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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一代国学大师，精通多国语言，在文学、美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边疆地理学等诸多领域著述宏丰，成就斐然。尤其是国学上的成就更让人叹为观止，他的著作《人间词话》一度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却走得十分曲折而又艰难。1927年，年仅50岁的王国维为时运所逼，从颐和园的鱼藻轩投身昆明湖而亡。
王国维育有六子两女，除了次子王仲闻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其他子女都在别的领域发展。而王仲闻选择国学却不是父亲的指引，父亲给他选择的是一条邮政之路，希望他端上“铁饭碗”，不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可父亲做学问的那股认真劲和甘于寂寞的坚守却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最终踏上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王国维之孙、王仲闻幼子王庆山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虽然我们晚辈都没有见过祖父，但是祖父治家处世的种种却通过父辈们传承下来，长存于家族中，让我们在喧嚣的社会环境中安于寂寞，安于清贫，用心做事。”
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双仁巷。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接受塾师启蒙，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王国维一生有两次婚姻。第一任莫夫人（1907年病逝于海宁），育有儿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第二任潘丽正，1908年与王国维成婚，育有儿子王纪明、王慈明、王登明，女儿王东明、王松明。
八个孩子在家里虽然很闹腾，但个个都是王国维心头的至宝。次子王仲闻原名高明，号幼安，仲闻是他的字。1902年3月，王仲闻生于浙江海宁。那一年，王国维26岁，就在孩子出生前一个月，他离海宁经沪赴日本留学。身在异国他乡，得到次子出生的喜讯，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天晚上，尽管脚气病的发作让他痛苦不堪，但王国维仍站在窗前，望着家乡的方向彻夜难眠。
由于父亲不在身边，王仲闻从小就跟着太爷爷读唐诗、宋词，很快就能吟诵许多篇章，让家人极为欣喜。后来，太爷爷去世了，王仲闻在家乡的学堂读书，成绩非常优异。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租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大通路吴兴里，租金60元。这是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住宅，住着王国维、潘丽正夫妇及他们的七个子女，还有亲戚。后来，两人还在这里生下最后一个“阿末头”王登明。那时，王仲闻也随父亲到上海，考入著名的教会学校——育才公学。
王国维在上海
在吴兴里的日子，虽说地方有些拥挤，却是王家几个孩子最快乐的时光。除了吃饭，王国维所有的休息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消磨掉了。看到父亲在读书，几个孩子便围着父亲打闹，嬉戏声似乎要冲破屋顶，但王国维从不恼，任由孩子们在他身边闹腾，他则安静地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丝毫不受孩子们的影响。
写累了，王国维便会躺在书房的藤椅上休息。而年幼的几个孩子便会在书房翻箱倒柜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或书或笔。这时便是王国维规定女儿王东明背诵古文的时候。作为王国维的第一个女儿，王东明深得父亲的宠爱，常被父亲留在身边亲自教授《孟子》《论语》。有时背着背着，王东明就忘了下一句是什么，便抬起头偷偷看一眼父亲，发现父亲躺在椅子上闭着双眼似乎睡着了，便跳过那一句大声接着背下去。然而，每次这样的“偷工减料”总能被父亲抓住。父亲也不斥责，只是眯着眼睛提醒她第一个字让她继续背下去。
好不容易拖拖拉拉背诵完了，父亲便开始说新课，他从来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字逐句地讲。他讲完了，便问女儿懂不懂，王东明点点头，今天的功课就算完了。
看到姐姐的新课上完了，弟弟王慈明便会缠着父亲让他画人。王国维不会画，便在纸上随意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给孩子。调皮的慈明马上就给老人添上一副眼镜和一根长长的辫子，然后举着画对父亲说：“画了一个爸爸。”不待父亲开口，他便逃开了。
每次放学回家，王仲闻总能看到弟弟妹妹围着父亲嬉闹的场景，父亲既不笑也不怒，自顾安静地埋头写作，要不就在藤椅上闭目养神。记得有一次，王仲闻刚到家，就看到家里乱成一团，继母手里高举着一把尺子，生气地呵斥弟弟妹妹：“要玩到后院去玩，别打扰爸爸看书。”而一批孩子都躲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一手拿着书大声吟诵，一手护着孩子们不让妻子打，两个人就像玩老鹰捉小鸡似的，满屋子转，孩子们则玩得更加不亦乐乎，让继母感到啼笑皆非。
