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种文化传统中，对战争都有各自的看法。在西方各民族之间，不管存在多少差异，都有着某些共同的战争观念。在西方各国的战争中，一些情况是可以预测的，比如吹起号角就是全力以赴投入战争，出现局部失利时就会安抚军心，战死者达到一定比例时可以考虑投降，对待战俘也存在某些行为准则。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甚至也包括战争。

在战争惯例方面，日本人与西方人的观念存在的一切差异都可以成为研究资料，以探究日本人的生活观以及他们对人应该承担责任的观点。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他们与我们在军事层面上的那些差异，无足轻重。他们任何一个行为可能都是重要的。这些行为可能会表现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而这正是我们亟待解答的。

日本人对他们战争的正义性进行了辩护，而且他们提出的标准与美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人认为战争的根源是轴心国的侵略扩张。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实施的征服行动公然破坏了国际和平。不管轴心国是在满洲国 、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夺取政权，这都标志着他们开始了欺压弱小民族的罪恶行径。他们已经违反了“和平共存”的国际公约，或者至少是破坏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日本则从另外的视角来看待战争起因。日本人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拥有绝对独立的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日本就有必要为建立一种等级制度而战——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日本的统领下，因为只有日本才是真正实行自上而下等级制度的国家，它最能理解推行“各安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已经实现了和平统一，镇压了叛乱，并建立起交通、电站以及钢铁产业。根据官方统计，日本有99.5%的青少年接受公共院校的教育。因此，根据他们的等级制度，日本应该帮助落后的小弟兄——中国。作为同在大东亚地区的民族，它应该先后将美国、英国和俄国从大东亚地区驱逐出去，进而让他们“各安其所”。各个国家在国际等级制度框架中拥有固定的位置，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下一章，我们将介绍这个受到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度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意义。这是日本创造出来的最适合他们的幻想。不幸的是，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对此并不认同。即使日本战败，日本人仍然认为不应该从道德上批判“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甚至在日本战俘中，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也很少指责日本占领东亚大陆和西南太平洋的主张。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将必然保持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崇拜。尽管这对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来说难以理解，但我们有必要明白等级制度对于日本到底意味着什么，日本人认为实行等级制度能够给日本带来哪些积极作用。

同样，日本希望取得胜利的基础与美国通常所倡导的不同。日本人宣扬，他们会赢得战争，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美国实力强大、装备精良，但那又有什么用呢？日本人会说，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预见，但并未放在眼里。日本民众从著名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害怕这些数字，这场战争就不会开始，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场战争创造出来的。”

即使日本在打胜仗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家、最高统帅部以及士兵都反复强调：这场战争不是武器装备的比拼，而是他们信仰的“精神”力量与美国人信仰的“物质”力量的较量。当美国打了胜仗的时候，日本人会再三强调——物质力量在这样的战争中终将失败。日本在塞班岛和硫磺岛 战败，毫无疑问，这一信条势必会成为最好的托词。但是，这并不是为了替战败做辩解而准备好的借口。这种精神力量必然战胜物质力量的信条，在连续取得胜利的几个月里，成为他们激励士气的口号。并且，早在珍珠港被袭击之前，它就已经尽人皆知了。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前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曾经在一本《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日本民族的“真正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当然，日本和其他任何从事战争的国家一样担忧，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备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如天文数字般急剧增长。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用在陆军和海军的军备物资上，而用于民政管理相关的财政支出仅占政府所有支出的17%。由此可见，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日本不重视物质方面的军备物资。军舰也好，枪支也罢，都只是日本不朽精神的表面象征，就像武士的刀是他们美德的象征。

