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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哈格斯特朗
我第一次见到沃伦·巴菲特本人的那天，他邀请我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奥马哈举行的股东大会。对他来说，这是一句友善、随意的寒暄，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这件事发生在1995年5月16日于纽约举行的大都会/ABC公司股东大会上。当时，沃伦·巴菲特已成为我十几年职业生涯的焦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每一份年报我都读得津津有味，我把巴菲特本人写的或是有关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每一篇文章都精心剪辑下来，还会认真研读他投资的企业年报。我收集起来的研究资料塞满了一个大箱子。
在此之前，我那本介绍巴菲特投资策略的书《巴菲特之道》（The Warren Buffett Way）
已由出版商John Wiley＆Sons出版。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与巴菲特联系，他慷慨地允许我引用巴菲特致股东信里的观点，前提条件是他要亲自审阅手稿，并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推广这本书。他想避免出现任何类似“快速致富计划”的概念，而这正是许多投资书籍所承诺的。虽然在出版前，沃伦看过这本书的所有章节，但他一次也没有建议我做任何修改。直到完稿的最后一天，文责依然由我一个人独立承担。
我们通过信件有过交流，但从未谋面。所以当我得知他将莅临东海岸参加大都会的公司年会时，我也计划参加，并希望我们能见面。
年会的那个星期四早晨，我很早就到了会场，选了一个后排的座位。会议中途休息期间，我站起来环顾四周，试图找出接近巴菲特的最佳方式。就在这时，巴菲特沿着过道走过来，朝着我挥挥手说：“嗨，罗伯特！”好像我们是老朋友。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巴菲特是怎么认出我的。这是千载难逢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是一名“追星族”，见到巴菲特的那一刻，就犹如一个孩子见到了他最喜欢的棒球明星。
我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而巴菲特却魅力四射。几分钟友好的寒暄之后，他握手跟我道别。继而他又折返回来，微笑着跟我说：“欢迎明年到奥马哈来参加股东大会，我们来年再见！”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股东大会吗？也许吧。这是礼貌地邀请我前去那里吗？毫无疑问。我会忽略这样的邀请吗？这绝不可能。
1996年5月3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抵达奥马哈。彼时，伯克希尔的年会已经演变成一项周末的狂欢庆祝活动，几乎就像是崇拜者们的重聚会。借由年会的机会，巴菲特邀请我们所有人前去奥马哈“朝圣”，并顺道参观伯克希尔旗下的企业，比如内布拉斯加家具城和波仙珠宝店。我们都恭敬不如从命了。当然，我还开车经过了伯克希尔的“大本营”——基威特广场。那天，我是伯克希尔的忠实游客。
星期六下午，我前往罗森布拉特体育场参加伯克希尔的另一场传统活动：由本地最受欢迎的奥马哈皇家队担纲的棒球比赛，“表演者”沃伦·巴菲特会抛出第一个球。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下午。人们开始缓缓步入会场，一群是当地的球迷，另外更大的一群，据我所知，是伯克希尔的股东。人们发出爽朗的笑声，一边拥抱一边友好地拍背相互问候，看起来就像是家人团聚。
奥马哈皇家队准备迎战路易斯维尔红鸟队。在观众热情的欢呼声中，巴菲特投出了第一个球，然后一路小跑着越过栅栏，开始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告上签名，俨然是一名全明星棒球运动员。
几个回合下来，我在球场外四处闲逛，买了一盒爆米花，然后回到球场。当我把胳膊肘靠在一垒线的围栏上时，我向右边瞥了一眼，注意到了一位满头银发的高贵绅士。四目相对后，他伸出手来跟我握手。“嗨，我是比尔·鲁安（Bill Ruane）。”我简直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
比尔·鲁安是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1951年，两人都参加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课程，毕业后一直保持联络。比尔和里克·库尼夫（Rick Cuniff）一道，成立了一家名为“鲁安＆库尼夫”的资产管理公司。与此同时，巴菲特也适时建立了投资企业——巴菲特合伙公司。多年后的1969年，当巴菲特关闭合伙公司时，比尔·鲁安是他唯一推荐给有限合伙人的投资组合经理。著名的红杉基金就这样诞生了。如果有一张20世纪最伟大长期投资基金经理的“班级”合照，比尔一定会站在前排。
我深吸了一口气，踉踉跄跄地走了过去：“你好，我是罗伯特·哈格斯特朗。”比尔笑着说：“我很喜欢你写的那本书。”我也笑了笑，笨拙地说了几句“祝贺你在红杉基金取得的成就”之类的话。从那以后，我们俩再也没有谈论过那本书或红杉基金。但我们确实谈过投资，也谈了很多关于伯克希尔的事。我们还深入讨论了资产管理业务。
当人们从我们身旁经过时，几个认识比尔的人停下来打招呼。每一次，比尔都向别人介绍我。我和一些人建立了联系，与另一些人则没有，但这并不重要，所有人都很友好。这场棒球比赛使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伯克希尔的忠实信徒，这是一个始终充满热情且兼容并蓄的投资部落。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参加了波仙珠宝的招待会。数百名股东挤进了商店，更多的人涌向了走廊和停车场。我碰到了另一位伟大的价值投资者鲍勃·科尔曼（Bob Coleman），他在我写书的时候帮了我很大的忙。他把我介绍给了汤姆·拉索（Tom Russo），汤姆·拉索曾是红杉基金的分析师，后来和吉恩·加德纳（Gene Gardner）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彻斯特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作为一名基金经理，我与鲍勃和汤姆一道参加年会，看着他们礼貌地向管理层询问有关费用控制、资本再投资、价值创造和未来商业策略的问题，经受了很多思想“洗礼”。那天在波仙珠宝，站在鲍勃和汤姆旁边的我，遇到了大约24位股东，他们大多数都是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些专业人士。大家都很友好，并渴望交流。
