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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H.J.Muller）
抱怨道：“这100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这一特别黯然的评价使当时参加纪念《物种起源》（
Origin of Species
）问世100周年的许多听众都感到震惊，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一失望中所表达的真理。
为什么那么难以理解达尔文？不到十年，他就使思想界不再怀疑进化的发生，但他一生都没有使人们普遍接受他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直到20世纪40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被广泛接受。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自然选择理论已经成了我们进化论的核心，但依然存在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错误理解、错误引述和错误使用。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理论逻辑结构上的复杂性，因为自然选择的基础本身很简单——两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一个必然得出的结论：
1.生物是可变的，而且生物的变异可以（至少是部分）遗传给后代。
2.生物产生的后代数量多于可能生存下来的后代数量。
3.一般说来，生物的后代向着环境对其更有利的方向变异，就会生存并繁衍下去。
这三段陈述基本上说明了自然选择的作用，但仅仅这样说还不是达尔文所认定的自然选择的根本作用。达尔文理论的本质就在于认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创造性力量——不仅是不适应生物的剔除者，自然选择还必然会产生适应生物。自然选择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保留随机变异中的有利部分，必然会产生适应生物。倘若自然选择是创造性的，我们关于变异的第一条陈述就必须增加两个限制来详细说明。
第一，变异必定是随机的，或者至少不会是向着适应的。因为假如变异已经预定向着正确方向的话，那么选择就不会起到创造性的作用，只不过是剔除那些变异途径不妥的不幸生物个体而已。拉马克主义就是这样的看法，该理论坚持认为动物创造性地回应它们的需要，并且将获得的性状遗传给后代，这是一种非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我们对遗传变异的理解表明，达尔文正确地坚持了变异的有利方向并非预先就决定了。进化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混合——在变异水平呈偶然性，在选择的作用方面呈必然性。
第二，变异必定与新物种形成中进化变化的程度关系不大。因为假如新物种是即刻产生的，那么自然选择便起不到创造性作用，只不过为改善的生物腾出位置而已。再者，我们对于遗传学的理解又支持了达尔文的关于小变异是进化变化原材料的观点。
所以，达尔文的理论表面上简单，但具有精致的复杂性及另外的要求。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阻碍接受达尔文理论的并不只是由于科学上的困难，而是由于达尔文理论中所含的基本哲学内容是对于西方人心态的一种挑战，这种心态至今仍然难以抛弃。首先，达尔文提出进化没有目的。生物个体为了增加它们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代表而进行着斗争，这就是进化。如果说自然界中呈现出和谐和秩序，那也是因为生物个体尽显其优势所附带的结果而已，即自然界中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
经济学。其次，达尔文坚持认为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不必然导致更高事物的出现。生物只不过更加适应它们所生活的环境，这就是进化。寄生虫的“退化”与瞪羚的矫捷步态都是完美的。再者，达尔文在解释自然中贯彻了唯物论的哲学。存在的只是物质，心灵、精神、上帝不过是表达神经复杂性奇妙结果的语词。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在谈到自然时，对于抛弃目的性、方向性和精神的观点感到忧伤：
当我凝望黎明，池塘，
田野，牛羊，还有孤树，
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
像静坐在学校受罚的孩子；
它们发出的声响只是
（一度像是清楚的呼叫，
但此刻却完全是嗫嚅）——
“我们惊奇，真的惊奇，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的确，自达尔文以来，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依然叫人激动，给人启迪，令人崇敬。因为即使我们不能在自然中发现目的性，我们却能为了我们本身的需要而去确立目的。达尔文并不是对道德漠然的人，但他并不关心清除西方思想中有关自然的深度偏见。实际上，我认为可以用达尔文主义的精神来拯救我们疮痍的世界，因为这种精神否定了西方人所偏爱的一种观念，即我们要去控制、支配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因为我们是一种预定过程的最终产物。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赞同达尔文。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他的信念和这些信念中的含义。这本书中的所有文章都是探讨“这种生命观”的——这是达尔文自己在讲述他的新的进化世界观时说的话。
这些文章，写于1974年至1977年，最初发表在《自然史》杂志我所开设的专栏上，这个专栏的名字就是“这种生命观”。这些文章涉及范围广泛，从行星史、地质史到社会经济史，通过进化论，即通过达尔文的观点，这些问题被串联了起来（至少我打算这样做）。我不是博学之士，倒像个商人，我所知道的行星和政治知识都与生物的进化有关。
我并不忽略记者的套话：昨天的文章只能用来包今天的垃圾。我也并不打算糟蹋我们的森林去发表冗长而散乱的文集，像索伊斯博士（Dr.Seuss）的《罗拉克斯》（
Lorax
）
