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炼铁技术究竟在什么时候发明的问题，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开始用铁的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间。这种说法最早是由章鸿钊先生提出的。

章鸿钊先生在《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一文（《石雅》一书的附录）中，曾作出了这样的结论：（1）中国开始用铁的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间，即公元前5世纪。由于吴、楚等国冶铁技术渐精，开始制作铁兵器，但当时兵器还是以铜制的为多。（2）中国铁器的渐盛时代在战国到西汉，即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开始的时候。这时农具及日用器具已多用铁制，但兵器还兼用铜铸造。（3）中国铁器的全盛时代在东汉以后，即公元1世纪以后。东汉兵器已都用铁锻制，此后铜渐缺乏，甚至禁止用铜器。

章先生作出上述的结论，基于下列三点理由：

（1）《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曾说：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时制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是用“铁精”和“金英”炼成的。《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曾说：楚国制造龙渊、泰阿、工布三把宝剑，是用“铁英”炼成的。《荀子·议兵篇》曾说当时楚国兵器有“宛钜铁 （矛）”。《韩非子·南面篇》曾提到“铁殳”，《内储说上篇》曾提到“铁室”。《吕氏春秋·贵卒篇》曾说：中山有个大力士叫吾丘鸩的，穿着铁甲，拿着铁杖作战。《史记·货殖列传》说：邯郸人郭纵以经营冶铁业起家，财富和国王相等。又说：蜀地卓氏的祖先原是赵国人，因经营冶铁业致富。宛地孔氏的祖先原是魏国人，也是经营冶铁业的。所有这些史料，都足以证明冶铁业是春秋、战国间兴起的。

（2）《左传》记述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楚国曾赠送给郑国可以铸三个钟的“金”（铜），不久便懊悔，为此和郑国订立盟约，说：不能用来铸造兵器。结果郑国铸了三个钟。《韩非子·十过篇》记述晋国知氏伐赵，赵襄子召张孟谈来问道：“我没有箭奈何？”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安于治理晋阳时曾炼铜做庭柱，你拿来应用，就有多余的‘金’（铜）了。”《淮南子·氾论训》曾说：齐桓公想要出征而武器不足，曾命令有重罪的出一件犀牛皮制的甲和一枝戟，有轻罪的用“金”（铜）来赎，诉讼失败的出一束箭。所有这些史料，都足以证明春秋时代兵器还都用铜制，箭也都用铜镞。《史记·秦始皇本纪》曾记述：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后，曾搜集各地的兵器到首都咸阳，铸成十二个“金人”（铜人）。可见战国末年列国所用兵器还多用铜来制作。《汉书·食货志》曾记述：西汉时贾谊曾主张把铜完全收归官府，认为收归官府有“七福”，其中一福就是可以作兵器。《淮南子·氾论训》曾说：“铸金锻铁以为兵刃。”这都足以说明西汉制造兵器还是铜铁并用。《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应劭说：“古者以铜为兵。”应劭是东汉时人，他说古时用铜做兵器，可知东汉时兵器已很少用铜制作。

（3）《管子·海王篇》曾说：必须有铁的耜、铫、 、铚等农具，然后能成农民。《管子》是战国末年的著作。《孟子·滕文公篇》曾记述当时有个许行，主张君民一起耕作。孟子曾为此问他的学生陈相道：“许行用釜甑来蒸煮么？用铁器来耕田么？”足见战国时代农具已普遍用铁制作。《汉书·食货志》曾说汉代法律：人民私铸铁器的要处“ 左趾”（用铁钳束住左趾）的刑罚。桓宽《盐铁论·禁耕篇》曾说：铁器是关系到农夫的生死的。这都足以证明汉代民间已使用铁农具。

章先生这个分析很有见解。他认为铁农具比铁兵器先普遍应用，又认为吴、楚等国首先制作铁器，都是正确的。但认为中国就在春秋、战国之间开始用铁，还不够确切。

传说中春秋末年吴国的宝剑干将、莫邪是用“铁精”作原料，以“金英”作渗碳剂，并以含有磷质的头发和爪作催化剂而炼成的，可以肯定是钢的 。从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南方吴、越、楚等国的冶炼技术，是可能炼制钢剑的。1964年江苏六合县程桥镇1号东周墓出土了一个铁丸，同出土物有“攻敔”铭文的编钟和春秋末年铜器 。金文中常称“吴”为“攻吴”或“攻敔”，“敔”、“吴”两字同声通用。1972年程桥镇2号东周墓又出土一条两端已残损的弯曲铁条，同出土物基本上和1号东周墓类似 。经过检验，铁条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块锻制的，铁丸是用生铁铸造的。可知春秋末年吴国不但已能炼出熟铁块，而且已能用生铁铸造器物。1975年湖南长沙杨家山65号墓还出土了一把钢剑，属于春秋晚期，含碳0.5%左右，在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约7至9层，剑身长30.6厘米，身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 。这时楚国既然已经能够利用熟铁块渗碳制钢，反复锻打，制成长的钢剑；那么，与楚国相邻的吴国，在能够冶炼熟铁块和用生铁铸造器物的同时，能够炼制“干将”、“莫邪”之类的钢剑，就不足为奇了。

