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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德康 ：你们的《千高原》是如何装配的？这本书不单纯是写给专家的。用音乐术语来说，它像是以不同的调式写成，杂乱无章，未以要点阐述。简言之，书中充满事件。1914年，战争，但也是对狼人的精神分析；1947年，阿尔托遇到无器官身体；1874年，巴尔贝·都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使短篇小说理论化；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1837年，舒曼去世……这里日期是事件，是不分年序的标识。你们的高原起伏不平……
——这是一套开口的圆环，每一个都可以套入其他之中。每个圆环，或者说每座高原，都应该有其自己的氛围、自己的音调或音色。这是一本概念的书。哲学总是注重概念，搞哲学就是试图发明和创造概念。只不过概念有几种可能的面目。人们长期使用概念来确定一个事物是什么（本质）。相反，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事物的状况：在何种情况下，何地，何时，如何等等。我们认为，概念应该说明事件，而非本质。这样就有可能将十分简单的小说的方法引入哲学。例如，间奏这样一个概念该表明我们在何种情况下感到浅吟低唱的需要。又如面貌，我们认为面貌是一种产品，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生产面貌，但是有些社会需要生产面貌，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为什么会有此需要呢？每个圆环或高原都该设有一个说明图，所以每一圆环或高原都有一个日期，一个虚拟的日期，也都有一幅插图，一幅图像。这是一本有插图的书。的确，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些个性化的方式，这些已不再是一物、一人或一主体的个性化的方式，比如一天中某一时刻、一个地区、一种气候、一条河或一阵风、一个事件等等的个性化。人们可能错误地相信事物、人或主体的存在。书名《千高原》反映了那些非人和非物的个性化。
克里斯蒂安·德康 ：现在，一般而言的书籍和具体而言的哲学书籍都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一方面是对应时的非书的吹捧，另一方面是以软弱的表现概念的名义拒绝分析作品。让—吕克·戈达尔提出，印象比表现更重要。一部哲学著作，既是一本难懂的书，也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只要人们需要它，渴望它，它便是一个打开的工具箱。《千高原》表现了知识的作用，但是如何表现这些作用而又不致在这每周都“发现”时代杰作的聒噪声中造成一种舆论效应、一种明星效应呢？如果人们倾听时势权贵的声音，那就根本不再需要概念了。一种报刊杂志形成的次文化潮流便可取而代之。哲学在其研究机构方面受到威胁。万森的巴黎第八大学，这一了不起的实验室，被迁走了。这本充满了科学、文学、音乐、人种学叠句的书，在力图成为一本概念的著作。它在行动，在强有力地行动，这是押在哲学将回归为快乐的学问上的一个赌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哲学从不曾专门留给哲学教授。哲学家是那些成其哲学家的人，也就是对概念方面的特别创作感兴趣的人。瓜塔里是出色的哲学家，首先而特别是在他谈论政治、音乐的时候。因此，应该知道当前这类书可能的位置是什么，可能的作用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应该知道当前这类书的领域中正在发生什么。几年来，我们经历着一个一切领域都在反动的阶段。这一阶段没有理由放过书籍。人们正在给我们制造一个完全是反动的、预制的、压迫的文学空间，一如司法空间，政治、经济空间。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系统的勾当，《解放报》本该对此进行分析。大众传媒在这一勾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是绝无仅有的作用。如何抵抗这个正在形成的欧洲文学空间？这很有意思。在对一个可怕的新顺应主义的抵抗中，哲学的作用是什么？萨特曾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他的逝世从各方面讲都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事件。我认为，萨特之后，我们这一代创作甚丰（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利奥塔、塞尔、法伊、夏特莱等）。而现在我觉得那些正在创造什么的年轻哲学家，乃至所有的作家，都处境艰难。他们冒着被提前扼杀的危险。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因为他们面前矗立着发达国家特有的整整一个“非文化”和反创造的体系。这比出版审查更恶劣。审查尚可激起汹涌的暗流，而反动则要使一切归于不可能。这个干枯的阶段势难持久，而暂时几乎只能以一些网络与之对抗。所以，就《千高原》而言，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它是否与其他作家、音乐家、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所寻求的或正在做的产生一些共鸣，取得一些一致，使我们具有更大的力量或更大的信心。总之，应该对报纸所发生的事情及其政治意义作一作社会学的分析。也许像布尔迪厄这样的人会进行这种分析。
