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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下面就这个问题谈几点体会。
（一）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发展过程表现出来的“动力不足”现象。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建立，就会以比资本主义社会快得多的速度来发展自身的社会生产力。然而，就东欧剧变前的一段时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经济发展速度的现实状况而言，它并没有达到人们事先预想的速度，甚至都曾遇到过，或正在遇到未曾估计到的经济困难。
按照马克思最初的预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而社会主义社会新的生产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列宁说得好：“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建立和迅速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走俄国人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共同心声。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东欧各国解放后，正是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国民经济都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特别是在5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尤为突出。如1950—1955年期间，东欧多数国家年平均增长率都保持在8%以上。其中，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2%、13.1%和12.2%。在后来的五年计划期间，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仍保持较高的水平。总的来说，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初期，经济增长率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得多。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到1985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13269亿元，国民收入6765亿元，分别比1948年时提高了328倍和18倍。到1986年，我国钢突破了5000万吨，比1949年提高了316倍。钢产量从50万吨到5000万吨，美国、日本用了52年，苏联用了65年，西德用了94年，而我国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5000万吨只用了37年。
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充分发挥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建设已经达到预想的结果了。实际上，苏联早在斯大林逝世前夕，尽管工业生产和国防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但农业状况却很糟糕，日用消费品生产相当落后，经济上已经出现许多困难。斯大林逝世后，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56—1965年的两个五年计划任务一再落空，国民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1951—1955年平均每年增长11.3%，1956—1960年降为9.4%，1961—1965年降为6.1%，1971—1975年降为5.7%，1981—1982年降为2.4%。从50年代中期以来，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也逐渐放慢了发展速度，经济增长率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下面列出的表1、表2的数据是这些国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的平均年增长率的例证。
通过表1、表2可以看出，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苏联的经济发展建设，除一些个别年份稍有回升之外，一般都是呈下降趋势，甚至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出现过负增长数字。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竞争中战胜了资本主义经济，那时几乎很少有人怀疑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但是在“三年大跃进”之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到了1975—1976年我国经济发展逐步下降。
就在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处于相对下降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各发达国家却在经历了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40年代二次大战的动荡之后，从50年代开始，尤其到了60—70年代，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速度增长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地得到提高。
表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a. 按价格因素。
表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
续表
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对比为例（见表1），可以看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发展的大体趋势超过了苏联，也超过了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可以具体地比较一下苏联和美国的情况。当时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是美国的一半，苏联的农产品产量只是美国的20%—25%，尖端技术同美国相差3—5年的时间。二战结束后，战败的日本经济相当困难，然而在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结束了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3.2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居资本主义世界首位，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资本主义世界中较为落后的韩国、巴西、新加坡等国，近一二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韩国从1962年到1981年的20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前十年为7.1%，后十年为1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1983年已达到1876美元，从而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问题是“短缺和排队”。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根本不同，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起点、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也不同，所以，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可比性。简单地把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同畸形发展、过分依赖国外经济的某些发展较快的小国和地区进行类比，都是不全面的。如果因此而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那是背离事实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但是，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进行横比也是必要的。一方面通过横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确实还比较落后，人民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估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合300美元，英国是我国的26倍，法国是30倍，西德约为35倍，日本约为37倍，美国则是我国的53倍。显然，人家比我们阔，我们比人家穷。通过这样的横比，我们可以认清形势，找到差距，激发干劲。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紧迫的挑战，不加倍努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可能会更加落后，在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的应有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正确认识20世纪50－70年代以来，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恰恰就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却囿于自己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忽视了国际上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交流，耽误了本应取得并且可能取得的迅速发展的经济进步，丧失了许多宝贵时间，使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使我国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本已趋于缩小的差距又拉开了。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原因何在呢？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力没有发展上去。进行这样的横比，使我们能够冷静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处理好国内的矛盾和冲突，创造经济腾飞的良好环境，奋起直追。
通过纵比和横比的分析，通过对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上一下的对比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强大发展动力也没有发挥出来，因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思考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社会一样，有自身的内在发展动力。如何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认识到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才能使社会主义更充分地发挥其固有的动力作用，迅速在经济上超过，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事情。
（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表现出“动力不足”的原因分析。除了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对其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的破坏干扰压力以外，人们在主观上的错误认识导致实践的失误，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表现出“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主义实践者的主观原因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发展动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是因为社会主义实践者的主观认识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干了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固有的发展动力的作用过程，本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是我们却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运动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规律，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按照这些客观规律去办事，造成了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出现了许多矛盾激化现象，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作用上存在哪些重大失误，给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造成了哪些不应有的重大的障碍呢？
1.对我国现存的具体国情，即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了解，从而对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性缺乏明确的认识。对我国目前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这是我们所犯错误的总的认识根源。正是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指导下，我们脱离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急于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办了许多脱离现阶段实际国情的事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正常发挥。
