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后，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社会上对于铁器需要的增加，铁矿的开采、铁的冶炼和铁器的铸造，成为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因此冶铁业开始发展。

战国时代发现或开发的铁矿已经不少。据《山海经·中山经》和《管子·地数篇》说，这时“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个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可知这时被发现的铁矿一定很多了。同时在采矿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管子·地数篇》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所谓“赭”，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就是《本草经》上的“代赭”，俗称为“土朱”、“铁朱”，当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 ，它是和赤铁矿伴存的。当时这种具有科学根据的探勘矿苗的经验，必然是由于当时冶铁业的发展，不断地找寻矿苗而积累起来的。战国时代著作的《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载产铁之山共有37处。《西山经》中计有下列8处：（1）符禺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省华阴县北。（2）英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省华阴县北。（3）竹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南。（4）泰（秦）冒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省延安县。（5）龙首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北。（6）西皇之山“其阴多铁”。（7）鸟山“其阴多铁”。（8）盂（孟）山“其阴多铁”。《北山经》中计有下列6处：（1）虢（号）山“其阴多铁”。（2）潘侯之山“其阴多铁”。（3）白马之山“其阴多铁”，在今山西省盂县东北。（4）维龙之山“其阴有铁”，在白马之山南300里。（5）柘山“其阴有铁”，在维龙之山南170里。（6）乾山“其阴有铁”。《中山经》中计有下列23处：（1）涹山“其阴多铁”，在今山西省蒲县南。（2）泰威之山有枭谷，“其中多铁”。（3）密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省新安县。（4）橐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省陕县西。（5）夸父之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南。（6）少室之山“其下多铁”，少室即今嵩山西部，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7）役山“多铁”，在今河南省新郑县西。（8）大 之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省密县。（9）荆山“其阴多铁”，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10）铜山“其上多金、银、铁”。（11）玉山“其下多碧、铁”。（12）岐山“其下多铁”，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13） 山“其阴多铁”。（14）虎尾之山“其阴多铁”。（15）又原之山“其阴多铁”。（16）帝囷之山“其阴多铁”，约在今河南省泌阳县、南阳县之间。（17）兔床之山“其阳多铁”，约在今河南省嵩县、南阳县之间。（18）鲜山“其阴多铁”。（19）求山“其阴多铁”。（20）丙山“多黄金、铜、铁”。（21）风伯之山“多铁”。（22）洞庭之山“其下多银、铁”，在今洞庭湖旁。（23）暴山“多文石、铁”，在洞庭之山东南180里 。上述有明确地点的产铁山37处，分布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省，即在战国时代秦、赵、韩、楚、魏等国统治地区，其中以在韩、楚两国的较多。

这时采矿技术也已相当进步。1972年发掘湖北大冶铜绿山楚国的铜矿遗址两处，其中24号勘探线的古矿井属于战国中晚期。当时的采掘方法，是用简单的铁工具，把矿井开掘达五十多米深，并有效地采取了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等相结合的开拓方式，初步解决了井下的通风、排水、提升、照明和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竖井是交通孔道，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架支护送到井下，都必须经过竖井，靠辘轳、大绳和木钩等工具来提运。五十多米深的竖井，又分成几层，每掘一层竖井，就挖有一段平巷，每一平巷都装有辘轳，这样便可逐层提运，接力完成。从矿层表面开斜巷斜穿到底部，主要是为了探测矿藏；再沿水平方向开拓平巷，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逐层开拓平巷。十条平巷的方向不一致，宽窄也不一样。在井下将采下的矿石经过分选，把贫矿、碎石和泥土充填废井，以保证运出的大多数是富矿，这样既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开采，又可以减轻井下运输和提升的工作量。这种分段充填的上行采矿方法，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 。

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冶铁手工业，都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其中以韩、楚两国的冶铁手工业最为发达，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也最多。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介于韩、楚两国之间，原来属楚，一度曾为韩所占有，是当时最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荀子·议兵篇》所谓“宛钜铁 （即铁矛）”，就是宛地所炼制的。韩国著名的锋利剑戟出产在冥山、棠谿、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 。战国时代各国国都都有较大规模的制铁作坊遗址，山东临淄齐国故都中有冶铁遗址四处，其中最大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有冶铁遗址三处，总面积也达三十万平方米；河南新郑韩国故都城址内仓城一带，也有较大规模的冶铁遗址发现。赵国国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也是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基地，邯郸人郭纵就以冶铁致富，据说财富与“王者”相等 。临淄之所以能成为当时重要的冶铁地点，是因为淄河两岸有“朱崖式”的铁矿；邯郸之所以能成为当时重要的冶铁地点，是因为邯郸西北地区有丰富的“邯郸式”的铁矿。至今这两类型的铁矿在铁矿床类型中仍占重要地位。

