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之中，日本人是最让人难以捉摸的。在其他战争中，从未有过这样的对手，其行为举止与思维习惯是如此迥异于他人，使美国不得不调动更多的资源认真对待。如同1905年的沙皇俄国一样 ，我们都在与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却又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战斗。西方国家所认可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在日本人那里并不存在。因此，太平洋上的战争就不仅仅是岛屿登陆作战 ，也不仅仅是解决艰难的后勤补给问题，了解敌人的本性也成为战争中的核心问题。我们要与之作战，就必须先掌握他们的行为方式。

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从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的七十五年里，所有对日本人的描述都使用了“既……又……”这种非常不可思议的句式。在描述其他任何国家时，这样的句式并不多见。除非描述日本，一位严谨的观察家在提及其他民族时，不太可能既认定其彬彬有礼，又说他们“倨傲狂妄”；既认定其保守刻板，又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改革创新”；既认定其具有顺从特性，又说他们不轻易接受上级控制；既认定其赤胆忠心，又说他们“背信弃义，满腹怨恨”；既认定其生性勇敢，又说他们怯懦胆小；既认定其行为是出于对他们评价的考量，又说他们的行为是发自真诚的良心；既认定其军队中存在着机器人一般的纪律军规，又说他们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教；既认定其对西方文化满怀热情，又说他们是狂热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来描写一个民族普遍爱美，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以崇高的赞誉，甚至人们醉心于对菊花的培育时，他一般不会又写一本书，在书中描写人们崇尚刀剑以及给予武士至高的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的论述却构成了有关日本论著的基础。这些矛盾是确实存在的。刀与菊，就是这幅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性格极端，他们既好斗又温和，既黩武又爱美，既狂傲又有礼，既执而不化又随俗浮沉，既顺从又不听摆布，既忠诚又容易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因循守旧又顺应改变。他们极端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但如果没有人发现他们的过失时，他们又会臣服于罪恶之下。他们的士兵被训练得俯首听命，又并不一味顺从。

美国要了解日本，已经刻不容缓。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同样突出的问题，我们不能再置之不理。各种严峻局面已接踵而至。日本人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能否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否应该轰炸日本皇宫？日本战俘能否发挥更多的作用？对于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民众的宣传，怎样才能削弱日本决死之心以保护美军的生命？这些问题，在日本问题专家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当和平来临后，日本是否需要采用永久军事管制来维护社会秩序？我们的军队是否做好了准备，与身处深山要塞、负隅顽抗的日本敌人作战到底？在世界和平到来之前，是否需要在日本发动一场类似法国或者俄国的革命，以及谁来领导这场革命？除了灭绝日本民族，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我们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需要竭尽所能地描绘出日本到底是怎样的民族。同年夏初，我们对日本展开的大规模反攻初露端倪。在美国，人们认为这场对日战争还将持续三年至十年，甚至更久。日本人则认为战争会持续一个世纪。他们说，虽然美国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 和所罗门群岛 距离日本本土尚有千里之遥。他们的官方公报根本不承认海军的失利，日本民众仍然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但是，局势从6月开始出现转变。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最高指挥部一直给予欧洲战场军事优先权。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后，对德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在太平洋地区，美军已经登陆塞班岛 ，大规模的行动预示着日本终将战败。自此，我们的士兵将与日军短兵相接。通过新几内亚、瓜达康纳尔岛 、缅甸 、阿图岛 、塔拉瓦 和比亚克岛 等战场上的交战，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对手是多么可怕。

因此，到了1944年6月，回答一系列有关敌国日本的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不管是军事战略还是外交策略，也不管是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由投放在日军前线的传单所引发，对每个问题的见解都显得尤为重要。在这场由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日本漫长的历史、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我们还应该知道日本政府可能获得民众怎样的支持。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表现模式。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行动和主张背后所隐藏的强制力量。我们必须暂时放下美国人行动的依据和前提，尽可能不要妄下定论，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特定的情境下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会与我们一样。

这项任务对我而言很困难。美日正处于交战状态，交战双方彻底地否定对方是容易的，但通过敌人的视角探究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就很困难了。可是，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在于，当处于他们的情境时，日本人该如何行动，而非我们会如何行动。我必须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反应作为研究基础，而不能将其视为不利条件。我必须观察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而且不是将其视为军事问题，而是视为文化问题。无论是处于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的秉性和行为都独具特色。那么，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中，有哪一点会影响他们对待战争的方式呢？日本的统治者鼓舞士气、稳定民心和调兵遣将的手段，无一不显示出他们认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抓住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地暴露自我的。

