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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米特族曾经在古代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与其中的其他民族不属于一个行列。闪米特族确切的中心在东方，而古代世界各民族的中心则在地中海地区。虽然战争和迁徙改变了各民族的原有界限，使民族之间相互交融，但一种强烈的差异感始终深植于人们心中，将印度日耳曼族与叙利亚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隔绝开来。对于向西散布最广的闪米特族，即腓尼基人而言，这种差异感同样十分强烈。其本土位于一条狭窄的海岸边，小亚细亚、叙利亚高地及埃及将其环绕，这片土地被称为“迦南”
（Canaan），意谓“平原”。这是该民族对其本土的唯一称呼，即使到了基督纪元时期，非洲的农夫依然自称为迦南人。但希腊人却给迦南另取了一个名称——“腓尼基”
，意思是“紫颜料产地”或“红人之乡”。意大利人也习惯称迦南人为布匿人（Punians），直到现在，我们仍惯于称其为腓尼基人或布匿人。
这片土地非常适于农耕，而其优良的港口以及丰富的木材和金属却最利于商业的发展。也许就是由于毗邻地中海的东方大陆物阜民丰，港口及岛屿星罗棋布，人类商业繁荣的曙光首先在这里兴起。腓尼基人将所有的勇气、智慧和热情完全投入商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航海术、制造业以及殖民扩张之中，使东方和西方得以联结起来。在相当早的时期，在塞浦路斯、埃及、希腊、西西里、非洲、西班牙，甚至大西洋和北海就已经出现了腓尼基人的足迹。其通商范围西起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和康沃尔（Cornwall），东至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他们经手的有东方的黄金和珍珠，泰尔
的紫色颜料，非洲内陆的奴隶、象牙、狮皮和豹皮，阿拉伯的香料，埃及的亚麻布，希腊的陶器和美酒，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的银，英格兰的锡和厄尔巴岛的铁。腓尼基的航海家会带来各民族所需要或有能力购买的任何东西。他们四处航行，但总会回到他们时时牵挂的那并不广阔的家园。
腓尼基人在历史上足以与希腊人和拉丁族齐名，但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并且可能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古代民族的力量倾向于单方面发展。在精神领域，那些源自阿拉姆民族的高尚而又影响深远的创造活动，与腓尼基人并无关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仰和知识是阿拉姆民族所特有的，并首先从东方传到了印度日耳曼族。可据我们所知，腓尼基人无论在宗教、科学还是艺术上，都不曾在阿拉姆族中占据独立的地位。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粗野而鄙陋，他们的崇拜似乎意在助长欲望和残暴，而并非对其加以抑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腓尼基人的宗教曾对其他民族产生过特殊的影响，至少在有史可查的时期是如此。腓尼基人在建筑和雕塑艺术上与意大利毫无可比之处，更不用说与艺术的发祥地相比了。科学观察及其实际应用最早起源于巴比伦，或者说是幼发拉底河流域。可能就是在那里，人类首次追寻星辰的轨迹；就是在那里，人类首次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发音，并将其化为文字进行表达；就是在那里，人类开始思考时间、空间以及大自然力量的运作，天文学、纪年学、字母和度量衡的最早遗迹都指向这一地区。毫无疑问，腓尼基人利用巴比伦精妙绝伦的工艺以发展自己的工业，利用他们对星象的观察以发展航海业，利用表音文字及度量衡的调整，以便于通商。他们在销售货物的同时，也播撒了许多重要的文明种子。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字或其他具有独创性的人类思维的产物为他们所特有。然而，他们传播给希腊人的宗教和科学观念，更像是鸟儿从空中掉落的谷粒，而不像农夫播撒的种子。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具备一种能力，他们在与易受文明影响的民族进行接触时，能够教化这些民族并使之与己同化，而这种能力是腓尼基人全然缺乏的。在罗马人征服的领域内，伊比利亚人
和凯尔特人
的语言都被罗曼系的语言所取代。直至今日，非洲的柏柏尔人
仍旧说着汉诺（Hannos）和巴卡（Barcides）时代所使用的语言。
最重要的是，同印度日耳曼族相比，腓尼基人与阿拉姆其他各族一样缺乏政治生活的本能，即争取自治自由的崇高理念。在西顿
和泰尔的全盛时期，腓尼基人的领土始终是雄踞在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的强权相互争夺的目标，该地有时落入亚述人之手，有时落入埃及人之手。希腊诸城的力量仅及其一半，竟然能获得独立。而谨慎的西顿人却认为，封锁东行的通商道路或埃及的港口所造成的损失，将会比最昂贵的供奉还要严重，因此他们宁愿依时势的变化定期向尼尼微
（Nineveh）或孟斐斯
（Memphis）缴税，甚至在无可避免之时，将他们的船只提供给国王用于交战。在国内，腓尼基人甘于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在国外，他们也绝不会为了攻城略地而放弃和平的经商之业。他们的居住地到处都是工厂。在他们看来，与本地人互通有无，远比获得远方的广阔领土并在那里艰难而持久地推行殖民事业更为重要。他们甚至避免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兵戎相见。在埃及、希腊、意大利和西西里东部，他们任人排挤，几乎未作出任何反抗。古代在阿拉利亚（罗马纪元217年即公元前537年）和库迈
