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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与“管理”虽一字之差，却蕴含着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大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目前正在进行的新清河实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启的。新清河实验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世廉所开创的清河实验精神——即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究社会变迁规律以改善社会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然而，新的清河是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的一场社会学实验。实验主要分为“组织再造”和“社区提升”两个方面。简而言之，组织再造就是在日趋复杂的多元社区中创新社区组织形式，通过增设社区议事委员会来增强既有社区组织（主要是居委会）的运转活力和服务居民的能力；社区提升即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共议题和社区活动，充分发挥社区议事委员会在参与社区公共决策，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和治理水平中的作用。
事实上，历史上便有了清河实验。20世纪初期，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
农村经济社会而出谋划策，老一辈社会学家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山东、河北等地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几乎同一时期里，杨开道、许仕廉等社会学家在北京选取了清河作为实验点，目的在于考察是否能够从农民和当时的居民组织入手，来推进乡村建设。1928年清河实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清河的历史、地理与环境、人口、婚姻家庭、经济组织、政治、教育、宗教等方面做一次普查，并产生了《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的调研报告（由杨开道、许仕廉、步济时、张鸿钧、余万合著）。报告对当时清河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基本状况作了描述和分析，并着重强调了“清河实验区”在农村社会服务方面所体现出的意义和价值
。1930年2月，“清河社会实验区”正式成立。在此后的7年内，清河实验区所取得的社会实践成果，不仅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地方性地实践了杨开道等老一辈社会人类学家倡导的以学术研究和科学精神全面改善农村生活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当时社会学系学生的实践调查与农村工作能力
。历史上的清河实验以清河镇为实验区，考察是否能够从农民和当时的居民组织入手，推进乡村建设。与今天的清河实验所怀的设想有一定的相似性。1928年秋，燕京大学师生对清河镇进行了实验预先评估。随后的一年里，他们向清河居民宣传预估结果与建议，引起了当地居民注意，居民们主动要求合作、进行社会改良。当时的清河实验主要围绕经济、社会、卫生等项目开展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经济方面，实验改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通过资金合作减少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发展家庭手工业，提高了农民收入；在社会层面，教育事业得到发展，提高了居民文化素养，保护了妇女儿童的权益；在卫生方面，改善了保健卫生条件，培养了一批基层保健人才，建立了一些预防保健制度；在研究方面，关于农村青苗会、商市、日常用品统计、诉讼等主题的探索不仅推进了实验工作，而且推进了农村理论研究。但遗憾之处是，历史上的老清河实验到1937年日本人入侵后就难以为继了，从国内战乱开始，清河实验被迫中断。
今天的清河街道位于海淀区西北部，北到西北旺，南到北五环，西至京新高速，东至京藏高速，属于北五环外快速城市化地区。清河街道办事处1959年11月正式成立，1963年3月单独建制，辖区面积9.37平方公里，目前常住户籍人口近3万户共7.4万人，另有外来人口8.4万人。下辖共28个社区，居住在此的主要有高新技术产业区工作人员、高校教职员工、军人及家属、老城区移民和农民。清河又属于城乡混合地带，以住宅和商业为主，社区类型既有商业区、住宅区、单位和部队大院社区，也有历史残留的城中村，以及自发形成的外来人口聚集区等多种空间类型，内部发展十分不均衡。可以说，清河地区是快速发展中城市的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社会学的新清河实验正是在学理上秉承20世纪30年代老清河实验的为民谋福祉的学术关怀和追求，并在新时期推进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开展和进行的。新清河实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治理实验，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社会干预和社会科学的社区组织管理实验。经历了约80年的社会变迁，今天的清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农村有城市，情况很复杂，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中国几十年变迁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迁所遇到的问题，在清河实验区都能找到。
当前的中国正在面临着全世界最大的实验，与社会学老清河实验关注和改造农村所不同的是，新清河实验实际上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李强教授试图以一个社区为观察点做了一个实验来探索城市社会治理，新清河实验将秉承社区实证研究方法，深入社区生活实践，从中国特有的社会情境出发，探索和解决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区治理问题。
总的来说，重启清河实验既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现状及所面临诸多问题的迫切呼唤，也是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和增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时代使命。