日本一贯宣扬非物质资源，而美国一直崇拜实力。日本和美国都不得不进行满负荷的生产运动，但是日本的生产运动都基于其自身的国情。日本声称，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诚然必要，但它从属于精神，终会消逝。日本的广播中会高呼：“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因为物质资源无法持续千年不朽。”他们对于精神的信念被原封不动地搬到战争事务中。他们的战争问答手册使用了这样一句口号——“以我训练质量对抗敌人的数量，以我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钢刀。”这样的口号不是专为这场战争制定的，而是日本的传统口号。他们的手册开头用黑体字印刷着“读之必胜”。那些驾驶小型飞机的飞行员自杀式地冲向我们的军舰，就是一本精神战胜物质的现实教材。他们称这些人为“神风特攻队” 。“神风”的叫法来自于13世纪使日本免遭成吉思汗东征 的那股海风。海风吹散了成吉思汗的部队，掀翻了他的舰队。那是一股“神风”，它拯救了日本。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当权者也会推崇精神战胜物质的信条。工人们在工厂劳作了12个小时，又彻夜遭受轰炸，他们感到筋疲力尽了吗？“身体越疲惫，意志越高昂，我们的精神超越身体”“我们越感到疲惫，训练就越有效果”。严冬，人们在防空洞里感到寒冷吗？大日本体育文化协会就在广播里号召大家做体操御寒保暖，还告诉大家体操不但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更能取代维持人们正常体能且十分匮乏的食物。“当然，有人会说，目前食物短缺，我们不会考虑做体操。不！食物越是短缺，我们越应该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我们的体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额外消耗更多的体能来增加体能。以美国人看待体能的观点，他们通常会考虑，前一天晚上的睡眠时间是有8小时还是5小时、饮食是否规律及有没有受寒着凉等因素，然后通过一系列计算来得出可供利用的体能。日本人完全不会考虑体能的积蓄，他们认为那是物质至上主义。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更是走向极端。他们宣传：在战场上，人的精神甚至能够克服肉体的死亡。有一则广播，描述了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奇迹：

当空战结束后，日军飞机以三架或四架为编队飞回基地。英勇的上尉就在最先回来的一批飞机上，他从飞机上下来之后，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天空。他的人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他面色苍白，但仍然十分镇定。当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后，他写了一份报告，走向指挥部。他向指挥官做了汇报。但是，他刚结束汇报，就突然倒在地上。现场的军官们赶紧上前施救，但是我们的英雄飞行员已经牺牲了！检查时发现，他的胸部中了致命的一枪，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如果一个人刚刚死去，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然而，我们的这位上尉，他的身体却冷得像冰一样。上尉一定是很久以前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撑着他做了最后的汇报。这位已经逝去的上尉，是以强烈的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美国人当然会认为这个故事荒诞至极，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听到这个广播却不会嘲笑。他们深信日本听众不会把它当作一个荒诞的故事。首先，他们会指出，这个报道很真实，上尉的事迹是“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精神是可以训练的，而上尉显然是一个训练高手。如果每一个日本人都知道“完美的精神能够永垂不朽”，那么，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空军上尉，这种精神凭什么不能在他身体里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人可以通过各种特定的修行来实现精神至上的境界。而这名上尉已经学会并达到了这种境界。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不相信日本人这些极端的说辞，认为这只是落后民族的自我安慰，是受蛊惑者的幼稚幻想。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嗤之以鼻，强加排斥，那么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很难对付他们。日本人的信条是通过一些禁忌和排斥，通过一定的训练方法和纪律要求，使其深深地植入到日本人信念里的。这些信条绝对不是孤立的怪异行为。美国人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日本人的某些语言，比如战败时所承认的，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强大，仅凭“竹枪”守住阵地只是一个妄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他们承认自己精神力量不够强大的真正含义，是美国人无论在战场上的战斗精神还是在工厂里的奋斗精神都能与之匹敌。就像他们战败后坦言：他们在战争中“太过主观了”。