[1]
（罗马纪元280年即公元前474年）发生的西地中海争霸战中，与希腊人争战的主力军都是埃特鲁斯坎人，而非腓尼基人。如果争斗无可避免，他们便会尽可能地作出妥协让步。腓尼基人从未有过征服凯雷或马赛利亚的企图。当然，他们更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在较早时期，他们只主动出击过一次，即非洲的腓尼基人向西西里发动的大远征，结果他们在希梅拉
[2]
被叙拉古
的吉罗所击溃。但此次进攻只是由于他们是波斯大王的顺民，并且为了避免卷入对抗东方希腊人的战事之中，所以才加入了对西方希腊人发动的战役。正如同一年他们的叙利亚同族在萨拉米斯与波斯人同遭败绩一样，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懦弱无能所致。在陌生的海域驾驶武装的船只航行，需要有勇敢之心，这种勇敢之心是能够在腓尼基人身上找到的，他们时常会表现出这一点。这更不是由于他们缺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舍身为国的民族气概所致。相反地，阿拉姆族不仅以其精神武器，并且以血肉之躯保卫着他们的民族性，以抵抗希腊文明的一切诱惑和东西方暴君的所有压迫，其抵抗之顽强是任何印度日耳曼族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西方人看来，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有时似乎超越了人性，有时又似乎低于人性。这是由于他们缺乏政治本能所导致的，他们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亲密感以及对其祖先之城的依恋之情，这构成了腓尼基人最独特的个性。他们不向往自由，也不贪图霸权。《士师记》
中说道：“他们像西顿人那样安静地生活着，无忧无虑，拥有财富。”
在腓尼基人建立的殖民地中，发展最快且最稳定的，莫过于泰尔人和西顿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建立的殖民地。这些地区在波斯大王的势力范围之外，且远离希腊水手的危险竞争，这里的土著与外来人的关系就好比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关系。沿着这些海岸，坐落着许许多多繁荣兴旺的腓尼基城市，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新城”——迦塔达（Karthada），即西方人所称的迦太基（Karchedon或Carthago）。虽然迦太基不是腓尼基人在这一地区建立的最早殖民地，且最初可能是腓尼基人在利比亚建立的最古老城市乌提卡（Utica）的附属地，但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和勤劳上进的居民，因此很快便超越了邻国，甚至超越了其母国。巴格拉达河（Bagradas即Mejerda）流经北非产粮最丰之地，迦太基就坐落在该河旧河口的不远处，位于一片肥沃的冲积地之上。如今那里依旧农舍俨然，漫山遍野都是橄榄林和橘子林，地势向平原缓缓倾斜，一直延伸至海岸处一个被海水环绕的地岬。该地处于北非大港突尼斯湾
的中心，在这里，美丽的盆地为大船提供了最佳的停泊处，且海岸边即有可供饮用的泉水，所以非常适宜发展农业、商业以及两者的交易活动。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以至于此处的泰尔殖民地是腓尼基人的第一个商业城市，而且在罗马时期，迦太基城重建后不久便成为了帝国的第三大城。时至今日，虽然这里的条件远不如以前优越，选址也远不如以前明智，但仍然是一座拥有十万居民的繁华城市。一座占据此等地位、人口如此众多的城市，其在农、商、工方面的繁荣自然不言而喻。但有一个问题尚待解答：这个殖民地是如何取得腓尼基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政治权势的呢？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即使在迦太基，腓尼基人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消极政策。即使到了迦太基的繁盛时期，它仍向土著马克西尔（Maxyes即Maxitani）部落的柏柏尔人缴纳该城地租。尽管海洋和沙漠足以保护此城免受东方各国的侵扰，但迦太基似乎仍旧承认波斯大王的权威（虽然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并且偶尔向他进贡，以保全其与泰罗和东方的商业往来。
然而，尽管腓尼基人甘愿俯首称臣，但事态的发展却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希腊移民的洪流不断地涌向西方，他们已将腓尼基人逐出了希腊本土和意大利，而且准备在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在利比亚也采取这种做法。如果腓尼基人不想被全数消灭，就必须奋起反抗。这次他们所要对抗的不是波斯大王，而是希腊商人。因此，投降并不能让他们保持往日的工商业状况，仅仅依靠缴税和进贡是无济于事的。马西利亚和昔兰尼
已经建起，西西里东部已全部落入希腊人之手，腓尼基人顽强抵抗的时候到了。迦太基人担负起了这一任务，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他们遏制了昔兰尼人的发展，使希腊文化无法在的黎波里
