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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谈三

竺可桢:爱得刚刚好

竺可桢,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中国气象学之父,中国物候学创始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尤其是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有深刻的研究,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了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他一生育有三子三女,六个孩子中却没有一个继承他的事业,只因他坚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宠爱孩子的他让孩子们去走自己想走的道路,让他们在各自喜爱的领域里绽放最美的花朵。爱家、爱事业、爱人才、爱自己,竺可桢将心中的爱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仁爱之心也被子女们传承下来!

竺可桢三子竺安言语之间除了对父亲的缅怀,更多的就是敬佩,他说:“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执着的科学家,他心中时时刻刻充满爱,大到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己的才能,小到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他甚至舍不得责骂我们一句。他是个慈父,却爱得刚刚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竺安,1929年出生于上海,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上有大姐竺梅,大哥竺津,二哥竺衡。1930年小妹竺宁出生,此时,父亲竺可桢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带着全家人去了南京。

在竺安的记忆中,父亲很忙,早出晚归,家里的大小事都由母亲张侠魂操持着。不过,每到周末,只要父亲在家,一定会陪在孩子们身边,给他们讲故事,带着他们读一些书。父亲抑扬顿挫的声音,是竺安听过的世界上最美的旋律,每一个字都带着父亲的感情,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有一个周末,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父亲把几个孩子叫到书房。看到哥哥姐姐都严肃地坐好,竺安拉着妹妹也老老实实地坐在父亲身边。那天,父亲第一次向孩子们谈到了自己的母亲,竺安的奶奶顾氏。奶奶是一位既贤良又识字的女子,对子女既慈爱又严格要求。父亲的家乡经常下雨,有时一下就好几天。每当这时,父亲就喜欢趴在窗前或蹲在屋门口看雨。有一天,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蹲在门口数着从房檐上滴下的雨滴,数着数着,他发现门口的石板上有一排小坑,水滴落下来的时候正好落在坑里。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便跑过去找母亲请教。母亲告诉他:“这叫‘水滴石穿’,那一个个小坑就是被雨水滴成的,你别看一滴水没有什么厉害的,可日久天长就能把石板滴出一个小坑来。”接着,母亲又教导他:“孩子,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会有所成就的。”从此,“水滴石穿”这一格言成了父亲的座右铭。

说完奶奶的教诲后,父亲看了看哥哥姐姐,慈爱地说:“做什么事,认准了,就得努力去做,不能半途而废。”年幼的竺安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父亲的话听得也不是很懂,但却将“水滴石穿”这个词记在了心上。

竺可桢全家合照

竺安8岁那年,二哥竺衡已经13岁,二哥学习好,又爱动脑筋。那年二哥生日,父亲送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竺安叫它“木盒礼物”,而父亲很用心地在木盒的盒盖上写着“少年化学实验室”。其实就是一个大木盒,里面放了很多试管、酒精灯、石蕊试纸、各种化学试剂,还有一本小册子,里面记录了十几种化学实验的做法。竺衡收到这个礼物,兴奋极了,把家里的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按照小册子的记录动手做实验。竺安和妹妹还没有接触到化学,只能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哥哥姐姐从木盒里拿出一堆东西,在桌子上捣鼓着,他们一会拿试管,一会在试管里倒化学试剂,一会又点燃酒精灯。

竺宁拽着竺安的衣角,不停地问:“哥哥,他们在做什么呀?”竺安摇着头,很焦急地看着。不一会儿,只见二哥一只手拿着试管,一只手捂着试管口,还清了清嗓子,得意地说:“各位,大功告成。你们人人有份,就是过会儿别太失态了。”竺安一个箭步冲到二哥面前,看了看试管,里面没东西啊!二哥神秘地把试管在他面前一晃,伸到了大姐面前,只见大姐把鼻子伸到试管口使劲闻了一下,没有任何反应,二哥急了,说:“你怎么没笑啊?”大哥似乎也急了,抓住二哥的手,鼻子就往试管口凑,使劲闻了好几次,失望地说:“失败了。”“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竺安看着大家一脸失望样,忍不住问。“我们在制造笑气。”二哥说完,把目光转向竺安。然而,竺安就差把鼻子塞进试管里了,他也没笑。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看着被哥哥姐姐扔在桌子上的试管、试剂,竺安摸摸这个,闻闻那个,脑袋里一直在想:“这些东西就能制造出我们想要的气体吗?那能不能制造出挠痒痒气体?”无数个问题悬在竺安的心里,他对化学的兴趣一下被激发了,他迫切地想要弄明白这些问题。从那以后,竺安没事时,就去附近的书店翻找一些化学方面的书看,还经常借用二哥的这个“木盒礼物”来做自己的实验。

