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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盖纳
我参加伯克希尔股东大会要追溯到1984年，当时我读到《财富》杂志上一篇关于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沃伦·巴菲特。当时我22岁，刚刚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我在弗吉尼亚州达文波特公司（Davenport）做证券分析师和股票经纪人，还是个投资行业的新手。那篇文章简直让我叹为观止，字里行间都散发着理性的气息，而如何投资和分配资本（包括金钱和时间）的整体哲学，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外来音。
我跑过去问我当时的老板，是否听说过沃伦·巴菲特。我把Buffett读成了Buff-fay，因为我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该怎么读才对。他干脆利落地回答说，是沃伦·巴菲特（正确的发音），并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立即找来了当时最尖端的金融科技资源：标准普尔手册。这本书的内容纷繁庞杂，有对商业的简要描述，还有数年的金融统计数据和比率。作为一名会计师，我很容易就能看出伯克希尔的财务表现非常出色，而且在1984年之前，伯克希尔一直是绝好的投资对象。
然而，我当时是个22岁的傻瓜（而不是现在这个56岁的傻瓜），我没有买这只股票，因为它的每股售价超过了1000美元。我想没有一只股票可能值四位数。因此，我错过了购买这只股票的机会。如今，这只股票的股价超过6位数，每股逾30万美元。
幸运的是，这次失败给我上了一课，那就是不作为的代价要比犯错误更大。更重要的是，这让我持续追踪伯克希尔，对巴菲特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之前认为，是我的年轻和自大造成了这次失败。我后来得知，不仅是我，还有许多比我年长许多、也更聪明的投资者，他们在看到《财富》杂志上那篇文章（1983年12月安德鲁·托拜厄斯（Andrew Tobias）的撰文）之前，对巴菲特和他的投资风格也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那篇文章是《财富》杂志撰稿人卡萝尔·卢米斯（Carol Loomis）向《财富》执行主编提出的创意，并建议由安德鲁·托拜厄斯执笔。自1967年以来，卢米斯一直是巴菲特的好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卢米斯写了一系列关于巴菲特的重要文章，都收录在她的巅峰之作《跳着踢踏舞去上班》（Tap Dancing to Work）一书当中。
1986年，达文波特公司委派我担任马克尔公司（Markel Corporation）的分析师，这是一家刚刚完成IPO的上市公司。马克尔主要经营财产保险和意外险业务，附带一些非保险业务。在保险业务经营和对公众公司的普通股投资等业务领域，这家公司是盈利的。
对伯克希尔的了解与日俱增，我逐渐意识到，它的方法也适用于马克尔，可以很好地助力马克尔达成愿景。
1990年，史蒂夫·马克尔（Steve Markel）雇我为他管理马克尔公司的股票投资。他还说服我买了一些伯克希尔的股票。我们以每股5750美元的价格为马克尔的投资组合添加了伯克希尔的股票。此时的股价比我第一次知道伯克希尔的时候稍微高一点，但对马克尔来说，这仍然是一笔不错的投资。
当我开始在马克尔工作后，我向史蒂夫建议，那些最有可能理解我们公司战略的人，正是那些已经拥有伯克希尔股票的人。我说，如果我们去奥马哈，我们更有可能见到他们，而不是说服他们来里士满见我们。
在为投资者关系制定了清晰的战略规划后，我们动身前往奥马哈。第一次参加年会是在奥芬剧院，我碰巧坐在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s）和谢尔比·戴维斯（Shelby Davis）的前面。我知道戴维斯家族的声望，但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等待年会开始时，我转过身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开始了对话。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是朋友。
多年来，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期间，我参加了许多富有成效的聚会，与我钦佩的投资者们建立起终生的友谊。在那里，我还拓展了人脉，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准。我和很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帮助我们改进了马克尔的管理方式，对马克尔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我内心也经历过矛盾和冲突。在我早期参加的一次年会上，巴菲特评价道，伯克希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繁荣时期，但鉴于其日益庞大的资金规模，他提醒听众，不要指望过去的情况会在将来重演。我感到非常心塞，心想：“我们才刚到这里呢，难道现在就结束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把巴菲特这番话归因于精神上的自律，并得出结论：伯克希尔之前所采用的方法预示了它有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无惧资金规模有多大。于是，我买入了更多伯克希尔的股票。
此外，当我回到里士满时，我给巴菲特写了一封信，就资金规模对未来业绩的影响，询问他的看法。在我的信里，我引用了埃克森美孚的案例，提及它从标准石油（Standard Oil）时代继承而来的遗产。我说，埃克森美孚及其前身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公司之一。我问道，埃克森美孚的例子对伯克希尔是否有借鉴意义，以及伯克希尔未来是否有能力继续创造出色的财务业绩。
几周后，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从基威特广场寄来的。巴菲特在我去信的末尾手写了几行字，他是这样说的：“汤姆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请明年再来参加股东大会，向我询问此事。沃伦·巴菲特（签名）。”我把那封信复印了一份，并把原件收起来妥善保管。我还在原件巴菲特留言的下方写上了一行字：“沃伦，我明年会来的。托马斯·盖纳（签名）。”我们的笔友关系也就此告一段落。
不过，在随后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多年以来，伯克希尔股东举行了很多次聚会，其中一次，我提出了与埃克森美孚类似的问题，我们讨论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情况，我们还讨论了埃克森美孚在管理其核心业务时所采用的资本原则、与业务相关的盈利股票回购事件以及股息分红决策。虽然我不能代表巴菲特发言，但我仍然坚信，对于伯克希尔而言，埃克森美孚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先例。
我们第一次参会留下的另一段美好回忆是，我和史蒂夫·马克尔开启了我们“马克尔早午餐”（The Markel Brunch）的传统。在我们的第一次聚会上，我设法招待了总共6位客人。当时我进入投资界的时间不长，这些客人都是我很早就认识的熟人。我们只是吃了顿饭，聊了几句我们在马克尔的计划，并回答了他们关于我们业务的所有问题。当我们结束谈话时，我说：“我们明年还会再来，如果有你认识的人想加入我们，我们很乐意邀请他们。”
从那个简单的邀请开始，我们延续了这个传统，出席人数逐年增加。我们的年度早午餐聚会，与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同步举行。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人加入。
这个聚会对马克尔来说意义非凡。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建立起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在伯克希尔年会上遇到的股东，比一年四季在其他任何地方遇到的都要多。这些股东也支持我们渡过难关，并接受了马克尔的长期愿景。
鉴于伯克希尔数十年来的出色表现，其股东往往抱有开放的心态，并希望找到其他拥有类似长期价值观和理念的公司。事实证明，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是一个无价的场合，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支持马克尔的投资者，也可以勾勒出我们打造世界上最伟大公司之一的美好愿景。
☆☆☆
托马斯·盖纳 （Thomas S. Gayner）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马克尔公司的董事兼联席CEO，同时也是第一电缆（Cable One）、科尔法（Colfax）和格雷厄姆控股公司（Graham Holdings）的董事，以及戴维斯基金（Davis Funds）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