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我很高兴有机会将初版于1999年的《民主的模式》一书修订出版，因为它给了我一个良机来检验我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否仍然有效。特别是我的发现——我们可以根据多数政府与共识政府的差别，把众多民主国家中各式各样的正式、非正式的规则和制度归结为一个清晰的二维模式；以及我的结论——共识民主（根据对第一个维度的测量）在有效决策和民主品质两个方面要比多数民主更胜一筹。本书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但经验分析所依据的数据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第一，纳入我的比较分析的民主国家数目不变，仍是36个，但我不得不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3个国家排除在外，因为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制定的标准，它们现在已不再是自由和民主的。我代之以阿根廷、乌拉圭和韩国，它们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民主的国家。

第二，我把分析时限从1996年延伸至2010年，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其他33个民主国家进行分析的时间跨度：对于印度和西班牙这两个第一版中最新的民主国家来说，时间跨度增加了74%；对于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之间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而言，增长幅度虽然较前者略小，但仍是非常显著的；甚至对于分析起点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老牌民主国家来说，增幅也达到了可观的28%。

第三，对于构成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之间差别的10个基本变量的界定和测算方法，我没有作大的改动，但有两个重要的例外情况。我在第一版的第七章中对行政机关权力优势地位的处理过于复杂和繁琐，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因此我在新版中采用了一种更简单、更直接的处理方式。在第十三章，我不得不改变了处理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方式，这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银行的国际化——特别是欧洲中央银行的创立以及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对其宪章所作的修改——改变了各国中央银行的状况，从其国内的机构到其国际体系中的组织都发生了变化。还有一处不那么重要的修改是，我削减了讨论党派冲突问题维度的篇幅，因为现在它已不再是一个制度性变量，也不是区分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的10个基本变量之一，旧版中这一部分占了第五章约1/3的篇幅，新版中适当地调整为这一章的一个简短的附录。

第四，新版本最大的修改是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中测算共识民主和多数民主之间绩效差别的那些变量。其中一些变量，如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妇女代表权以及政治平等与第一版相同，只是由于补充了新时期的数据而面貌一新；社会开支和环保绩效等变量也是相同的，但在测算时采用了新的、不同的指数；还有一些是第一版中从未使用过的全新的变量。我还改进了对回归分析结果的介绍，不像过去那样先用表格来展示共识民主与各个绩效变量之间的双变量关系，再以文字来探讨各个控制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影响。新版中我使用的表格展示了对共识民主绩效的多变量回归分析，上述两个标准的控制变量也在表中一步到位地进行了处理。

总体而言，所有新数据的质量都比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掌握的数据高得多，并且这些新数据涉及的国家更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很高兴能够使用两个不但全新而且高度相关的数据集来测算政府的性质和民主的品质，它们分别是：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和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计划（Democracy Index project of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极好的资料不仅更加丰富，而且更容易得到。我曾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写道，如果没有发明电子邮件，这部著作可能无法完成。现在我要加上一句，如果没有从互联网上得到的全部信息，本书的新版也许仍然不能问世，至少写作起来的难度要大得多。

如果要对新版中的结论作一个简短预告的话，我的发现是：第一版中的各个结论再次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事实上，有关我所提出的多数民主与共识民主的十大特征的相互关系以及共识民主产生更好绩效等方面的证据，都要比过去更清晰，也更有说服力。

要完成一项涉及36个国家的研究，没有许多从事比较研究和国别研究的专家的参与是不可能的。我向那些给我提供宝贵的建议与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首先，我想再次向那些帮助我撰写本书第一版的人表达谢意。他们提供的资料在第二版的内容中仍然有所反映。

