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如印度的国民大会党、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日本的自由民主党、美国的民主党以及乌拉圭的广泛阵线（Broad Front）、红党（Colorado）和白党（Blanco），我提出了类似的解决办法。这些政党并不是现代民主国家中仅有的缺乏强大凝聚力的政党——实际上，把政党当作“单一行为体”的看法总的来说就是错误的（Laver and Schofield 1990，14—28）——但它们是最典型的例子，通过考察这些例子，分析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上述各党的党内派系与独立的政党极为相似。例如，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通常把自由民主党的各个派系当成“党内之党”（Reed and Bolland 1999）；在和田纯一郎（Junichiro Wada 1996，28）的笔下，自由民主党“不是一个统一的党，而是各个派阀的联盟”；雷蒙德·D.加斯蒂尔（Raymond D.Gastil 1991，25）尖锐地指出“日本‘真实的’政党体制是自由民主党内部的派阀制度”。尽管1994年推行的选举制度改革削弱了从事派别活动的动机，但自由民主党仍是一个明显的派系林立的政党（Krauss and Pekkanen 2004）。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之前，同样“与其说是统一的政党，倒不如说是各派系的联合”（Goodman 1991，341）。

印度的国民大会党是另一个高度派系化的政党，而且在其历史上的多数时期都是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党。保罗·R.布拉斯（Paul R.Brass 1990，97）认为，探讨印度的“派系制度”比谈论其政党体制更为确切。不过，国民大会党的派系化程度已逐渐减弱，原因是几个党内派系的分裂导致党的规模缩小而变得更加统一。最后一次重要的分裂发生在1999年。美国民主党的情况如克劳斯·冯贝米（Klaus von Beyme 1985，229）所言，“在国会中的行为像是两个政党”，即南部的保守派（Dixiecrats）和北部的自由派。这种分裂延续至今，表现为党内保守的“蓝狗民主党人”（the Blue Dog Democrats）与北部倡导自由主义的派别之间的斗争。最后，乌拉圭的各政党在历史上饱受党内派系的困扰。虽然1997年的宪法改革取消了总统选举中政党派系各自提名候选人的做法，但是议会选举的规则未受触动，党内派系仍然非常强大、极为重要（Cason 2002）。

在组织内阁时或者在联合内阁中，党内各强大派系的活动也非常像政党。前文中已经提到过，联合内阁的持久性比一党内阁差。如果派系的行为确实像政党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测，由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组织的内阁，其持久性要比内部凝聚力更强的政党组成的内阁差。通过对8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詹姆斯·N.德鲁克曼（James N.Druckman 1996）发现情况的确如此。

要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以便解决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到底应算作几个政党的问题，最大的困难是需要进行折中的两个数字不是一目了然的：最低值是把它们算作一个政党，但最高值是多少呢？在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党内派系最明显、最容易辨认的国家里，派系的数目一直是很多的：如果把这些派系都作为政党来计算，那么根据前文探讨过的有效政党数目的计算方法，天主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都应被计为5—6个政党。这个数字显然被夸大了，因为按照这种算法，意大利和日本的政党体制就成了世界上最极端的多党制。我主张把最高值减少些：每个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算作2个同样大小的政党。根据最低值（假设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是1个政党）和最高值（假设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是2个同样大小政党）分别得到两个有效政党的数目，然后对这两个数目进行折中，得到它们的平均值。

结果是，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被算作一个半政党——与我提出的计算结成紧密联盟的政党的结果恰好相同。当然，我提出的计算内部派系林立的政党的方法只得到粗略的近似值，而且更加反传统——因此可能引起更多的争议。不过，本书关注的焦点是多党制的程度，并将其作为权力集中—权力分散的一个要素，因而党内的严重分裂是绝对需要考虑的因素。我本人唯一的疑惑不是对政党的数目作些校正是否有必要、是否有道理，而是我提出的校正方法是不是真实可靠。 3a6BIW2mdMDqLjFRFJzlOof0Xf0BfUmy+ajMfubJIhp7QTeYAv8Xwgt9Fr3OX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