战国时代各国的官营手工业，往往由各国中央或郡县所属的仓库掌管。所有府、库、仓、廪，不仅是官府所有物资储藏之所，同时又是手工业的造作场所 。大体上，库以制造兵器为主，而府以制作其他器物为主，库与府都设有作坊，并设有工师、冶尹等工官主持。中央一级由相邦（即相国）监造，地方一级由郡守或县令、司寇等监造。制造者有“工”（工匠）或“冶”（金工），也还有刑徒和服兵役的“更”（兵卒）。河北兴隆寿王坟燕国冶铁遗址出土铁范八十七件，其中十多件铸有铭文“右 ”两字，或者释为“右仓”，或者释为“右廪”，亦当为一个仓库所属的作坊所在。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收山泽之税” 。所谓“山泽之税”，主要是制盐业和冶铁业的税。董仲舒曾说：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说明当时冶铁业发达，官府可以征得大量税收。秦国在某些重要城市设有盐铁市官，如秦昭王时，张仪和张若建设成都，就“置盐铁市官，并长丞” 。这种盐铁市官，当是掌管盐铁在市上的买卖，并从中征税。秦国有些地方还设有铁官，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昌，曾“为秦主铁官” 。这种铁官，当是掌管官营的冶铁业。同时秦国还设有主管开采铁矿的官，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秦律》，讲到“大（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课殿，赀啬夫一盾”。左右采铁当是主管开采铁矿的官。

从战国经秦代，到西汉初年，冶铁业听任商人经营。例如赵国的卓氏原以冶铁致富，被秦迁到临邛后，继续经营冶铁，成为巨富；魏国的孔氏原以冶铁为业，被秦迁到南阳后，也靠冶铁成为巨富。程郑也是被秦迁到临邛后，靠冶铁致富的。西汉“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 。不但吴王刘濞由于铸钱煮盐，“国用富饶”；商人朐邴也以冶铁成为巨富 。当时官府把矿山的开采权租借给商人，由商人向官府缴纳一定的租金。例如邓通从汉文帝那里得到赏赐的蜀郡严道（今四川省荥经县）的铜矿、铁矿，他就把开采权租借给卓王孙，“岁取千匹”作为租金，由卓王孙加以经营，因而卓王孙“货累巨万”，而邓通所铸的钱也遍布天下 。当时经营冶铁业的大商人所使用的劳动力多到一千人，大都是收罗来的“放流人民” ，所谓“放流人民”当是流亡的农民；在有些地区由于特殊条件，有使用众多的奴隶性质的“僮”，例如临邛地方经营冶铁业的卓氏有“僮”一千人，程郑有“僮”几百人 。所谓“僮”，当是年轻的奴隶 。

山东莱芜曾出土窖藏农具铁范24件，其中有犁、镰、 的铁范。形制具有上承战国、下启西汉中期的特点，应属于西汉前期。犁作V形，与战国铁犁相同，但犁头已由钝变尖。 的形制也和战国铁镢相同，但 的刃部较宽。从其文字标志看，其年代下限应在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以前。这些铁范的文字标志，仅仅一字，有“李”、“氾”、“山”、“口”等字。“李”、“氾”（范）显然是经营冶铁业商人的姓氏，“山”、“口”可能也是姓氏，或者是私营作坊所在的地名标志 。