除了日本人推行的等级制度和精神至上的观念，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待各种事物的说法，对于比较文化的研究者来说也都很有启发性。日本人经常说，只要做好预警工作，国土安全和军队士气就会有保障。无论面临什么灾难，城市被轰炸、塞班岛战败以及菲律宾失守，日本政府都会对国民解释说，这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广播中的大篇幅报道，显然是想安抚日本民众，告诉他们仍然生活在完全被安排好的世界里。“美军占领了基斯卡岛 ，这使日本处于美国的轰炸范围内，但是我们对此早已预见并做了必要的准备。”“敌人一定会陆海空联合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我们早在预先计划时已经制定了对策。”有些日本战俘甚至希望日本早日结束这场胜利无望的战争，他们都坚信轰炸不会削弱前线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当美国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者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中说：“敌军的飞机终于飞到我们的头顶，但是，作为飞机制造业者，我们一直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假定所有的事情都在预料当中，都有周密的计划，日本人才能对民众宣布——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志发展，没有谁能够强行改变他们。“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是被动地遭受攻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敌人，你希望他来，他就会来。我们与其说：‘敌人最后还是来了。’不如说：‘我们一直期待的良机终于来了。我们很高兴他们的到来。’”日军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时，引用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 的格言——机会分两种：一种是偶然碰上的，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不要放弃创造机会。另据广播报道，当美国舰队挺进马尼拉时，山下奉文 将军“露出开怀的笑容说到，现在敌军已经落到我们手上……”“敌军登陆仁牙因湾 后不久，马尼拉即刻沦陷，这只是谋划好的结果，这些都在山下将军的意料之中。山下将军运筹帷幄，一切发展都在其掌控之中。”换句话说，越是战败，就越在预料之中，没有比这个预计更准确的了。

美国人和日本人一样，不过走向的是另一个极端。美国人之所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是因为被动地参加了战争——我们遭受了攻击，因此要让敌人见识下我们的厉害。谈及珍珠港和巴丹事件 ，没有一个人会借用“这些都是我们计划之内”来稳定军心，安抚民众。相反，美国的官员会说，“敌人找上门来，我们就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对美国人而言，生活就是为应付挑战而不断调整，并时刻准备好接受挑战。日本人则认为，生活的安定源自提前谋划并按部就班，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预知的事物。

战争中日本人的另一个行为也能揭示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断地提及“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展现日本精神。美国人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本指挥官对军队下达命令——现在，我们处在“全世界”的直接注视下，应该把所有精神都展现出来。海军被警告，一旦遭到鱼雷袭击，收到弃船命令，他们应该以最体面的姿态登上救生艇，否则“世界会嘲笑你，美国人会拍下你的丑态，拿到纽约去播放”。日本人非常重视他们给世界留下的印象。他们对这一点的关注也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于天皇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长达七个世纪的封建统治时期，天皇一直是毫无实权的傀儡。每个日本人效忠于他的领主——大名 ，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幕府将军 。对天皇是否忠诚，无人在意。天皇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皇宫中，宫中的仪式和活动都受到幕府将军的严格限制。对大名来说，对天皇表达敬意会被认为是对幕府将军的背叛；对普通日本民众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这些美国分析家们坚持认为，只能通过历史，才能理解日本。一个活在国民黯淡记忆中的天皇，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保守民族真正的精神支柱呢？他们认为日本评论家反复重申天皇对子民永世不坠的统治权都言过其实，那些日本人的坚持，只不过证明了这些论证的无力。因此，在执行战时政策时，美国没有理由对天皇有所优待。我们应该向这个邪恶的、日本近期才捏造出来的所谓的元首发起最猛烈的攻击，原因很明确，天皇是日本当前全民性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挑战他的神圣，推翻他的权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社会构架将随之坍塌。

许多了解日本的美国人反对上述观点，他们看过来自日本前线的报道或者文献资料。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清楚，没有什么比污蔑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能刺激到日本人，激起他们的士气。他们并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我们攻击天皇等同于攻击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成为时代的口号，而军国主义遭到质疑，军人必须换上便装才敢去东京的大街。但是，在战后，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一如既往。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人坚持认为，日本人对天皇的膜拜与德国人高喊“希特勒万岁”不能相提并论。希特勒式的崇拜只不过是测量纳粹党命运的晴雨表，与法西斯的邪恶计划密切相关。

日本战俘的证词也证实了上述说法。他们与西方战俘不同，没有受过保密训练。他们被俘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反应大相径庭。日本之所以没有向士兵灌输这方面内容，是因为他们奉行不投降主义。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也仅限于部分军队或地方部队。战俘的证词值得深度研究，因为他们反映了日本军方的观点。他们不是因为士气低落投降，否则他们就不是典型的日本士兵。除了少数人外，大部分战俘都是因受伤无意识或无法抵抗才被俘的。

