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的档案保管员在这座城市被任命。但严格地讲，他是否真的被任命了呢？难道凭他本人的学识表现不出来吗？某些心怀恶意的人把他视为工艺学和结构技术统治的新型代表人物。另一些人则因精神这一字眼大冒傻气，把他贬斥为希特勒 的帮凶；或者指责他起码损害了人权（他们不会原谅他宣告了“人之死”）。 有些人认为他是装疯卖傻的家伙，未能以任何经典著作为立论依据，也很少援引著名哲学家的言论。相反，还有一些人悟出某种新而又新的事物已在哲学领域诞生，并且，这部著作 与其反对之物媲美：节庆渐露端倪。

不管怎样，犹如在果戈理 的故事（而非卡夫卡 的故事）中那样，一切都开始了。这位新档案保管员宣布他将只看重那些陈述。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顾及所有老一代档案保管员所关注的命题和语句。他将忽略层层叠积的命题的纵向等级（hiérarchie verticale），也放弃好像相互对应的语句的水平关系。他将沉醉于一种变幻不定的对角线之中，此外，对角线将把人们过去无法理解的东西变成可读的材料，确切地说就是陈述。这是一种不成调的逻辑吗？人们对此深感忧虑，完全正常，因为档案保管员存心不给出任何例证。他认为，他以前不断提供过例证，当时，连他本人也不知道曾提供的正是例证。现在，他所分析的唯一而确凿的例证，是有意让人担忧的。这个例证不是别的，而是一系列字母。它们是我胡乱写出来的，或者，是我按照打字机键盘上依次排列的字母抄写下来的。“打字机键盘不是一种陈述，但是，排列在打字机手册里的同一系列字母（A，Z，E，R，T）是法文打字机采用的字母顺序的陈述。” 这种 多样性 （multiplicités）不具有任何形式的规则性语言结构，它们都是陈述。什么是Azert? 既然我们习惯了其他档案保管员的研究方法，那我们就要问，在这些条件下，福柯如何能够产生陈述。

这一点尤其正确，因为福柯断言所有陈述基本上都是 稀有的 （rares）。事实上和法律上，陈述都与稀有规则和稀有效应密不可分。甚至恰恰是这一特点使陈述与命题、语句形成对照。就命题而言，我们总能尽量建构，尽量根据不同类型用一些命题表达另一些命题；这类形式化命题不应有别于可能和现实，命题的形式化衍生出大量的可能命题。至于那些确已说定的陈述，事实上，其稀有性来自一个语句对其他语句的否定、阻止、反驳或抑制，虽然每个语句都产生于它未曾言说的一切，产生于可能的或潜在的内容。这一内容衍生出意义，且显现于解释之中，同时形成“隐匿话语” ，即法律上的真正资源。语句辩证法总是服从矛盾，只是为了超越或加深矛盾；命题类型学服从于抽象，抽象在各种层面上将高级类型和低级类型协调起来。然而，矛盾与抽象是增加语句和命题的手段，犹如语句与语句总是对立的可能性或者总是以命题为基础构成命题的可能性。相反，根据精打细算原则甚或短缺不足原则，陈述与稀有空间不可分离，它们正是分布在这一空间。陈述领域既不存在可能性也不存在潜在性，一切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性都显而易见：在此时此地，随着这样的空隙和空白的出现，独一无二的现实性清晰明白地展现出来。但是，所有陈述肯定很有可能彼此对立，处于不同的层面。可是，福柯用了两章的篇幅严格指出，陈述矛盾在可测的确定距离上只存在于稀有空间，陈述主要与变幻不定的对角线相关。在这个空间，变幻不定的对角线，能够直接将同一陈述群与处于不同层面的陈述群加以对照，能够在同一层面上直接选择某些陈述群而不考虑其组成部分的另一些陈述（这些陈述必以别的对角线为条件）。 这是个变得稀薄的空间，它使这些运动（mouvements）、移积（transports）、罕见的维度（dimensions）和划分（découpages）成为可能，这种“有空隙而撕碎的形式”令人吃惊，在陈述方面，已说定的事物实在不多，“ 能 （peuvent）说定的事物也很少” 。在稀有或扩散的组成部分中，逻辑标示的结果是什么？稀有或扩散的组成部分与否定没有任何联系，反而形成陈述固有的“实证性”。

