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满怀哀伤地开始穿过狭窄的海峡，”奥德修斯讲道，“因为在一边悬垂着近 4 米长的斯库拉，她的 6 个脖子格外长，每一个脖子上都有一个可怕的头，里面有 3 排坚硬紧密的牙齿，充满了黑暗的恐怖。而在另一边，巨大的卡律布狄斯吞咽着咸海水。她每一次吐出海水，都像是用一个大锅，架在熊熊烈火上，要煮沸所有深深的忧伤。”奥德修斯准备转向卡律布狄斯，但是斯库拉抓住了奥德修斯最出色的 6 个人，并且当着奥德修斯的面吞食了他们——“这是我设法走出这片海洋时看到的最悲惨的事情。”
在我们的传说和比喻中，骗人的诱惑与危险经常结伴而来。例如，油锅与火坑，
或者魔鬼与深蓝色的海洋。逃避的办法或者是顽强的执着，如基督教传道士的义无反顾；或者是从两种不尽如人意的选择中各有取舍——亚里士多德的黄金律（中庸之道或中间道路），走一条位于两个不合意极端之间的道路，这种想法成了明智生活中一种主要的解决办法。
科学创造力的性质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经常被归因于是一条中间道路。两个极端立场并未征得对方的妥协。相反，它们不断相互取代，当一方占据统治地位后，另一方便淹没了。
一方是归纳主义，认为伟大的科学家主要是杰出的观察者和耐心的信息积累者。归纳主义者声称，有意义的新理论只能建立在事实的坚实基础上。按照这种建筑学式的观点，每一个事实就如同建设没有蓝图的大厦中的一块砖。在砖砌好之前，任何有关理论的谈论和设想（即完成大厦）都是虚幻和不成熟的。归纳主义曾经在科学方法中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甚至代表了“正式”的科学方法观。因为归纳主义鼓吹（当然是错误的）百分之百的诚实、完全的客观性，以及科学几乎自动地向着最终无可辩驳的真理进步。
然而，正如严厉批评归纳主义的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归纳主义将科学描述为没有感情、没有人性的领域，并且认为灵机一动、直感和所有与我们的天才特点相关的主观能动性都不合理。批评者指出，伟大科学家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预感和综合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实验或者观察的技巧。这样批评归纳主义当然有道理，我赞成过去 30 年对归纳主义的驳斥，这样的驳斥是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前提。然而，在对归纳主义的激烈批评中，有些批评者企图用另一种同样极端贫乏的方法取而代之，这种方法强调创造性的思想完全是主观的。依照这种“尤里卡”的观点，创造性难以言说，只有天才的人物才能做出。创造力的产生犹如闪电，无法期待、无法预测、无法分析。但是，这种思想的闪光只降临到少数特殊的人头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能敬畏和感激。（这里指的就是有关阿基米德的传说故事。他在洗澡时，身体进入浴盆后，看到溢出的水量，突然想到测量体积的方法。然后，他赤裸着身体，跑到叙拉古的大街上，高喊“尤里卡”，意思是“我发现了”。）
我对于两种极端的立场都不抱幻想。归纳主义把天才的活动简化成蠢笨、机械的工作；而尤里卡主义则把天才看作不可及的状态，完全是由奇迹统治的领域，我们根本就无法学习和理解。我们能否把每一方的观点中好的东西结合起来，摈弃尤里卡主义中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归纳主义中平淡无奇的特性，我们能否将创造性不是看作纯粹个人化的主观特性，而不过是我们大家都有可能具备的思维模式，只是更强调或者重视其中的创造能力，这样，对于创造性活动，我们即使不能模仿，至少也可以学习。
在偶像化的科学传记中，只有少数的人具有极高的地位，使得归纳主义和尤里卡主义这两方面的论点都适用于他们，好像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都是正确的。查尔斯·达尔文作为进化生物学的创始人，被刻画为既是归纳主义又是尤里卡主义的典型。我打算说明这些解释并不正确，最近对于达尔文得出自然选择理论走过的艰难历程的研究，则支持达尔文走过的是一条中间道路的观点。
在达尔文时代，归纳主义占据着重要的统治地位，达尔文本人也感到受它的统治，当他年老时，他错误地将自己年轻时的成就描述为是按照归纳主义的方式取得的。在一本主要为了教育他的孩子并且没有打算出版的自传中，他写了几行有名的话，这几句话 100年来一直把历史学家引入了歧途。在描述自己得出自然选择理论的途径时，他声称：“我运用了真正的培根原理，而且，丝毫不根据已有的理论，极其广泛地搜集事实。”
归纳主义者的解释强调，是达尔文随“贝格尔”号的航海，把他从一个学习神学的学生，转变成向牧师复仇的人，而且，这是他对整个世界敏锐观察的结果。因此——传说的故事继续讲道，达尔文的眼界随着航海变得愈来愈宽，他相继看到南美巨大的哺乳类骨骼化石，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海龟和莺鸟、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群。当他用非常客观的筛子筛选出真正的事实后，他便逐渐得出了进化和自然选择机制的真理。
