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社会生活作为基本概念被描述成一种自我持存的斗争关系时,现代社会哲学就在思想史中登堂入室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政治著作在理论上为这样一种观念开辟了道路,按照这种观念,主体和政治共同体一样,在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中互相对立。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中,永恒的利益冲突最终发展成为契约论论证国家主权的首要根据。只有在直到中世纪依然有效的古典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失去了其巨大的说服力之后,才会出现这样一种新的“自我持存的斗争”的思想范型。 [1] 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学说到中世纪基督教自然法,人基本上都被看作是一种能够结成共同体的存在物,也就是说,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为了实现其内在本质而必须依存于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构架。只有在古希腊城邦(polis)或古罗马公民社会(civitas)这样的伦理共同体中(主体间共享的美德明确地把共同体与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纯粹功能联系区别开来),人类本质的社会性质才真正得以确立。从这样一种目的论的人的概念入手,传统政治学说给自己规定的理论使命在于,从理论上明确德行的伦理秩序,使个体的实践(也就是个体的教育)能够得到充分的展开。故此,政治学同时也探讨适当的制度和法律问题,它历来也都是一种关于好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的学说。
但是,从中世纪后期社会结构开始转型,而且不断加速,到文艺复兴时期登峰造极,这个过程不仅仅让古典政治学的两个理论要素变得可疑,而且还在根本上剥夺了这两个理论要素的一切精神力量。因为,新式贸易方法的引进,出版业的兴起和生产活动的发展,最后还有公国和商贸城市日益获得独立性等等,所产生的结果是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长足发展,远远超出了传统道德的保护框架,以至于道德再也不能只是作为一种德行的规范秩序而被研究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正是在社会结构的变革已经彻底完成的地方,古典政治哲学转变成了现代社会理论。马基雅维利,一位在其家乡佛罗伦萨失意的外交官,在他的《政治文集》中认为人是一种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物,这就与传统的哲学人类学前提彻底决裂了。 [2] 一个政治共同体如何才能恰当地维持和扩张权力呢?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思考,他的这些思考建立在一种社会本体论基础之上,认为主体间永远处于一种相互为敌的状态:人受永不餍足的野心驱使,无休止地发明以成功为取向的新的行为策略,彼此都意识到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心地位,于是,他们始终都处于一种可怕的互不信任状态。 [3] 为了自我持存而不断地进行斗争,策略互动形成了一个漫无边际的网络,由此,马基雅维利发现,这一切是社会生活中的自明状态;而且,马基雅维利比较历史分析的中心范畴针对的是这种状态所揭示的成功权力行为的结构前提。即便是在他依然使用罗马历史志的基本形而上学概念和讨论“权力”(virtu)或“运气”(fortuna)的地方,他也仅仅是涉及一些历史条件;从政治行为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历史条件显然一直都是他们策略性权力谋划的资源,而且,在实践中是无法节制的。 [4] 马基雅维利认为,贯穿在他的全部历史研究中的最终参照点仍然是这么一个问题:统治者怎样才能用伶俐的手法对持续不断的人类利益冲突施加影响?这样,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他对历史发展的阐述),第一次确立了一种社会哲学观念,认为社会行动领域处于主体间为保护肉体认同而永恒斗争的状态之下。这一理论观念虽然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论证,但已经具有历史突破意义。
在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之间仅仅相隔120年的时间,但这足以让同样的本体论基本观念走向成熟;所谓走向成熟,也就是成为了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假说。与马基雅维利相比,霍布斯不仅具有历史和政治优势,经历了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和商业流通的进一步扩张,而且他也已经可以从自然科学中找到其理论的方法论样板,因为在当时,由于伽利略成功的研究和笛卡尔的哲学认识论,自然科学获得了广泛的信任。 [5] 为了给未来一切政治学提供一个理论基础,霍布斯给自己制定了非常庞大的研究计划,探讨“公民生活的法则”,这样,马基雅维利从日常观察中所获得的人类学前提,就具有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形式,它们涉及的是人的独特本性。霍布斯认为,人类在机械的意义上,就像一台自我运转的机器,人的特异之处就在于他们为了关心未来的幸福而不断地努力。 [6] 只要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这种预期行为就会扩大成一种权力行为,它与生俱来,起着防御作用;由于两个相遇的主体必定是彼此陌生,而各自的意图又难以揣测,所以,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为了能够在将来的自卫中抵御可能来自对手的打击,就不得不预先扩张自己的权力潜能。