父亲读的每一个字都铿锵有力，丝毫没有错乱。那种在喧闹中的宁静，让王仲闻看得出神，似乎看着父亲就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父亲对孩子的宽容以及发自心底的爱，让王仲闻感受颇深。后来王仲闻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宽容的。在王庆山的记忆里，父亲对他最大的惩罚便是在屁股上拍两下。由于是最小的孩子，王庆山在家里最淘气，搞破坏的事总少不了他。有一次，不知道是弄坏了什么，惹得父亲很生气，父亲指着他说：“臭小子，你想找一顿打，是不是？”从没有见过父亲如此生气，当时王庆山有些害怕了，看到父亲追来，便满屋子跑，不让父亲追上，但王庆山毕竟还是个孩子，最终被父亲追上，他闭着眼睛，等着被父亲狠揍一顿。谁知，父亲把他抱到床边，轻轻地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两下，说：“下次不能再这样了。”便摸了摸他的脑袋走了。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王庆山一屁股坐在地上，吓坏了的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恐中缓过神来。不过，从那以后，王庆山很少在家里搞破坏了，总觉得面对父亲会愧疚。
在王家，读书就像是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白天，孩子们再怎么闹腾，只要晚饭过后，大家都很自觉地安静下来，到处去寻找自己想看的书，认认真真地看着，甚至连掉一根针的声音都听见。
几个孩子中，数王仲闻最调皮，他也很聪明。王庆山记得，1950年在北京，有一位叫张雄飞的先生从广州调来，住在邮电部家属宿舍的四合院里。
王国维故居的书房
张先生当时是象棋界的名人，有多种专著行世，据说晚年担任过中国象棋协会的名誉主席。王庆山和哥哥姐姐对他崇敬万分。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聊天，父亲和张雄飞摊开棋盘对弈起来，王庆山看着不是很明白，便先回屋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王庆山问父亲胜负如何，王仲闻说：“第一盘输了，后两盘都和了。”“爸，平时没见你下过棋，你竟然能和象棋大师下个平手？”王庆山瞪大眼睛，想从父亲眼中看到一丝谎意。看到儿子惊讶的表情，王仲闻便从书柜中搬出一大摞棋谱，说：“我就是凭着这些棋谱和他下的。”王庆山看着桌上的一堆书，表情十分诧异，但心底却不由得赞叹父亲的智慧。
还有一次，王庆山上初中时，父亲王仲闻带他去游明十三陵，当时陵园没有经过整理。父子俩去了一个最近的陵园，一路上，父亲就像个导游一样，对陵园里的皇帝做了详细的介绍，告诉王庆山那是明朝的第几个皇帝、生于哪一年、做了多少年的皇帝、有些什么重大的功绩和过失等。听着父亲的话，王庆山低着头，想想自己只顾贪玩，学习历史连朝代年表都记不清，可父亲看一本书就能“消化”一本书，学得扎实。
在王庆山看来，父亲的智慧其实是源于祖父爱读书这个传家的好习惯。祖父一生清贫，家里穷得只有书，而父亲也是爱书如命，有点钱就去买书，以至于搬家的时候只有书，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
据父亲王仲闻说，祖父王国维的一生中，没有娱乐二字，只有书。家里孩子多，要吃饭、穿衣，还要上学，王国维常常受人接济，即便如此，他还是安于清贫，一心做学问。不上课的时候，王国维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琉璃厂。那里的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他常常在那里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祖母只要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
后来，祖父带着一家老小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去琉璃厂书店的次数也就减少了。有一次，祖父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喜事，没想到他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祖母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看到父亲兴奋地举着那张发黄的书页，神采飞扬，祖母很无奈地摇摇头。就为了这一张纸，他把一本书都买了下来，还如获至宝，这对常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父亲告诉王庆山：“你祖父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他对做学问的细致与执着，烙印在我的心里。”
虽然后来，祖父王国维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样一生受人接济、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无视王仲闻对古籍、诗词的爱好，让他进入邮局，以获得较佳的生活来源。但多年的读书习惯早已深深刻在王仲闻的生活中，他知识渊博，是邮政总局里赫赫有名的“笔杆子”。