福柯进而变得更加让人放心：如果陈述的确稀有，并且基本上稀有，就无需独创性地产生陈述。陈述总是表示奇异性和奇点 的传播。奇异性和奇点分布在彼此一致的空间。我们明白，空间自身的构成和变更产生了一系列拓扑学问题，这类问题很不利于创造、开端或基础。更有理由说，在受到重视的空间，首次传播的产生，或者说传播的恢复和再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述的 规律性 （régularité）：不是平均，而是曲线。其实，陈述不与它所依赖的奇点传播混同在一起，而与通往其近邻的曲线状态相交织，更与它得以分布和再生的场域规则相结合。这就是陈述的规律性。“因而，独创性与寻常性的对立是不合理的：在最初表达与几年、几个世纪后或多或少准确重复这种表达的语句之间（考古学描述）不确立任何价值的等级；它不产生根本差异。它只试图建立陈述的规律性。” 独创性问题比存在于一切中的起源问题更少。不必充当创造陈述的人，陈述不依赖任何 我思 ，不依赖使之成为可能的先验主体，不依赖第一次讲出它（或重新创造它）的自我，也不依赖保存、推广和印证它的时代精神。 每一陈述都有许多主体性“位置”，且变化无常。但是，准确地说，因为不同的个体可能来自各种情况，所以陈述是积累的特殊对象，根据这一对象，陈述被保存、传播或者重复。这种积累像一个储存组织，它不是稀有的对立面，而是这种稀有产生的结果。它也取代了起源、起源复还概念：犹如柏格森哲学的回忆，陈述在其空间里自我保存，并且与这一空间延续或重建一样存在。

我们应当围绕陈述把三个圆圈区分为三个空间侧面。首先是 侧面空间 （espace collatéral），这个空间是由其他陈述组合、毗连形成的，这些陈述是同一陈述群的四个部分。如果是确定陈述群的空间，或者相反，是确定空间的陈述群，那么知识（savoir）问题很少引起人们注意。既不存在有别于陈述的一致空间，也不存在无定位的陈述，这两者在构成规则的同一水平上相结合。重要的是，这些构成规则既不转化为某些公理（如命题），也不变成语境（如语句）。一些命题纵向地凭借高级公理——高级公理决定内在的常项——确定一致的系统。这是建立一致性系统的语言学条件。至于语句，它们根据外在变项可能在一个系统具有一个语句成分，在另一系统拥有另一个语句成分。一切别的语句成分都是陈述：它与固有变项不可分，通过这个变项，我们从未处于一个系统之中，却一直不断地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甚至转入同一语言内部）。陈述既不是旁侧的，也不是纵向的，而是横向的，陈述规则与陈述相适应。在那些能够确定规律性而非一致性的 变化或随意的 规则本身之下，当拉波夫特别指出青年黑人如何不断从“黑人英语”（black english）系统转向“标准美国英语”（américain standard）系统（及相反）之时，或许，福柯与拉波夫 彼此相近。 甚至，关于话语构成的种种陈述好像在同一语言中起作用时，它们通过同样多的系统或语言从描述转向观察、计算、制度、规定。 因此，形成陈述群或陈述族的是过渡规则或者变化规则，同样，使这样的“族”成为分散和混杂中心的是一致性的对立面。这个中心是组合或毗连的空间：每一个陈述都与各种陈述交织起来，经由过渡（矢项）规则与不同的陈述发生联系。因此，每一陈述不仅与“稀有的”多样性不可分，并很有规律，而且具有多样性：是多样性，而不是结构或系统。陈述拓扑学与命题类型学之间的对立，犹如它与语句辩证法之间的对立。据福柯看来，我们认为，陈述、陈述族、话语构成首先取决于固有的变化曲线，或者取决于分布在组合空间的矢项场：这是作为 原函项 （fonction primitive）的陈述或者是“规律性”的基本含义。