沙漠以西立足。此外，在迦太基人的帮助下，西西里西端的腓尼基人也抵御住了希腊人的侵犯，并心甘情愿地接受与其同族的强盛城市的保护。这些发生于罗马纪元2世纪的重要胜利，使腓尼基人得以保住地中海的西南部地区，取得这些胜利的城市因此获得了国家的领导权，同时其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改变。迦太基不再只是个商业城市，它的目标是统治利比亚和地中海的部分地区，因为这是它不可避免的。佣兵制的实施可能对取得这些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大约在罗马纪元4世纪中叶，佣兵制开始风行于希腊。但是在东方，尤其是在卡利亚人中间，这一制度早就开始兴起了，而开其端者可能是腓尼基人。招募外族人作战的征兵制度将战争变成了大规模的金钱投机事业，这与腓尼基人的性格和习惯颇为吻合。
大概是由于在国外取得了这些胜利，迦太基人改变了他们在非洲居留地的地位：从租用到占有，从容忍到征服。似乎到了罗马纪元300年即公元前454年前后，迦太基商人摆脱了地租的束缚，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向当地人缴纳租金。这一改变使他们得以大规模地耕种。腓尼基人一直都渴望以地主和商人的身份来利用他们的资本，并希望用奴隶或雇工来进行大规模耕作。因此，一大批犹太人纷纷为泰尔的富商巨贾效力以赚取工钱。现在，迦太基人能够用一种与近代种植园相似的制度，毫无限制地获取利比亚沃土上的产物。被铁链锁着的奴隶垦殖农田——我们发现一个公民竟然拥有两万名奴隶。不仅如此，周围的农村（农业似乎在相当早的时候，也许在腓尼基人迁来之前，就被引进到了利比亚，很可能是从埃及传过来的）也被武力征服了，利比亚的自由农民变成了佃户，必须将土地所产的四分之一上交给地主，并且受按时征兵制的支配，组成迦太基本土的军队。
边界地区的游牧部落经常与迦太基人发生冲突，但连锁式的屏障保卫着被游牧部落所围绕的领土。于是，游牧部落被逐渐驱回到沙漠和山区，或被迫承认迦太基的主权，并向迦太基进贡和提供部队。大约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游牧部落的大城德维斯特（Theveste即Tebessa，在梅杰达河的发源处）被迦太基人所攻克。在迦太基国家条约中，这些便构成了“臣服者之乡镇和部落”，前者是不自由的利比亚村庄，后者是臣服于迦太基的游牧部落。
除此之外，其他居住在非洲的腓尼基人，或所谓的利比-腓尼基人（Liby-phoenicians）也处于迦太基的统治之下。这些人一方面包括从迦太基分出的小殖民地，分布在非洲整个北岸地区和西北岸的部分地区，西北岸并非不重要，因为仅仅在大西洋沿岸就曾同时有这种殖民3万人；另一方面，他们包括腓尼基人的老殖民地，尤其是在如今君士坦丁省
（Constantine）和突尼斯的贝力克（Beylik）沿岸。如希波（Hippo，后来改称Regius，即Bona）、哈德鲁米图姆（Hadrumetum，即Susa）、小莱普提斯（Little Leptis，在苏萨南方，为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塔普苏斯（Thapsus，也在此区），以及大莱普提斯
（Great Leptis，在的黎波里附近）。这些城市是如何臣服于迦太基的？究竟是为了寻求庇护，以免受昔兰尼人和努米底亚
人（Numidians）的侵扰，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问题如今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使是在官方文件中，他们也被称为迦太基的臣民，他们须拆毁其城墙，向迦太基进贡和提供部队。然而，他们既不用服兵役，也不用缴纳地租，只需供应定量的人员和金钱。例如，小莱普提斯每年要缴纳365塔兰特
（合90000英镑）的巨款。而且，他们在法律上与迦太基人地位平等，可以以平等条件互通婚姻
。只有乌提卡得以逃脱此种命运，保住了他们的城墙，维护了其独立地位。这或许并非得益于乌提卡自身的力量，而是由于迦太基人对他们旧保护主的敬意。事实上，腓尼基人确实对这种关系怀有非常深厚的情感，这种崇敬之情与希腊人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使在与外国进行交涉时，“迦太基和乌提卡”也经常联合着缔结条约、作出承诺。当然，这并不妨碍地位更为重要的“新城”对乌提卡行使霸权。因此，这个泰尔人的工厂便成为了北非一个大帝国的首都，此帝国的领土从的黎波里沙漠一直延伸至大西洋沿岸，在西部（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稍浅的沿海一带而止。可是在较富饶的东方（如今的君士坦丁和突尼斯），其势力则伸向内陆，并不断向南拓展其疆界。正如一位古代作家所说，迦太基人由泰尔人变成了利比亚人。腓尼基文明盛行于利比亚，正如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之役后盛行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但两者的程度有所不同。游牧部落酋长的宫廷说的是腓尼基语，写的是腓尼基文字，文明程度较高的土著部落也采用腓尼基字母运用于他们的语言
。但是将他们完全腓尼基化，既不符合这个民族的精神，也不是迦太基的政策。
我们难以断言迦太基于何时成为利比亚的首都，因为这一变化必然是渐进的。上文中提到的那位作家称汉诺为该国的改革者，如果这里所指的是与罗马进行首次战争时在世的汉诺，那他只能说是完成了新体制，此体制的实施大约在罗马纪元的4世纪和5世纪。
在迦太基走向繁荣兴旺的同时，与之相对的是腓尼基祖国大城的衰落，西顿如是，泰尔尤其如是。其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内乱，另一方面是由于外患，特别是在罗马纪元的1世纪、2世纪和5世纪，分别遭到萨尔马纳撒（Salmanassar）、奈布科德罗索（Nebuchodrossor）和亚历山大的围攻，损失尤为惨重。泰尔的贵族及旧工厂都迁到了安全而繁盛的迦太基，随之带来了他们的智慧、资产和传统。腓尼基人与罗马人接触交往之时，迦太基已断然成为了迦南人的第一大城，正如罗马已成为拉丁各民社中的一员。
但利比亚帝国的势力仅及迦太基的一半。在同一时期，它的海上势力和殖民地的统治已经获得了同样强大的发展。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主要居住地是泰尔人在加的斯