我特别需要得到帮助以了解修订版中新增的3个国家的情况，为此我要感谢金泰熙［Taekyoon Kim（音译）］、成庚隆［Kyoung-Ryung Seong（音译）］、柳钟晟［（Jong-Sung You）音译］以及我在韩国研究方面的助手唐·S.李（Don S.Lee）等人提供的关于韩国政治的极好的建议。我拥有一个庞大的团队为从事阿根廷和乌拉圭研究提供帮助和建议，对团队的所有成员我要深表谢意：戴维·奥特曼（David Altman）、奥克塔维奥·阿莫里姆·内托（Octavio Amorim Neto）、马塞洛·卡梅洛（Marcelo Camerlo）、罗萨纳·卡斯蒂利奥尼（Rossana Castiglioni）、塞巴斯蒂安·埃切门蒂（Sebastián Etchemendy）、马克·P.琼斯（Mark P.Jones）、若热·兰扎罗（Jorge Lanzaro）、安德烈斯·马拉默德（Andrés Malamud）、M.维多利亚·穆里略（M.Victoria Murillo）、塞巴斯蒂安·M.赛尔（Sebastián M.Saiegh）以及安德鲁·施兰克（Andrew Schrank）。为了了解其他几个国家最近的发展，我向相关的学者们寻求建议：巴巴多斯和其他加勒比海国家——爱德华·M.迪尤（Edward M.Dew）、弗拉加诺·S.J.莱杰斯特（Fragano S.J.Ledgister）、拉尔夫·R.普雷姆德斯（Ralph R.Premdas）和拉金德拉·拉姆罗根（Rajendra Ramlogan）；比利时——卡尔·德沃斯（Carl Devos）和吕克·海瑟（Luc Huyse）；印度——布拉德普·K.奇博尔（Pradeep K.Chhibber）和阿舒托什·瓦尔什尼（Ashutosh Varshney）；日本——粕谷祐子（Yuko Kasuya）和增山幹高（Mikitaka Masuyama）；毛里求斯——德博拉·布罗伊蒂加姆（Deborah Bräutigam）、约尔根·埃尔克利特（Jørgen Elklit）、沙辛·莫萨法（Shaheen Mozaffar）、林格纳丹·穆尔戴（Linganaden Murday）和纳德拉耶·西瓦拉曼（Nadarajen Sivaramen）；新西兰——彼得·艾梅尔（Peter Aimer）和杰克·沃勒斯（Jack Vowles）；西班牙——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和奥斯卡·马丁内兹-塔皮亚（Óscar Martínez-Tapia）；英国——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迈克尔·加拉格尔（Michael Gallagher）和托马斯·C.伦德伯格（Thomas C.Lundberg）；美国——格雷·雅各布森（Gary C.Jacobson）。

我同样感谢所有在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帮助过我的学者：联合内阁问题——克里斯塔·胡克斯特拉（Krista Hoekstra）、汉斯·凯曼（Hans Keman）、耶勒·克德姆（Jelle Koedam）和亚普·沃尔丹多普（Jaap Woldendorp）；司法审查问题——丹尼尔·M.布林克斯（Daniel M.Brinks）、艾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唐纳德·W.杰克逊（Donald W.Jackson）和玛丽·L.沃尔坎塞克（Mary L.Volcansek）；中央银行问题——克里斯托弗·克罗（Christopher Crowe）和莫罗·F.吉扬（Mauro F.Guillén）；统计和计算机问题——斯科特·德斯波塞托（Scott Desposato）、斯蒂芬·J.K.李（Stephen J.K.Lee）、菲利普·G.罗德（Philip G.Roeder）和塞巴斯蒂安·M.赛尔。我还想向一些学者致以谢意，尽管不便将他们放在研究某个国家或某个问题的学者类别中：小埃内斯托·阿尔瓦雷兹（Ernesto Alvarez，Jr.）、朱利安·伯诺尔（Julian Bernauer）、约瑟夫·H.布鲁克斯（Joseph H.Brooks）、罗伊斯·卡罗尔（Royce Carroll）、何塞普·M.科洛梅尔（Josep M.Colomer）、扎卡里·埃尔金斯（Zachary Elkins）、约翰·耶林（John Gerring）、罗纳德·F.英格尔哈特（Ronald F.Inglehart）、莫娜·莱娜·克罗克（Mona Lena Krook）、桑福德·A.拉科夫（Sanford A.Lakoff）、迪特尔·诺伦（Dieter Nohlen）、马特·H.考特拉普（Matt H.Qvortrup）、曼弗雷德·G.施密特（Manfred G.Schmidt）、艾伦·塞厄罗夫（Alan Siaroff）、法比亚·泽恩根（Fabia Soehngen）、莱因·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斯蒂芬·L.泰勒（Steven L.Taylor）和阿德里安·瓦特（Adrian Vatter）。

2011年4月，我在马德里的胡安·马奇研究院（Juan March Institute）和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的马德里校区举办专家研讨会来讨论本书新版中的研究成果，2011年11月在安特卫普大学（University of Antwerp）的政治学系又召开了一次类似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使我受益匪浅。我想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执行编辑威廉·弗鲁赫特（William Frucht），他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来撰写本书的新版本；我还要感谢劳拉·琼斯·多尔利（Laura Jones Dooley），本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都由她作了极为专业的编辑。最重要的是，我要给予我的两名研究助手克里斯托弗·J.法里斯（Christopher J.Fariss）和唐·S.李特殊的感谢，克里斯托弗是我的主要的统计学顾问，第六章到第十四章中几乎所有的图表都由他来制作，第十四章中的因子分析也由他来完成。唐搜集和整理了第十五章中有关宏观经济和暴力问题的绝大多数数据。我对他们提供的帮助、付出的艰苦劳动以及其中蕴含的友情深表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