在这个故事中，一个传统的主要例子便是达尔文对于加拉帕格斯群岛上莺鸟的认识。然而，实际上，达尔文在航海期间，对于莺鸟的认识并不对，这样便说明这个故事本身就是错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这些莺鸟与南美大陆的同类鸟的关系很近，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它们在遥远的加拉帕格斯群岛上已经进化辐射为其中包含明显差异的物种。大陆上的同类鸟几乎不可能跨越南美和加拉帕格斯群岛之间辽阔的海洋屏障。但是，幸运的是，迁徙者通常可能找到其他鸟类极少光顾的生居地。加拉帕格斯群岛没有拥挤的大陆上限制莺鸟生存的那些竞争者，所以莺鸟进化成正常情况下由其他鸟类充当的角色，并且形成了著名的摄食适应方式——捣碎种子、吃昆虫，甚至用仙人掌的针从植物中取出昆虫。加拉帕格斯群岛与大陆之间的隔离，以及群岛中岛与岛之间的隔离，为莺鸟的分离、独特的适应和成种事件创造了机会。
按照传统的看法，达尔文发现了这些莺鸟，正确地推断出它们的历史，并且在笔记中写下了下面这个有名的段落：“假如有略微的基础来说明的话，群岛的生物学将值得考察，因为这样的事实动摇了物种稳定性的观点。”但是，正像许多英雄故事一样——从华盛顿的樱桃树到十字军的虔诚——通常的说法是受期望，而非真实性驱动的。达尔文确实发现了莺鸟，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些莺鸟是同一原种的变种。事实上，他甚至没有记录下一些变种发现地的名称，他在一些标签上只写上了“加拉帕格斯群岛”、更不用说立即认识到隔离在新物种形成中的作用了。他只是回到伦敦后，才重建了莺鸟的故事，当时，大英博物馆的鸟类学家正确地将这些鸟都定为莺鸟。
在他的笔记中，还有一些提到加拉帕格斯群岛海龟的著名段落。他宣称，根据身体和鳞片的大小及形状的细微差别，就可以“立刻说出不同的海龟可能是哪个岛上的”。这种看法与传统的莺鸟故事不太一样，不过也更简单。莺鸟确实是分离的物种，是活生生的进化例子。加拉帕格斯群岛海龟之间细微的差别，是同一物种中存在的细小地理变异。根据这么小的差异就可以引申提出新种的产生，对于这样的推理，我们现在虽然知道是合理的，但是在当时却缺乏连贯性，而且所有的特创论者也认识到地理变异（例如人类的种族），但是，他们认为地理变异不可能跨越特创原型的严格界限。
我并不想低估随贝格尔号航行在达尔文的事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随贝格尔号航行给了他空间、自由和充分的时间，使他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独立、自我激发的方式去思考。（他在大学中缺乏独立自主，而且，按照传统的标准，他在大学期间成绩平平，反映出他对于所谓公认的智慧课程不满。）1834 年，他从南美写信道：“我对于岩石的劈理、层理和隆起线没有一点清楚的认识。我没有讲得详细的书籍，不能将书中所讲的运用到我所看到的事物中。结果，我推出自己的结论，其中多数都非常荒谬。”他看到的岩石、植物和动物，激发他产生出最关键的怀疑态度。怀疑精神是创造力的助产士。1836 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达尔文感到疑惑，为什么理性的上帝在澳大利亚创造出这么多有袋类动物，因为无论从气候还是地理上看，都没有显示出育儿袋有什么优越性：“我躺在洒满阳光的甲板上，思考着这个国家的动物与世界其他动物不同的奇怪形状。那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情，唯有上帝自己有理由来解释，‘确实有两个性质不同的造物主在工作’。”
然而，达尔文回到伦敦时，并没有形成进化的理论。他想到了进化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可以解释进化的机制。自然选择的理论并不是直接来自理清从贝格尔号航行期间收集到的事实，而是来自接下去两年的思考和斗争，这一历程反映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笔记中。从这些笔记中，我们看到达尔文尝试并放弃了许多理论，而且历经了许多错误——并不像他后来所说，是怀着空白的心灵记下了事实。他阅读了一些哲学家、诗人和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一直在寻找思想和见解——自然选择根本就不是从贝格尔号航行期间收集的事实中归纳出来的。后来，他称一个笔记中“充满了有关道德的形而上学”。
不过，倘若这条曲折的历程说明归纳主义的斯库拉是错的，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同样简单的神话——尤里卡主义的卡律布狄斯。达尔文在他的那部使人产生极大误解的自传中，记录了一次尤里卡。他提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探索并失败后，自然选择如同突然而幸运的闪光一样降临到他的头上：
