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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一起生活

到1984年为止，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大厅整整“内部装修”了15年不对游人开放。这个钢筋玻璃结构的展览大厅，就像19世纪那些宏伟的火车站，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成为历史，仅供学者研究。它的展品所反映的思想——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侵略扩张思想，以及参观导言牌上刻的《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22节“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的豪迈思想，同样已成为明日黄花。现代的博物馆灯光良好、气氛高雅，导言也写得一丝不苟，让参观者能身临其境欣赏展品的美，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馆豪迈地将大量动物标本塞进有限的空间里。例如英国罗斯柴尔德私人博物馆，斑马标本竟然是仰卧的，这样从地板到天花板之间能堆得下好几只斑马。

大展览厅正是这种过时展览方式的祖师爷，它建于1889年，每一寸空间都堆满了骨架或填充标本，从此以后展品的位置就没有动过。大厅中央的金字塔尖几乎要碰到玻璃屋顶。大厅一侧全是斑马，一侧全是羚羊，最高的展品是6只长颈鹿。展品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展厅黑暗阴森而且单调乏味，似乎暗示着它过去的拥有者是多么的有钱和肮脏。

副展厅，又叫“比较解剖展厅”，比大厅小，灯光条件好一点，而且还对游人开放，但是结构和大厅一样——一排排无穷无尽的标本柜，里面是一层一层的、漂白过的骨架标本。我在走道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对一长排的海象标本和足足堆了五层的猴子骨架“赞叹不已”。然后我在106号展柜前面停了一小会儿，因为看腻了旁边一大堆毛茸茸的狮子，106号展柜里的畸形胎儿骨架、标本还是比较独特的，让人重新又燃起了兴趣，并且提醒自鸣得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大自然是慷慨的，也是非常残酷的。大多数畸形胎儿标本都是连体婴（又叫“暹罗孪生子”），A8597号有两头、三臂，A8613号有四臂、两腿，以及生在一条脊椎上的两头。A8572号还算正常，但是胸部长有一个无头、四肢完整的畸胎（他的双胞胎弟弟）。

所有这些畸胎都很小，显然是死胎或者一生下来就死了。但是A8599号大得与众不同：两个女孩，具有两条独立脊柱，尾椎相连，只有两条腿，但头部、上身、手臂发育完好。这姐妹俩生下来活了好几个月，甚至还受了洗礼，起了名字。讽刺的是，标签上写着“双头人形怪”，下面同时写着她们的名字“丽塔克里斯蒂娜”（Ritta-Christina）。

我在丽塔和克里斯蒂娜前面沉默了好久，想象着她们从生到死的点点滴滴。如果不是两天后在旧书店里看到一本落满灰尘的《皇家科学院回忆录》1833年第11期的话，我是不会把我乱七八糟的思绪整理成一篇文章的。这本书是伟大的法国解剖学家伊天·塞尔（Etienne Serres）的论文单行本，论文的名称是《应用于丽塔克里斯蒂娜及其他一般连体怪的组织生长与畸形理论》。

生活精致或者生活在小圈子里的现代人，是很难理解正经的学术怎么会和这么恶心的东西相提并论的。其实，无论对成人还是儿童，抽象科学的吸引力和粗俗事物的吸引力相差无几。就在我参观的时候，旁边有一些小孩看到丽塔和克里斯蒂娜，惊恐得张大了嘴巴，但随即强装笑脸来掩盖恐惧。我自己也陷于这种又恶心又兴奋的情绪中，两天不能自拔。我不知道除了博物馆看到的那些小孩，其他小孩怎么样，但是我敢肯定伊天·塞尔跟我的情绪反应是一样的——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这位法国最厉害的解剖学家一定要亲手切了丽塔和克里斯蒂娜，并且用她来给组织理论做支撑了。

丽塔和克里斯蒂娜于1829年3月23日出生在法国撒丁岛一个穷人的家庭里。今天的父母如果生了连体婴儿，心里一定很难过，也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同情，而在1829年，在这样度日艰难、社会地位低下的家庭中，父母很现实地意识到：连体婴具有潜在的市场价值，是独一无二的生财之道。于是，父母凑了一些钱，把她带到了巴黎，希望高价展出。在这之前的15年内，霍腾托维纳斯（黑维纳斯，见第19篇）的展览已经受到了不少反对，连体婴展览触犯了社会敏感的底线，权威也禁止公开展出丽塔克里斯蒂娜，但是她还是被私下展出。展出过于频繁，5个月后，她死了——部分死因是日晒过度。