接下来是年会当天。有经验的人会把闹钟定在早上5点。年会在假日会议中心一个有3200个座位的宴会厅举行；两个有视频源的分会场可以容纳另外的1800人。即便如此，所有人都知道，在上午8点之前，于9点30分开始的会议的5000个座位就会被一抢而空。所以，必须在天刚刚破晓时就起床，一路狂奔至年会场馆，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直到大门打开。
多年以来，我听闻过很多关于巴菲特和芒格的消息。如今我亲自去了现场。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巴菲特和芒格带着对投资哲学的反思，回答了所有股东的提问，中间只有一段很短的午休。会议一直持续到傍晚。会议结束后，大多数股东都留了下来，彼此聊天，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没有人想要离开。
在接下来的21年里，除了偶有要事导致缺席以外，我几乎参加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每一次年会。但很早以前，我就不再为了成为第一批进门的股东而早起了。我年纪大了，爬不上自动扶梯，也不能走下会场的台阶去抢第一区的座位。相反，我悠闲地开车去会议地点，在早上7点30分左右到达。我有足够的时间穿过展厅，微笑着从一排排伯克希尔全资子公司的展台前走过，仿佛它们是我多年来看着长大的孩子。
早上8点30分，我在一个人满为患的分会场里伸了伸懒腰，欣赏着巨大的电视屏幕，等待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大片”开演。我们观看有关伯克希尔众多业务的新广告，以及巴菲特和芒格与一帮著名演员一起表演的老滑稽剧——这总是让我发笑。然后灯光暗了下来，巴菲特和芒格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在一张长桌前坐下，面前放着两个麦克风，两边放着很多喜诗糖果、花生脆和巴菲特最喜欢的可口可乐等。40 000名观众发出欢呼声。
近年来，伯克希尔年会的与会者包括了卡萝尔·卢米斯（Carol Loomis）、贝基·奎克（Becky Quick）和安德鲁·罗斯·索金（Andrew Ross Sorkin）等著名记者。他们轮流走到摆放在观众席不同位置的8个麦克风前，向巴菲特和芒格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此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非常了解的、经验丰富的股票分析师们也会轮流提问，这增加了对伯克希尔财务和战略层面更深层次的检视。
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巴菲特和芒格能够扩大队伍，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或许，巴菲特的助手、投资经理特德·韦施勒（Ted Weschler）和托德·库姆斯（Todd Combs）将得到一些发言时间，来阐述他们的想法，并借此与伯克希尔的忠实拥护者建立联系。同样，我认为伯克希尔董事会副主席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和阿吉特·贾因（Ajit Jain）都将是受欢迎的新成员，他们在麦克风前的发言也会深受好评。
现在年会已经开通了网络直播，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每年还要去奥马哈。坐在家里看直播，或者在更方便的时候看重播，不是更轻松吗？也许吧，但不适合我。我不想错过巴菲特和芒格登台的精彩一瞬。对于这种感觉，我能给出的最贴切的解释就是：试问，在电视上观看一场早已结束的音乐会，和感受镁光灯打在世界著名摇滚明星身上时的现场，难道一样吗？
世上总有一些事情，必须要亲临现场才能有所体悟。
事实上，我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周末，现在已经变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周。我通常会在周六会议当周的周一抵达奥马哈。每年都有更多的朋友提前到来，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一起共度时光。每年春天，我在奥马哈的日程表上都排满了早餐、午餐和晚餐，其间还有无数次的咖啡聊天。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还会有一些有价值的投资会议浮出水面，我觉得所有这些会议都非常值得参加。
在星期六晚上，与一群老朋友共进一顿牛排晚餐，是结束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的最佳方式。席间，人们高谈阔论，交流着一天的进步，争论着什么是最重要的收获，气氛轻松活跃。夜幕降临，但我们依然不舍分别。没有人真的想离开，尽管所有人都要赶明天一大清早的航班。
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清晨，大家全都从酒店离开，出租车排队驶向奥马哈国际机场。在机场的安检线前，挤满了准备回家的伯克希尔股东。你经常能在人群中认出股东，他们的手上都拎着一盒喜诗糖果。因为大多数人都累了，所以大家交谈不多，只是点头微笑，握握手，拥抱一下。
我朝着飞机走去，听见身后两位伯克希尔的股东大声跟对方说：“明年见！”
“是啊，”我一边缓步走过登机通道，一边喃喃自语，“是啊，明年见。”
☆☆☆
罗伯特·哈格斯特朗 （Robert G. Hagstrom），金融特许分析师（CFA），系斯迪富金融公司（Stifel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资产管理子公司——权益指南针策略公司的全球领导者基金（Global Leaders Portfolio）的高级投资经理，同时也是《巴菲特之道》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