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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的《福柯》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传记”，它于1986年出版，于2004年再版，脱胎于德勒兹在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的讲义。我于1988年秋在艾克斯—马赛大学哲学系开始研习福柯哲学，还记得当年在城里书店购买这本书的情景。虽然书名是“福柯”，但不是一部传记，而是一个德勒兹式的福柯哲学导言，也是一部福柯研究领域的经典。1998年夏天，我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时住在巴黎国际大学城摩纳哥之家（Maison de Monaco），白天拜见巴黎哲学家，随后与他们一起去大学课堂听他们的课、讲座或参加研讨班，晚上“回家”端坐书桌旁翻译这本书，白日出门后总觉得好像家里有人在等我一样。译稿完成之后，2001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入“午夜文丛”（陈侗鲁毅工作室策划）。虽然译作出版，但未能让我感到满意，真有“悔其少作”之感，一直希望有修订甚至重译的时机。几近5年之后，幸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杨凯麟译本《德勒兹论福柯》，读者也许对照着阅读过，应该说，这个译本今天还很值得一读。当然，无论如何，任何译本都绝对无法代替精深考究的法文原作，原作者与译者也无力代替读者阅读和思考。
今受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于力平先生之邀，对该书进行修订，但愿比原译本更好。或许，这就是一条思想之路，犹如手持一张往返票［un aller （et） retour］踏上旅途，也正如海德格尔言：“思想中持存者乃是道路。而且思想之路本身隐含神秘莫测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能够向前和向后踏上思想之路，甚至，返回的道路才引我们向前。”
如果我们试图认真阅读一本书，就用心去翻译它或解读它。修订工作完成之后，无论是“译序”还是“译记”，我本不打算再说些什么，但又总觉得应该说几句。所说会将我们引向何处？所说总在途中，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说话。“我们在何处找到这样一种说话？当然，最有可能是在所说之话中。因为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已经达乎完成了。在所说之话中，说话并没有终止。在所说之话中，说话总是蔽而不显。在所说之话中，说话聚集着它的持存方式和由之而持存的东西，即它的持存，它的本质。”
这是关键。
某一天，在路上遇见一位久违的朋友，他与我交谈，问我：“你最近在做什么呢？还‘在做福柯’吗？”（提问是让问—答当事人进入对话状态的开始。）
我答道：“乏善可陈。”这是面子上的回答，里子方面的确是“在做福柯”。君不见成果出，无可奈何，久久被福柯困住，早就想“走出福柯”。不过，只要持之以恒，译作或著作便会接“二”连“三”地从侧面问世。虽然我一直有修订的打算，但我总以为与这部早年译作《福柯》彻底告别，不会再去碰它了，真的未曾想到，现在不仅碰它，而且对它进行了大幅度修订，不少内容几近重译。
翻译一部著作，就是向作者及其思想问候、道别与致敬，也是向作者所谈人物及其思想问候、道别与致敬。翻译德勒兹的《福柯》就是向德勒兹和福柯问候、道别与致敬。对德勒兹来说，他讲“福柯”，写《福柯》，意味着向福柯说“Salut”（你好！再见！致敬！）“Salut （à） Foucault！”（福柯，你好！福柯，再见！向福柯致敬！）
德勒兹向福柯致敬，我们向德勒兹与福柯致敬，一种致敬的致敬。他们有过去，也有现在，于是，我们会问：作为过世已久的哲学家，德勒兹有未来吗？福柯有未来吗？什么是未来？我们认为，凡大师皆有未来，因为他们是一盏盏明灯，照亮人类前行与精神创化之路，并且我们需要真正的大师。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海然热（Claude Hagère）在其《反对单一语言·前言》