（Gades，即Cadiz）的原始殖民地。除此之外，他们在此地的东西两方有许多工厂，在内陆还有银矿区。因此他们所占之地几乎相当于现今的安达卢西亚
[3]
（Andalusia）和格拉纳达
[4]
（Granada），或至少相当于这两省的沿海地区。他们并不想与好战的土著争夺内陆地区，能够获得矿区、交通站、打捞贝壳和其他渔产的场所，他们就十分满足了。甚至在这些地点，他们也难以保持地位以抵抗邻近部落的侵扰。准确地说，这些地方可能并不属于迦太基人，而是属于泰尔人，加的斯也不在须向迦太基进贡的城市之列。但实际上，如所有西方的腓尼基人一样，加的斯也臣服于迦太基的霸权之下，受其保护。迦太基派兵增援加的斯人抵抗土著，并在加的斯以西设立商业殖民地，便足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在较早时期，埃布索斯（Ebusus）和巴利阿里（Baleares）就已被迦太基人所占领。其用途有二：一为发展渔业；二为用作对抗马塞利亚人的前哨，他们在这里与马塞利亚人进行激烈的争斗。
罗马纪元2世纪末，迦太基人以同样的方式占领了撒丁岛，此岛的用途与利比亚相同。当地的土著向内陆山区撤退，以逃避成为农奴的命运，正如非洲的努米底亚人退居到沙漠的边缘地带。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则建立在卡拉里斯（Caralis，即Cagliari卡利亚里）和其他重要地点，沿海的沃土由利比亚的农夫耕种，成为农产丰饶之区。
在西西里，梅萨纳海峡
和占该岛大半面积的东部地区，在早期就已落入希腊人之手。但腓尼基人在迦太基人的协助下，保住了附近较小的岛屿，如埃加迪（Aegates）、梅里达（Melita）、高洛（Gaulos）以及科西拉（Cossyra），其中马耳他
的殖民地尤为富饶繁荣。他们还保住了西西里的西岸和西北岸。从这里，他们早期经由摩提亚（Motya），后来经由利利俾（Lilybaeum）与非洲保持联系；经由帕诺穆（Panormus）和索隆顿（Soluntum）与撒丁岛保持联系。该岛的腹地仍归土著的埃里密人（Elymi）、西坎尼人（Sicani）和西塞里人（Siceli）所有。在希腊人的扩张受到阻碍之后，整座岛屿便进入了较为和平的状态。甚至后来波斯人唆使迦太基人攻击岛上邻国的希腊人，也没有长时期地破坏和平。从整体上来看，这种和平状态依然存在，一直持续到雅典对西西里发动远征（罗马纪元339—341年，即公元前415—前413年）。这两个水火不容的民族下定决心互相容忍，双方大致划地为界，互不侵犯。
这些殖民地和领土本已十分重要，但因它们能成为迦太基海上霸权的支柱，于是显得更为重要。北非海岸的霸主据有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撒丁岛、西西里西部和梅里达，且禁止希腊人在西班牙东岸、科西嘉和锡儿第沙洲（Syrtes）建立殖民地。因此，其领海成为了封闭式的海域，西方的海峡也为他们所独有。只有在第勒尼安海
（Tyrrhene）和高卢海（Gallic），腓尼基人才不得不允许其他民族与之竞争。只要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在这两片海域中互相牵制，这种状态就可能维持下去。由于埃特鲁斯坎人的威胁性较小，迦太基人甚至与之缔结联盟共同对抗希腊人。但是，在埃特鲁斯坎人的势力衰落（此种情况经常出现在这种牵强的联盟之中）之后，迦太基人并未全力相助。而当亚西比德的宏伟计划失败后，叙拉古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希腊的头等海权国。不仅叙拉古的统治者们自然开始想要统治西西里、第勒尼安海和亚得里亚海
，而且迦太基也被迫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他们与势均力敌且臭名昭著的敌人——叙拉古的狄奥尼西奥斯
（罗马纪元348—389年，即公元前406—前365年）之间进行了持久而顽强的斗争，其直接结果是导致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西西里诸国灭亡或势力渐弱。这个结果于双方而言都正中下怀，于是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分据西西里。该岛最繁荣的城市——塞利纳斯（Selinus）、希梅拉（Himera）、阿格里真托
（Agrigentum）、杰拉
（Gela）和墨西拿
（Messana）——都在这些不幸的战争中被迦太基人夷为平地。
狄奥尼西奥斯看到希腊文明在那些地方被摧残或被压制，未尝不感到欣喜。他仰仗的兵力是从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征募过来的外国佣兵，因此他可以更为稳固地统治那些地处荒凉之地或被军事殖民地所占领的省份。罗马纪元371年即公元前383年，迦太基将军玛哥在克罗宁（Kronion）战胜后缔结和约，将希腊城市狄尔美（Thermae，即古代的希梅拉）、塞杰斯塔（Segesta）、赫拉克里亚·米诺亚（Heraclea Minoa）、塞利纳斯和阿格里真托境内直抵哈力古河（Halycus）的部分地区都划分给了迦太基，然而争夺此岛的两国都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和解。此后双方仍旧纷争不断，互相排挤。
迦太基人曾四次主宰西西里全岛，只有叙拉古凭借坚不可摧的城墙得以将其抵挡在外，这四次分别是老狄奥尼西奥斯时代的360年（即公元前394年）、提木良（Timoleon）时代的410年（即公元前344年）、阿加托克利斯
[5]
（Agathocles）时代的445年（即公元前309年）、皮洛士
（Pyrrhus）时代的476年（即公元前278年）。而叙拉古人在英明领袖——如老狄奥尼西奥斯、阿加托克利斯和皮洛士——的领导之下，似乎也曾多次差点把非洲人赶出西西里。但优势越来越倾向于迦太基人那边，他们通常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虽然其攻势不像罗马人那样锲而不舍，但由于希腊的城市因纷争不断而变得四分五裂，他们的进攻要比希腊的防守更有条不紊、更热情高涨。腓尼基人预料天灾或外国佣兵不会将他们的所掠之物夺走。当时，至少在海域方面，胜负已定：皮洛士企图重振叙拉古舰队，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此次尝试失败后，迦太基舰队称霸整个西地中海。他们占领叙拉古、利基翁