汉承秦制，政府设有两大税收机构：治粟内史（后改称大司农）主管征收地税，以供给中央官吏的俸禄和政府日常开支；少府主管征收山泽市井之税，以供给皇帝和皇室“私奉养”。盐铁的税是归少府征收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把原属少府主管的盐铁收入，改归大司农掌管，并实行盐铁官营的政策，在全国四十九处重要冶铁地区设置了“铁官”，并在不产铁的地方，设置小铁官，“销旧器，铸新器”。“铁官”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总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每个西汉铁官之下，可以在重要冶铁地点设置一个或几个冶铁作坊。从西汉冶铁遗址出土的陶范、陶模、铁范、铁器的铭文来看，冶铁作坊以铁官所在郡县地名作为产品的标记，一郡中有几个作坊的，就依次按数字编号，以便考核管理。如河南郡作坊的产品有铭文作“河一”、“河二”、“河三”的，郑州古荥镇遗址出土的犁铧模、铲模上有隶书“河一”两字，巩县铁生沟遗址出土铁铲、铁铧上铸有“河三”两字，这就是当时在今古荥镇、铁生沟作坊的铸造铁器的标记（参看图2-1）。此外陕西陇县高楼村出土的铁犁铧和裤形铲上铸有隶书“河二”两字，也该是河南郡另一个冶铁作坊的产品。又如南阳郡作坊的产品有铭文作“阳一”、“阳二”的，南阳瓦房庄遗址出土犁铧陶模上有铭文“阳一”两字，当即该地作坊产品的标记；另外《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5第12页著录有隶书“阳二”两字铭文的铁臿拓本，该是南阳郡另一作坊的产品。还有出土铁器、陶模上有铭文作“东二”和“东三”的，陇县高楼村出土裤形铲铸有阴文“东二”两字，梓滨《谈几种古器物的范》一文 收集有砂土质齿轮范上有阳文隶书“东三”两字，李京华先生推断这是河东郡两个冶铁作坊的产品标记 ，是可能的。山东滕县薛故城遗址出土铸范有隶书“山阳二”和“巨野二”等铭文，当是山阳郡两个冶铁作坊的产品标记。江西修水县龙上村出土铁铲、铁臿上铸有隶书“淮一”两字铭文，可能是临淮郡一个冶铁作坊所用的标记，因为此地距离临淮郡不远。当时有些设有铁官的郡县的作坊，只铸有地名一字、两字、四字而不编号的。例如云南鲁甸汉墓封土中出土铁臿上铸有“蜀郡成都”四字，《新纂云南通志》卷82《金石考》2著录有铁臿，左右铸有篆文“蜀郡”两字，下边又有“千万”两字连文，这都该是蜀郡成都等地作坊的标记。咸阳出土舌形铁铧，背面铸有隶书“川”字，铁 的背面又铸有隶书“田”字，“田”字可能是京兆尹蓝田作坊的标记。《汉金文录》卷4著录有两件铲，一件有隶书“中山”两字，一件有“宜”字 ，“中山”两字当是中山国作坊的标记，“宜”字可能是宜阳作坊的标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比阳”铭文的铁犁铧，当是比阳（今河南省泌阳县）作坊的标记。

1．郑州古荥镇遗址出土有“河一”铭文的铁铲　2．巩县铁生沟遗址出土有“河三”铭文的铁铲

从已发现的西汉冶铁遗址来看，当时冶铁作坊已有一定的分工，设在矿区的偏重于炼铁，也有兼顾铸造的，设在城市或城市附近的偏重于铸造。

汉代冶铜、铸钱、冶铁等官营手工业都具有相当规模，都使用大量“卒徒”来从事生产，“卒”是指服役的兵卒，“徒”是指犯罪而罚充工役的人 。贡禹在元帝即位之初（元帝在公元前48年即位）曾上书说：当时铸钱的官和“铁官”所使用开铜铁矿的“卒徒”多到十万人 。各地“铁官”所用的“卒徒”，一般都有几百人。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六月，颍川郡阳城“铁官徒”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就有“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十二月，山阳郡“铁官徒”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就有“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 。颍川郡、山阳郡并不是当时最大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较大的冶铁手工业地点如宛、临邛等地“铁官徒”的数量必然更多。

由于冶铁手工业的发展，铁的生产率提高，铁在市场上的价格就比铜要便宜得多。战国时代铜和铁的价格，因为文献不足征，已无从比较，但铁价远比铜价便宜是可以肯定的。西汉初期，大概铁价只有铜价的四分之一。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时做买卖每年有二分利润，放债每年可得二分利息，一个有铜器千钧（即3万斤）的商人，有铁器千石（即12万斤）的商人，有“千贯”（即100万文钱）本钱的高利贷者，其剥削收入都可和“千户之君”相等。当时封君每年可以向每户征取租税200文钱，“千户之君”每年剥削收入可有20万文钱。我们从这里可知当时铜器价格是铁器价格的四倍，铜器3万斤的价钱是100万文钱，即每斤价33文强；铁器12万斤的价钱也是100万文钱，即每斤价8文强 。