中指出：“仅就思想领域的制高点而论，法国曾经涌现出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Strauss）到罗兰·巴特（R. Barthes），中间又经过米歇尔·福柯（M. Foucault）、德里达（J. Derrida），以及其他人［我们认为，当然包括德勒兹（G. Deleuze）——引者注］。如果将人的无知和不确定感比作黑夜，这些大师的出现就像是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接受他们精神滋养的整整一代人的前行之路。今天再也看不到类似的景象了。”福柯与他同时代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一道携带各自的著作进入历史，直面现在，走向未来。历史、现在与未来互相呼唤。
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作为美国学者所谓“法国理论”的“三驾马车”，与其他同时代的法国理论家一道无疑改变了美国精神生活面貌，像英雄人物或网红明星那样在美国赢得光环无数，当然也经历了数度狂风暴雨式的洗礼。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福柯是谁？福柯是德勒兹的好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十分真挚可贵。在其退休前一年，德勒兹作为哲学家福柯之友，在其课堂讲福柯的“故事”，述福柯的“哲学”，后辑录成册，遂有《福柯》出。作为哲学家（智慧之友或智慧恋人），德勒兹讲述福柯，讲着讲着便把他讲成了自己的“福柯”。于是，福柯及其哲学来到了德勒兹哲学之中而成为其谈论与研究的对象，福柯成了德勒兹的“福柯”，一位“概念人物”。在一定意义上，他成就了德勒兹，况且，德勒兹的教职生涯更是离不开福柯的有力支持和帮助。可见，他在德勒兹心中的形象伟大而重要。
进而言之，“福柯形象”在其所有著述（包括被法国国家图书馆重金购买收藏且视为国宝的那37000页手稿，以及不计其数的演讲音像资料）中得到塑造与显现。福柯生前所出论著就足以使其不朽，在他逝世十年后四卷本文选《言与文》（2001年重新编成两卷）问世，十三卷“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汉译本目前也差不多出齐）陆续出版，《福柯集》（两卷注释本）于2015年入选声望极高的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这标志着福柯作品荣登法国出版界最高殿堂），其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前的课程系列，亦在整理编辑之中，将陆续问世，估计数量质量将不亚于“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福柯似乎还活着，还在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自己的著作，其思想、概念、问题、方法等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学、教育学、科学史等），以及综合性交叉学科“管理学”的众多领域，出现于各种语言文字中的译本和相关研究文献实在难以计数。在中国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柯已赫赫有名，福柯哲学已成显学并为当代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外来语”和丰富的“思想库”。这很难用肤浅的“从众心理”来解释。总之，福柯及其研究者们不断刷新人们对他的认知，一定有其未来与命运。
至此，使我们自然想到福柯在评论《差异与重复》《意义逻辑》时赠给德勒兹的那句名言：“有朝一日，也许将是德勒兹时代（Un jour, peut-être, le siècle sera deleuzien）。”
也许福柯认为德勒兹在最纯粹意义上表达了“差异哲学”，开创了差异概念的世纪。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句话也赠给福柯：“有朝一日，也许将是福柯时代。”在一定层面，我们可以说，福柯开创了一个思想时代，或许我们正处于“福柯时代”。福柯哲学对于我们理解法国当代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大春教授在其《行为的结构》（梅洛—庞蒂著）译后记里指出：“梅洛—庞蒂与福柯是理解整个当代法国哲学精神的两座非常近便的桥梁。”
福柯对其哲学所属领域的认识是相当自觉而清晰的。在《生命：经验与科学》一文中，福柯认为，当代法国哲学存在着两大哲学领域：一、关于经验、感觉与主体的哲学领域；二、关于知识、合理性与概念的哲学领域。前者以萨特、梅洛—庞蒂等为代表，是德国现象学的发展演变，后者以巴什拉、康吉莱姆等为代表，是法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传统开出的历史认识论之花。福柯哲学的早期属于前者，其后期实际上是法国历史认识论的发扬光大。由此可知，福柯兼具这两者的特色，但就其整个一生来说，他所具有的后者特色重要得多。