竺安11岁小学毕业那年,竺可桢看到他对化学之类的书籍很痴迷,便送给他一本法布尔著的《科学的故事》。那是一本通俗的科普读物,可是却让竺安更加着迷于化学。书中的主人公是少年保罗,他叔叔给他讲昆虫的故事,讲蚂蚁与蚜虫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讲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及其引起的地震与海啸;叔叔带着保罗一起到野外观察大自然,用土法做化学实验“人造火山”……这些课外知识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盒,深深地吸引着竺安,让他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化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竺安在初中时,通过自学读完了高中的化学书,读高中时便开始读大学的化学书。1946年,竺安如愿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

读了自己最喜爱的专业,竺安对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是父亲一步步把他引向这个领域的。父亲告诉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才会主动去学,才能学得更精。”父亲从不要求几个孩子必须学什么,也不会去为孩子设计什么未来,而是让孩子们顺着兴趣去追求未来,去走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就像大姐竺梅,父亲在生活中发现她很喜欢音乐,便鼓励她去学习音乐,还送她去音乐学校深造。

有了父亲的引导,竺安在化学这个领域做得如鱼得水,但他从不骄傲,总是牢记父亲“水滴石穿”的教诲,不敢有丝毫松懈。在中科院的化学所里,竺安收获了丰硕成果,但他依然在思考新的进展,他敏锐地看到研究毛细管电泳的深远意义,便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它,但当时国际上很多权威的分析化学家都没有及时认识到它的价值。不过,竺安认准了这件事情,便一头扎进这个新的研究中,带着他的研究团队历经重重困难,取得了不少成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936年秋,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在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他问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反复告诫一年级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竺可桢要求自己的学生治学严谨,对自己更是要求严格。他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天中断过,在家里记,出门也记。从阿坝到米亚罗,他把旅途中经过的每一站的距离、海拔、所见都记下来。即使是坐飞机,他也是手里拿着高度表,眼睛看着外面,对看到的云型和地下经过的河流、城市等都有记录。有时和父亲一起外出,看到父亲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竺安很好奇,把脑袋凑到父亲面前,父亲总是摸摸他的脑袋,念叨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竺安迟疑着点了点头,父亲知道他还不明白,笑着说:“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竺安也越来越懂父亲的执着,每次翻看父亲的日记,他都会想起列宁说过的一句话:“不要轻视小事,因为大事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父亲日记里的每一条记录,都成了他日后研究物候学、地理学有力的依据。

竺可桢与竺安等(右一为竺安)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入侵,浙江大学西迁,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迁校工作上。也是在这一年,竺安的母亲和二哥相继患上痢疾。由于是战争期间,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很好救治的两人在半个月之内相继离世,这对竺可桢是个沉重的打击。很多个夜晚,竺安看到父亲一个人对着母亲的遗像一站就是好久……

虽然母亲和二哥的离世,对全家人都是个打击,但父亲的坚韧让竺安感到震撼,父亲不仅坚持观察、记日记,还顺利完成迁校任务。

母亲去世后,多位亲友见父亲公务繁忙,四个孩子又年幼,便给他介绍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陈汲,两人于1940年举行了婚礼。当年年底,竺安多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竺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带着全家定居北京,在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繁忙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他随时记笔记的习惯,他还发动全家一起成为他的物候观测员。

那是个初夏的夜晚,竺可桢从书房走了出来,他摘下眼镜,轻轻按摩着鼻梁,若有所思地问夫人陈汲:“你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了吗?”“你没有听到,我就更没有听到了。”陈汲笑道。“为什么呢?”竺可桢不解地问。“因为你的听觉比我的灵敏,每年都是你先听到的。”“可今年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呢?”竺可桢说,“我怕是因为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你帮我听听,听见了告诉我,好吗?”陈汲答应了他。过了两天,陈汲听到了布谷鸟清脆的叫声。当她告诉竺可桢时,竺可桢笑吟吟地说:“我也听到了。可见,这不是听觉灵不灵的问题,而是留心不留心的问题。”渐渐地,夫人陈汲成了竺可桢观察物候的帮手之一。

又是一个早春的日子,竺可桢要到外地去进行野外科学考察。他嘱托小女儿竺松说:“你每天上下学从什刹海旁走过,注意观察一下,哪天冰开始融化,你把它记下来;还有,哪一天什么树开什么花,你也留心一下。”竺松调皮地笑着说:“可是,我没有这个兴趣呀!”竺可桢严肃起来:“这事关系到科学研究的资料,不能马马虎虎的。你严肃地回答我,能不能做好这件事?不要开玩笑!”竺松吓得吐了吐舌头,举手行了个少先队队礼:“我一定完成爸爸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此时,全家人都笑了起来。