封建社会前期冶铁业的分布地区不断在扩大。战国时代著作的《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记出铁之山共37处，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省。汉武帝所设49处铁官，在今山东有12处，河南、江苏各有7处，河北有6处，陕西、山西各有5处，四川有3处，安徽、湖南、辽宁、甘肃各有1处。到东汉时代，在西北、西南、东北等边远地区又略有发展。《续汉书·郡国志》所记产铁地点，除了西汉已设铁官之处以外，还有下列8处：（1）桂阳郡的耒阳（今湖南省耒阳市），（2）巴郡的宕渠（今四川省渠县东北），（3）越嶲郡的台登（今四川省冕宁县南），（4）越嶲郡的会无（今四川省会理县西），（5）益州郡的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东），（6）永昌郡的不韦（今云南省保山市东北），（7）北地郡的弋居（今甘肃省宁县南），（8）渔阳郡的泉州（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东南）。

汉代官营冶铁业往往是在民间已经开发的基础上收归官府经营的。不但中原地区是这样，就是边远地区也如此。例如《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传》说：“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由此可知耒阳的采矿冶铁业原来出于民间私人开创，东汉时卫飒才把它收归官营，禁止民间“私铸”的。

许多边远地区的冶铁技术，常是由中原迁往那里的人传过去的。例如《汉书·西域传》上说：“自宛（大宛）以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说明西汉时西域各国的冶铁技术是汉的“亡卒”传授的。又如《晋书·庾翼传》说：“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东土是指会稽郡。这说明东晋时广州一带的冶铁技术是由会稽郡流亡去的人传播开来的。同时也还有从中原派到边远地区的官吏，为了开辟荒地，推广使用铁农具而在那里创办冶铁业的。例如东汉初年，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

西域在汉武帝以前大概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铜器，而且数量不多，因而缺乏金属工具。汉武帝以后，在中原的影响下，西域的冶金手工业有了发展，从中原去的移民那儿学会了冶铁和制作铁工具、铁兵器的技术。约为公元前1世纪以前的新疆罗布泊早期墓葬中，仅出土少数铜管和铜环；约为公元1—4世纪的罗布泊晚期墓葬和罗布泊遗址中，除发现铜镞和铅质器物外，还发现了铁刀、铁镞等铁器。尼雅遗址中也有镰刀、刀、锄、斧、镞等铁器的发现。尼雅、库车、洛甫等地还保存有冶铁、冶铜的遗迹。库车阿艾山冶铁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陶质鼓风管，和中原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相似。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铜镞和铁镞，多作双翼式和三棱式，和中原地区出土的也相同。《汉书·西域传上》说：“自且末以往，……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它记载的是汉宣帝、汉元帝以后的情况 ，它讲到：“婼羌（今阿尔金山南麓）……山有铁，自作兵”；“鄯善（今车尔臣河以东若羌一带）……能作兵，与婼羌同”；“莎车（今莎车一带）……有铁山”；“姑墨（今阿克苏以北）……出铜铁”；“龟兹（今库车周围地区）……能铸冶，有铅”；“山国（库鲁克塔格山西部北麓）……山出铁”。说明当时西域有许多地方产铁，已有冶铁手工业。从佉卢文书反映的情况 ，西汉晚期以后，西域已有自己的专业铁工。罗布泊遗址出土魏晋简牍中还提到西域当地出产的铁器，称为“胡铁”。例如：