然而，对于福柯，学界的误解由来已久，误解总是存在的，今天仍然不容乐观，并且很深、很武断，其哲学工作甚至被污名化为“江湖骗术”。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认真对待福柯与他那宏富且极具原创性的著述。仅就我们的阅读任务来说，就异常艰巨。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福柯哲学？什么是德勒兹的“福柯哲学”？德勒兹如何对待福柯及其哲学？在本书中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他做了什么重构和新释？他又是如何完成的？我们最好带着这些问题边读边思，在此不必赘述。综观全书，我们发现，德勒兹以自己的方式重构、新释了福柯哲学，并且赋予其新意义和新价值。针对同时代评论界的极深误解与恶意攻击，德勒兹在《福柯》一下笔便进行回击与澄清，他这样写道：
“一位新的档案保管员在这座城市被任命。但严格地讲，他是否真的被任命了呢？难道凭他本人的学识表现不出来吗？某些心怀恶意的人把他视为工艺学和结构技术统治的新型代表人物。另一些人则因精神这一字眼大冒傻气，把他贬斥为希特勒的帮凶；或者指责他起码损害了人权（他们不会原谅他宣告了“人之死”）。有些人认为他是装疯卖傻的家伙，未能以任何经典著作为立论依据，也很少援引著名哲学家的言论。相反，还有一些人悟出某种新而又新的事物已在哲学领域诞生。”
由此可见，德勒兹极其厌恶那些对福柯及其哲学所做的形形色色不怀好意、不负责任的评论或独断言论。
在德勒兹《福柯》一书中存在一个“尼采问题”：“谁说话？”写福柯就是让福柯说话，写谁（何物）就是让谁（何物）说话，与此同时，作者往往借题发挥以恰到好处地表达己见，进而生成“对话—间距模式”（mode de dialogue-distance）。这是德勒兹写作这本书的基本策略。
1993年春，德勒兹在读了我博士论文《福柯知识图式或人之死》后给我的信中提及，《知识考古学》中的“陈述”（énoncé）概念也有助于理解《词与物》的话语身份或核心词“知识图式”（
épistémè
，一译认识型或知识型），“一个至今尚未成为任何书本之对象的对象”
。这表明“陈述”概念十分重要。这在其《福柯》一书中得到证实。他把“陈述”视为理解福柯哲学的一把钥匙。
什么是福柯所谓的陈述呢？简而言之，陈述就是在档案中长年沉睡、封存隐匿、无人问津、未曾阅读的“那些东西”：尘埃、原始文献、笔记、日记、书信等档案或原料，有待知识加工。陈述有别于所有老一代档案保管员所关注的词语、语句与命题，而福柯作为一位新的档案保管员，毫不顾及老一代档案保管员所关注的东西。灰尘—原始文献—笔记—日记—书信等档案实际上就是“沉睡的陈述”，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自我书写、自我关注、自我塑造等。福柯敢于起早贪黑地阅读布满灰尘无人识的档案，惊动粗心草率的老一代档案保管人，致力于将原来无法理解辨认的陈述变成可读性材料。这无疑是知识解读史与生产史上的大事件，因为这会增加一种解读方式或理论模式。“考古学家（即福柯——引者注）必须阅读过大量其他人未曾读过的东西，这就是福柯的文本在许多苛刻的批评者那里，引起那么大震动的原因之一。福柯没有援引任何既有学科中的历史学家，他只参考那些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的原始文献，就是人们常说的‘灰尘’。这很有道理。但如同家具上的灰尘是管家是否粗心大意的一个体现一样，书本上的灰尘也是它们的保管人是否草率的体现。”
我为《福柯》2001年版“译后记”写的一段话，今日觉得还有益，遂录于下：
“看”和“说”这两个概念是福柯理解人类知识和统治权力的新手段。德勒兹认为，在福柯的新理解中，“陈述分析”（énoncé-analyse）、“考古学”（archéologie）与“系谱学”（généalogie）概念又是理解福柯知识论、权力观、自我观的关键，犹如三个稳固的圆拱，把看（或所见之物）和说（或所说之物）连通。陈述不同于词语、语句和命题，不再是说者任意使用的表达形式，而完全成了一种社会行为。德勒兹在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中也十分强调陈述的社会作用。考古学和系谱学是福柯确立起来的方法论信念。陈述分析表明我们应当如何写作，考古学和系谱学展现我们应当怎样思索。德勒兹还阐述了福柯的权力、权力关系、权力外部轮廓等思想：福柯所揭示的权力是一种政治策略，权力关系和权力外部轮廓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文学的和哲学的，因此，这种权力观念是全新而独到的。福柯提出的“人之死”不是一件悲观性、灾难性事件，而是处于物与思当中的突变现象。福柯以全新的写作观念和思想策略构造了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体系，营建了西方20世纪的文化景观，开启了语言和生命的未来之门。福柯被德勒兹称为“一位新的档案保管员”和“一位新的地图绘制者”。《福柯》一书是福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部上乘之作。德勒兹是福柯哲学体系的忠实拥护者和高明解释者。