那时,竺安已经在化学研究所工作了。有一个周末,竺安回家看望父亲,他看到竺可桢正在整理物候观测的资料,就说:“爸爸,我们研究所大楼前的杏树开花了。”竺可桢随即问道:“哪天开的?”“大概是最近两天吧。”竺安答道。竺可桢当时就不高兴了,放下手中的资料,抬起头来,严肃地说:“我需要的是精确的时间,你是搞科研工作的,不应该使用‘大概’‘可能’这些字眼,也不能用估计和推断去代替实际观察。”很少见到父亲如此严肃的神情,竺安低下了头,科研工作确实来不得半点马虎。

第二年春天,竺安到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里是山区,山上种有桃树、杏树。这时,竺安想起了父亲的话,所以每天工作之余,他都注意到山上去看树木的生长状态。好多天过去了,他又一次漫步在山坡上,惊喜地看到,几朵粉白的杏花张开了花瓣,在碧绿枝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娇艳。下山后,竺安赶紧把这个发现及日期写信告诉父亲。

收到信后,竺可桢满意地记下了这个日期,与他自己的观测结果一样——“清明时节,杏树开花”。回家后,竺可桢对竺安说:“科学就需要这样的留心与细心,一样不能少,否则你就别搞科研,那是浪费国家资源。”

竺可桢读书照

父亲的严谨认真,深深地影响着竺安,让他对待自己的工作从不敢马虎,在自己从事的毛细管电泳研究领域,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使毛细管电泳研究在化学所获得了迅速而全面的发展。竺安不仅自己工作认真,也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这样要求,他告诉孩子,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竺家,不踏实工作是可耻的,是不受待见的。

在竺安的印象中,父亲不仅热爱自己的事业,更爱惜人才。他记得父亲常说,国家的人才储备越多,发展得越快,才不会被外强欺凌。父亲说这话时,眼睛里闪耀着动人的神采。

竺安记得,浙江大学数学系当时的主任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教授,叫苏步青,他家里有8个孩子,而他每个月350元的工资根本就维持不了家庭生活。抗战爆发后,浙大内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有一次竺可桢从遵义到湄潭去视察,见苏步青在门前的空地上晒白薯干。回去的路上,竺可桢就在想,每天饭都吃不饱,教授怎能做好工作。于是他便向教育部为苏步青申请成为部聘教授,从校聘教授变成部聘教授,工资要翻一翻。不久,苏步青的工资从原来的350元变成700元。为了减轻苏步青的负担,让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中,竺可桢还让苏步青的两个小孩到浙大附中去住校。可住校要自带棉被,苏步青家里棉被不够,竺可桢又特批他们住在家里,在学校吃饭不要钱。后来,苏步青每次谈到浙大竺校长时,都非常感慨地说:“竺校长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啊!”

父亲对待人才从来都爱护有加,有时还会慷慨解囊。久而久之,竺安为了成为父亲口中的人才,自己努力上进,也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任何岗位上,都要肯钻研,成为这个岗位的人才。竺安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小儿子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工厂做化验工作,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孩子兢兢业业,没事就在家研究怎样提高效率,成绩显著,他感到特别欣慰。

“先有好身板,才能去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多年来,竺安都保持着游泳的习惯。不到16岁时,他就成为贵州省游泳冠军,后来在1952年和1954年又两次成为浙江省游泳冠军。这些荣誉的得来,源于父亲对自己以及家人健康的重视。

在竺安七八岁时,父亲就带着他一起外出游泳。记得第一次和父亲去游泳,是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大河里,看到河中间湍急的水流,竺安吓得紧紧抓着父亲的手。也许是感觉到儿子的紧张,竺可桢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孩子,不怕,有爸爸在。”竺安点了点头。然而,一下到水里,竺安真切地感受到水流的冲力,无法控制自己重心的他吓得大叫:“爸爸,我不要游泳了。”在竺安身后的竺可桢从后面一把抱起他,把儿子放到岸上后,说:“儿子,我给你说说我过去的事,你就当听个故事。”

夕阳下,父子俩坐在河岸,竺可桢缓缓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当年,父亲的个子和体重比同龄人要差很多,显得又瘦又小,一副病态。从家乡到上海澄衷学堂求学时,他单薄瘦弱的身子骨成了同学们冷嘲热讽的对象。同班同学胡适预言他活不过20岁,本想和胡适辩论一番的父亲,低头看看自己的小身板,想着自己经常生病请假,顿时气馁了。那个晚上,父亲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胡适的话在他耳边一遍遍响起,确实有几分道理。没有一个好身体,就算学业再好,也没有机会去为国家出力。他立马从床上爬起来,连夜制订了一套详细的锻炼身体的计划,还手写了一条“言必行,行必果”的格言,作为警句贴在宿舍里最显眼的地方,时时提醒自己。