罗贝尔·马焦里 ：人们可能会奇怪《千高原》中对语言学所给予的重视，甚至会想语言学莫不是在扮演精神分析学在《反俄狄浦斯》中的那种主要角色。在有关篇章（《语言学的公设》、《关于符号的若干规定》）中，确实提出了一些概念，如陈述集合搭配的概念，这些概念以某种方式贯穿了所有其他的“高原”。另一方面，你们对乔姆斯基、拉波夫、叶尔姆斯列夫或本弗尼斯特等人的理论的研究——当然是一种批判，完全可以视作对语言学的新贡献。然而人们明显感觉到，你们所关注的不是点明语言中语言学、句法学、语音学或其他什么“学”可能界定的一些科学领域，而是揭发语言学“将语言自我封闭”，将语句与能指、陈述与主体相关联的企图。应该如何评价你们对语言学所给予的重视？这是不是自《反俄狄浦斯》之后反对拉康式能指独裁，乃至反对结构主义的斗争的继续呢？或许你们只不过是醉翁之意仅在于语言学“之外”的那类古怪的语言学家？
——对我而言，语言学没有任何本质性的东西。如果费利克斯在此，他也许另有高见。确实如此，费利克斯看到一个语言学转化的运动。语言学最先是语音学，继而是句法学和语义学，而后又越来越成为实用学。语用学
（场合、事件、行为）曾长期被视为语言学的“垃圾场”，然而现在变得日益重要：像语言单位或语言抽象常数这样的语言表现越来越不重要。当前这种研究运动是有益的，因为这正可以使小说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声音学家”等殊途同归，找到共同点。（所有在戏剧、歌曲、电影、视听等不同领域研究声与音的人，我统称之为声音学家。）在这一运动中有着出色的成果。我想举一些最近的例子。首先是罗兰·巴特的进展：他经历了语言学、语义学和句法学，但是他日益成功地创立了他自己的语用学，一种内心语言的实用学；场合、事件和行为由外部渗透到语言之中。另一个例子：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像是一定数目的句子的戏剧表演，这是哲学与小说融为一体的例子。与此同时，像迪克罗（Ducrot）这样的语言学家以另外一种方式写出一部关于句子的表现、战略和实用性的著作。这是殊途同归的范例。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的语用学研究，他同乔姆斯基的对立，他与贫民区语言的联系。而我们，我并不认为我们十分精通语言学。但是精通本身不也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语言学概念吗？我们只是提出对我们似乎很必要的一些主题：1.口号在语言中的地位，2.间接引语的重要性（和对隐喻作为不适宜的、无实际重要性的手段的揭露），3.对语言学常量乃至变量的批判，对持续变化区域的支持。但是在《千高原》中，音乐以及音乐与声音的关系占有比语言学更重要的地位。
罗贝尔·马焦里 ：你们断然拒绝隐喻以及类比。你们借现代物理学的黑洞这一概念，描述了一些吸入而不复吐出的空间。黑洞的概念与白壁的概念相近。对你们来说，面目就是一个凿有黑洞的白壁，面目特征正是由此而形成。但是你们更进了一步，不断谈论模糊总体、开放体系。你们与最现代科学的邻近使人产生疑问，对这样的一部著作，科学家能派何用场？难道他们没有可能从中看到一些隐喻吗？
——的确，《千高原》使用了一些与科学共鸣甚而相通的概念：黑洞、模糊总体、邻域、黎曼空间……对此，我要说，有两类科学概念，尽管两者实际上已混为一谈。一些是性质精确的、量的、方程式的概念，它们只有精确才有意义。哲学家或作家只能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这类概念。这很糟糕，因为它们属于精确科学。但是也有一些概念从根本上说是非精确的，但却是绝对严密的，学者离不开它们。这类概念同属于学者、哲学家、艺术家。问题在于赋予它们一种并非直接是科学的精确性，而当一个学者做到这点时，他也就是哲学家或艺术家了。这类概念并非因其缺陷而模糊，而是因其性质和内涵而如此。眼前即有一例。普里高津和施腾格（Stengers）的《新联盟》（ La novelle alliance ），这是一部反响很大的书。在这本书所创造的概念中，有分支区域的概念。普里高津是热力学专家，他从中创造出这一概念，而这正是一个不可区分的哲学、科学、艺术的概念。反之，哲学家也并非不可能创造出用于科学的概念。这也屡见不鲜。举一个较近的但已被人遗忘的例子：柏格森对精神病学有着深入的研究，而且同黎曼的数学空间和物理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问题绝不在于求得人们并不希求的一致，而在于每个人的研究都能产生一些趋于一致的意外成果、一些新的成果、一些连续性的成果。在这方面，无论哲学、科学、艺术还是文学，谁都不该拥有特权。
