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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黑格尔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始终致力于消除康德的个人自主概念当中纯粹的应然要求特征，认为它在理论层面上早就是一个社会现实的历史有效因素；而且，黑格尔一直都认为，对由此而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把现代自由学说与古代政治思想，即道德与伦理（Sittlichkeit）协调起来。 [1] 但只是在他作为哲学讲师执教于耶拿的那几年里，他才打磨出完成这一任务的理论工具，其内在原则已超出了他当时的时代和制度的界限，并且对现实中的一切政治统治形式都持一种批判的立场。那时，黑格尔坚持认为，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内在压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实践政治制度。个体要求其认同在主体之间得到承认，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扎根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超越了现有的一切社会进步制度标准，不断冲突和不断否定，渐渐地通向一种自由交往的境界。尽管这种构想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现实效果，但青年黑格尔还是提出了这种构想，原因仅仅在于，他能够促使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社会哲学中的“社会斗争”模式发生理论转型，由此，他可以把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根源追溯到道德冲动那里，而不是追溯到自我持存动机那里；由于黑格尔在此之前已经把斗争行为解释成一种对于社会承认关系的干扰和侵犯，因此，他会在斗争中发掘出人类精神（Geist）伦理形成过程的中心媒介。
当然，在黑格尔的著作里，这种粗略勾画的方案还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构架和初步的设想，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在黑格尔结束耶拿时期所完成的《精神现象学》中，“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模式就已经失去了核心地位。但是，耶拿时期以后到最后体系形成之前的著作中， [2] 这一模式在理论原则上依然清晰可辨，由此出发可以重构一种独特的社会理论的诸种前提。
[1] 请参阅里特尔（Joachim Ritter）：“道德和伦理：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Moralität und Sittlichkeit. Zu He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Kantischen Ethik），载其《形而上学与政治：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研究》（ Metaphysik und Politik, Studien zu Aristotele und Hegel ），Frankfurt am Main，1977，S.281ff.；以及马奈德（Odo Marquard）：“黑格尔与应然”（Hegel und das Sollen），载其《历史哲学的困境》（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Frankurt am Main，1973，S.37ff.。
[2] 我在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如下著作：（1）《伦理体系》（1802/1803， System der Sittlichkeit ，Georg Lasson，Hamburg，1967）；（2）《第一精神哲学》（1803/1804），原指“实在哲学，I”， System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 ，Hamburg，1986；（3）《实在哲学》（1805/1806， Jenaer Realphilosophie ），Hamburg，1969。此外还有《黑格尔全集》，第2卷， Werke in 20 Bänden ，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Frankurt am Main，1971。关于黑格尔这一时期著述情况的概述，请参阅基默勒（Heinz Kimmerle）：“黑格尔耶拿时期思想的发展”（Zur Entwicklung des Hegelschen Denkens in Jena），载 Hegel-Studien ，增刊4，1968，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