（一）改革39年中国社会巨变。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社会现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高达58%，城市居委会9700多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结构将实现从农村社会为主走向城市社会主导的千年巨变，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首先，从城乡基层社区发展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时间，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类型呈多样化模式。总体上，从村委会、居委会的结构来看，目前我国有农村社区、过渡型的“村转居”社区、城市城区。即便在同一个地区，社区类型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以北京为例，主要表现在空间形态、人员构成和社区管理体制三个方面。
其次，从空间形态上看，前30年城乡基层社区大致包括三大类型，即胡同、大院、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胡同区域经历了城市化改造与更新，而公有住房体制改革导致部分单位大院解体，农村地区则经历迅速城镇化的过程，出现了商品房小区、古都风貌保护区、单位大院、老旧社区、回迁房小区、城中村、纯农村等多样化社区空间形态。空间形态巨变的背后伴随着人员构成的变化。人口的快速流动与社区成员异质性的不断增加，社区成员观念与利益诉求的日益多元化。社区成员的多样化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增加了协调与整合的难度。同时，社区管理体制也经历了从国家和单位“包办”到市场化运行的多样化模式，呈现出“单位制”延续、社区居委会、商品房小区物业企业服务+业主自我管理、非农化地区村委会+居委会双轨并存等各种不同的管理形态。
第三，改革开放39年来，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的治理体系包括农村和城市社区治理体系。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人民公社解体。1978年以后，党和国家支持农民自主经营的要求，逐步实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之相伴，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大量撤乡并镇，一些地方鼓励农民搬迁到新村庄或更大的村庄。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些地方政府鼓励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体制上农民转为居民，大量“村转居”社区出现。人口集聚是未来我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居民活动半径延伸，外出务工的农民参与本村公共事务以及村委会选举比例降低。
第四，单位制解体与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使得城市空间和居住生态空前复杂化。单位制是我国社会转型前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在资源配置、社会动员、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单位人来说，单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生活福利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成员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单位就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无限的义务，单位成员享有单位体制外成员所不能享有的各项优惠待遇，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人”。
改革开放后，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单位制的功能及地位不断弱化，最终失去了它的全能功能。一方面，人们对单位选择的自主权利加大，个人、单位双向选择，“单位人”不断弱化。另一方面，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公共服务增加，政府必须对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进行改革。在城市，原有单位体制下的单位社区所剩不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住房体制改革使得由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成为了更主流的社区模式，住房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单位人”逐渐转变成了“社区人”。改革前的公共房屋变成了私有房屋。比较典型的就是毛纺南社区。由于国有体制改革后，原来单位大院衰落。住房、养老、医疗等都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二）中国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治理难题。 39年的社会巨变，使得城市社会既有的基层组织架构和运行体系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集中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原有的行政体系与老百姓的需求脱节。街道的功能主要是完成上级的任务，对于属于老百姓的公益金不花或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花。街道的服务观念亟须改变；
二是机制体制的障碍。原来的部分机制体制早已不能适应社区发展的需要，如老旧小区物质空间的布局改善。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违法建设的问题。
三是居委会行政任务负担过重，尽管在文本制度上居委会是属于居民自治组织，但现实是居委会仍是行政的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象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