迪迪埃·埃里蓬 ：尽管你利用了历史学家的成果，特别是布罗代尔的成果（人们只知道他对景物的兴趣），可是至少可以说你并未给予历史一个决定性的地位。你更愿意当地理学家，你更偏爱空间，你说应该绘出一个生成“地图”。我们这里不是拥有了一种由一座高原到另一座高原的手段了吗？
——历史，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当你观察任一研究的线路时，你会看到这条线在某一段是历史的，但也是非历史的、外历史的……在《千高原》中，生成远比历史要重要。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比如我们正试图建立战争机器的概念，这首先牵扯到某种空间，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的组合，一些技术工艺和情感的成分（武器与首饰……）。当这样一种组配与国家机器发生变化多端的关系时，它的历史性只是第二位的。关于国家机器本身，我们将它们与领土、土地和非领土化这样的一些限定联系在一起：当领土不再被连续开发，而成为即时比较的对象，并由此而卷入一种非领土化的运动时，便有了国家机器。这是一组漫长而连续的历史镜头。但是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条件下，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群以不同方式分类的概念，例如：动物领土、动物领土与外界中心的关系——这个中心就像是一片土地、那些仿佛在迁徙中进行的宇宙非领土化运动等等……在关于浪漫曲的议论中，我们也看到这些概念：领土、土地或土著，还有开放、出发、宇宙等等。我觉得，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千高原》中议论间奏的部分，似乎就是对议论国家机器的那一部分的补充，虽然这并不是同一主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座“高原”与另一座“高原”相连。另一个例子：我们正试图为一套我们称之为激情的非常特殊的符号下定义。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可以在某些历史的进程中发现这套符号，但是也可以在其他情况下发现它们，在精神病学所研究的谵妄中，在文学作品中（例如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发现它们。问题根本不在于将每一概念集合在同一概念中，而是相反，在于将每一概念与决定变化的变项联系在一起。
罗贝尔·马焦里 ：《千高原》的“破碎”形式，它的非编年但标有日期的组织结构，它的资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它的那些借自五花八门、看似光怪陆离的理论的概念，这一切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使人得出存在着一种“反系统”的结论。《千高原》并不是竖起一座山，而是生出千条路，这些路四通八达，与海德格尔的路相反。彻底的反系统，拼贴连缀的布片，绝对的散逸，这就是《千高原》。而我另有感觉。首先是因为，正如你在《弓》杂志（1980年新版，第49期）所说的，《千高原》属于唯一的哲学种类，属于传统意义的哲学；其次是因为，虽然这本书的表现方式是明显不系统的，它却表达了某种“对世界的看法”，使人看到或窥见到一个“实在界”，这个实在界与现代科学理论所描述的或试图证明的实在界不无相似之处。总之，将《千高原》视为一个哲学系统，就那么不合常理吗？
——不，绝非如此。系统的破裂，因知识的多样性（现在已非19世纪……）而形成系统的不可能性，已成为时下流行的看法。这种思想有两个弊端。其一，人们只是在极其局部的、界线分明的小系列内构想严肃的研究。其二，更为糟糕的是，更广泛的研究被交付给了不事研究的想入非非者，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事实上，系统并未丧失任何活力。今天，在科学或逻辑学上，开始出现一种被称作开放系统的理论，这些开放系统建立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只是弃绝了线性因果关系并转变了时间概念。我十分赞赏莫里斯·布朗肖。他的著作不是琐碎的片断或警世的格言，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已先构成一个可与当前正在出现的情况相对立的“文学空间”。我和瓜塔里称为根状茎者，即开放系统的一例。什么是哲学？我要重新回到这一问题上。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十分简单的。众所周知，哲学研究概念。一个系统便是一整套概念。当概念与状况而非本质相关联时，便是开放系统。但是，概念不是现成的，不是预先存在的，需要发明，需要创造。哲学有着与艺术或科学同样多的发明或创造。创造必要的新概念一直是哲学的任务，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概念也并不是应时的泛泛之谈。相反，这是一些对普通思想的流发生作用的特殊之物。没有概念也完全可以思想，但是一旦有了概念，便确实有了哲学。这与观念学毫不相干。概念充满了批判的、政治的和自由的力量。唯有系统的力量才能指明概念的构筑中的好或不好，新或不新，活或不活。没有绝对的好，一切取决于系统的用途，取决于系统的明智。我们试图在《千高原》中表明，好永远不是确定的（例如，一个平滑空间不足以战胜划痕和强制，一个无器官身体不足以战胜组织）。有人责备我们出于炫耀而使用一些复杂的词。这不仅是恶意的，也是愚蠢的。概念有时要用新词来表示，有时要用赋予特殊含义的普通词来表示。