（Rhegium）和塔伦图姆（Tarentum）的企图，显示了其势力之强大及目标之所在。与这些企图并行的，是他们对此区域海上贸易的垄断，使外国人及其属民都不得染指。对迦太基人而言，只要能有助于他们达到目的，即使采用暴力手段也在所不惜。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罗马纪元479—560年即公元前275—前194年）生于布匿战争时代，他曾断言驶向撒丁或加的斯海峡的外国水手，若落入迦太基人之手，则一律被投进海中。事实与之完全相符。罗马纪元406年即公元前348年，迦太基所订立的条约宣称，西班牙、撒丁和利比亚的港口对罗马商船开放，而根据罗马纪元448年即公元前306年的条约，迦太基却禁止罗马船只行驶于这些港口，只有迦太基港例外。
亚里士多德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之前50年去世，他曾说迦太基的政体是由君主制变为了贵族制、或倾向于寡头政治
的民主政体。治国理政之权立即转归元老会议所有，此机构与斯巴达
[6]
的元老院（gerusia）类似，由公民每年选出的两名国王和28名元老所组成，元老似乎也是每年由公民选举。这一机构是处理国事的主要机关，如筹备战事、征兵入伍、任命将军、指派若干名元老以辅佐将军（副将通常从其中选出）；公文也是呈递给元老院。在这个小议会之外是否另有大议会，我们无法确定，但即使有，也不会占有重要地位。国王似乎没有特殊的影响力，他们主要充当最高裁判官的角色，而且往往以此为名（shofetes，praetores）。将军的权势较大。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而年龄略长的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曾说，迦太基人在国内实行寡头政治，在战场上则实行君主政体。因此，罗马作家称迦太基将军是独裁者，这一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跟随将军的元老至少必定会限制他的权力，并且在他卸职后还须接受正式的考核，这是罗马所没有的制度。将军的任期并不固定，正因如此，他无疑与每年一任的国王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也曾表述过两者的区别。然而，迦太基人数职集于一身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一人兼任将军与国王也不足为奇。
但元老院和行政官隶属于一百零四人团（取整数称为百人团），又名士师团，这乃是迦太基寡头政治的堡垒。在迦太基的原始体制中并无这种组织，但与斯巴达的民选五长官 [7] （ephorate）一样，它起源于贵族对政府中专制分子所做的反抗。由于卖官鬻爵现象的盛行，且最高会议的人员较少，迦太基一个富可敌国、位高权重的家族——玛哥家族，在平时和战时都意图独揽迦太基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大约在罗马的十人执政时期，这种情形造成了体制的变革和新组织的设立。我们知道，曾担任法官的人都有资格选入士师团，但候选人必须经过一个自选的五人会（Pentarchies）的甄选。士师虽然依据法律应年年改选，但实际上却长期或甚至是终身任职，所以希腊人和罗马人经常称他们为“元老”。其中详情虽不甚明了，我们却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组织的性质，它是贵族联合选举出的寡头组织。这可由一个孤立但十分典型的实例加以证明，即迦太基人于公民所用的普通浴室外，还有专供士师使用的特别浴室。士师原来是作为政治陪审员而设立的，他们有召见将军的特权，情况所需时可传讯国王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将军卸任时对其进行清算，甚至是处以死刑，手段极为残忍暴虐。当然，在这种例子中，行政官员若受其他组织的控制，则受控制者的权力必将转移到控制者手中。我们不难了解，一方面士师团是如何干预一切政事的（例如元老会议先把重要文件递交给士师，然后再提交给人民），另一方面，国内的控制是何等令人生畏，它论功过行赏罚，以致迦太基的政治家与将军都不敢为所欲为。
迦太基的公民，尽管不像斯巴达的公民那样对国事抱消极的旁观态度，但他们对国事的实际影响力似乎也是微乎其微。在元老的选举上，公开的腐败已成为常规。推选将军时会征询人民的意见，但那只是在由元老提议且推举已毕后所做的样子而已。其他问题也是在元老认为适宜或无法达成一致时，才会告知人民。迦太基没有设立具有司法权的人民大会。公民无权可能主要是由其政治结构所造成，曾提及过的迦太基群众协会与斯巴达的Pheiditia类似，大概是由寡头政治操纵的组织。另外甚至还提到了“自由民”与“劳工”的区别，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后者的社会地位较低下，或许与奴隶相差无几。