第二个空间侧面是 相关空间 （espace corrélatif），它与组合空间不同。现在的关键是陈述关系，不再是与其他陈述之间的关系，而是与陈述的主项、对象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发现陈述与词项、语句或命题间崭新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上，语句依赖已说定的陈述主项，该主项似乎能使话语开始出现：关键在于“我”，“我”作为语言学上的人称，不可归于“他”，甚至在他还未明确被表示出来之时，“我”就是连接者或自我参考系。因此，我们对语句的分析，是从内在常项（我的形式）和外在变项（决定我且充当这一形式的东西）两个方面着手的。这与陈述完全不同：陈述依赖的不是某种唯一的形式，而是变化无常的内在身份，身份是陈述自身的组成部分。例如，如果“文学”陈述依赖作者，匿名信也依赖作者，但这完全是另一层意义，普通信件依赖签字人，契约依赖担保人，布告依赖拟稿人，文集依赖编纂者…… 它们不是语句的一部分，但统统都是陈述的一部分：这是原函项的 派生函项 （fonction dérivée）和陈述的派生函项。陈述与可变主项间的关系本身构成陈述的内在变项。“我很久都是早早就寝……”，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如此起笔，并把它归于故事的讲述者。随着人们将这个语句与任意主项联系起来，或者与作者普鲁斯特联系起来，这完全是相同的语句，却是不同的陈述。进一步讲，同一陈述可能有几种身份或几个主项地位：作者与讲述者，或者签字人与作者，犹如在德·塞维涅 夫人的信件里（收信人在两种情况下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报告者与被报告者同时存在，犹如在间接话语中（尤其是在主项地位彼此渗透的自由的间接话语中）。但是，各种地位都不是派生陈述的初始的“我”的形象：相反，它们派生于陈述自身，在此名义下，它们是“非人称”“人称代词— 他 （IL）”或“泛指代词— 人们 （ON）”的形式，“ 他 说”“ 人们 说”都根据陈述族进行自我规定。福柯酷似布朗肖 ，布朗肖提出了完整的语言人称学，并在匿名低语声的深处确定了主项地位。正是在这无始无终的低语声中，福柯期望就位，在这里，陈述为他指定了一个位置。 这也许是福柯最动人心弦的陈述。

我们将讨论陈述的对象和概念。我们认为命题有语词所指的对象。因此，表示或者指向性是命题的内在常项，替换（或不替换）命题的事物状态则是外在变项；但是事物状态不同于陈述，陈述有话语对象。话语对象决不包括已经涉及的事物状态。这是派生对象。这一对象在作为原函项的陈述变项范围内明确地自我确定。它无法区分不同的指示类型。有的指示类型可能被事物状态替换，有的指示类型是空的，一般是虚构的或想象出来的（比如，我遇到过独角兽），或者甚至通常是荒谬的（如方的圆）。萨特 曾经说过，与即将入睡时不变的环境和醒着的普通世界不同，每个梦、每个梦境都有其特殊的世界。 福柯的陈述如梦：每个陈述都有其特殊对象，或者被一个世界所包围。因此，“金山在加利福尼亚”完全是陈述：它没有语词所指的对象，但以空的指向性为由还显得不够充分，处于空的指向性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般所谓的虚构）。“金山在加利福尼亚”这一陈述绝对拥有话语对象，也就是一定的想象世界。想象世界“允许或不允许地质的和地理的相同幻想”（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是否引用“一颗像里茨酒店那么大的钻石”，这颗巨钻不求助于一般所说的虚构，但求助于十分特殊的世界，菲茨杰拉德 的陈述被这个特殊世界包围，这种陈述在与同一作者的其他陈述所处的关系中建立起“族”）。 最后，就陈述概念而言，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词语完全是作为所指的概念，就是说是作为外在变项的概念，根据词语所指（内在常项），词语与概念有关。但是，在这里，词语与陈述不再相同。在不同系统的交错处，陈述有其自身的概念，不，确切地说，有其特有的话语“模式”（schèmes discursifs），陈述作为原函项而贯穿于不同的系统，例如，在某一时代或某一话语构成中（17世纪的躁狂症和19世纪偏狂的出现……） ，医学陈述中存在着症状的归类和易变区别。