，我想我还是对树木留情的。不是出于虚夸，我唯一想解释的是，收集的这些文章都是根据许多人喜欢（同样许多人蔑视）的观察，这些观察同属于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达尔文从进化角度探讨的主题，这也是与我们自大的宇宙观背道而驰的一个主题。
第一部分探讨了达尔文理论本身，尤其是引发H.J.穆勒抱怨的基本哲学部分：进化无目的性，不是进步的，是物质性的。我通过一些有趣的奥秘来把握这个重要的信息：如谁是“贝格尔”号上的博物学家（不是达尔文），为什么达尔文不使用“进化”这个词，以及为什么他等了20年才发表他的理论。
利用达尔文主义探讨人类的进化构成了第二部分。我试图强调我们既有独特性又有与其他动物相关的统一性。我们的独特性是由于基本进化过程的作用，而不是由于任何通向高等生命的预先设定。
在第三部分，我通过利用一些复杂的进化论问题说明特殊的生物，从而探讨了这些问题。在一定水平上，这些文章是关于具有巨角的鹿，从体内食其母亲的飞虫，利用边膜进化成一种引诱鱼的蚌，以及120年才开一次花的竹子。在另一个水平上，这些文章涉及了适应、完美性和一些表面上好像没有意义的问题。
第四部分是用进化论来探讨生命史的图景。我们找不到稳定进步的迹象，这个世界在长期平静中间或有大规模灭绝和迅速生成的时期。我着重在两个重大的间断上，6亿年前产生出绝大多数复杂动物生命的寒武纪“爆发”和2.5亿年前一半海洋无脊椎动物灭亡的二叠纪灭绝。
从生命的历史，我转向生命生居的地方——地球的历史（第五部分）。我既论述了过去的英雄（莱尔，Lyell），也论述了现代的异端者（维利柯夫斯基，Velikovsky），他们为最基本的问题而奋斗——地质史是否有方向性？地质变化是缓慢稳定的，还是迅速剧烈的？用生命的历史如何标定地质的历史？我在板块构造学和大陆漂移的“新地质学”中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在办法。
第六部分试图管中窥豹。我谈到一个简单的原则，物体的大小影响物体的形状。并且认为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极其广泛的发展现象中，包括行星表面的进化、脊椎动物的脑，以及中世纪小教堂与大教堂之间的形状差别。
第七部分由于顺序的不连贯会使一些读者惊异。我费力地将一般原理与特定的应用联系起来，再将这些原理与生命和地球的主要图景联系起来。这里我讨论了进化思想的历史，尤其是社会、政治观念对所谓“客观”科学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客观”科学不仅是一种科学自大的表现，而且带有政治意图。科学通过收集客观信息，通过摧毁古老的迷信而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科学必然通向真理。科学家像普通人一样，在他们的理论中无意中反映了他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局限。他们作为社会的特权成员，通常要捍卫现存的社会等级，并将这种等级关系看作生物学上预定的。我论述了其中的一般情况，通过讨论18世纪有关胚胎学的一个不太明晰的争论，通过讨论恩格斯（Engels）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通过讨论隆布罗索（Lombroso）关于固有罪犯，以及通过讨论来自科学种族主义根源的曲折故事。
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同样的主题，只不过将这个主题联系到当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中，这是错误使用进化论影响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例子。第一小部分批评了作为政治偏见的生物学决定论，有人根据这种理论提出我们的祖先是残忍的猿，人类的攻击性和侵占性是固有的，女性的被动是自然的表现，智商具有种族差别等，这些观点最近又泛滥了。我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这些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所代表的是西方历史上长期悲凉的故事在最近的具体反映——指责牺牲者并给他们标上生物学上劣等的标记，或像孔多塞（Condorcet）
所为，用“生物学作为同谋”。我既欣喜又不悦地讨论了最近新生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及其新的预示，即对人性的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我认为社会生物学的许多特定观点都是基于决定论模式的缺乏支持的猜想，然而我却在社会生物学对利他主义的达尔文主义解释中发现了很大的价值，作为对我不同的倾向性的支持，我倾向于认为，遗传给了我们易变性，自然选择并不决定严格的社会结构。
这些文章最初发表在《自然史》杂志（ Natural History ）专栏中，现在的改动不大，订正了一些错误，删掉了狭隘之见，并且使用了最新的信息。我攻击过论文令人厌恶的东西——冗长，但是当我的编辑裁刀面对任何单篇文章的内在连贯时，我又退缩了。至少我绝没有两次使用同一引文。最后，对主编艾伦·特伦斯（Alan Ternes）及他的改稿编辑弗洛伦斯·艾德尔斯坦（Florence Edelstein）和乔丹·贝克霍恩（GordonBeckhorn）致以谢忱和感激。他们接二连三的充满热情的书信支持了我，并且用留情的编辑之手最恰当地表达了他们的宽容和谨慎。我为所有真正动人的题目而感谢布雷姆·艾伦（Blame Alan），特别是第15篇文章的S形曲线的骗局。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像其他人一样出色地表达了进化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写道：
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得难以想象的宇宙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为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黜为动物的后裔。
我认为这种废黜的知识也是我们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上对连续性的最大希望。或许“这种生命观”在它第二个百年还能绽开鲜花，并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科学知识的限度和教益，而我们则像哈代诗中的田野和树木一样，继续惊奇为什么我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