综合种种因素观之，迦太基的政体似乎是个资本家的政府。这是在迦太基这样的社会中自然产生的结果，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富裕的中产阶级，只有在城市中朝不保夕的无产群众和大商人、大农场主，以及上流阶级的监管人员。通过派遣没落的贵族到属国担任课税员和督察，以剥削属民从而求财致富的制度，是腐败的寡头政治一贯的特征，这在迦太基也屡见不鲜。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迦太基政体得以持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直到他的那个时代，无论是起于上流阶级还是下层阶级，在迦太基都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革命。群众一直无人领导，因为执政的少数人能够用物质来收买一切有雄心壮志或穷困潦倒的贵人，并通过选举时的贿赂或其他方式，令他们满足于得到一些残羹冷炙。在这样的政府的统治之下，必然会产生提倡民主的反对力量，但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这种反对力量还比较微弱。到了后来，由于受到战败的影响，反对党的势力开始不断扩大，其速度比同一时期罗马民主势力的增长速度要迅猛得多。人民大会开始对政治问题做最后的决定，打破了迦太基寡头政治无所不能的态势。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汉尼拔建议百人议会的议员不得连任两年，迦太基这才开始实行完全的民主制度。在迦太基当时的形势下，这确实是唯一能够拯救它的方法。反对党受到强烈的爱国心和改革热情的驱使，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社会根基早已腐烂。见多识广的希腊人曾将迦太基的公民与亚历山大城的人民相比较，认为他们完全是乌合之众，因此理应没有权势。那么，我们便会产生疑问，迦太基的革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因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兴起的源头。
就财政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迦太基都在古代各国中位居第一。根据希腊首位史学家的证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时代，这个腓尼基城市的财力优于希腊所有国家，其收入与波斯大王不相上下，波力比阿斯（Polybius）称其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迦太基人非常精于农业，与后来的罗马一样，将军和政治家都积极参与农业实践和农业教育，迦太基人玛哥的农业论著可以证明这一点。该论著后来被希腊和罗马农民奉为合理耕种的金科玉律，不但被译为希腊语，还由罗马元老院下令将其编为拉丁本，并官方推荐给意大利的地主。腓尼基农业的一个特点就是与资本密切联系：腓尼基人务农的一句首要格言就是“一个人所得的土地切不可超过其有能力耕种的范围”。由于利比亚实行畜牧经济，因此盛产马、牛、绵羊和山羊，其物产之丰富，正如波力比阿斯所说，在当时是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媲美的，这为迦太基人创造了很大的优势。在土地的耕作方面，迦太基人为罗马人之师，他们还将利用属民的方法也传授给了罗马人。迦太基人利用这种方法间接地收到了“欧洲最佳部分”和北非最富裕地区（如毕查基第和小锡儿第河等地）的地租。在迦太基，商业被视为高尚的事业，船运和制造业也因商业而繁荣起来，即使仅顺从自然趋势，商业每年也为那里的居民带来丰厚的收益。我们在上文提及过迦太基人如何巧妙地运用日渐扩大的垄断制度，不仅独占了西地中海的对外贸易活动，而且操纵着内陆的商业活动，东西方之间的运输业越来越集中于这一港口。
如后来的罗马一样，迦太基的科学和艺术似乎主要受到希腊的影响，但它们并未受到人们的忽视。腓尼基有相当多的著作，迦太基城被征服后，人们在那里发现了甚多珍藏的艺术品（不是由迦太基人所创造，而是从西西里的庙宇中掠夺来的）和许多藏书。但迦太基人的智慧也是为资本服务的。在其所有著作中，农学书和地理书占有显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玛哥农业专著，以及舰队司令汉诺沿非洲西岸航行的记录。后者原以公众名义置于迦太基一座神庙内，其译本至今尚存。甚至说到某些成就的普及，尤其是外国语知识的传播
，当时的迦太基人可能几乎与帝国时代的罗马人不相上下，这也证明迦太基人使希腊文化得到了实际的运用。要想对这古代伦敦所积累的资本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从几件事略窥其大概：尽管迦太基用于整军备战的花销较大，在管理国家财产方面既欠妥当又无信用，但其属民的供奉和关税却足以支付所有支出，因此无需向公民征收直接税。再者，即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国家损失惨重，其日常费用和每年需纳给罗马的48000英镑仍可不需征收任何赋税即足以付清，只是在财政管理上要稍紧一些。与罗马讲和14年后，迦太基竟提出要将剩余的36期赔偿款一次性付清。但能表明迦太基财政优势的并非只有岁入的总额。在古代大国之中，我们发现只有迦太基具有后来进步时代的经济原则。据说迦太基向外国贷款，在钱币制度上，除用金银之外，还有一种本身并无价值的代用货币，这种货币是古代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事实上，如果政治化为一种商业投机，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迦太基经营得更加出色。
现在，让我们将迦太基和罗马的国力做一比较。两者皆为兼营农业与商业的城市，此外便没有其他产业了。两者的艺术与科学基本都处于次要地位，且都具有实用性，只不过迦太基在这方面要优于罗马。在迦太基，富豪强于地主，而在当时的罗马，地主仍然强于富豪。虽然迦太基的农业家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隶主，当时的罗马公民则大多数都仍然亲自耕种田地。罗马人大多拥有财产，因此都是守旧派；迦太基人则大多没有财产，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黄金，又易于拥护民主人士要求改革的呼声。在迦太基，商业大城所独有的富裕生活早已盛行，而罗马的风俗和警察制度仍遵循往日严谨节俭的作风，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当迦太基的使者从罗马回来时，他们告诉其同僚，罗马元老之间的关系之密切简直超乎想象，一套银器竟足以供整个元老院使用，不论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看到的都是同一套银器。这一讥讽足以表明两者的经济状况是何等不同。