如果陈述有别于词语、语句或命题，那么这是因为它们自我包含，诸如陈述的“派生陈述”、主项函项、对象函项和概念函项。准确地说，主项、对象、概念只是原函项或陈述的派生函项。相关空间是陈述族的主项、对象、概念的地位和身份的论述秩序。这是“规律性”的第二层含义：这些不同的地位体现着特殊的情况。因此，陈述的多样性与词语、语句、命题系统产生对立。词语、语句和命题系统通过内在常项和外在变项而发展，陈述的多样性则通过固有变项和内在变项而扩展。从词语、语句和命题的观点看，好像是偶然的东西，但从陈述的观点看，却变成规则。因此，福柯建立了一种新语用学（nouvelle pragmatique）。

第三个空间侧面是外在的，即 补充空间 （espace complémentaire），或者非话语构成空间（“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过程”）。福柯正是在这一点上初步建立起政治哲学概念。制度本身包含着陈述，例如宪法、宪章、契约、登录和记载。相反，一些陈述依赖制度环境。没有这些环境，出现在这样的陈述场合的对象不可能形成，谈论这一地位的主项也不可能产生（这一地位是指，在一定时代，作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医生在医院或诊所的身份，对象的新出处）。但进一步讲，制度的非话语构成与陈述的话语构成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欲望，就是建立一种纵向平行论，犹如相互象征的两种表现形式（表现形式的初级关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建立横向因果关系，根据这种因果关系，事件和制度把人们确定为陈述的假设作者（反思的中级关系）。对角线仍然强制性规定第三条途径： 与非话语环境相关的话语关系 （relations discursives avec les milieux non discursifs）。它们自身既不内在于陈述群又不外在于陈述群，但是构成前面谈到的范围，即确定的横向关系，没有这种关系，陈述对象就不可能出现，其地位也不能在陈述自身中被确立。“当然，这不是政治实践，自19世纪初以来，政治实践强加于作为组织病变或解剖病理学关系的新对象的医学；可是它开拓了医学对象确定的新领域（……受到行政限制和监视的人群……庞大的人民军队……根据一定时代和社会阶层彼此状况的经济需要而建立的医院援助制度）。政治实践与医学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它同样出现在一定的医生条例之中……”

既然独创与寻常的差别并非一成不变，能 得到重复 （répété）是陈述的权利。语句可以被重复或被再现，命题可以被重新构造，唯有“陈述能自我重复” 。但是，重复的现实条件看来是相当严格的。一定存在着相同的分布空间、相同的特殊分类、相同的场合和地位秩序、与创造环境有关的相同关系：它们都构成陈述的“物质性”，有了物质性，陈述才能出现。出现在18世纪博物学中的“物种变化”与出现在19世纪生物学中的“物种变化”，不是同一陈述。甚至，随着描述可以使用度量单位、距离、分布、完全不同的制度，从达尔文 到辛普森 ，陈述不一定保持同一。同一句口号（“疯子们，滚到疯人院去吧！”），可能完全属于不同的话语构成，如在18世纪，是为了抗议把犯人和疯子混杂在一起；或者相反，如在18世纪，是反对某些把疯子和犯人分开的疯人院，或进一步讲，今天出现了反对改变医院环境的情况。 人们提出反对意见说，福柯使以 语境 （contexte）为基础的经典分析变得优雅起来，除此而外，没有别的了。这完全低估了他所建立的新标准，准确地说，这是为了表明，在同一陈述里不总有相同的地位，不再产生相同的奇异性，人们可以言说一个语句或提出一个命题。如果我们在确定包含陈述的话语构成时必须揭示虚幻的重复，那么我们反而会在同构 或同位 的不同构成之间发现这种虚幻重复。 至于语境，它什么也没有说明，因为按照话语构成或者受到重视的陈述族来说，语境具有不同的性质。

