践机会方可。还有什么比博物学更好的呢？——虽然“贝格尔”号上已经有了一位正式的博物学家了。所以费茨罗伊在他的贵族朋友中招徕一位绅士博物学家。诚如伯斯坦所说，这是“一个解释他的客人存在的客气说辞，而一个有魅力的工作足以吸引一位绅士在船上待很长时间”。达尔文的导师J.S.亨斯罗（J.S.Henslow）非常理解这一点。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费茨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我理解）主要是做伴侣，而不仅仅是采集者。”达尔文与费茨罗伊相见了，他们相处甚安，一拍即合。达尔文以费茨罗伊的伴侣身份出航了，在五年的航行期间，主要与他共餐。另外，费茨罗伊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试图在探险航行期间通过确立出色的标准来留下他的印记。（达尔文写道：“这次探测的目的，是完成对帕塔哥尼亚和火地岛的勘查……探测智利、秘鲁及其他太平洋群岛的海岸，并携带经纬测量仪环绕世界。”）费茨罗伊自己掏钱多带了一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从而利用自己的财富和优越条件达到了目的。一位“编外”博物学家正好符合费茨罗伊的提高“贝格尔”号科学声望的计划。

可怜的迈考密克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最初，他与达尔文还能合作，但他们最终还是各自为政了。达尔文优势占尽，他受船长的宠幸，他有仆人，船停泊后，他有钱游历海岸，还能雇用当地的采集者。而迈考密克只能待在船上，还要恪守公职。达尔文个人的努力，超过了迈考密克正式的采集，而迈考密克则在不满中决定打道回府。1832年4月，他在里约热内卢“一病不起”，被送上返回英国的海军“泰恩”号回家。达尔文通晓婉转的表达方式，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谈到迈考密克“一蹶不振，是与船长有分歧，没有大的不适”。

达尔文并不在乎迈考密克的科学能力。1832年5月，他在给亨斯罗的信中写道：“他是位落伍的哲学家，在圣亚哥，他自己说用了两个星期作基本的记述，而以后只采集特殊的材料。”事实上，达尔文根本就看不起迈考密克：“我那位医生朋友是头蠢驴，我们的交往极为客套。现在他烦恼的是自己的舱顶究竟漆上浅灰色还是纯白色。从他那里我所能听到的只是这类话题。”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科学史的研究应该考虑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如果当时达尔文是商人的儿子而不是富有的医生的儿子，现在的生物科学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达尔文的富有使他可以毫无负担地自由从事研究。他由于糟糕的健康状况一般每天只能进行两至三小时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再去谋生的话，他大概完全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了。现在我们又知道了达尔文的社会地位在他的事业转折点上也起到过关键的作用。费茨罗伊更感兴趣的是就餐伙伴的社会荣耀，而不是他的博物学能力。

达尔文与费茨罗伊之间那些没有记载的就餐对话有可能隐藏了更深刻的东西吗？科学家有一个很强的偏见，将创造性的思想仅归因于经验依据。因此，在达尔文世界观的转化方面，海龟和鸣雀被看作最主要的动因 ，因为他参加“贝格尔”号航行时只不过是个天真朴实的神学学生，但是他回来后一年便开始记述有关递变的笔记。我猜想费茨罗伊本人可能曾是重要的催化者。

至少达尔文与费茨罗伊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不过由于绅士的友善和前维多利亚时期对情感的压抑等限制，使两个人以恰当的方式相处。费茨罗伊是位地道而热情的托利党成员，达尔文对辉格党也同样忠诚。 达尔文小心翼翼地避免与费茨罗伊讨论当时下院正在审议的著名的改革法案。费茨罗伊曾告诉达尔文，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奴隶制的仁慈。巴西的一位最大的奴隶主曾召集他的奴隶，问他们是否愿意获得自由，他们一致回答：“不。”当达尔文直率地表示怀疑这个在主人压力下回答的价值时，费茨罗伊恼怒了，他告诉达尔文，任何怀疑他的话的人都不配与他共餐。达尔文离开了船长，而与船员共餐，但费茨罗伊几天之后便做出让步，并向达尔文正式表达了歉意。

我们知道达尔文面对费茨罗伊的顽固观念敢于挑战。但他是费茨罗伊的客人，而且，在特定的环境下，他是服从的；因为在费茨罗伊时代，在海上，船长是无可争议的绝对君主。达尔文不能表达他的不满。所以五年期间，一位最出色的人在任何留下的历史记录中保持着缄默。后来，达尔文在《自传》中回忆起：“与一位船长和睦相处的困难，由于所有人敌意地对待他，如同他敌意地对待其他人，由于他所拥有的令人敬畏——或至少在我整个航行期间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权力，而极大地增加了。”

这时费茨罗伊的意识形态中不仅有托利党的政治，还有宗教。有时费茨罗伊也怀疑《圣经》句句真实，但他倾向将摩西看作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而且他耗费了许多时间计算诺亚方舟的大小。 费茨罗伊的固定观念，至少在他生命的晚期，是“来自设计的论点”，即相信上帝的仁慈（实际上是上帝的真实存在）可以从生命结构的完美性中推导出来。而达尔文虽然也接受了完美构造的观点，却提出了自然的解释，这与费茨罗伊的信念不太矛盾。达尔文还提出了基于偶然变异与外在环境作用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一种严格的唯物论（同时基本上是无神论）的进化理论（见文章1）。19世纪许多其他的进化理论更符合费茨罗伊的基督教类型。例如，宗教领袖们对达尔文的坚定的机械论观念厌烦得很，而对于一般提出生命固有完美倾向的观点则好得多。

达尔文得出的哲学观点部分是由于对费茨罗伊教条地坚持来自设计观点的一种反应吗？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航行时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否定是以后的事情。航行过半时，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经常设想将来去干什么，我当然愿意做一个乡间牧师了。”他甚至与费茨罗伊合作了一篇题为《塔希提的道德状况》的文章，以期唤起对在太平洋传教工作的支持。但是怀疑的种子一定在“贝格尔”号航行的寂静时光中萌发滋长。设想一下达尔文的境况吧。他五年来每一天都与一位无法与其争辩的、威严的船长共餐，这位船长的政治观点和对其他事物的态度与达尔文的信念迥然不同，而且达尔文基本上不喜欢这个人。谁知道五年来连续的高谈阔论会使“寂静的炼金术”如何冶炼达尔文的大脑呢，至少就激发达尔文确立哲学与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基石而言，费茨罗伊可能远比鸣雀重要。

费茨罗伊至少在生命的晚期，曾因内疚而烦恼。他开始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达尔文的异端思想（事实上，我猜想从实际情况的角度看，可能远比费茨罗伊设想的更真实）。他有一种炽烈的赎罪欲望，并开始重新维护《圣经》的权威性。在1860年著名的不列颠协会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中，赫胥黎嘲笑了“油腔滑调的山姆”威尔伯弗斯，Wilberforce），失态的费茨罗伊大步走上台去，高举《圣经》，大声叫道：“这本书，这本书。”五年之后，他割断了自己的喉管。 Ce/tzp2JSd87AzE/hR9oPYX215Gd0mR7gtt2BG/FCRaOqZRiwblFad3MV4f2nf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