记得在中苏结盟时期，中国最流行的外语是俄语。王仲闻尽管没有上过大学，但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经验，他硬是靠从收音机中收听俄文教学节目，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学会了俄语，达到可以自如地看原版列宁著作的水平。每当看到父亲抱着大部头的马列原著看时，王庆山就为父亲没有上大学感到可惜。
1957年，因为历史原因，王仲闻被开除公职。卸下工作之后，王仲闻在他痴迷多年的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找到了新的乐趣与精神支撑。他重拾起父亲用过的笔，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痴迷做学问的路。
被迫回家的王仲闻“两耳不闻窗外事”，在书房里废寝忘食地沉浸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海洋中，不停地看，不停地写，不停地思索。那时，因为家庭的影响，年仅20岁的王庆山被下放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劳动。在家信中，得知父亲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整日躲在书房写作，他心疼得常常睡不着。
1968年，王庆山得到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他风尘仆仆地赶回家，母亲看到他就掉泪了，偷偷地告诉他，父亲一日比一日憔悴，整日就把自己关在房里读啊写啊。
看着父亲瘦弱的样子，王庆山心里很难受，劝他：“爸爸，今后不能再这样没日没夜地写了！身体要紧……”“年老了，不抓紧就来不及了！”父亲对他说，“有许多东西，不能总是留在我心里。要写出来，留给后人！”
“可是，这类文章在这年头不可能发表呀！”王庆山说，“若不发表，还有什么意义？”“话不能这么说！”王仲闻说，“出版发表与否，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要把它赶快写出来。只要活一天，就要写一天。将来，总是会有用的！”
见劝不动父亲，王庆山只能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整理书籍。有时深夜，王庆山还能透过门缝，看到父亲在如痴如醉地唱词，第二天，他就会告诉父亲，词牌已经失传了，别再唱了。然而父亲从来就没有听过他的，总是沉浸在书的世界里。还再三教育王庆山：“不能只看眼前，要有历史的眼光！要相信历史，相信未来……”
父亲常自比为宋朝人，说宋词能“爱它风雪忍它寒”，而古典文学为他营造了抵御外界“寒流”的净土。这一年，父亲完成的学术著作已有近百万字。
多年后，王庆山看到姑姑王东明，才知道对学术研究的痴迷，祖父也是如此，吟诵、唱词、整夜看书，父亲就像是踏着祖父的足迹在往前走一样。祖父创作的《人间词话》、父亲参订的《全宋词》都是文学佳作，每一部书稿都体现出他们对文学无法割舍的深情。
不过，在祖父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做学问是没有前途的，甚至于温饱都成问题。除了父亲王仲闻之外，祖父的其他孩子都是做技术工作。即便如此，王家人博览群书的习惯始终不变，在各个行业都出类拔萃。王庆山的儿子王亮受父亲多读书的教导，从小热爱古典书籍。1989年从新疆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古籍研究所硕士班，后又获复旦大学古籍所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留校在图书馆古籍部从事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是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专家组成员。他要继承曾祖父王国维与祖父王仲闻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对“王学”进行研究。
祖父王国维的一生是曲折而艰辛的，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并不善于营生，不谙世事，时常要靠借债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在清贫中，他独守着一份孤独，一份对文学的热爱。
正因为家贫，王国维很节俭，省下每一笔钱给自己买书，给孩子们交学费。久而久之，勤俭节约便成了王家的习惯。祖父无论在家还是在校教书，穿着都很朴素。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使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祖父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
不过，祖父的辫子，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谁：一个是祖父，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祖母就替他梳头。有一次，祖母早上要忙的事情太多了，也许又是有什么事烦心，便一边替祖父编辫子，一边小声嘀咕着：“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当时，祖父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每次听父亲说起这件事，王庆山总在想，以祖父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应该是最自然的事。一条辫子不会抹去祖父对学术的贡献，自然也不会让学生另眼相看，那何必去在乎呢？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王庆山却能感受到祖父的淡然与宁静。