四是市场力量发育不足。目前一些商品房社区出现很大的问题，“政府敲槌卖地，开发商卖盘子走人”；陌生的社区居民在一个新的物理空间内原子化，“被锁在防盗门内”，“隔壁邻居，楼上楼下老死不相往来”。开发商社会责任感缺乏，多数只参与前期社区房屋的建设，对社区缺乏基本的服务、社区文化等方面的更系统的规划。物业管理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紧张。总体上，社区治理主体之间权责不清楚，功能碎片化，自治能力较弱。
五是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隐患。大城市人口聚集，尤其是京津冀、珠三角都是人口聚集区，这些区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高密度的人口集聚。这次天津滨海爆炸事件就证明人口高密度带来的社会风险。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所谓风险社会，即是指由于某些局部或是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引发的社会灾难。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在影响和后果上，风险是延展性的。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限制，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风险理论强调，社会从来没有这么高的风险。去年8月12日天津滨海爆炸事件，将那么多的工业品集中在一起，附近还有那么多集中的商品房小区，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早在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了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了推进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被打破，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增加，加上教育、管理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致使城市社会人口的管理相对滞后，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式管理模式。而十多年过去了，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社区建设运动大多停留在西方社区体制的简单模仿和局部复制层次，依旧没能建成几个现代意义的社区。因此，迫切需要有一个具有代表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实验基地探索创新的方法，而今天复杂的清河正好是中国几十年变迁的缩影。
经历80年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今天的清河地区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演变为拥有28个社区的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旧时一望无际的农田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著名的大国企北京毛纺厂所在地；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国企或改制或衰落，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房地产企业进驻清河，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因此，在今天的清河，一部分地方已然成了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而在另一些角落，部分老企业宿舍大院和拆迁未尽的城中村社区依然存在，由此而构成了清河地区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样的社区形态。可见，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清河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临着解体和重组。城乡交接、外来人口的无序流动，传统上单位人转向社会人，市场的培育，国有企业改革给清河带来的重大变化，过去在清河大体上是国有体制控制了大部分地区。但随着原有住房体制的改变，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社区严重分化，过去简单的社区类型，现在变得分化和复杂。原有的社会组织体系已无法处理这些问题，因此，出现了社会管理上的空缺，这只有通过加快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进程才能有效解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一体推进。基层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基层治理转型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正是在上述政策要求和现实背景之下，2014年2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课题组接受北京市委市政府委托，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即新清河实验。
新清河实验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再组织实验”，二是“社区提升实验”。社会再组织实验从改造现有的居委会组员开始，以扩大社区居委会的代表性，议事委员更多的是发挥反映居民意愿、参与社区决策的功能。社区提升实验主要是通过议事委员带领居民进行民主议事和决策，产生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提升议案，由课题组进行相关专业的专家、设计师等技术资源的整合，居民参与和过程监督，由此实现社区改造和提升。
(一）社区再组织实验。 通过对清河街道前期实证调研发现，在基层的组织机制中普遍存在以下具体问题。首先，居民代表大会虚设，居民代表大会半年一次，居民只听汇报不议事，且无事可议，因此法律规定的社区决策机构被悬置而无法落实；第二，社区居委会和服务站功能重合、彼此职责不清，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组成人员高度重合，即“议行不分”问题；第三、社区居委会承担行政工作繁重，无暇组织和开展居民自治，社区居委会人员不足，身兼数职情况严重，即“政社不分”问题；最后，在社区公益金的使用中，社区的自主性低，存在公益金申请和审批周期长、申请难、经费使用程序繁琐、社区活动经费预算形同虚设、活动经费未科学公开并缺乏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上述问题集中到社区居委会身上，可以概括为“政社不分”和“议行不分”两大症结，前者是居委会由于严重的行政化而背离其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后者是居委会疲于应付各项具体事务而无法有效承担代表居民行使决策和议事的功能。