总之，我认为哲学思想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有着如此之多的作用，因为现在正在建立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和新闻的一整套制度，这种制度是对一切思想的侵犯。再说一遍，《解放报》应该研究这一问题。
迪迪埃·埃里蓬 ：有几点我想再提一提。刚才谈到你们十分重视事件，并谈到你们对地理的重视甚于对历史的重视。那么，在你们想制定的“地理图”中，事件处于何种位置呢？
谈到空间，也应该再说一说你们与领土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问题。是否国家机器建立了“强制的有划痕的空间”，“战争机器”企图在逃逸线上构筑“平滑空间”？而你们又警告说：“平滑空间不足以拯救我们。逃逸线不非得是解放性的。”
——我们所说的“地图”，或者甚至就是“图”，是一套同时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线（手纹线条便构成了图）。不仅在艺术上，也在社会上，在人的身上，有各种迥然不同的线。有些线表现某种东西，有些是抽象的。有些有节，有些无节。有些有度，有些有方向。有些线无论抽象与否都勾出轮廓，有些则不勾出轮廓。勾出轮廓的线是最美的。我们认为线是事物或事件的组成成分。因此各物皆有其地理图、地图、图。人身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正是构成其人的线，或是其人所构成的线，其人所借的线或是其人所创造的线。为什么让线优先于面和体？其实线并无任何优先。有一些与不同的线相关的空间，也有相反的空间（这里又出现了科学概念，如曼德尔布罗的“破碎片形物”）。某一类型的线包裹着某一空间或主体的形式。
由此引出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将“战争机器”描述为一种构筑在逃逸线上的线性装配。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机器的目标绝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空间，一个“平滑空间”，一个战争机器组成、占据和扩散的空间。流浪生活正是这种战争机器——平滑空间的结合。我们试图显示战争机器如何和在何种情况下将战争作为目标（即在国家机器将最初并不属于它的战争机器归为己有时）。战争机器可以是革命的、艺术的，这远比它是战争的更有可能。
你的第三个问题构成了不要预先做出判断的又一个理由。人们可以界定线的类型，但是不可以做出此好彼坏的结论。不能说逃逸线必定是创造性的。不能说平滑空间就比节段空间或划痕空间好，正如比里尼奥所证明的，核潜艇便是一个服务于战争和恐怖的平滑空间。在一个地理图上，人们只能标示路线和运动，以及机会和危险的系数。这种对线、空间、生成的分析，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分裂分析。我们觉得这与历史的问题既十分接近又相差甚远。
迪迪埃·埃里蓬 ：线、生成、事件……我们也许又回到了最初的日期问题上。每座高原都标有日期：“公元前7000年——捕获机器”，“零年——面目特征”……你说这是一些虚拟的日期，但它们是否反映了事件、状况并绘出了我们所说的地理图呢？
——每座高原都标有日期，标有虚拟的日期，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每座高原都被描述了一番，并拥有一个专有名词。
电报文体具有一种不单纯是来自简洁的力量。像“儒尔晚5时抵达”一类的句子就毫无意思。
但是当行文使人产生急迫感，使人感到在我的背后某事即将发生或刚刚发生时，那就十分有趣了。专有名词在表示人之前，首先表示力量、事件、运动与活动、风、飓风、疾病、地点和时刻。不定式表示突破时态的生成或事件。日期并不反映均衡而统一的日程，而是每次皆变的时空……这一切构成了表述的搭配：“1730——狼人成群”……等等。
《解放报》（ Libération ），1980年10月23日，与克里斯蒂安·德康（Christian Descamps）、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和罗贝尔·马焦里（Rober Maggiori）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