日本战俘顽固到底，不遗余力，将自己极端的军国主义归因于天皇，说是“奉天皇陛下的旨意”“为天皇陛下分忧”“为天皇陛下献身”，“天皇引导国民进行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反对这场战争和日本未来的征服计划，也同样将和平主义信念归于天皇。每个人对天皇的理解各不相同，天皇意味着一切。反战的人认为，天皇是“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认为，天皇“一直主张自由，反对战争”“天皇是被东条英机所蒙蔽”。“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变） 时，天皇表明自己反对军国主义。”“战争爆发，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征得他的准许。天皇并不喜欢战争，也不会准许任何子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遭受了多少苦难。”而德国战俘绝不会说出这样的供词。无论他们对背叛希特勒的上尉或者高级指挥官有多么不满，仍然将战争以及声势浩大的备战都归咎于希特勒，认为他才是头号煽动者。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尊崇与军国主义以及侵略战争完全是两码事。

对日本人而言，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不可想象”“天皇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核心，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天皇是一个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该受到指责。“日本国民认为，天皇不应该为战争承担责任”“如果日本战败，内阁和军事指挥应该承担责任，而不是天皇”“即使日本战败，日本人还是会百分之百地尊崇天皇”。

日本人一致认为天皇不可以被审查，这在美国人看来就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一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免于被怀疑和批判。但毫无疑问，这就是日本民众的心声，即使日本战败。审讯战俘中最有经验的人证实，没有必要在每一份审讯单上记录“拒绝谴责天皇”，因为几乎所有的战俘都拒绝这样做，甚至那些与盟军合作并且为美军向日军广播的人也不例外。在所有的战俘审讯记录中，只有三个人委婉地反对天皇。其中一人比较直接地指出，“继续让天皇在位，将会是个错误”。另一个人则称，天皇只不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傀儡”。第三个人没有前两个人那么直接，他猜测天皇可能会为了太子而退位，并且如果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被废除，那么年轻的日本妇女就有希望获取美国妇女所拥有的自由，这是她们羡慕已久的。

因此，日本军部利用日本人对天皇一致的尊崇，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部队，或者在天皇生日时，率领部队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被日夜轰炸时”，他们仍然带领部下早晚诵读天皇在《军人敕谕》 中写给军队的“圣旨”，让“朗读声在山谷中回荡”。军国主义者以各种方式利用官兵对天皇的忠诚，号召他们“完成天皇陛下的心愿”“解除天皇陛下所有的忧虑”“以示对天皇仁慈之心的崇敬”“为天皇陛下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愿的遵从本身具有两面性。如许多战俘所言，“如果天皇一声令下，即使日本人手中只有一支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相反，如果天皇下令停战，他们也会立刻停止战斗”“只要天皇发布上述命令，日本人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就连满洲关东军”——最信奉军国主义且最好战——“也将放下他们的武器”“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让日本人接受战败，并且甘愿为重建家园而活下去”。

对天皇这种无条件、无限制的忠诚，与对天皇以外的个人和集团横加指责，这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是日本报纸杂志还是在战俘的供词里，都有许多关于对日本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战俘谴责他们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没与部下共生死同患难的家伙。他们对那些自己乘飞机逃跑，却留部队死战到底的军官们最为痛恨。通常他们会称赞一些军官而又激烈地批判另外一些军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缺少辨识事情好坏的能力。甚至在日本国内，报纸和杂志也会指责“政府”没有做到更有力的领导和更严谨的协调。因此，他们指出自己没有从政府得到应得的东西。甚至他们抨击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在东京一家报纸上刊登的一份座谈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份报告汇集了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 领导人等有关专家的讨论。座谈会上，其中一位说道：“我认为鼓舞日本人有很多方式，但最为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国民不能坦率地吐露心声。他们害怕因言获罪。他们犹豫不决，言辞流于表面。事实上，民众已经变得缩手缩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都无法发挥国民的整体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扩展：“我几乎每天都会和选区的人们彻夜长谈，询问他们很多事情，但是他们都不敢发言。言论自由已经被否定，这绝不是激发斗志的恰当方式。人们被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严格限制，以至于他们变得像封建时代的人一样，胆小怯懦。因此，本来可以发挥的战斗力至今没有被激发出来。”