倘若陈述的重复有着如此严格的条件，这便不是根据外在条件，而是根据内在的物质性，内在物质性使自身的重复成为陈述的固有力量。这是因为陈述总是通过与一个 别物 （un autre chose）所具有的特殊关系而自我规定，该物与陈述处于同一水平，也就是说，某一别物关涉陈述自身（与它的意义或它的组成部分无关）。这个“别物”可能是陈述，在某种情况下，陈述公开重复出现。不过，此别物处于极端的时候，必然不同于陈述，这就是外部。这是纯粹的特殊辐射，如同不确定的点，因为特殊辐射尚不由曲线决定和限制，陈述曲线将这种辐射联系起来，并且在邻域形成。福柯指出，曲线、图表、塔形图都是陈述，但它们所体现的不是陈述。我抄写的字母AZERT同样是陈述，尽管打字机键盘上的这些字母不是陈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秘密重复使陈述充满活力；读者重新发现了影响《雷蒙·鲁塞尔》最优美段落的主题；“反常产生同一的微妙差异”。陈述自身就是重复，尽管它所重复的是“别物”，这一别物可能与陈述非常相似，简直相同。那么依福柯看来，最大问题是弄清作为陈述条件的奇异性包括什么。可是，《知识考古学》停留于这个层面，还无须讨论这个超出“知识”范围的问题。福柯的读者推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领域，即与知识相结合的权力（pouvoir）领域。恰恰是这些著作会探索该领域。然而，我们已经揣测到键盘上的AZERT是权力焦点集合，即反复出现在法语字母表上的字母和有间距的手指之间的力量关系集合。

在《词与物》中，福柯解释道，问题既不在物也不在词。没有更多的对象，也没有更多的主项；没有更多的语句，也没有更多的命题和更多的语法、逻辑或语义的分析。陈述远远不是词和物的综合，也远远不是语句和命题的复合，更确切地说，完全相反，它们先于不明言以它们为前提的语句或命题，是词语和对象的构成者。福柯着手进行了两项修改：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他过于强调疯狂的“经验”，疯狂经验当时还居于野性状态和命题的二重性之中；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他援用了“医学凝视”概念，医学凝视在当时仍以与客体相比太确定的假设主项的唯一形式为条件。然而，这些修改也许是虚假的。为了有利于新实证主义，抛弃作为《古典时代疯狂史》绝妙之处的浪漫主义并不令人感到遗憾。变得稀有而自身富有诗意的实证主义，在话语构成或陈述的传播过程中，也许有效地使始终作为疯狂经验的总体经验重新活跃起来；在话语构成内部的不同场合，也能有效地使变幻不定的位置重新活跃起来，这些位置属于医生、临床医生、诊断医生和文明的症状学家（撇开一切世界观 ）。《知识考古学》的结论，如果不是提出关于作品的一般理论应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是什么呢？积极的“话语”在与我生死无关的“外部”组成要素中形成于何处呢？因为话语构成是名副其实的实践及其语言，而不是普遍逻各斯，是死的语言，适宜于促进且时而表达某些变化。

这就是陈述群，并且完全是单独的陈述：这些是多样性。正是黎曼 提出了“多样性”和多样性种类概念，多样性概念同物理学与数学相适合。多样性概念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后来出现在胡塞尔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和柏格森 《论意识材料的直接来源》之中（柏格森力求把绵延确定为与空间多样性相对立的多样性类型，这有点像黎曼区别离散和连续的多样性）。但是，这一概念在两方面都流产了，或者因为类型差异在建立简单二元论时掩盖了它，或者因为它以公理系统的地位为目的。但这个概念的基本方面是，像“多”这样的名词的构成不再是可以和一对置的谓词，或者不再是可归因于表示为一的主项的谓词。多样性完全不在乎多和一的传统问题，尤其不在乎制约它、思考它、从起源派生它等的主项问题。既没有一也没有多，不管怎样，它们都会诉诸意识，而意识在一个之中重新开始又在另一个之中发展。只存在稀有的多样性，它们与为了某时起主项作用的奇点及其空位，可并合、可重复且自我保存的规律性结合在一起。多样性既不是公理的，又不是类型的，而是拓扑的。福柯的著作描述了多样性理论—实践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在另一方面，这就是在莫里斯·布朗肖建立的文学创作逻辑中的方法：单数、复数、中性和重复之间最严密的关系，以便同时摈弃意识形式或主项形式，以及未分化的无限的空洞无物。福柯在这方面没有掩盖他认识到的与布朗肖之间的密切关系。福柯指出，今天争鸣的要点更多地支撑在我们假设的不完全具有一定结构的范围内主项的位置和身份上，而不是支撑在某种结构主义与被我们称作结构的非模型和现实的存在之上。因此，只要我们直接以历史反衬结构，那么我们会认为，主项把意义作为构成的、聚集的、统一的作用加以保存。但是，我们把“时代”或历史构成视作多样性时，主项同样不再具有这一意义。时代和历史构成犹如避开结构支配那样避开主项支配。结构是命题，在十分确定的层面上，具有可定性公理特征，构成一致性系统，而陈述呈现出多样性。多样性渗透到了一切层面，无处不在，“使结构和可协调领域相互交错，使这一领域与具体内容一起出现在时空中” 。主项是语句的或辩证的，具有第一人称特点，话语始于第一人称，然而，陈述是匿名的原函项，该函项只在第三人称上依靠主项而存在，犹如派生函项一样。