也正因如此，课题组认为，要想有效解决目前社区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社区“参与式协商”及“人的再组织”，清河实验第一步从体制内寻求改变更为现实，侧重于激发既有制度的活力和有效性。根据以上这些问题，调研组将实验的重点聚焦于社区居委会的组织格局创新，目标是创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以功能调整为改革方向的新型社区居委会。
社会再组织实验创造了一个新的基层社区组织形式。原有的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已经无法对基层社会实施有效管理，自治性缺失，并且存在法定身份及法律地位的连续性问题。于是，实验期望启用一种社会干预和改良的方式，在不改变目前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和治理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在社区中选举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选举社区居委会的议事委员，其实是在承认原有基层自治组织的基础上扩大其成员，增加其作为法定自治组织的代表性，这也是一种社会实验的尝试。实验的过程证明，议事委员在选举和后期参与社区提升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强的积极性、参与性和代表性。经过两次民主协商讨论会，议事委员共收集了74条热心居民对于社区如何提升的意见建议，由此可见，被选举出来的议事委员真的发挥了过去居委会所发挥不了的作用。
1.三个试点社区的选择。 在整体了解清河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之后，课题组开始选择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典型进行同期推进。面对基层社区面广、点多、差异大的复杂情况，不同类型的社区需求、居民情况及实验在社区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异质性较强，基于清河街道下属社区以单位宿舍型老旧小区和商品房小区为主，在实验初期，主要从商品房小区、老旧小区、混合型小区中分别选择一个典型社区为试点，同期推进。
社会再组织实验选择了三种类型的社区，第一种类型有原来老单位的熟悉度，但缺少社会资源。毛纺南社区属于单位大院型老社区，社区居民生活条件差，房屋老旧，环境垃圾问题等各种矛盾聚集，社区老龄化问题严重，80岁以上的老人有560位， 60岁以上的老人占一半，社区严重缺少社会资源。实验改造所具备的条件是大部分社区居民都是原毛纺企业的工人，所以社区最大的特点是熟人社区，居委会主任是原毛纺企业的工会主席，居住在本社区，社区内的物业公司也是老毛纺厂的物业公司，且物业经理也是本社区居民。
第二种试点社区是市场型的，这种社区消费能力很强，但社区参与不足。橡树湾社区属于清河地区的高档商品房小区。居民构成为大学教授、IT行业的公司管理层，个体老板，居住人群文化素质较高，社区实验的目标是营造熟人社区，尤其是促进社区居委会和业委会这两类居民自治组织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的融合；既扩大了业委会成员的议事范围（不限于物业管理，而扩展到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等）和参与途径，又提高了社区居委会的合法性，获得了更多业主的认同和支持。
第三种试点社区属于混合型社区，阳光社区共包括六个居住生活小区，共有居民2000户，其中本地居民1700户，流动人口300户。社区的六个分散的小片包括六层板楼，高层塔楼，二十中宿舍、消防队塔楼、清河一、三街平房和交通队宿舍。其中，阳光南里和阳光北里同属于康源物业公司，消防局宿舍则属于军产房，北京二十中学的宿舍楼属于教委的单位福利分房，还有等待拆迁改造的棚户区，也就是清河一、三街农民的平房有30余户，交通队宿舍20户。这个社区的突出特点是社区文体活动活跃，有文体队伍10支，特别是春秋季趣味运动会非常受居民欢迎。社区居委会刘主任责任心强，到任后的十年中为居民做了很多实事。本社区各文体队伍的负责人也是社区积极分子，十分配合和支持居委会的工作，是非常合适的议事委员候选人。
2.议事委员选举、明确议事规则、确定议题。 在传统认知中，人们总认为政府的规划很重要，但很多时候由于不符合社会与市场的需求，政府的一些具有良好用心的规划往往费力不讨好。反观之，社区公众自主建立的许多饭馆、理发店、小卖部，市场自发建立的许多公司、企业、施工队，都能实现自我调节，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从上述日常现象中可以看到，社会和市场的机制，对于基层社区的良性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总是一味强调政府管控的重要性，以为政府管得越多就越好，这种观念其实已经落伍。实践表明，社会和市场一样有自我循环能力，社会甚至有很强的“自愈能力”。就像人体有自愈能力一样，社会也具有类似的特性。因此，政府应该转变以往单一管控思路，努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让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相互促进，而不是单方面的管控。清河实验之社会再组织实验，就是要培育和激活这种社会的自主能力。
（1）选举议事委员。清河实验启动以来，海淀区社会办、社工委、课题组、清河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居民代表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通过居民代表座谈、入户调研、组织社区活动、张贴横幅海报、制作视频宣传片等多种形式，积极向居民广泛宣传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于2014年12月正式启动了议事委员的选举工作，制定和发布了《选举公告》《选举办法》等相关文件，支持和动员了55名社区骨干居民报名成为议事委员候选人，并为每名候选人制作了选举展板和宣传视频。2015年1月16日至23日，居民代表大会暨议事委员选举大会在三个社区先后召开，按照方案选举出了34名议事委员，差额比例为38%。相关单位负责人及社区居委会成员、居民代表共200余人出席会议，积极关注“清河实验”的30余名居民自发列席会议。会议向广大居民代表强调了支持居民参与、推动居民自治的重要意义，并就社区环境卫生、治安管理、老幼服务、志愿文体活动组织等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事宜征集居民代表意见和组织相关讨论。