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还是会批判政府、最高指挥官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因此，他们对整个等级制度的认可并不是无条件的。然而，天皇是个例外，他不受任何批评。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近代才被确立的，他为什么会受到民众如此尊崇？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怪癖，使得天皇达到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难道真的如日本战俘所言，只要天皇下达命令，哪怕他们手握竹枪也会战斗到底，或者心甘情愿承认战败，接受被占领？这是有意误导我们的胡言乱语，还是事实的真相？

从反对物质主义的偏见到他们对待天皇的态度，日本人这些关于战争的关键态度，既与国内民众有关，也与前线士兵有关。还有一些观念是日本军队所特有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兵员损耗的态度。当美国人为台湾海峡特遣部队指挥官乔治·S．麦凯恩 授予海军勋章时，日本电台表示非常震惊，他们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授予勋章的官方原因，不是因为指挥官约翰·S．麦凯恩击退了日本军队；那是尼米兹公报所声称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授予指挥官麦凯恩勋章，是因为他成功救助了两艘受损的美国军舰，并将它们安全地护送回基地。这条消息引起关注，是因为它是事实，而不是编造的……因此，我们并不是质疑它，而是想让人们看清一个奇怪的事例：在美国，挽救了两艘损毁的军舰就可以被授予勋章。

美国人感动于所有的救援，即对所有陷入困境的人们的救助行为。在他们看来，英雄的行为就是英勇地挽救了“受难者”。日本人则排斥这种救助行为。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或者战斗机上安装救生设备，都被日本人嘲笑为“胆小鬼”。日本的报纸和广播反复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只有视死如归才是高尚的，采取预防措施则是可耻的。他们对待那些受伤或染上疟疾的病人也是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这些伤员就是“废物”，更何况日本医疗服务严重不足，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军队战斗力。随着战争的持续，供给困难加剧了医疗器械的短缺现象，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日本人蔑视物质主义的观念是主要原因。日本士兵被灌输一种思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上的胜利。而美国人对疾病患者和伤者的关爱，只会成为对英雄主义的妨碍——就像飞机上的安全装置。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习惯于求助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受伤者的怜悯之情超过了对其他福利政策的关注，这一点在和平时期也常常受到来到美国旅游的欧洲人的赞叹。然而，日本人对此漠不关心。无论如何，在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缺少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以便从战火中将伤员撤离，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从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到大后方康复医院组成的完整的医疗救助体系。日本人对于医疗补给的关注，让人觉得可悲可怜。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住院的士兵被直接杀死。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战场上，即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在没有安置好伤患士兵的情况下，就从医院撤离。只有在军队执行所谓的“有计划的撤退”或者敌军已经占领了阵地时，他们才会采取一些措施。负责医疗的长官通常会在离开前，开枪打死伤员，或者让他们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以对待废品的态度对待本国伤员，那么他们对待美国战俘也是如此。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无论是对待战俘还是对待自己的同胞，日本人都犯下了虐待罪。菲律宾前军医哈罗德·W．格拉特里上校，作为战俘在台湾被囚禁了三年。他说：“美国战俘享受的医疗待遇比日本战俘好。盟军有军医照顾战俘，日本则没有任何医生。有段时间，他们唯一的医护人员是一个下士，后来是一个中士。”在一年中，格拉特里上校只见过一两次日本军医。