罗振玉（右）与王国维合影
祖父对仪表着装的不在乎，影响着父亲王仲闻。王庆山记得父亲的衣服很旧，但是很干净、整洁，那时父亲在邮电部秘书处任副处长，工资很高，但是他的衣服都是洗得发白的那种。而王庆山更不用说了，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最受宠，按说吃的、穿的都应该选最好的。然而，从小到大，王庆山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家里四个孩子，除了一个姐姐外，三个兄弟的衣服都是哥哥穿小了给弟弟穿，弟弟穿小了才去另作他用。总之，旧衣服不会浪费。
有一年过新年，看到院子里其他孩子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服，王庆山很是羡慕，跑回家央求父亲给他买件新衣服。沉默寡言的父亲没有说话，母亲却开了口：“你身上的这件很好啊，你二哥没有穿几次。”
“为什么我总是穿哥哥们不穿的衣服，都是旧衣服，没一件新的。”王庆山委屈地抱怨。
“旧衣服又不是烂衣服，能穿就行。”一旁的父亲摸着王庆山的脑袋说。抬头看了看，父亲身上穿着泛白的工作服，王庆山在心里叹了口气。父亲自己常年都穿着多年前买的衣服，还会给他买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庆山也越来越习惯穿旧衣服，用省下来的钱去买很多的书，在家里自学。对待自己的一儿一女，他也是奉行着衣服不破就继续穿的原则，衣服小了就放到里面贴身穿，实在不能穿了才拿去剪了做抹布或者他用。两个孩子在王庆山的言传身教下，从不和别人比吃穿，专心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遥遥领先，儿子是复旦大学的博士，女儿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硕士。看着一双儿女学有所成，王庆山很欣慰，自己多年前未圆的大学梦，在孩子们身上得以实现。
因为自己的亲祖母去世得早，父亲王仲闻等三兄弟都是由继祖母潘氏抚养。无论是祖父前妻所生，还是自己所生，潘祖母对孩子都一视同仁，孩子们的吃喝拉撒全由她一手料理，而祖父只专心于教学。王家的几个孩子虽是异母同父，却相处融洽，在一起嬉闹玩耍，完全没有亲疏之分。后来，祖父去世了，潘祖母便跟着祖父前妻所生的三子和三儿媳一起去了中国台湾高雄，外人完全看不出来她是继母。
听东明姑妈说，潘祖母和三叔贞明同住在海关家属宿舍。有时，潘祖母想吃北京的大馒头，三婶便赶紧去买面回来做。婆媳俩在厨房里，一边唠着家常，一边和面、揉搓。不一会儿，厨房里便传出香甜的大白馒头的味道。知道的人说是婆媳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母女俩。三叔两口子从不把潘祖父当继母看，尤其是三叔，闲暇时就会和潘祖母聊小时的事情。三叔生性随和，特别爱玩，丢东西在家里是出了名的，手帕、钢笔、手套等小东西，常常是拿出去了就不知道丢在哪里了，潘祖母知道了，也不责罚他，自己省钱再给他买新的。潘祖母对自己的好，三叔一直记在心上，也时刻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孝敬潘祖母。
1979年，王庆山平反后，进入新疆测绘局工作。2000年，王庆山从测绘局退休后，返回上海定居。回到祖父和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常常在梦里醒来，脑海里不停地浮现着父亲在清冷的灯光下苦读、写作的身影，他总想着父亲说过的那句话：“只要活一天，就要写一天。”可父亲的心血在历史的大潮中，早已丢失太多了，他想去拾回……
由于在大二时就被下放新疆，王庆山总觉得自己读书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家时，他得知隐居台湾多年的姑妈王东明想要出书讲述王家的故事。那一刻，欣喜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在王庆山的脸上纵横交错。
2013年，由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儿女中唯一在世、现居中国台湾的百岁老人王东明撰述的首部王氏家族回忆录——《王国维家事：王国维长女王东明百年追忆》出版发行。东明姑妈说：“接近百岁的时候，我愈发思念父亲和其他亲人。作为王国维先生唯一在世的子女，我觉得自己应该将记忆中的父亲的故事留下来，给王家的后人以及世人还原一个最实在、最真性情的父亲王国维。”
拿到那本厚厚的、散发着淡淡墨香的回忆录，王庆山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书页中祖父与父亲的照片，思念像洪水一样蔓延在他心里。细细品读着文中祖父与家人的点点滴滴的小事，他感慨道：“在别人眼中，祖父和父亲的学术造诣一度达到顶峰，是受人爱戴的。但在我心中，祖父和父亲都是表面寡言笑、内心却极度宠爱孩子的好父亲。他们将在孤独和清贫中执着做事的理念揉成一粒种子，埋在子子孙孙的心中，让王家人在任何喧嚣中都能踏实本分地做好每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