当春秋末年，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但能够炼出熟铁和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冶铁技术的发明，必然在这以前。

我在旧著《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中，根据《左传》所载春秋末年晋国用铁来铸造“刑鼎”这件事，推定当时已发明冶铸生铁技术，并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因而推测我国炼铁技术的发明当远在其前。《左传》记述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带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就是说：借此向“国”（国都）中征收军赋“一鼓铁”，用来铸造“刑鼎”，著录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要用“铸型”来铸造这样一只著有《刑书》的大铁鼎，如果冶铁炉上没有鼓风设备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熔化铁矿石需要很高的温度，如果没有鼓风设备，怎能把冶铁炉温度提到这样高呢？一定要有较大的冶铁炉，要鼓风设备不断地把足够的空气压送到冶铁炉里，才能促进木炭的燃烧，从而提高熔解铁矿石的温度，使冶炼出的铁熔化成为铁水，用来铸造铁器。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生铁铸造器物的记载。

从这时把铁作为军赋在国都中征收这个情况看来 ，铁在晋的国都中已是普遍存在之物。从这时用铁来铸刑鼎这件事看来，这时已经把铁看得同青铜一样，当作铸鼎的原料，而且把《刑书》铸在上面作为颁布成文法的一种工具了。我们知道，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的文字不多，总该有一些条文，要把这些条文铸上，这个铸型不会太小，所需的铸铁（即生铁）也不会太少，所铸成的铁鼎的体积也不会不大。否则的话，就不可能作为颁布成文法的工具。这件事不仅说明这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能够同时铸出较多数量的铸铁，而且已经能够用较大的铸型来铸造有铭文的较大的铁器了。要使冶铁技术达到上述较高的水平，是不容易的，决不是发明冶铁不久的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在这时，冶铁手工业一定有较长的历史了。

前面《绪论》中已经谈过，世界上早期炼铁技术，由于炼铁炉小，温度不高，不能使铁矿石熔化，被还原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由于铁的熔点较高，要冶炼得大量的液体的铸铁是比较困难的。在欧洲，直到中世纪中期，创造了用水力来鼓风的机械设备，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铸造刑鼎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创造水力鼓风设备，但是由于使用了比较高大的冶铁炉和在鼓风方法上有了创造，已经能够提高冶铁炉的温度，炼出多量的铸铁来。十分明显，春秋晚期已不是刚发明冶铁技术的时期，而是冶铁技术发展的时期。中国冶铁技术的发明，应该远在这时以前。

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左传》所说“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从来有不同的解释。东汉服虔认为“鼓”是量名，他说：“鼓，量名也。《曲礼》曰：‘献米者操量鼓。’取晋国一鼓铁以铸之”（孔颖达《正义》引）。晋代杜预又认为“鼓”是鼓铸之意，说：“令晋国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铸，计令一鼓而足。”孔颖达《正义》反对服说而赞成杜说，认为鼓作为量器“非大器也，唯用一鼓则不足以成鼎，家赋一鼓，则铁又太多”。清代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又反对杜说而赞成服说，说：“王肃《家语》注曰：三十斤为钧，钧四为石，石四为鼓。盖用四百八十斤铁。”按作为量器的鼓，或与作为乐器的鼓相似，该是一种不大的器物。《曲礼》说：“献米者操量鼓。”《荀子·富国篇》说：“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盆和鼓都不是大器。王肃《孔子家语·正论篇》的注，是用来解释他伪造的《孔子家语》把“一鼓铁”改成“一鼓钟”的，他所说一鼓四百八十斤，未必是古代制度。我认为，“一鼓铁”是指一次鼓铸刑鼎所需要的一定量的铁，犹如《三国志·韩暨传》讲到冶铁用“马排”（马力鼓风炉），“每一熟石用马百匹”的“一熟石”。