2. 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缺乏清醒的认识，忽略了生产力这个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作用，离开了我国生产力的实际状况，片面强调不断拔高生产关系，不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生活中形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因素。
3. 长期否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性，更看不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矛盾，一直采取限制和企图消灭商品交换的政策和措施，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中经济实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相对独立性，过早地运用产品经济的模式来套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幻想尽快地过渡到产品经济社会。实际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蕴藏着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市场竞争机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蕴藏着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动力，蕴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否认商品经济关系中劳动者个人劳动和局部联合劳动的特殊性，就会阻碍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正常竞争，窒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应有的活力，使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动力。
4. 对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矛盾缺乏深刻认识，不重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要求，不重视生产单位的局部利益要求，认为拉开劳动者之间收入的档次就会造成新的阶级分化，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在于劳动者个人、劳动者集体积极性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即取决于劳动者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而劳动者的劳动效率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又来自对劳动者的利益刺激。因此，按照劳动的质和量付给劳动报酬，承认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要求，适当扩大劳动收入的差别，扩大利益差别，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手段。采取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漠视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合理利益要求，是窒息社会主义社会活力的重大障碍。
5. 对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及其相应的组织机构的社会职能及其相互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同生产力要求不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了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不相适应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这种过于僵死的社会主义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束缚了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影响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既定的条件下，具有重大缺陷的社会体制是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动力发挥的最重要的障碍因素。
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要受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的制约，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也必须经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才能发挥激励作用。这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成为制约和影响社会动力作用机制的重要条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具体地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既定的前提条件下，具体社会体制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动力作用发挥的重要制约条件。
（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机制作用。我们不仅仅要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体制特点，还必须搞清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机制，只有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特点，搞清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机制，才能建立适当的社会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
1.改革机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但是否能够正确地和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取决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程度；二是取决于人们采取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来发挥这种动力的作用。关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我们在此不赘言。从社会主义社会动力的作用机制来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动力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具体体制，同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的矛盾。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则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动力作用的基本条件。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是不断地使社会主义制度释放其固有动力能的根本机制条件。
2. 激励机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一个社会的劳动者“自主活动”，即自己创造历史的活动所受到的束缚程度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从宏观角度来说，束缚人类“自主活动”的发挥是一个制度和体制问题。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锁链对劳动者的束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于缓慢和停滞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微观角度来说，束缚人类“自主活动”的发挥，则是一个利益刺激机制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比落后的社会制度更能发挥利益对人的激励作用。在同样的制度下，适当的社会体制总比不适当的社会体制更能发挥利益对人的积极性的激励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为充分地发挥利益的刺激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运用社会体制的功能，建立健全利益激励机制，合理发挥利益的刺激作用，是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动力作用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条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精神鼓励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精神动力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激励机制，绝对不能忽视精神动力的作用，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建立有效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工作制度，通过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通过精神鼓励的办法，来调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动力激励机制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立动力激励机制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现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深化各种分配制度、分配形式的改革，真正把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存在，使工资和奖金，还有其他形式的个人收入，正常发挥出刺激功能来。二是建立健全劳动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制度，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实行广泛的人民自治和经济管理民主化，激励起广大职工的政治热情。三是建立健全政治思想工作制度，丰富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精神鼓励的办法和制度，从思想上、道德上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工作积极性。
3. 民主机制。在上层建筑当中，主要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反作用力。恩格斯曾把来源于经济运动而又反作用于经济运动的政治运动，主要归结为国家权力的运动，以及为争取国家权力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广泛的民主政治，可以从根本上激发起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不仅仅是单纯从事劳动的劳动者，而且是参与国家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的社会活动者。如果我们不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仍将无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广泛的民主，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4. 竞争机制。竞争是商品经济的活力所在。在商品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者只有尽快地把产品卖出去，而且尽可能获得较多的利润，才能使劳动耗费得到补偿，才能不断地扩大劳动积累，才能生存和发展。为此，商品生产者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掌握市场信息，改善管理，采用先进设备，提高工艺水平，降低劳动消耗，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否则，它就会被其他生产者击败，就会被淘汰。商品生产竞争是社会动力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
在不同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性质是不同的。在私有制条件下，竞争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竞争。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个体和联合体之间的非对抗性的、和平的、友好的劳动竞赛，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竞争。竞争的性质不同，其后果自然也不同。私有制条件的竞争，最终导致一种危机和垄断的趋势，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竞争，可以使落后的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赶上或超过先进的企业，使少部分素质太差的企业并、停、兼、转，或者被淘汰掉，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健康地发展。劳动群众之间的竞争，可以奖勤惩懒，激励先进，改变后进。竞争是企业活力的必然表现，是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发展的外在压力，竞争可以消灭扯皮推诿、不思进取的官僚主义现象。竞争局面的形成，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