考古学与“档案保管员们”至今运用的两大主要技术（形式化与解释）相对立。档案保管员们同时借用它们时，往往从一种技术走向了另一种技术。时而，他们从语句中提炼出逻辑命题，逻辑命题起着明确意义的作用：他们如此越过处于接近可理解的形式、能处于符号表层、却来自异于记录秩序的另一种秩序的东西。时而相反，他们超出一个语句而接近其悄悄参照的另一个语句：他们如此将被记录者与另一种记录并合在一起，这另一种记录大概建立隐藏意义，但首要的是它不记录相同事物，也不具有相同内容。更确切地说，这两种过激态度显示出两端，解释与形式化在这两端游移不定（比如我们在函项—形式假设和“双重记录”的局部假设之间的精神分析摇摆中所见到的那样）。函项—形式假设清除了语句中的过度言说，局部假设清除了语句的非言说。在这里，逻辑判断指出，应该区分出同一语句的两种命题，解释学科判断则指出，一个语句包含某些必须填补的空白。因此，从方法论上看，显然很难限于确实被言说者和 被言说者的唯一记录 （seule inscription de ce qui est dit）。甚至特别是语言学不限于此，语言学单位与被言说者从不齐一。

福柯要求得到十分不同的设想权：犹如格言实证性（positivité du dictum）即陈述那样，与被言说者的简单记录齐一。考古学“不回避口头语言行为（performances verbales），以发现存在于其背后和内部的隐蔽要素和秘密意义，秘密意义埋藏在口头语言行为中或者不用言说而通过口头语言行为显现出来；而陈述并非立即可见；它不以和语法的或逻辑的结构一样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使这一方式不完全明晰并且很难澄清）。 陈述既不可见也不隐蔽 （L'enoncé est à la fois non visible et non caché）” 。在这些基本片段中，福柯明确指出，任何陈述都不可能潜在地存在，因为它关涉确实被言说者；即使存在着的空缺或空白不应混同于隐讳的意义，也仅仅显示出陈述存在于构成“族”的弥散空间里。但是相反，倘若记录与被言说者如此难以齐一，那么正是因为陈述不是立刻可感知到的，并且总是被语句和命题重新遮饰。应当发现陈述的“基底”，进而润饰、构筑和创造这一基底。应当创造和划分基底的三维空间；正是只在有待构建的多样性之中，陈述可作为被言说者的 简单 （simple）记录而形成。不过，如果解释和形式化未曾以作为自身先决条件的简单记录为前提，知识问题便接踵而至。事实上，这岂不是陈述记录（陈述作为记录）吗？在某些条件下，陈述记录在另一种记录中具有双重性，或者凸显于命题之中。所有信封上的地址和所有信末附有客套语的签名，都依赖话语构成中特有的陈述记录：档案遗迹和非文献。“为了语言能够成为对象，被分散在不同层面并被描述和分析，应该存在着总是确定而有限的陈述假设：语言分析总是在语言和作品 汇编 （corpus）之上得以实现；解释和暗含意义的显现总是建立在限制性语句群的基础上；关于系统的逻辑分析在重写文字和形式语言中包含着一定的命题集。”