两者都是贵族政体，士师会统治迦太基，元老院则统治罗马，两者采取相同的警察监管制度。迦太基的统治机关对行政官员严加控制，并绝对禁止公民学习希腊语。凡与希腊人交往，必须由公定的译者进行翻译，这与罗马政府制度的精神相同。迦太基的国家监管制度残酷而严苛，几近愚蠢；与之相比，罗马的罚款与审查制度显得宽容且合理。罗马的元老院是向有杰出才能的人开放的，它最能代表人民，因此能够信任人民，也无需对那些行政长官心存畏惧。但迦太基的元老院却是建立在政府以猜疑态度监察行政的基础之上，且只代表显赫世家的利益，该制度的本质是对上级和下级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确信人民会拥护它的领导，又时常担心行政长官谋权篡位。因此也就造成了罗马政策的稳定性，遭遇不幸时从未退却一步，机会来临时也从未因疏忽或淡漠而错失良机。迦太基人却不是这样，在最后放手一搏就可能拯救全局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放弃拼搏，厌倦或忘却了其肩负的民族责任，任凭完成了一半的大厦訇然倒塌，数年后只好再重新开始。正因如此，罗马有能力的官吏通常非常理解他们的政府。而在迦太基，贤能的官员却往往与国内当局水火不容，并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来对抗他们，与反对政府的改革派相联合。
迦太基与罗马都统治着若干同族的民社和许多异族的民社。但罗马允许各地陆续获得公民权，甚至拉丁民社也依法享有公民权。迦太基从一开始就保持着排外性，不允许属地抱有某一天能处于平等地位的希望。罗马让同族的民社分享胜利的果实，尤其是获得的领土；分给富人和贵族实质的利益，想以此至少争取到一个于己有利的党派。迦太基不仅将胜利的成果完全据为己有，甚至剥夺了最具特权城市的通商自由权。即使对最下等的属国，罗马也决不完全剥夺其独立性，且对任何民社都不征收固定的贡金。迦太基则派遣监督者到各个地方，就连腓尼基的古城也承担着沉重的贡金，而附属部落实际上与奴隶的待遇无异。这样，在迦太基—非洲联盟中，除了乌提卡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民社不因迦太基的没落而在政治和物质上受益。而在罗马—意大利联盟中，政府总是竭力避免损害到属国的物质利益，至少不会采用极端的手段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发起挑战，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民社因背叛罗马而利多于弊。如果迦太基的政治家认为利比亚的叛变更能让人心生畏惧，于是利用此事来说服下属的腓尼基各民社，让他们拥护迦太基的利益，并用代用货币来安抚所有的地主，那他们就错了，因为商场上的算计并不适用于政治。经验证明，罗马的霸业尽管看似散漫，但在抵御皮洛士的攻击时却固若金汤。然而迦太基的霸业，在敌军踏上非洲土地时，便像蛛网一样断为游丝。阿加托克利斯和雷古鲁斯登陆时也是如此，佣兵战争的结果亦复如是。盛行于非洲的精神可通过一事加以表明：当佣兵发起反迦太基之战时，利比亚的妇人纷纷自愿将她们的首饰捐给佣兵以助其作战。只有在西西里，迦太基人的统治才似乎比较宽和，而在这里他们也得到了较好的结果。他们给予西西里的属民以相对自由的对外贸易权，并特许他们用金属货币经营内地的商业，他们所获得的行动自由也远比撒丁人和利比亚人要多。
如果叙拉古落入迦太基人之手，他们的政策就会立即发生改变。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由于迦太基政府谨慎宽容的做法，再加上西西里的希腊人不幸遭到侵扰，所以西西里竟然有一个对腓尼基人友善的党派。例如，即使在该岛转归罗马所有后，阿格里真托的腓里努斯（Philinus）仍写了一部完全体现腓尼基精神的大战史。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作为属民和希腊人的西西里人，对他们的腓尼基主人必定深恶痛绝，至少与萨莫奈人和塔兰提诺伊人（Tarentines）痛恨罗马人不相上下。
从财政观点而言，迦太基的岁入毫无疑问远远超过了罗马。但这个优势却因一件事而大打折扣，即迦太基岁入的来源——贡金和关税，其枯竭速度远比罗马要快（而且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枯竭）。而且迦太基人的作战方式又比罗马的开销多得多。
罗马和迦太基的军力来源迥然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却可谓势均力敌。迦太基城被征服时，其公民人数仍达到七十万，包括女人和小孩在内
，可能至少与罗马纪元5世纪末的人数一样多。在那个世纪，他们必要时会发动一支兵力达4万重装步兵的军队。5世纪初，罗马也在同样的情况下派出同等兵力的公民兵作战。罗马在这世纪大肆扩张其领土后，能服兵役的公民必定至少增加了一倍。但比能服兵役人数更为重要的是，罗马的公民兵善于作战。迦太基政府虽然迫切地劝说其公民参军，但它却既无法让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具有农民的体力，也无法克制腓尼基人厌战的天性。在罗马纪元第5世纪，西西里军队中仍有2500名迦太基的“神圣军”充当将军的卫戍部队。但到了罗马纪元第6世纪，除军官之外，迦太基军队中（例如驻扎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竟连一个迦太基人都没有。再者，罗马农民不仅被列入了士兵名册，而且还奔赴沙场。两民社的同族属国也是一样的，拉丁族提供给罗马的军队，不亚于罗马自身的公民兵。而利比-腓尼基人却和迦太基人一样不善于作战，而且他们相对而言更加不愿意开战，这一点不难料想，因此他们也绝迹于军队。凡被指定派遣军队的城市可能都会以付款的方式来履行职责。