我有意地一会儿用“她们”，一会儿用“她”来形容这对连体婴。神圣的学术和粗俗的情感经常让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丽塔克里斯蒂娜到底算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个问题让参观博物馆的小孩哑然失笑，也引起了塞尔的研究兴趣。这个问题也引起了1829年法国舆论的兴趣。当连体婴死的时候，巴黎的一份报纸写道：“有灵论者已经在很严肃地思索着：她们的灵魂是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还是两个？这个问题自从“暹罗孪生子”问世以来，历经学术界和世俗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被人们关注。1811年暹罗（今泰国）首都曼谷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对夫妇生下了一对男性连体人，一个叫恩，一个叫昌。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间，两兄弟在欧美进行自我展出，赚了很多钱。44岁时他们决定在北卡罗来纳州定居，买下两套房产，跟英国一对姐妹结了婚，成了富有的农场主，过着舒服的日子。他们三天换一次房，乘坐四轮马车往来于相隔1.5英里（2.4公里）的两处家中。恩和昌都是一家之主，而且非常多产。昌有10个子女，恩有12个。

昌和恩各自是形体完整的人，仅胸腹壁相连，其他均不相连。相连最厚处约8.25厘米，最薄处4.13厘米。他们能够讲不同的话，而且连性格也不同。昌比较忧郁、易怒、爱喝酒，恩性格安静、爱思考、更加快乐。虽然他们是历史上独立度最高的连体人，他们自己还是拿不准他们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他们签任何法律文件，落款都是“昌恩”，而且经常对各自的独立性表示怀疑。

那么，丽塔和克里斯蒂娜，这对从肚脐以下就相连的孪生姐妹，又应该怎么看待呢？第一眼看来，她们上面是两个人，下面是一个。按固有的文化标准来看，有两个大脑，就应该算两个人。但是塞尔拒绝了这种唾手可得的解释。他研究过很多对连体人，认为不管是一个大脑还是两个大脑，都经历了相同的发育过程，只不过，应该有更严格的解释标准：如果身体分开，脑部相连，就只能算一个；如果脑部分开，身体相连，就是两个人。

塞尔用了300页的篇幅来努力说明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丽塔和克里斯蒂娜是两个人。他的论据和做学问的方法已经是过去式了——仅仅是让今天的人了解过去的人对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有多么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且我相信塞尔至少错了一半。

塞尔代表了19世纪早期生物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在德国叫作“自然哲学”，在他的老家法国叫作“超凡形态学。”今天的形态学家研究生物形态、功能和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它们的演化关系或者找出适应意义，但是塞尔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是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他们痴迷于一种观念：“千姿百态的生命，一定是由某种超自然的法则操控的。”

依照柏拉图哲学的传统说法，这些“法则”一定在生命出现之前就存在了。现在的生命体只不过是这些法则的偶然体现，生命消亡以后，法则还是永远不灭，与宇宙同在。研究生物学，是研究纷繁世界背后永恒法则的第一炮。简而言之，生物学家们必须找到一种“形态法则。”

塞尔从胚胎学入手，为这种超自然传统理论加了一块砖。他同时代的科学家都是从研究静止的成年人身体入手，企图从单单一个“最终产物”中找到永恒法则。但是生物体都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长成个体，中间的复杂过程各不相同。如果形态是由法则控制，那么就应该研究“半成品”动态的构造规律，而不仅仅是成品之间的相互关系。

塞尔的论文单行本前200页都是关于形态学原理及其胚胎学应用的晦涩难懂的论述，他组织论据的方法也和今天的科学家不同：今天的作者，在听说丽塔克里斯蒂娜、昌和恩以及其他好玩的例子之前，是不会先写结论的。今天的胚胎学家，也是先讨论实例，再谨慎地下结论。但是塞尔这样的超自然科学家相信，形态法则在遵循法则的生命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如果大自然中的抽象法则先于事实出现，那么人类也可以空口说瞎话了——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嘛。其实，无论是先理论、后事实，还是先事实、后理论，都是极端情况，不是我们做学问的正确方法。现在的那些励志文章采用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写作套路也不比塞尔的套路更能自圆其说。

在论文的开头部分，塞尔试图为所有动物的胚胎学总结出三条基本的“器官学”法则。第一，“向心”律，或者叫“圆周向圆心”生长律，意思是胚胎外表面的组织先形成，然后向内填充。第二，“对称”律：胚胎里每个器官都是一对，中轴线两侧各一个。第三，“近似”律：对称的器官逐渐向中间靠拢，长成型以后才合并为一个（如心脏、胃等）。对于这种现代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理论，我还是对它仁慈一点吧——它貌似解释了胚胎发育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一些现象。塞尔写这篇论文，是在卡尔·恩斯特·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刚刚发现人类卵细胞几年之后，那时细胞理论还未问世。他的形态学研究，在我们这些懂得细胞学或者分子细胞学的人看来是如此古怪，但至少填补了当时科学界的空白。

在这200页之后，塞尔终于谈到了丽塔克里斯蒂娜，读到这里，读者才意识到为什么他前面要长篇累牍地解释“器官学三大法则”——原来他是要为“连体人的独立性”这个重要问题做准备。丽塔和克里斯蒂娜虽然各不完整，但是是两个人——这是“形态法则”早就预言的了。