从那以后,竺可桢坚持锻炼身体,养成定期游泳、远足和练拳的良好习惯。即便是雨雪天气,他也从未间断过。

后来,竺可桢在美国邮轮“中国皇后”号上邂逅了胡适,此时父亲已活过20岁。可胡适不肯认输,又说:“你虽活过20岁,看你的容貌,无论如何活不过花甲,更不可能比我长寿!”对于胡适的又一次生命预言,父亲知道胡适才华横溢,口无遮拦,争强好胜,便笑着说:“我要是活过60岁怎么样?”胡适爽朗地回答:“你要是活到60岁,我在你60岁寿筵上当着所有亲友的面给你磕三个响头。要是比我活得长,你可以在我的尸体屁股上踢上一脚。”对于和胡适的赌约,父亲没放在心上,但是这个赌约却时时提醒他,人再有雄心壮志,再有才华,没有好身体,一样没用。

说完故事,竺可桢摸了摸竺安的脑袋,说:“孩子,游泳是为了强身健体。一个人,先有好身板,才能去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你是男子汉,难道连这点小困难都感到害怕?”

看到父亲清瘦健康的身体,竺安摇了摇头,对父亲说:“爸爸,你教我吧,我肯定能学会。”父亲满意地点了点头。从那以后,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有空,父亲就带着竺安去周边的江河里游泳,或者去爬一爬周边的山,遵义桃溪、广西宜山、广西湘江等地,都留下了父子俩的身影。也正是父亲对孩子健康的关爱,成就了竺安的游泳冠军之路。

后来,随着竺安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竺安从父亲身上不仅看到锻炼身体的好处,更觉得坚持游泳、爬山也可以磨炼自己的意志力。在自己两个儿子相继长大成人后,即便工作再忙,竺安也会抽出时间,带着他们下水游泳、爬山,多年如一日。有时天气不好,夫人心疼孩子,竺安便说:“这点小困难都害怕,还怎么练就一个好身板,以后还怎么做对国家有用的人?”时间久了,两个儿子都把锻炼身体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在竺可桢的带动下,竺家的子孙,个个身体清瘦有力,精神健旺,他们也把“健康”理念世代传承下去。

1961年除夕夜,父亲领着一家人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会,当时他已经是71岁高龄的老人了,可是身体很硬朗,一路上都没有让子女搀扶,还亲手搀扶着竺家的保姆。因为保姆是小脚,父亲怕她摔跤,所以一路搀着她。看着父亲强健有力的步伐、搀扶保姆的小心翼翼,竺安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这就是父亲,一生和善亲切,从没有领导架子,他用心中的爱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并让这种爱一直传递下去。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父亲离世后,竺安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对父亲的思念中。父亲说的故事、父亲对工作的严谨、父亲手把手教他学游泳……一幕幕在眼前浮现,让他久久不愿承认父亲的离去。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竺安看到父亲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著作,日记大约有1300万字,著作大概有600多万字。每一页日记都是父亲用心血写成,竺安想要让它面世,与大家一起分享。从2000年开始,竺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竺可桢全集》编辑工作中。因为日记全是父亲手写的,又经过了六七十年,有的字迹很不清楚,辨认的难度高、数量大。竺安知道出版《竺可桢全集》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那时,完成《竺可桢全集》是竺安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义务,应该把父亲宝贵的遗产整理出来,传之后世;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够将竺可桢的著作、日记、思想统统如实地展示给世人,不作任何的删节或美化,这也是父亲毕生所提倡和实践的“求是精神”的体现。

2014年,竺安在多位院士、科学家的协助下,完成了《竺可桢全集》的编撰,还原了一个求是而善良的父亲。14年来,竺安在编校中,一次次重温父亲走过的路。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对父亲的评价:“地理学和气象学的专家学者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大学的师生看到的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校长、教育家;社会公众看到的是一位也做普通事、也交普通友的普通老人;家人看到的是一位做事认真、严于自律的慈父;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活动家。”

在外人眼中,父亲是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可竺安眼中的父亲,只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是一个把“爱”放进竺家子子孙孙心中的老者,朴实、低调。 HcpfTfUB747dlSCXtUyocjvQte5t+KHeUGdmB08sGBGrrIlvH4ubdQtiMyYeOF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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