1838 年 10 月，就是在我开始进行自己有系统的问题调查以后的 15 个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物和植物的生活方式的观察，就已经胸有成竹，能够去正确估计这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生存斗争的意义。马上在我头脑中出现一个想法，就是：在这些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应该有被保存的趋势，而无利的变异则应该有被消灭的趋势。这样的结果，应该会引起新种的形成。因此，最后，我终于获得了一个用来指导工作的理论……
但是，达尔文的早期笔记再次证明他晚年的回忆是错的——在笔记中他没有记录当得出马尔萨斯式见解时的喜悦。他对这件事情一笔带过，只不过作为一件平常的事情记下，甚至没有用惊叹号，而他在表达激动时，习惯用两三个惊叹号。他并没有放下其他的事情去根据这种见解重新解释令人迷惑的世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用了较长的篇幅记述了灵长类在性行为方面的奇特性。
自然选择理论既不是通过勤奋收集事实归纳出来的，也不是由于阅读马尔萨斯的书从而激发了达尔文潜意识中的闪念。相反，自然选择理论是有意识创造性探索的产物。达尔文在探索自然选择理论时使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合乎规则。而且，他既利用了自然史的事实，又利用了比他的专业更广泛领域中的见解。达尔文走的是一条介于归纳主义和尤里卡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他的才能既不平庸，也不是高不可及。自从 1859 年《物种起源》问世 100 年起，就开始了达尔文学。达尔文笔记的出版，以及一些学者通过对自达尔文随贝格尔号航行至发现马尔萨斯的见解这关键的两年的研究，从而确定了达尔文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有两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尤为重要，一部涉及的面很广，另一部则很集中。霍华德·E.格鲁伯的传记著作《达尔文论人》，从智力和心理的角度深刻地分析了达尔文在这一时期的生活，追溯了达尔文在研究中经历的所有错误途径和转折点。格鲁伯表明，达尔文不断地提出、检验甚至放弃各种假说，而且绝没有简单地以盲目的方式搜集事实。达尔文开始时就有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理论，其中包含的一种观点认为，新物种产生时，已经有了预先确定的生命周期，而且达尔文按照自己的思路，逐渐或者断断续续地得出了观点：在充满斗争的世界中，生物因为竞争而灭绝。他在笔记中没有记下阅读马尔萨斯著作时的欣喜，是因为他的思索还有欠缺。
西尔文·S.施威伯尽可能详细地重建了达尔文在阅读马尔萨斯的书之前几个星期的活动（《重现〈物种起源〉的起源》，载《生物学史杂志》，1977）。施威伯认为，最后一步的实现并不是通过自然史的新事实，而是通过达尔文在不相关领域的智力漫游，特别是他阅读了一篇对奥古斯特·孔德
的最有名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的长篇评论。孔德坚持认为，恰当的理论应该具有预见性，而且至少应该考虑定量化。然后，他又阅读了杜格尔德·斯图加特的《论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述》，并且吸收了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即亚当·斯密）的基本信念，即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理论，必须首先要分析个人无限制的活动。（自然选择就是关于生物个体为了繁殖成功而斗争的理论。）之后，为了了解定量化的方法，他又阅读了一篇分析当时最有名的统计学家、比利时人阿道夫·凯特尔工作的冗长评论文章。他从这篇对凯特尔工作的评论中，除了别的内容外，还发现了马尔萨斯的一段有关定量化的有力论述：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的供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导致激烈的生存斗争。实际上，在此之前，达尔文多次读到过马尔萨斯的论述，但是只是到了这时，他才做好了准备，可以认识到其中的含义。所以说，他发现马尔萨斯的见解并非出于偶然，他已经知道了其中的意义。至于说他为了“消遣”，我敢说，只不过是一种要阅读原初公式的欲望，因为他已经通过关于凯特尔的二手评论，熟悉了马尔萨斯的观点。
我在阅读施威伯有关达尔文形成自然选择的系统观点之前生活的详细评论中，对于达尔文并没有受到他自己的专业——生物学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尤为感到震惊。直接的促成者是一位社会学家、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统计学家。如果说天才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我想那就是他们兴趣广泛，有丰富的进行跨学科类比的能力。