5. 协调机制。利益的激励作用，一方面体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竞争，又一方面体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协调。竞争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协调同样也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我们所说的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是就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而言的，也是就利益的有效协调而言的。如果协调不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同样也会阻碍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在分配问题上搞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忽视人们由于劳动差别而带来的利益差别，通过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来人为地消灭差别，这样做不仅没有使群众满意，反而激化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使得劳动者个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使得企业盈利亏损一个样，多盈少盈一个样，多亏少亏一个样，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集体吃国家的大锅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加剧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挫伤了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因此，建立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分配体制和各种利益的协调机制，有效地协调和解决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的重要途径。
协调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一要靠适当的体制，即通过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分配体制，有效地协调好人民内部在分配问题上的矛盾，使利益协调制度化；二要靠好的政策，即通过党所制定的各项分配政策、利益协调政策、富民政策，来保证人民正当的利益收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纠纷，兼顾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三要靠行之有效的工作，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密切关心群众生活，不断地深入到群众中去，改进工作方法，解决在群众中的各种分配问题、各种矛盾纠纷，及时地把不利因素、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以上特点和作用机制来看，如何使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发挥出最佳的效果呢？最终还是要落在这样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人民群众作为自主创造活动的劳动主体，要分两个层次：一是劳动者个人，一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体（主要是企业）。如能调动起这两个层次的积极性，就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动力作用的总题目，就是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改革问题。
是什么力量使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整个阶级，乃至整个人类行动起来，是什么力量促使人类之间发生冲突、纷争，直至爆发战争？总之一句话，是什么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之谜。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历史运动是由哪些力量推动前进的，在这些力量中间哪种力量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其他力量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及其作用规律，从而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谜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社会历史领域一直是唯心主义的世袭领地。历史唯心主义是用人的思想、动机和意志，用“理念”“绝对精神”“抽象的人性”等来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现象的，即使一些有见地的旧唯物主义者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也只是涉及历史的一般表面现象，并且在他们的正确观点中往往掺杂有荒谬和自相矛盾的成分。恩格斯说：“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
马克思总结了前人在探索人类社会奥秘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天才论点，破天荒地第一次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个人类哲学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找到了认识社会的物质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创立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借助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正确地阐述了“动力的动力”。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人类为着什么目的去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那么人们维护或者要求变革同生产力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社会改革乃至社会革命的动因是什么？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那么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和联系，流血或不流血的战争原因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从而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一）阐述了社会发展动力的普遍原理。
1.阐明了社会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历史过程是整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社会历史发展也必然要遵循矛盾发展的运动规律，是社会矛盾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恩格斯明确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
，认为正是矛盾推动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的发展。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运动规律。列宁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认为矛盾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他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创造性地分析了当时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规律。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他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该事物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肯定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认为正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
2. 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和终极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谈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或终极原因是经济因素；一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恩格斯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
最后动力
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最后动力”的概念。最后动力指的就是使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背后的起最终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终极原因。接着恩格斯就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为例，说明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
，随后他又进一步剖析了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原因。他指出，这些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
，“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从恩格斯的推导可以看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阶级斗争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经济利益又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或终极原因，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必须探究“终极原因”或“最后动力”，最后动力或终极原因与直接动力相比，前者更根本，后者是派生的。所以，有时又把最后动力或终极原因称为根本动力。总之，物质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表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和终极原因。
3. 阐明了需要和利益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具体动因。为了阐明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在人们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做过许多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明确指出需要和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历史活动的根本目的，正是需要和利益推动人们从事创造性的历史活动。
无论在任何社会，利益都构成人类进行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具体动因。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利益的动力形式表现是不同的。在私有制的社会中，利益集中表现为私有利益，私利成为社会统治阶级从事历史活动的具体动因。在奴隶社会，最大限度地追求奴隶的剩余劳动，是奴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在封建社会，追求地租又是封建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因。追求利润，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私利作为驱使人们进行历史活动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只是剥削阶级为达到自己私利而被驱动的工具，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劳动人民自觉的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劳动者直接为自身获取劳动成果而进行劳动，利益真正成为劳动者个人进行社会历史活动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利益的动力作用再也不需要经过歪曲的、曲折的、间接的剥削阶级的私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利益的这种直接动力形式，能够比私有制社会中的私利形式释放出更大的动力能量。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分离特点，人们还把劳动仅仅看成为谋利的工具，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整个利益体系中，个人利益是刺激个人活动积极性的最有效的动力因素。
（二）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动力。
1.社会基本矛盾是促进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最终决定性因素。
2.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直接动力。
3. 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三）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从政治、法律、科学、哲学、教育等对社会经济运动的反作用角度来看，从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能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力量和因素，都可以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当然，这些动力因素同经济因素相比，经济因素又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力量。所以，不能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某一种单一的动力，而只能归结为多种动力形成的合力作用。1890年9月，恩格斯针对当时盛行的所谓“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这一对唯物史观的庸俗化的解释，提出了历史合力的概念。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
由此看来，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由历史的合力促成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论断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
