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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关于典型的多数民主模式和共识民主模式下的政党体制的描述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政党的数目上，而且反映在政党之间的纲领性分歧的数目上。在英国、新西兰和巴巴多斯的两党制下，造成大党对立的主要是社会经济问题或者说左—右问题这个单一问题维度；而在瑞士和比利时，政党之间的分歧却是围绕着诸如宗教问题和语言问题等其他多个问题维度来展开的。政党数目和问题维度数目这两个变量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一方面，当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冲突沿着几条线索展开时，我们便可推测表达这些政治冲突所需的政党数目相对较多。另一方面，一个既存的两党制不可能像多党制那样轻而易举地容纳多个问题维度。
1945—2010年期间，在36个民主国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下列7个问题维度：（1）社会经济问题；（2）宗教问题；（3）文化—种族问题；（4）城市—乡村问题；（5）政体支持问题；（6）外交政策问题；（7）后物质主义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维度在所有的36个国家中都是重要的维度，通常也是最显著的维度。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分歧，以及（有些时候）不同宗教之间的分歧——如1977年以前荷兰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分歧——构成了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维度。文化—种族—语言维度在第四章提到的几个拥有多元社会的国家中特别显著。城乡之间的地域差别和利益差别存在于所有的民主国家中，但它们只在少数几个国家成为党派冲突的根源，其显著程度也不过中等。例如，北欧诸国的旧式农民党已不再单纯地依赖农村的支持，在1960年前后相继更名为“中央党”（Center party）；澳大利亚国家党一度被称为“乡村党”，也曾是农村和农业利益的传统捍卫者。支持与反对民主政体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已十分罕见，但是在南欧国家、印度和日本等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的国家，这一维度曾经达到过显著的程度。佛兰德分离主义政党则是近些年来的例子。许多外交政策问题在我们研究的国家中造成了政党之间的分歧，几个欧洲国家围绕是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和欧盟的问题，以及它们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问题而发生的分歧就是这样的例子。最后，从近几十年来绿党的大量涌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后物质主义维度日益增强的重要性（Inglehart 1977； 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
我在从前的研究中就已发现，在有效政党数目与问题维度数目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得到了实践检验的相关关系（Lijphart 1999，78—89），与莱因·塔格佩拉和伯纳德·格罗夫曼（Rein Taagepera and Bernard Grofman 1985）提出的如下公式大致相符：
N = I +1
其中， N 代表有效政党数目， I 代表问题维度数目。简言之，威斯敏斯特模式下典型的单一问题维度两党制与以上公式的计算结果吻合度最高。具体来说，英国、（1996年之前的）新西兰、巴巴多斯的单一问题维度政党体制下有效政党数目分别为2.11个、1.96个和1.68个，与根据公式计算出的结果2.00个都非常接近。另一方面，瑞士的4个问题维度（左—右、宗教、环境保护3个维度十分明显，城乡差异和语言文化差别不那么突出，因而各自算作半个维度）应有大约5个政党；实际的数字是5.20个。1977年之后的比利时政党体制下有5个问题维度（上述7个维度中除城乡维度和外交政策维度之外的5个维度），对应着6个左右的政党；实际的数字是6.05个。同样，在居于以上两种政党体制之间的温和多党制下，实际的政党数目与公式的计算结果也十分接近。
问题维度的数目不同于有效政党数目，也不像下面四章中将要探讨的四个变量，它不是一个结构性的变量，因此我们没有把它作为综合性更强的行政机关—政党维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问题维度数目与有效政党数目密切相关，这使它与行政机关—政党维度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对行政机关—政党维度的总体轮廓只会产生轻微的影响。
[1] 不以各政党的议席占有率为依据，而根据它们所获选票的比例来计算有效政党数目也是可行的，但我一贯采用议席占有率的计算方法，因为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各政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和活动模式，以及它们对内阁构成的影响。有效政党数目（ N ）与道格拉斯·W.雷和迈克尔·泰勒（Douglas w.Rae and Michael Taylor 1970，22—44）提出的分裂指数（ F ）异曲同工，而且只需在F的基础上经过简单的计算即可得出：
有效政党数目的优点在于它比抽象的雷—泰勒分裂指数更形象，更容易让人们把它与政党的实际数目挂起钩来。并不是没有人批评它（例如，Dunleavy and Boucek 2003），但我同意塔格佩拉的观点，虽然它在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所有的替代方法都比它“还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