事实上，我相信，应该将自然选择视为一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经济学类比的引申，至于达尔文是否是有意这样做的，我并不清楚。斯密的论点是悖论性的，假如要使经济有序，给所有的人带来利益，那么就让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竞争和搏斗吧。经过恰当的清理和对失败者的淘汰，结果将形成稳定、和谐的体制。通过个体之间的搏斗，而不是通过预定的原则或者更高层次的控制，可以自然地产生明显的秩序。杜格尔德·斯图加特在达尔文读过的那本书中概述了斯密的体系：
推动人类前进的最有效的计划，就是让每个人，只要
他遵守公平的规则，按照自己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并且利用他的企业和资本与同他一样的公民进行竞争。任何努力……设法使某个企业比其按照自然状态下所得大得多地分享社会资本的每一种政治体系……实际上是对这种政策所倡导的目标的破坏。
正如施威伯所说，“这位苏格兰人通过对社会的分析，主张社会机制建立在个人活动的综合效应上，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进化，同时这样的社会功能无须设计和指导”。
我们知道，达尔文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他支持进化的思想，在他之前，有不少人都支持过进化的思想。他特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进化的证明，再就是他那新颖的关于进化如何进行的理论。以前的进化论者根据生物内在的完美趋向和固有的方向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理论框架。达尔文则根据生物个体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提出一种自然的和能检验的理论（反对者认为，达尔文的理论是无情的机械论）。自然选择理论是把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学创造性地向生物学转换：自然的平衡和规则并不是由于外在的、更高（神）的控制，也不是由于规则性直接作用于所有生物，而是生物个体为了自身利益的搏斗（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生物通过有差异的生殖成功，将基因传递到以后的世代中）。
许多人对于这样的论点都不会很满意。如果自然选择理论产生于对当时政治学和文化的类比，而不是来自生物学领域本身的材料，那么，这不是有损于科学的独立完整吗？卡尔·马克思在一封给恩格斯的著名信中，认识到自然选择与英国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似性：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马克思是钦慕达尔文的著名人士——答案就蕴含在这种明显的矛盾之中。至于原因，则包括我在这篇文章中强调的所有论题，即归纳主义并不正确，创造性要求见识广博，类比是新见解产生的重要源泉，再者，伟大的思想家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社会背景。但是，一种观点的来源是一回事，而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是否富有成果，则是另一回事。发现的心理学与发现的正确性的确属于不同的问题。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可能来自经济学，但是这个理论却依然正确。1902 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说：“事实上，一种理论产生于哪个阶级，或者是否符合理论家们的利益，当然都不能证明这个理论是对还是错。”在我们这个案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竞争体制，并没有在他的经济学范围内运作，自由竞争导致的是垄断与革命，而不是有序与和谐。然而生物个体之间的搏斗，确实是自然的法则。
许多人根据这种观念依附社会背景的看法，将伟大见解的产生归因为有好运气这一难以把握的现象。所以，他们认为，达尔文幸运地生在一个殷实之家，幸运地登上了贝格尔号，幸运地在有生之年形成了他的思想，又幸运地看到了帕森·马尔萨斯的书——实际上等于说，一个人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地位。然而，当我们了解到，达尔文为理解自然所付出的个人奋斗、他涉猎和研究的领域之广博，以及他在探讨进化机制时的执着，我们就会理解巴斯德所讲的那句著名格言：幸运只光顾有准备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