如上文提到的西班牙军队，兵力约达15000人，仅有一个450人的骑兵团里有利比-腓尼基人，而且也只占其中一部分。迦太基军队的精英都是利比亚人，经过贤能军官的训练，这些新兵能够成为精良的步兵，而他们组成的轻骑兵也同样所向无敌。此外还有利比亚和西班牙那些多少有点独立的部落的军队，以及巴利阿里著名的轮索队，他们似乎介于属国部队和佣兵之间。最后，必要时迦太基还会从国外征募佣兵。因此，就人数来说，这样的军队扩充到任何程度都不难。而军官的能力、勇气和对士兵的了解度，也足以与罗马军相抗衡。然而，佣兵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召集部队出战，而罗马的公民兵却随时可以上阵。更为重要的是，迦太基军除了军队荣誉和个人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其团结在一起，罗马军则因同属一个祖国而紧密地联系着。一般的迦太基军官审视其佣兵，甚至是利比亚农民时，都很像近代军人审视炮弹一样。因此便有了罗马纪元358年即公元前396年迦太基的希米尔科（Himilco）将军背叛利比亚军的丑闻，随之利比亚人又发起了危险的叛变，因此留下了“布匿人的信誉”这一话柄，对迦太基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农奴军和雇佣兵对一个国家所能造成的一切恶果，迦太基人都一一尝到了，他们发现花钱雇来的农奴比敌人更加危险。
迦太基政府不可能看不出他们军事体系的弊端，也无疑想尽办法以进行补救。他们尽力保持金库和兵库的充盈，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装备佣兵。他们对古代那些相当于近代炮队的事物（机器的制造）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发现迦太基人在这方面一向优于西西里人。还有象军的运用，这在象军代替昔日的战车作战以后。迦太基的窟堡内有足以容纳300头大象的象厩。他们不敢为属国修建堡垒，只能任凭登陆非洲的敌军侵占毫无防御的村庄和城市，这与意大利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意大利，大部分属国都仍保留着城墙，罗马的堡垒又连成一串，控制着整个半岛。但在首都的防御方面，他们却用尽一切财力和工巧，该城之所以得以保全，有好几次都是仰仗其坚不可摧的城墙。反之，罗马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有相当安全的地位，从未受到过正式的围攻。最后，迦太基的主要国防在于海军，这是他们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军队。在船只的建造和操作方面，迦太基人都优于希腊人。有三排桨以上的船只是迦太基人最先建造的，那个时候迦太基的战船大多是五排桨的帆船，通常优于希腊的船只。桨手都是公家奴隶，受过良好的训练，船长也是经验丰富、勇敢无畏的老手。在这一方面，迦太基人确实胜过罗马人，因为罗马的希腊人联军只有少数船只，罗马自己的船只则更少，在当时称霸于西地中海的迦太基舰队面前，他们简直不敢露面。
总而言之，在我们对这两个强国的国力进行一番比较之后，一个精明公正的希腊人所下的评判已经产生了，即两国开战之时，彼此势均力敌。但我们不可省略一点，迦太基虽然倾尽了所有的智慧和财力用于进攻和防守，可是它无法弥补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自己的陆军和基础稳固的联盟。要想真正攻击罗马，只有在意大利为之；要想真正攻击迦太基，只有在利比亚为之，这是人人都知晓的道理，而迦太基最终难逃此劫也是人人都知晓的。在那个航海业仍处于婴儿期的时代，舰队还不是永久的传国之宝，但只要有树木、铁和水的地方，便可建造舰队。即使是海军强国也无法阻止较弱的敌人登陆，这是显而易见，并且在非洲屡试不爽。阿加托克利斯既已指明了通往迦太基的道路，罗马将军便可步其后尘。在意大利，敌军入侵仅仅是战争的开始，而在利比亚，敌军入侵却是战争的结束，化战争为围攻。到了这一步，除非发生特殊意外，即使再顽强英勇的人民最后也必然会选择投降。
[1]
库迈（Cumae）（意大利文：Cuma，希腊文：Κ
μη或Κ
μαι）为一古希腊屯垦区，位于那不勒斯西北。库迈是希腊在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个殖民地。——译者注
[2]
希梅拉（古希腊文：
μ
ρα）为西西里岛北岸的一个古希腊殖民地城市，曾经具有重要意义，其遗址位于泰尔米尼伊梅雷塞。——译者注
[3]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语Andalucía）来源于阿拉伯语
，意思是“汪达尔人的土地”。西班牙最南的历史地理区，也是西班牙南部一富饶的自治区。——译者注
[4]
格拉纳达（西班牙语：Granada，阿拉伯语：
）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内格拉纳达省的省会，位于内华达山山麓，达若河和赫尼尔河汇合处，海拔738米。——译者注
[5]
阿加托克利斯（希腊文：
γαθοχλ
ς，公元前361或公元前360—前289年），叙拉古的僭主（公元前317或公元前316—前289年在位）。他是希腊世界晚期僭主政治最杰出的代表。——译者注
[6]
斯巴达（希腊语：Σπ
ρτη）是古代希腊城邦之一，史称拉凯达伊蒙，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科尼亚。斯巴达以其严酷纪律、独裁统治和军国主义而闻名。斯巴达的政体是寡头政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及其同盟者战胜雅典军队并霸权整个希腊。——译者注
[7]
古代斯巴达设有五长官（
ρ
ω，“监管”的意思），每年由全体城邦公民选出。这五人负责协助两个国王执政，他们每月都要立誓效忠国王，国王则立誓效忠法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