（2）确定议事规则。按照实验的基本思路，改组后的社区居委会应既是“议”的机构，同时也是“行”的机构，新增的议事委员，定期开会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讨论。讨论的议事议题范围是事前经过居民需求调查确定好的。讨论设立议事机制，并非议事委员漫无目的、毫无依据的展开讨论，而是事先对所选出的议事委员进行能力建设培训，让大家学会运用一些专业技术，开展居民意愿和居民需求调查，了解居民反映出来的社区问题。专业技术包括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组织居民召开参与式的讨论会等。只有议事委员带着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参与讨论，议事委员才能具有代表性。在议定了议事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决策机制。议事之后，选出决策的代表，大家集体监督落实的过程。
议事委员在调查摸底基础上提出方案和意见；议事会由社区居委会主任主持召开；议事委员主动参与集体决策；作决定时，若出现意见不统一，分歧较大，未能做出决定的情况，会后再进一步调查、分析，再次复议，有决策权的成员包括增选的议事委员以及原有的社区居委会委员。试点社区可以根据公益金申请额度不同，自行决定表决通过票数的门槛（过半或过2/3）。议事会每半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也可临时召开；根据会议内容需要列席会议的其他成员由社区居委会主任决定；会议要做好记录。
（3）议题设置：“公益金”创立。在整个议事过程中，议题设置是很重要的内容，不仅关涉到议题是否符合居民的真实需求，而且关系到议题的决策与解决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有效率。要设置一些常规的议题，规定哪些类型的社区公共事务必须定期召开讨论会。比如社区公益金，社区空间提升，避免出现议事协会最后被少数人操控的情况。前期对于清河街道所有社区实证调研发现，社区对公益金的使用有很大的动力和需求，新社区居委会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确定为“社区公益金如何使用”。
第一议事协商主题为“公益金如何使用”问题。以公益金为核心议题建立社区居委会议事协商机制。新组成的居委会组织格局构建完成以后，核心的工作内容在于共同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探索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式协商机制，吸引更多的社区利益的相关群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遵循“社区提需求并监督，政府、市场、社会一起参与”的指导原则。 保障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改组后的居委会在组织居民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对如何科学、民主的使用社区公益金进行充分讨论，从街道层面出发，规避风险，通过群众制约，以保障公益金的使用过程科学合理。在讨论中，解决和建立起居民议事协商机制、议事规则，提高居委会的议事能力。讨论和实施过程全部在街道职能科室指导下完成，由改组后的社区居委会负责具体培训及组织居民开会展开讨论，建立可操作性强的组织运作体系和参与式协商机制。只有讨论和实施的过程有效，居民认可度高，街道才会给予更大力度的资金支持。对于新居委会议事协商出的公益金具体使用途径，只要符合居民公共利益和居民需求，并且以居民民主协商为基础，街道应给予充分尊重。目前社区存在的核心问题是缺乏“议”的过程，实验力图通过对公益金议事过程，让更大范围的社区居民体会到，无论最后的决策结果如何，社区居民是参与过议事过程和决策意见的，由此激发普通百姓的民主参与意识，便于以后工作的开展。
（二）社区提升实验。 社区是地域性生活共同体，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构成社区要具备五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要有聚居的一群人，社区居民是社区的核心；二是社区又是一个流动的场所，要让更多的人乐意进来居住且有社区归属感，而不是让人们离弃而去。三是要有一定的公共空间。四是要有齐全便利的生活服务设施。五是居民群体要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居民群体之间发生种种社会联系，社区不单单是人的堆积体，而是因居民之间的频繁交往和互动而产生的有机聚合。
由于长久以来，我国基层社区组织结构中行政干预力量较强，社区多元力量尚未得到充分发育，不仅在物质空间和环境等社区硬件方面落后，在公共空间和文化环境方面更是欠缺。要形塑出一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守望相助，邻里与共”的现代社区体制，需要从上述五个方面进行改造和提升。因此，也恰如费老所说：社区服务制的建立是一个过程。“首先要培养和提高社区居民既服务于自己，又服务于社区的意识和能力。它的完善过程将是社区居民一起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高尚精神文明的过程，也是共同营造一个和睦成风、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美好生活环境的过程。”
清河实验中的社区提升，主要目标就是要在清华课题组的专业指导下，提升清河地区居民们自我服务和参与社区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从而不断改造社区的人居环境和公共空间，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增进社区整体福祉。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社区，都有需要改造和提升的地方，都有不断完善的空间。以清河地区为例，老旧小区卫生环境，公共设施等亟须改造毋庸置疑，即便在橡树湾这样的现代高档商品房小区，也有需要提升的地方。橡树湾尽管在公共设施和活动空间上非常宽裕，但是邻里社区交往互动贫乏，居民社区参与度不高，社区集体活动缺乏活力，邻里之间形同陌路。因此，针对不同小区特点，课题组设置了不同的社区提升方案，并依托社区议事委员和居委会，发动居民参与到社区提升的公共活动中来。在此过程中，居民，议事委员，居委会为代表的社区组织协商互动，既增进了社区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又充分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积极性。迄今为止，在社区提升方面，清河实验主要以阳光社区的提升和改造为试点，开展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1.议事委员培训。 由于阳光社区环境和条件相对较差，所以课题组将选举之后的实验工作，率先在阳光社区开展。课题组创办了《走近阳光》的社区简报，通过简报广泛向居民宣传议事委员信息。议事委员是社区居委会的组成部分，其产生过程实质上是增选与补充社区居委会委员的过程，这更体现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的基本功能，补充的议事委员和目前的社区居委会逐渐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组织。2015年3月初，课题组对议事委员和部分居民代表进行以居民意见建议征集方法、居民动员与信任构建、议事流程及规则、工作推进和监督方法为主要内容的系统性培训，并于2015年3月中旬在海淀区、清河街道办事处的支持和监督下，组织议事委员和原有的居委会成员召开了议事讨论会。