有关战斗力消耗，日本人最极端之处就是不投降主义。任何西方军队在竭尽全力战斗后仍然胜利无望时，他们就会向敌人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并且根据国际条约，他们的名字会被告知其本国，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作为军人还是作为普通国民，在家人眼里，他们都不会因此蒙羞。但是，日本人却完全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胜利无望的情形下，一个日本士兵应该用最后一枚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地冲向敌人，进行最后的自杀性攻击，而绝不能投降。如果因受伤昏迷而沦为战俘，他会名誉扫地，“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来”。对于曾经的生活而言，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就是这样规定的。很显然，在前线已经不需要对此进行专项教导。日本军队严格执行了这一规定，以至于在缅甸北部会战中，日本被俘士兵与战死者的比例是142:17166，约为1:120。而战俘营中的这142人，除少数之外，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昏迷；只有极少数人单独或者两三个人一起“投降”。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军队如果已经折损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兵力，那么就应该投降；投降者同伤亡人数的比例约为4:1。然而，在霍兰迪亚战役 中，日军第一次出现大规模投降的情况，比例达到了1:5，这比起缅甸北部会战时极端的1:120的情况，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美国人沦为战俘实在是丢脸至极，因为他们都是投降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废物”。相对而言，那些受伤，或者染上疟疾、痢疾的人，都还没有被排除在“正常人”的范畴之外。许多美国人都描述过，他们在战俘营内大笑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因为笑声会激怒日本看守。在日本人看来，投降是可耻的，但美国人对此不以为然，这让日本人难以忍受。日本军官经常让看守与美国战俘遵守同样的规矩。急行军拥挤在密闭的运输船中转移，对日本看守来说都是家常便饭。美国战俘还说过，看守的哨兵是如何严格地要求他们掩饰自己的违规行为，因为公然违规是最大的犯罪。战俘们白天在外面修路或者修建军事设施，按规定是禁止将食物从外面带回的，但这规定往往就是一纸空文——只要把带回的水果或蔬菜遮盖好就没事。如果被发现，这种公然违规的行为意味着挑衅看守的权威。即使只是“顶嘴”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更不用说公然挑战权威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顶嘴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军队里惩罚就更加严重了。战俘营中存在着种种暴行和虐待，但是，这是因其文化习俗而产生的，与单纯的暴行和虐待有所区别。当然，这并不是要宽恕他们的罪行。

尤其在战争初期，日本人深信敌人会残忍地虐待并杀死全部战俘，因此更加视被俘为耻辱。有一个谣言传遍了日本的大街小巷——在瓜达康纳尔岛上的日本战俘都被坦克碾死了。虽然有些日本士兵也试图投降，但美军高度怀疑这样的行为。为保险起见，只能将他们全部枪杀了。然而，这种怀疑通常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一个必死的日本士兵来说，最骄傲的事就是与敌人同归于尽。就如其中一个日本战俘所说：“已然下定决心在胜利的祭坛上燃烧自己，那么死去时没有完成英雄事迹，就是一种奇耻大辱。”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军队不得不提高警惕，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数量。

投降的耻辱感深深地烙印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在我们的战争惯例中是完全陌生的；而我们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也同样不可思议。美国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通报给政府，让他们的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日本人对此感到震惊，并充满了蔑视。至少在巴丹半岛上，日本的普通士兵没有预料到美国部队会投降，还以为他们会像日本人那样全力作战。让他们更无法接受的是，美国人在沦为战俘后居然不会感到羞耻。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无疑就是日本士兵在被俘后会同盟军合作。日本战俘不知道哪种生活准则适用于战俘。他们名誉尽失，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也已经结束。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有少数战俘想过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一些战俘要求被处死，同时表示——“但是，如果你们的习俗不允许这样，那么我愿意做一名模范战俘。”事实上，他们比任何模范战俘做得都好。这些老兵和那些长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为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并详细地解释日军的军事部署；为美军写宣传资料；与美军的轰炸机飞行员一起轰炸军事目标。他们的人生好像翻开了新的一页，上面书写的内容与以往完全相反，却又表现出相同的忠诚。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俘都是如此，少数人是坚决不合作的。并且，无论如何，美军首先要给出某些有利条件，他们才有可能进行合作。可以理解，有些美军指挥官对接受日本战俘这种表面上的协助显得非常犹豫，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打算利用战俘的帮助。然而，在那些接受战俘协助的战俘营中，之前的猜疑逐渐被打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日本战俘的愈加信任。

美国人对日本战俘如此巨大的转变始料未及。这并不符合我们的信条。但是从日本人的行为来看，他们选定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地走下去；如果失败了，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另外一条道路。我们能否在战后利用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或者这只是个别战俘表现出的特殊行为？就如同战时日本人的其他行为的特殊性迫使我们去思考一样，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他们习惯于怎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各项制度如何发挥作用？他们养成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bt1jk18DxchPmZDvrTuJM2DiV+vIHgpclT8h/p2bwaxMExnFfiRjEmSzI/vnh3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