德勒兹究竟如何从陈述出发讨论福柯哲学呢？请读者朋友带着这个问题去阅读他的《福柯》吧。况且，近年来，关于德勒兹与福柯的专著、译著、论文已经构成十分丰厚的学术资源，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
德勒兹的《福柯》旨在“疏通”或“解释”福柯哲学，当然是以他自己的理解方式进行这一疏通或解释工作。如果他因与瓜塔里多次合作著书而生成了“德勒兹—瓜塔里哲学”，那么，他又因与福柯深入对话而别样地生成了“德勒兹—福柯哲学”。这是需要读者细心体会的。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为了使“哲学作为创造概念”成为严密的事情，德勒兹坚持将科学术语引入哲学而使之既参与哲学的活动又化作哲学的要素，有时悄悄进行，有时明目张胆，有时正大光明。在此，我们以“奇点”“同构”与“同位”三个科学术语或非哲学术语引入为例加以简要说明。
我在本书的几处译注中明确指出，在德勒兹谈到陈述时，singularités与points singuliers具有一致性或同一性，而singularités本身也有“奇点”的意思，因此，在我们的翻译中，有时觉得读作“奇异性”（甚至特殊性或独特性）更好，有时觉得读作“奇点”更好，于是，我们看到其数学意义与非数学意义之间的一致性、沟通性或过渡性，也就是说，数学与非数学（如哲学）之间交叉、互释与疏通。这意味着学科之间或思想之间的一致性、沟通性或过渡性。因为它们在福柯—德勒兹语境中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近义词，从而不加区别地翻译、理解或使用。
就“同构”（isomorphisme，由iso/同与morphisme/同态构成）而言，在数学上指一个保持结构的双射，能揭示出对象的属性或操作之间的关系。仅从结构上看，同构对象完全等价。一般地讲，同构是指一个态射（morphisme），并存在另一个态射，使二者的复合成为一个恒等态射。所谓态射，在集合论中，就是函数；在群论中，就是群同态；在拓扑学中，就是连续函数；在泛代数中，就是同态。态射的类型有同构（isomorphisme）、满同态（épimorphisme）、单同态（monomorphisme）、双同态（bimorphisme）、自同态（endomorphisme）、自同构（automorphisme）等，其中的“同构”为最要。在《福柯》这部著作中主要指陈述之间的同构关系。至于“同位”（isotopie，由iso/同与topos/位构成），在数学上，即是合痕，为代数学的基本概念。所谓合痕（isotopie）就是指两个非结合代数之间的三个可逆线性变换满足的一种特殊的保乘关系。在物理学、化学上，指同位素（isotope），在语言上，是共同义素的集合。与utopie（乌托邦）和hétérotopie（异托邦）相对应，我们亦可将isotopie译为同托邦。
德勒兹在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发现与利用学科间的一致性、沟通性或过渡性，从而实现“科学术语”在哲学领域的借用、渗透与融合，再度激活哲学并为哲学注入“新材料”“新因素”“新观点”。可以说，这是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对话、互鉴与共生，也是德勒兹哲学探究的一大特色。
此时，我想说，翻译真难，困难的翻译犹如困难的自由，不管怎样努力，译文都难担原著之任。然而，翻译不仅仅是一项伟大事业，而且是一种重要修行，同时也造成另一种“外语”，设置了语言障碍，让人感到更加陌生，甚至摸不着头脑。对于福柯，对于德勒兹所论的福柯，对于我作为德勒兹《福柯》译者，我想到三意：福柯的本意、德勒兹的解意与我的译意。当我收到校样时发现莫伟民教授在“法国哲学研究丛书·学术译丛”总序里也写道：“难以理解的句子和文本，有可能是原作者的本意（难解），有可能是译者的错意（误解），有可能是读者的无意（不解）。”对此三意，我深有体会，也完全赞同。
德勒兹的《福柯》汉译本，2001年与其另一部有趣、博大、精深的《褶子》（杨洁译）合版（《福柯 褶子》）问世。今逢再版机会，独立成书，是为《福柯》。
此次对这部早年试译作品的修订，译者已尽全力，但仍会有不少盲点或错漏，译句的推敲拿捏还有提升空间。唉，一切尽在言思言在的迷途之中，实无可奈何，唯等读者赐教。
于奇智
2021年1月29日
江声林影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