（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又竭力保护这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所以，无产阶级要进行政治革命，推翻维护这种落后生产关系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共产党人的历史旗帜就是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
革命解放生产力的真理，经历了历史实践的一再检验。俄国十月革命后，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我们党领导人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时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充分显示了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才能使生产力不断发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才能使生产力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呢？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认真解决而又还未能解决好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这样说过，经过革命，剥夺剥夺者，“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
“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这样的重大问题只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解决。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会不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呢？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对这个问题作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概括。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完全适应，一笔勾销了社会基本矛盾，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片面性认识妨碍了人们研究的思路，从而使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某些妨碍劳动者积极性发挥、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得以强化起来，并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50年代中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中，认真研究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来认识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作出了新的概括。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抓改革。他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
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把改革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相联系，把改革同建设相联系，这是一个很光辉的思想。也是在50年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同志，都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群众实践创造经验的基础上，就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科技、教育等方面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主张。如果这些正确观点和主张得到贯彻，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完善，必然对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改，对于这样的问题，还缺乏经验。而这时，党内“左”的倾向逐步发展，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被冲击；另一方面，则在生产关系上搞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穷过渡”、搞一“大”二“公”。这样，不但不能使生产力加快发展，反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大乱，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坚定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的同时，已清醒地认识到，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三中全会改革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农村出现了一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改革。党中央支持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因势利导，在全国农村全面展开改革。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又把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形成全面改革的局面。13年的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三）改革也是革命的含义，决定了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功能。
革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从狭义上讲的社会变革，一般指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一般是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中，通过剧烈的斗争形式而实现的。如历史上有过奴隶反对奴隶主的革命、农民（奴）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等。另一种是从广义上理解的社会变革，即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重大变革。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等重大的社会变革，等等。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决定了革命的广泛性含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改革和建设事业，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意义讲，改革也是革命。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两种含义的社会革命具有外在形式上的区别性和内在功能上的根本一致性。其区别性主要有：一是革命的依据不同。前者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依据，后者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作为依据。二是革命的对象不同。前者以那些竭力维护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为打击对象，后者以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为对象，既不是指向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不是指向已经消灭的剥削阶级，更不是指向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它“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三是革命的性质不同。前者属于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后者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四是革命的方法不同。前者采取暴力手段，后者采取和平、改造和渐进的方法。虽然两种含义的社会革命在依据、对象、性质和方法等外在形式上有区别，但在内在功能上却具有根本一致性。其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不同社会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任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但是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同样是首要任务。其二，夺取政权的革命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大事，改革也同样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休戚相关。因为只有改革，不断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充分挖掘社会主义的潜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使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其三，“第一次革命”和今天的改革都是权力利益关系的调整，前者调整对立阶级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后者调整社会主义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无论是哪种的权力利益调整，都将会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样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功能。其四，夺取政权的革命是量变过程中的质变；改革并不是量变过程中的质变，而是社会主义宏观整体的渐变和某些环节、某些方面突变的统一，两者都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由此看来，改革确实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不仅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功能。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了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
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掌握政权以后，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要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党的基本路线中所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体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力就行了，不必再考虑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同时还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这里，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基本的方面是相适应的，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同时还有相矛盾的一面，这又说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的经济、政治体制还不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还有束缚人的手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其最大特点是高度集中，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由于原来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地区和部门分割，忽视价值规律作用，这样的经济体制日益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已察觉到旧经济体制的弊端，并力图加以调整。但以往的调整仅仅是在条条、块块管理权力分配的框框里兜圈子，结果形成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非正常循环，始终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十年内乱更是恶化了旧经济体制的弊病。在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作用下，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病也日渐明显。主要存在党政不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终身制等，同样雪上加霜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什么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其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我们说剥削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劳动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不能唤起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革命使劳动者获得主人翁的地位，于是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制度，同样对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会发生正的或负的效应。改革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革除那些抑制人们积极性的体制弊端，从体制上解放人，进而解放生产力。这种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统一；虽然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要求对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作出相应变革；它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从深度和广度上为解放生产力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不断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过程。