有人认为《左传》“一鼓铁”，“铁”是“钟”字之误，应从《孔子家语·正论篇》作“一鼓钟”。这个说法是宋代欧阳士秀首先提出的。欧阳士秀作《孔子世家补》，认为“古人铸鼎皆用铜，未闻以铁”，因而主张“当从《家语》作鼓钟”。并解释说：“盖简子（即赵鞅）兴城而用不足，故其赋敛于晋国之内，自一鼓、十鼓以至百鼓以上，自一钟、十钟以至千钟有畸，以是为率数也。又以公私鼓钟之量有不齐者，索而齐壹之，一即壹也，毁其不齐者，更铸给焉；又取其销毁之余，以为铸刑鼎之用。”卢文弨《与周林汲（永年）太史书》（《抱经堂文集》卷19）和《钟山札记》，也有同样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是不通的。这年赵鞅、荀寅因有军事行动，借此向“国”中征收军赋，用收军赋得来的铁铸成刑鼎，怎么可能在征收军赋时，来个统一量制的措施呢？既然是统一量制，又怎么会“取其销毁之余”来铸刑鼎呢？这样把“赋晋国”、“一鼓钟”、“以铸刑鼎”，作为三件事，勉强连起来讲，是讲不通的。最近黄展岳先生在《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一文 中，仍然采用这个说法，认为这是三件事，并且说：赵鞅“令晋国中行赋税，统一量制，同时颁布范宣子的《刑书》于鼎上，这些都是变法措施”。这就更讲不通了。《左传》说：“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杜预注认为“因军役而为之，故言遂”，是正确的。这是因有军役而向“国”中征收军赋，借此征得“一鼓铁”，用来铸刑鼎。赵鞅怎么可能在“帅师城汝滨”之时，实行统一量制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呢？

从《左传》疏所引服虔注“取晋国一鼓铁以铸之”和杜预注“共鼓石为铁”来看，他们所看到的《左传》都作“一鼓铁”，不作“一鼓钟”。《孔子家语》一书，清代学者都认为是曹魏时王肃伪造，他抄袭古书每多增损改易，是不足据的。并不是王肃所见的《左传》别有什么正确的版本。宋代欧阳士秀因为“古人铸鼎以铜，未闻以铁”，主张“当从《家语》作鼓钟”。其实，鼎是一种烹饪器，既可以用陶制，也可以用铜制，更可以用铁制。湖南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15号墓，就出土有一件形体较大的铁鼎，口径23厘米（相当于当时1尺），腹深26厘米，出土时重3250克 。《中国冶金简史》已经指出：“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当时冶铁技术水平来看，铸铁鼎（按指刑鼎）是做得到的” 。

究竟在什么时候我国发明了炼制海绵似的熟铁块的块炼法？文献上找不到明确的记载。《诗经·大雅·公刘》描写周的祖先在豳（今陕西彬县东北）建国时，曾经“取厉取锻，止基迺理”。这个“锻”字向来有三种不同解释：或者认为石头（如郑玄《笺》），或者认为是铁（如孔颖达《正义》），或者认为是锻冶（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尚书·费誓》记述周成王时鲁国伯禽讨伐淮夷、徐戎，誓师说：“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公刘》是说把工具锻好磨好，《费誓》是说把武器锻好磨好。锻磨的工具和武器是青铜制的还是铁制的，没法确定。因为铁制工具和武器固然需要锻制，青铜器通过锻锤也可以增加硬度 。《诗经·秦风·驷 》说：“驷 孔阜。”孔颖达《正义》又把“ ”字径写作“铁”。原来的解释，认为马色如铁故名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指出这个说法不可信，“安知非马名在先而铁名在后，即金色如 故名铁？铁字并不古”。同时郭老又认为铁器的使用可以上溯到春秋初期管仲时代。他引用《国语·齐语》所载管仲的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 ，试诸壤土。”解释说：“美金自然是青铜，恶金可能就是毛铁了” 。但是有人认为“美金”该指优质的铜，“恶金”可能指劣质的铜，不一定指铁。一般说来，青铜比较贵重，不可能大量用来制作农具，“恶金”是可能指铁的。

郭沫若先生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一文中，曾根据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有“ 徒四千”的话，他认为“ ”是“铁”字的初文或省文，《国语·齐语》管仲所说“恶金以铸 夷斤 ，试诸壤土”的话，《管子·轻重》诸篇说到齐有“铁官”，辉县出土战国铁器和兴隆出土战国铁范的工艺比较进步，推断“铁的最初出现，必然还在春秋以前”。他说：“如果齐桓公既已使用铁作为耕具，则铁的出现必然更要早些，一种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要真正被有效地使用，是要费相当长远的摸索过程的，特别是在古代，因此铁的最初出现，必然还远在春秋以前。” 郭老在这里又提出叔夷钟铭文作为论据。但是，“ ”字是否“铁”字的初文或省文，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可能是地名。

总之，从现有的古籍和金文资料，想要解决中国开始发明冶铁技术和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是有困难的。 UH9jMdvQD/UGCpzjUKma72+oxRRQNQqXrNEGL3jvPnDoHhnAeappukTwx6VGY7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