这是具体方法的要义。我们必须从词语、语句和命题出发。然而，根据所提问题，我们在确定而可变的汇编中组织词语、语句和命题。这曾是分布语言学派布隆菲尔德 或者哈里斯 的要求。但是，福柯的独创性全在汇编方式之中，他确定了汇编范围：既不根据重复出现或语言常项，也不按照说者或写者的个人身份（伟大思想家、著名政治家，等等）。弗朗索瓦·埃瓦尔德 ^[1] 正确地指出，福柯的汇编是“无参照的话语”，档案保管员往往避免援引名人。 他既不选择基本的词语、语句和命题，也不根据词语、语句和命题的结构形成它们的主体作者，而根据它们在群体中所发挥的简单作用而进行选择：比如收容所或监狱的拘禁规则；军纪和校规。如果我们坚决要求回答福柯所采用的标准问题，答案只明确出现在《知识考古学》以后的著作里：汇编里谨慎使用的词语、语句和命题应围绕权力和反抗扩散之地被选择，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调动了权力和反抗。例如，19世纪的“性欲”汇编：我们将寻找到在告解座四周相互交换的词语和语句，以及决疑论手册 里凑集的命题，我们也将重视其他场所、学校、出生率统计研究机构、结婚统计研究机构…… 正是这一标准被实际运用到了《知识考古学》之中，虽然标准理论仅仅在后来才被建立起来。那么若汇编在以前就被建立起来（不以任何陈述为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定语言聚集到这种汇编里，也“落到”这种汇编之上的方式：这就是《词与物》所论述的“语言的存在”和《知识考古学》所引用的“有语言”。“有语言”随着每一集而发生变化。 这就是“ 人们 说”（ON parle），犹如匿名的低语声，这种低语声根据备受关注的汇编而步步向前传播。因此，我们从词语、语句和命题中萃取出不与它们混同的陈述。语句主项、命题对象和词语所指，一方面居于“人们说”之中，被分布和被分散到语言深处，一方面 改变性质 （changent de nature），这时，陈述不是词语，不是语句，也不是命题，而是只摆脱其陈述汇编的构成。依据福柯常有的悖论，语言只聚集于汇编层面，以作为陈述的分布或分散中心，以及必然分散的“族”的规则。这种十分完备的方法相当严密，在不同程度上贯彻到福柯的全部著作。

果戈理在撰写他关于死魂灵记录的代表作时，阐明其小说是诗，并指出，小说为何又在何种程度上必定是诗。在考古学上，可能福柯所论述的不是其方法的话语，而是其先前作品的诗，进而升华到哲学必成诗，即被言说者的动人诗篇这一境界，并且，哲学既是无意义的诗又是至深意义的诗。福柯可以某种方式表明，他向来撰述虚构：我们已经知道，陈述与梦相似，根据受到关注的汇编和我们所勾勒的对角线，犹如在万花筒里一样，一切都变了。但他也可以另一种方式指出，他一向只描写现实，并且以实写实，因为一切在陈述中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在陈述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存在着如此丰富的多样性。不仅有话语和非话语多样性的重要二重性，而且在话语中存在着种种陈述族或者陈述构成，陈述族或陈述构成表在任何时代都是开放的，且各不相同。进一步讲，陈述类型以某些“开端”作标志，同一陈述族能够跨越几种类型，同一类型能够标示几个族。例如，科学包含着数个开端，有些陈述超过这些开端而实现“认识论化”，获得“科学性”，甚或得以“形式化”。但是，科学在陈述族或陈述构成里建立起来，从来不吞并它们：精神病理学的科学地位和科学要求并不取消法律文本、文学表达、哲学思考、政治决议或一般观点，它们是彼此一致的话语构成不可分割的部分。 科学竭力引导话语构成，使某些领域系统化和形式化，哪怕从科学那里受到人们错误认为的与简单的科学缺陷有关的意识形态影响。总而言之，科学局限于知识领域和话语构成。科学不消除知识领域，话语构成是通过科学自身成为知识对象而非科学对象。知识不是科学，甚至也不是认识，它的对象是先前确定的多样性，不，确切地说，是它自身所描述的明确多样性及其奇点、地位和作用。“话语实践与它所产生的科学设计不同；它所形成的知识既非严格的图样，也非已建构的科学的日常副产品。” 然而，我们同样明白某些多样性和构成对知识没有指导作用，这种知识为抵达认识论开端而无法摆脱多样性和构成。在其他方向和别的一切开端，多样性和构成指引知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除非重新分配和真正转变（正如出现在17世纪、18世纪精神病学之前的转变），某些语族“无法胜任”科学。更确切地说，我们追问是否存在开端，比如美学开端，它们在有别于科学的方向上发挥知识的作用，并且能够在多样性和构成所属的话语实践中界定文学作品或者绘画作品。或者甚至是否存在伦理学开端和政治学开端：我们会指出，禁忌、排斥、限制、自由和违反如何“与确定的话语实践发生联系”，又如何与非话语中心相适应，又如何或多或少能够接近革命开端。 因此，在整个多样性范围，在与事件、制度和其他一切实践相联系的被言说者的唯一记录中，诗歌—考古学诞生了。重要的是，超越科学与诗歌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曾进一步加重了巴什拉 作品的负担。这不再是已经找到科学对待文学作品的方法，而是已经发现和衡量了这一陌生领域。文学形式、科学命题、日常语句、精神分裂症的无意义，等等，在该领域同样是一些陈述，但不存在共同尺度，也没有任何简化和话语等价。这一点正是逻辑学家、形式主义者或者解释学家从来没有触及过的。科学和诗歌同是知识。