以这种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人类学为基础,霍布斯在他研究计划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虚构的人际状态,他用容易招致误解的“自然状态”一词来描述这种情形。君特·布克(Günther Buck)准确地指出,自然状态学说的意图并不在于通过对所有历史进行方法论的归纳来呈现人类社会化的社会原始状态。 相反,它倒是想再现一般的人际状态;如果调节社会生活的一切政治控制机构都可以假定被废除,那么,从理论上说,这种人际状态是肯定会出现的。由于一种防御性的权力扩张行为应该成为个人本性的构成要素,从这一递减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就具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性质。在霍布斯计划的第三部分,他最后运用这一理论上构成的状态为他的主权国家学说奠定了哲学基础。人与人永恒的战争状态,永久的恐惧和互不信任等,所有这些明显的消极后果都将证明,通过契约调节的一切主体对最高统治权力的服从,只能是所有人均衡目的理性利益的合理结果。 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国家契约的绝对正当性仅仅在于:只有契约才能结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主体为了捍卫自我而发动的。
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一样认为,这一社会本体论前提(尽管他们在科学要求和程序上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他们都持有这一前提)对国家行动的基本概念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他们都把主体为自我持存而斗争作为理论分析的关键,所以,他们必然同时要强调政治实践的终极目的就是不断结束这种威胁性的冲突。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当中,这一结论十分激进,他由此而摆脱了传统政治哲学关于主权行为的一切规范约束和义务。 相反,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中,同样的结果则表现为:他为了最终实现政治的权威形式而牺牲了社会契约的自由内涵。 [7]
青年黑格尔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中所反对的,恰好是现代社会哲学把国家行为还原为目的理性的权力运用。他为了体现自己的批判意图而利用了霍布斯个体间斗争的思想模式,这就决定了他在耶拿时期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地位。
[1] 请参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古典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ä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载其《理论与实践》( 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 am Main,1971,第48页及以下诸页,特别是第56页及以下诸页。
[2] 请参阅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的杰出研究:《马基雅维利:现代政治思想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危机中的基础》( Machiavelli : Die Begrüendung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der Neuzeit aus der Krise der Republik Flolenz ),Frankfurt am Main,1984,尤其是第三部分,第1章及第2章。
[3] 请参阅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Der Fürst ),Stuttgart,1961,第17章;以及马基雅维利:《谈话录》( Politisch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alte und die italienische Geschichte ),Berlin,1922,第1卷,第29章。
[4] 弗赖尔(Hans Freyer)在他的《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 ,Weinheim,1986)中阐述了这一主题,着重参阅该书第65页及以下诸页;近来相似的研究还有克斯廷(Wolfgang Kersting):“行动的强权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行动学说”(Handlungsmächtigkeit:Machiavellis Lehre Vom politischen Handeln),载《哲学年鉴》( Philosophisches Jarbuch )3/4,1988,第235页及以下。
[5] 请参阅哈贝马斯:“古典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前揭,第67页及以下;值得参读的还有:博克瑙(Franz Borkenau):《从封建到市民社会世界途径的转型》( Der Ű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ürgerlichen Weltbild ),Paris,1934,第439页及以下诸页。
[6] 请参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名言( Leviathan ,1976,第75页)。关于霍布斯的政治人类学,请参阅布克(Günther Buck):“自我持存与历史性”( Selbsterhaltung und Historizität ),载埃布林(Hans Ebeling)编:《主体性和自我保护——现代性诊断论文集》( Subjektivität und Selbsterhaltung : Beiträge zur Diagnose der Moderne ),Frankurt am Main,1976。
[7] 请参阅哈贝马斯:“古典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前揭;此外还可参阅布洛赫(Ernst Bloch):《自然法和人类尊严》( 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 ),Frankfurt am Main,1961,第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