（五）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已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明。
回顾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人们都会有这样的深切感受：改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给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在农村，革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整了农业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城市，总结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项经济活动必须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比较彻底地破除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公、求纯的“左”的指导思想，开始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在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上，开始由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的直接管理向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间接管理转变；在社会分配方式上，开始由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向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转变，如此等等。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可见，“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
（六）把改革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联系，是邓小平同志的发明。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我们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作出理论概括。我们确立了“体制改革”这样准确的概念，并且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内容和方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1982年邓小平讲到精简机构时就指出：“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985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明确：“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987年，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可以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改革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联系的认识，是一贯的，并且是不断深化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成就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革命为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理所当然地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而要发展生产力，不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不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为的是发展生产力，必须把两者统一起来。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持续、长足的发挥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关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把解放生产力同发展生产力辩证地统一起来，揭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相互关系。这个论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矛盾在运动中是通过改革来进行的，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同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只是革命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社会根本制度进行摧枯拉朽般的彻底打碎，而改革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下，有领导、有步骤地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这个论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任务的认识，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回顾改革的认识史，可以看到，我们对改革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深化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达到如此认识的高度；没有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总结，也不可能达到如此的认识高度。从1890年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样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的认识，的确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这是经过了对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之类问题进行了实践，取得正反的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所达到的，这是付出了重大代价而得到的认识，一定要十分珍视、深刻理解。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为我国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我们深化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的改革要始终明确完全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是为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的。因此，解放生产力是改革的出发点，更是检验改革是否正确有效的准则，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就要改革，凡不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就不应乱动；凡是经过试验，能够解放生产力的，就要推行，就要肯定，并稳定下来；凡是经过实践证明某些改变不能解放生产力，就要及时改正。总之，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解放生产力”这个指导思想，改革必然会搞得越来越好。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90年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一）加快发展经济，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政治问题。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加快发展经济的意义，才能在实践中积极推进改革开放。
（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加快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第一，改革是解决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不相适应的方面，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旧的阶级社会不同，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改革不断地加以解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滞后了不行，超越了也不行。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活力和生机，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第二，改革是新旧体制（模式）转换的必经途径，是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转变为现代社会主义体制。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包围和临战状态下，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即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使当时苏联能够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最急需的建设和防务上来。同时，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由于获得解放而迸发出的革命热情，弥补了这种体制的缺陷，使它得以运转，并取得相当成功和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或是模仿或是参照传统的苏联体制，建立了自己的经济、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体上还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进入正常建设年代以后，在革命战争年代群众所特有的那种激情减少之后，这种过分集权、统得过死、排斥商品和市场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体制既易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滋生官僚主义、瞎指挥和以权谋私等不良倾向，又使企业的管理者、劳动者缺乏改善经营、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妨碍其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效益低，产品品种少、质量差，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我国和东欧某些国家较早地觉察到这种体制有严重缺陷。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从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体制的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必须进行根本改革，使不适应的经济政治体制转换为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社会主义体制。
第三，改革是把经济搞上去，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干了两件事。一是掀起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即历史上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进行了一系列自我改良。这两件大事使现代资本主义所容纳和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扩展着。据统计，从1945—1975年，即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两倍左右。在世界经济比重中，24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70%左右。这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30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过去200多年产品的总和。通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输血”，我国大陆周边的“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在60－80年代，发展速度相当快。最近，又出现了新“四小龙”，即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据联合国统计，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日本2.7065万美元，美国2.255万美元，德国2.1475万美元，法国2.1085万美元，中国香港1.38万美元，新加坡1.36万美元，中国台湾8685元美元，韩国6245元美元，我国大陆仅为325元美元。当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按照西方的标准，人均300多美元根本无法生活，可是在我国却过着温饱生活。因为我国同西方国家相比，职工不交所得税，有医疗保险、房租低、物价便宜。据美国《幸福》杂志计算，1990年中国实际生活水平为人均2472美元。正如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所说：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要比他们好过得多。即使如此，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社会主义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随着世界大潮从紧张趋向缓和，竞争的重点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如不进行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就难以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有力的竞争。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中国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振兴在于改革，中国通过改革，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去了，走在世界前列，世界社会主义就大有希望。