丽塔和克里斯蒂娜腰部以上是两个人——这一点没人提出疑问，问题是：如果光看下半身，很完整，很正常，就和我们正常人一样，但很明显只是一个正常人——一个肛门，一个阴道，两条腿。如果她们原本是两个人，那么是怎么天衣无缝地合二为一的呢？

塞尔用他的“器官学定律”硬要把丽塔和克里斯蒂娜的下半身看成是两个人合并的产物——一定是先有对称的组织（对称律），向中间合拢（向心律），才能完美地融合成一个器官（近似律）。塞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们刚开始都有两个未成型的心、胃、肝，那么丽塔和克里斯蒂娜即使只有一个子宫，也一定是丽塔的一半和克里斯蒂娜的一半融合而成。塞尔骄傲地宣称他的形态法则解决了连体人的难题。

塞尔后来发现，这对连体人有一个较大的子宫，和卵巢与阴道连接良好，如果成年以后，绝对是能生出孩子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较小的、发育不良的子宫，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观念——他解释说较大的子宫是两人各出一半，这样产出的孩子就有两个母亲：

“丽塔和克里斯蒂娜生殖器官的结构显示……大自然不仅保障了这两个孩子的生存，并且帮她们延续后代。大自然把一切都融合在一起，让她们一起承担快乐和苦痛……如果这个大一点的子宫孕育了受精卵，生出的孩子将会有两个母亲，这对终身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将会有个满意的结果。”

塞尔接下来讨论脑部连接、腿部分开的连头男婴的独立性问题，认为“他”是一个脑子里有“两个思想”：

“两个独立的个体完美地融合。感觉器官和左右脑半球只有一幅，服务于两个身体，原因是很明显的——在这一个头脑里，有两个‘我’。”

塞尔很豪迈地自圆其说，貌似解决了一个几乎无望的难题。对他的努力尝试，我们应该表示感谢，读到这样离经叛道的见解的确是很有趣的一次旅行。但是，必须否认他的结论。

受精的人类卵子通常变成一个个体。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受精卵一分为二，发育成两个互不相连的细胞群，然后发育成两个胚胎。这样的同卵双胞胎具有相同的基因。从极端的生物学观点来看，他们其实是一个人的拷贝。有很多心理学文献资料显示，同卵双胞胎都有一种被割开的不完整感。但是，日常生活中，同卵双胞胎经常有性格差异、容貌微小差异，不难区别，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人们的常识是，身体分开，就是两个人（见下一篇）；第二，人的性格千变万化，很大一部分是外界环境塑造的，不管同卵双胞胎有多少相似之处，他们的人生之路也不尽相同。

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一个受精卵开始分裂为两个细胞群，但是两个细胞群没有完全分离，于是连体人出现了。分离程度不同，连体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一个人身上长了一个死去的兄弟姊妹（称为畸胎瘤），有的是完整的两个人只连一层体壁（恩和昌）。丽塔和克里斯蒂娜处于中间状态。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恐怕必须否认塞尔的结论（两个人），而承认这是一个未决的难题。

我们居住的世界是复杂的。有一些界限很清晰，能够准确区分，但是自然界里也有一些连续的事物，不能放到两个篮子里，也不是非黑即白。对于反堕胎伦理学家提出的“界定生命起点”的要求，生物学家是不赞成的，因为“生命起点”这个前提本身就是漏洞很大的。生命从卵和精子形成到呱呱落地，是一条不可分割的连续过程（显然，自卫是不能算谋杀生命的）。议员们尽可以颁布法令惩处堕胎行为，但是这样做丝毫没有生物学依据。丽塔和克里斯蒂娜从另一种角度看也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两个人，部分是一个人。而且，我也要抱歉地说，这个几世纪以来都没有解决的难题，是没有答案的。

如果这么长一段夸夸其谈之后只给出这个解释，让你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我只能对这个古老的谜题做一个模棱两可、但是让人释怀的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问题问错了。长久以来关于连体人独立性的问题，都建立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非黑即白的假设上。如果我们意识到世界充满了不可分的连续事物，我们也就不会觉得丽塔和克里斯蒂娜的问题悬而未决了。

但丁在他的《神曲》里写分裂教会的罪人在地狱里遭到肢解的酷刑，为他们思想上的犯罪受到了肉体上的惩罚：“你看穆罕默德被割裂得多么厉害……你在此处看到的所有其他人生前都是不和与分裂的制造者，因此，他们都被砍成这般光景。”

但丁用肉体上的割裂形容思想上的分裂。让我们重视“连接”的价值吧，丽塔和克里斯蒂娜的身体不可分割，启示我们，人的思想也不可分割。 gu/izALuhvcrMBai3m7QE8fOk+ErEmAUjbHmI3sBID7iosMIuVq0nIToX6XRcQ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