前新入胡臿二百九十枚。

前胡铁小锯△十六。

前胡铁小锯廿八枚 。

入胡铁大锯一枚 。

这说明当时在西域的戍卒们所使用的铁锯和铁臿已靠当地少数民族所供应，因而特别加上了“胡”的称号。

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是很早就学会冶铁技术的。虽然《续汉书·郡国志》开始记载滇池有铁，但是晋宁石寨山西汉时期墓葬中，已发现有铁器一百多件，其中除全用铁制的锛、削、矛、剑以外，还有一些铜铁合制的器物，如铜銎铁刃斧、铜銎铁刃戟、铜銎铁刃矛和铜柄铁刃剑等。这几种铜铁合制的器物，具有晋宁石寨山文物特有的风格，其形制和同地出土的同类铜器非常相像，无疑是当地滇人自己的制作。例如铜銎铁刃斧的特点身长腰细，刃略成半月形，和一些铜斧、铜锛形制全同。又如铜銎铁刃戟的特点是在“胡”和“内”之间有一长銎，用来受“柲”，这在中原地区的戈、戟中是少见的，只有这里出土的铜戈有这样的长銎。铜銎铁刃矛中有一种銎作六棱形的，銎旁只有一个环钮，这里出土的铜矛也有这样的銎。铜柄铁刃剑发现有四五十把之多，其形制大体一致，假如以之与这里出土的铜剑相比，除了铜剑较短以外，形制非常相似，如柄部都有较粗的茎，茎上都以突起的圆点纹为基本纹饰；此外，无论铜剑或铜柄铁刃剑，多附有金皮的或铜皮的剑鞘，上面有晋宁石寨山文物中常见的花纹，这更是这里滇人所特有的风格，他处没有发现过。至于全用铁制的铁剑，附有滇人特有的剑鞘，也该是当地的制作。这些都足以证明西汉时代滇池已有自己的冶铁业。西汉时代滇池的冶铁业还处在开创阶段，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铁器数量远较青铜器为少，青铜器还居于优势，而且其中铜铁合制品还占很大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铜铁合制器物的共同特点在于铁都用在刃部，这说明当时冶炼出来的铁远较青铜锋利。其中一件铜柄铁刃经过鉴定，铁刃的成分属于高碳钢。这时能够制作长达一米的铁剑及其他武器，并使用高碳钢制作刃部，可见这里的冶铁业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平，这正说明这种技术是从中原地区传来的。汉武帝时在西南地区相继设置犍为郡（公元前135年）、越嶲郡（公元前111年）、牂牁郡（公元前111年）和益州郡（公元前109年），这就密切了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当时滇人从中原学会冶铁技术而开创自己的冶铁业，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受到破坏，冶铁业也不免受到影响。《晋书·刑法志》说：“魏武帝时定甲子科，犯 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但是，由于铁农具为农业生产上必需的工具，同时兵器也必须用铁制作，所以各地还有一定的冶铁业存在。

《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注引《魏略》说，在曹魏实行屯田制的同时，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设置司金中郎将，主铸农具和兵器。有些重要产铁地方，就长期设置铁官掌管。例如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临邛县”（今四川省邛崃市）条说：“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有铁祖庙祠。”临邛从战国以来，就是冶铁业的重要基地，汉代在此曾设铁官管理，后世也长期立冶鼓铸。河南渑池发现的汉魏窖藏的大量铁器中，有许多地名的铭文，如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西）、新安（今河南省新安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绛邑（今山西省曲沃县东北）、阳成（今河南省登封县的告城镇）等等，这些地方都该设有官营冶铁作坊。

南北朝时期官营冶铁业主要制作兵器。例如后赵的石虎曾在丰国、渑池建立冶铁业 ，南燕的慕容德曾在商山（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建立冶铁业 。在北魏各地冶铁作坊中，以锻炼军刀的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浚县北）最为精工 。拓跋焘时，刘宋攻破北魏碻磝戍，曾得“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 ，可见当时北魏铁的生产量不低。西魏冶铁和铁兵器制造业的规模也不小，例如在夏阳诸山设置铁冶，命令薛善为冶监，“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 。当时北方民间制造农具的小型冶铸业，也普遍存在着。《魏书·食货志》说：“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但也常常为封建贵族和官僚所垄断。例如北魏咸阳王元禧“田宅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 。又如崔挺做光州（治光城，今河南省光山县）刺史，州内少铁器，他就请求恢复设置铁官，加以经营 。当时长江以南地区，有些地方冶铁业是比较发达的。晋代和南朝在江南地区设有梅根冶（在今安徽省合肥市贵池区东）和冶唐冶（在今湖北省武昌东南），除制造兵器以外，多为民间制造农具和日用铁器 。茅山（在今江苏省句容市东南）、三白山（在今浙江省嵊州市西南）等山区，也是当时重要的炼铁地点 。冶城（今湖北省黄坡县东南）更是著名的冶炼兵器的地点 。武昌的北济湖从元嘉初年起，还新建了“水冶”，就是用水力鼓风的冶铁手工业 。梁时修筑浮山堰，曾用东西两个冶铁作坊所存铁器几千万斤沉在堰旁，可见当时铁的产量已不低。 NtDHUH3/KvJfp0CKEFbxzW0Q1rBuPtzWkmC8OZhW+up30jRD3kKeN6npt6Cohi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