然而，是什么东西限制语族（famille）即话语构成？如何设想鸿沟（coupure）？它们完全不同于开端问题。但进一步讲，这不是约定的公理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方法，因为从一个构成到另一个构成的替换不一定产生于最一般的、最具形式化的陈述水平上。只有成系列的方法，正如今日史学家所使用的，能够建立一种与奇点相邻的系列，能够在其他方向上和在其他情况下寻找那些延伸它的其他系列。总是存在着某一时间和某一场所，各种系列在此开始，分散和分配到新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空间，鸿沟得以跨越。成系列的方法建立在奇点和曲线之上。福柯指出，成系列的方法似乎存在两种对立的作用，因为它引导史学家在长时期内造成非常巨大而相距遥远的鸿沟，却引导认识论专家往往增加短暂的鸿沟。 我们会重新发现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可定多样性的系列结构使一切序列的分期成为不可能，这有利于哲学家颂扬主体所构想的史学（“把历史分析转换成连续话语，把人类意识转换成一切演进和实践的原始主体，这是同一思想体系的两个侧面：在总体上构想时间，一切革命都只不过是获得意识……”）。

对于总是援引 史学 （Histoire）和反对不确定性概念（如“突变”概念）的人来说，在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在某时某地产生之时，应该联想到真正史学家的困惑，然而又有那么多因素好像促使资本主义可能在别处和其他时代产生。“概括并深入讨论关于系列的问题……”，无论是话语的还是非话语的构成、语族和多样性，都具有历史性。这不仅仅是共同存在的复合体，而且与“派生的时间向量”不可分割；一个新构成同新规则和新系列一起出现之时，在语句上或者在创造中，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由原有素材的遗迹、差异、复活一砖一瓦地积叠而成的，遗迹、差异、复活在新的规则之下继续存在。尽管存在着种种同构和同位，任何一个构成都不是另一个构成的模型。因此，鸿沟理论是一个体系的基本构件。 应当追踪系列，穿越层次，跨过开端，从不满足于根据横向的或纵向的维度而展示现象和陈述，但是形成横跨线和多变的对角线，档案保管员兼考古学家应该在此游刃有余。布莱 关于韦伯恩 稀疏领域的判断也适用于福柯（且适用于他的风格）：“他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维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角线维度，即某种完全在空间中而不在平面上的点、块或形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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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1946— ）：法国《文学杂志》（ Magazine Littéraire ）编辑，曾任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时的助手和巴黎福柯中心主任，现执教于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兼学校。——译注 Nn5IrUo3xvS294HGq6eQc1q2r61h9vXRAm0EV9Aq5DwcdtiCkPbNSu5aUMcboB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