议事委员还建立了相应的例会制度，讨论会每半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临时召开。根据会议内容需要列席会议的其他成员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决定，会议都做了相应的记录。清河实验较好地继承了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现行的工作体制和模式，创新创立了“需求征集—提案提出—会议召集—预案确定—方案研讨—街道参与—预表决—公示草案—上报街道—形成决议并执行”的议事规则，为居民积极建言献策与合理表达需求，以及政府依法行政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依据。
2.民主协商讨论。 2015年3月，阳光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实验课题组共同组织了两期的“社区服务民主协商讨论会”，共召集到70名热心居民参与，这是从未有过的大型参与式居民讨论会。两期民主协商讨论会引入了美国专家哈里森欧文发明的“开放空间”的会议技术，共征集到74个题目，经过参会居民的民主投票，选出5件居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分别是：南里活动室建造；自行车棚建造；北里垃圾楼建设；改善社区绿化环境；文明养犬。然后经过小组协商得出五组解决方案。后期，课题组还组织居民开展了有趣的分糖游戏，使居民能够在活泼生动的过程中理解“治理”中公开、透明、合作、参与、关注弱势群体、将资源利用最大化的意义。
3.社区环境整治。 经过第一期的民主讨论会，社区的绿化环境是百姓最为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阳光社区居委会、课题组于3月中旬召开了由社区议事委员、环境设计人员等参加的“阳光社区绿化环境议事会”，课题组请来清华大学环境设计人员，为社区进行专业绿化环境设计。会后由议事委员带领会议人员对小区北里、南里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提出合理要求和建议供大家参考。然后，阳光社区居委会、课题组人员、清华大学绿化环境设计师及康苑物业经理在北里居委会办公室召集北里的楼门长等共同商议北里的绿化改造项目。参会人员到北里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发现自行车在楼门前乱停乱放，影响了居民的出行和休闲空间，绿化荒芜。清华大学绿化环境设计师分别说出对每栋楼前的空地，进行建造自行车棚的设想和绿化地的补种树木及花草的设想。经过与物业经理和居民代表的共同参与和沟通，阳光北里的绿化改造项目顺利进行。这期间，议事委员和楼门长为社区每户家庭发放“走进阳光”社区报、居民方便联系卡、清河街道阳光社区调查问卷，共发放1400户。让阳光社区的每一位居民都能参与到活动中来，并收集居民对此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后续，在物业的协助下，设计师找出了小区当年建设时候的图纸，开始测量绿地，再次和居民代表讨论和修改方案。最后在小区内对绿化图纸和自行车棚方案进行公示。施工的绿化公司开始进场施工，同时，课题组组织阳光义工队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之后还分别进行了认领，这就是民主提出，居民自治，居民监督的社区提升过程。
改革开放39年来，社会结构、居民构成、基层构成、基层组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既有组织架构已经在各方面与社会的实际需求脱节。因此，通过组织重构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和基本方向。社区再组织和社区提升，是过去一段时期以来，课题组在清河地区已经实施的一系列实验。通过这一过程，笔者深切感到，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正处于一个大的变化过程中，需要做的改革实验很多，但单纯依靠研究者的社区介入工作能解决的问题实在有限，例如在上述实验过程当中，就碰到很多牵涉到当前基层治理的体制和结构的复杂性问题。
另一方面，清河为学生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知识，进而认识社会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规律，提供了理想的实验场地。清河实验从社区调查中问卷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的使用，到社区提升中促进社区资源的配置、激发社会活力、社区自治的初步形成，都包含了社会学专业知识的指导。在实验过程中，在研究和实验的设计上，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设计了不同的动员方式，以及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时点收集问卷资料，以及随着实验的推进发现社区产生的变化，从学理上进行因果推动和因果分析等，都体现了学术与实践的结合，充分展示了从学术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归学术重要意义与价值。清河实验推动我们对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问题的再反思。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包括我们所做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学实验，并不是在实践一个社会学理论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而是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适合中国社区治理的系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