（三）通过全面的改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中国。
改革是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不仅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能够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有一个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过程。实现这个过程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革。我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就其实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通过改革具体制度，逐步完善根本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尽管受到这种那种干扰，但始终沿着这个方向，在这个范围内进行。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全盘否定历史，把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说成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在“更新”“重建”的幌子下，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导致改变的不是模式体制而是社会根本制度，改革变成“改向”，出现了历史大悲剧大倒退。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经过一定时间的探索，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定型化。邓小平同志预计，在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再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可以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
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根本的改革，而不是局部的改革；是对不适应的体制的根本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
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是全面改革，一是旧体制的弊端在各个领域都存在，必须经过改革改掉它；二是改革必须配合建设，为建设服务。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奋斗目标是一个全面的奋斗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要求，既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三个重要方面。全面改革是为全面建设服务的。在全面改革中，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同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取得和保持一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思想文化领域的教育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方针是“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对经济建设”，把科技成果迅速应用于四化建设。
“三个目标”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与经济、政治上改革的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改革是全面的，又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的确立，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始终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和关键，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怎么走，必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我们党从这个客观实际出发，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到1984年，发展到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是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我们通过实践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作出两个科学论断，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实体，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而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不能逾越，离开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就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在这个大方向和大前提下，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前提下，适当发展并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作用。二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坚持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充分利用市场。市场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坚持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目的是把两个方面各自的优点和长处都充分发挥出来，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是我国改革的成功之路。相反，某些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匆忙将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引起了政治过热和政治动荡，冲淡和放松了经济体制改革。结果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动摇了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
（四）改革要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
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改革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和开放并行，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鲜明特色。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是顺乎历史潮流，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国策。我们之所以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是因为：第一，不实行对外开放就会长期落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应是一个开放性质的社会。人类最早的两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虽然有了简单商品生产，但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社会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很少，生产力的发展极其缓慢。这两个社会都是封闭性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交换要求冲破闭关自守状态，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社会，它和资本主义社会就一样都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社会。
经过12年的努力，我国对外开放成绩显赫，目前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近来，已由沿海开放发展到沿江开放，又发展到沿边开放。我们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其中包括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结果，引进了大量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强大活力。
从宏观战略上来讲，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就是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在几百年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远超过了以往世纪的总和。拒绝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是愚蠢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虽然在社会制度上具有优越性，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仍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不仅要改造旧体制和探索新模式，而且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并且把二者结合、融合起来。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往往只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借鉴、利用、学习、协作的一面，这是一种片面性。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资本、科学技术、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应变能力强、劳动者素质较高等优势下，这样做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极为不利、极其有害的。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样做不是引进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五）改革开放迈大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完成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革命之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我国的改革所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可以说是又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实质和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说：“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二次改革高潮，全国一片热气腾腾。现在世界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经济巨人、世界强国。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比斯特在《2000年的大趋势》一书中认为，中国的10年改革成就斐然，“已经开始腾飞的中国经济会受到香港和台湾这两支火箭的助推”，到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在美国享有极高荣誉的综合长期策略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说，中国在今后20年里很可能跃居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这份报告按“购买力对等”方程式算出的按美元币值折算的中国经济实力，到2010年将跃居第二位，国民生产总值约3.8万亿美元，日本以3.7万美元尾之。独联体吉尔吉斯工联代表团领导成员访华后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惊人成就，简直是个神奇的世界。到处在建设大饭店、大工厂、大桥、住宅，特别是开发区的发展，整个国家是个大的建设工地。中国已成为巨人”，“中国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中国不是今天听你的，明天听他的，而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这条路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苏联解体了，东欧国家四分五裂，也不知向什么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寄希望于中国了。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如果说，阶级斗争和革命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那么，改革则是社会主义“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
。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基本形式。上升到“动力”的高度，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过去在战争年代，人们都争当革命者，现在在和平建设时期，人们也应该立志做改革者，为改革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改革是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