但是，美日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这必然意味着我的项目研究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我不得不放弃实地考察，而它原本是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我无法去日本，无法住在日本人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以便亲自观察哪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复杂的事务中如何做决定，也无法见证他们如何培育孩子。约翰·恩布里 所著的《须惠村——一个日本的农村》一书，记录的是一个人类学家关于日本乡村的实地研究，非常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面临的许多有关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成书时并没有被提及。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依旧相信还是有某些可以利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至少，我可以面对面接触研究对象，这是人类学家十分倚重的研究方法。在美国，有许多日本人是在日本长大的，我可以询问他们的切身经历，观察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事实，并通过他们的描述填补我的信息空白。对于文化人类学家而言，利用这种方法开展研究，是了解任何文化最基本的方式。别的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通过去图书馆翻阅资料、分析历史事件和数据、跟踪调查日本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中词语变迁等方式来研究日本。我坚信，他们所寻找的众多答案都隐藏在日本文化中的某些规则或者价值观里，并且只有研究真正置身于这种文化中的人，才能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去阅读文献资料，也不妨碍我时常向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请教。与日本有关的大量文献以及众多有日本生活经历的优秀西方观察者，都是我进行研究的有利条件，这是那些去亚马孙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地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求之不得的。因为那些部落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关于自我描述的记录。西方人对他们的评论较少且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在前期没有任何前辈学者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考察的研究者必须探索部落的经济生活方式，去发现他们的社会如何划分等级，以及他们宗教信仰里至高无上的神灵。而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可以继承很多前辈的成果，大量生活细节的描写都隐藏在古籍文献中。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记录下他们生活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许多非比寻常的自我剖析的作品。与许多东方人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表达自我的冲动。他们会记录他们生活的琐事，也会写下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这种坦率着实让人吃惊。当然，他们不会披露事情的原委。没有哪一个民族会那么做。一个日本人描述日本时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因为他们对于这些已经熟视无睹，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事实上，美国人在记录美国时也是一样。不过，总的来说，日本人还是热衷于剖析自我。

我阅读这些文献资料时，如同达尔文所说的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的时候一样，十分关注那些无法理解的东西。为了理解日本人在国会演说中那些交错并存的观点，我需要掌握哪些知识？为什么他们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行为进行猛烈批判，却又坦然接受貌似蛮横无理的暴力行为？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翻阅文献时，我不断地自问：这张照片中的场景问题何在？为了理解它，我又该掌握什么呢？

我也去看过那些在日本创作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有关东京和乡村现代生活的纪录片。随后，我会和在日本看过同样电影的日本人一起交流讨论。无论怎样，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的视角去看待其中的男女主角或者反面角色，与我的视角截然不同。当我迷惑不解时，他们显然没有这种困惑。无论是电影故事的剧情还是人物动机，他们的理解都与我不一样，他们是从电影的整体结构来理解的。就像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与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有着很大的差异，这远比它们呈现出来的还要多。其中，一些日本人会急于为日本习俗辩护，而另一些人却憎恨有关日本的一切。我很难说清楚从哪些人群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那些栩栩如生的画面，展示着日本人是如何规范自己生活的。无论欣然接受，还是深恶痛绝，他们的描述都是一致的。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从研究对象中收集资料并进行研究，那么这与曾经居住在日本最出色的西方观察家所做的是雷同的。如果一位人类学家提供的仅此而已，那我们就不能指望他比那些外国居住者提供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文化人类学家经过专门的训练，具有特殊的资质，他有必要试着为这个云集了众多学者专家的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值得一试的。

人类学家了解很多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日本很多地方的社会活动和风俗习惯，有许多甚至与太平洋岛屿的原始部落非常相似。在马来西亚、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都能找到相似之处。通过这些相似之处推测远古的迁徙或者交往，对我来说，既是很有趣味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不是因为我可以从中研究或许存在的历史渊源，而是因为我可以借此了解它们如何在相对简单的文化中发挥作用，并从这相似或差异中获得有关日本生活的线索。我对亚洲大陆上的暹罗 、缅甸和中国也有一些了解，我可以把日本和这些国家进行对比，他们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对原始人群的研究中已经反复证明，这样的文化比较意义重大。一个部落的正统习俗与它周边部落的习俗可能有百分之九十都相似，但是有可能是在不断修改的，以符合其与别的民族都不相同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这一进程中，它有可能会摒弃一些基本的习俗。哪怕这被摒弃的部分只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都会使其未来朝着独一无二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位人类学家而言，针对整体上存在共性的诸民族，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没有比这个更有益的了。

人类学家也需要调整自我，以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为了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要精益求精。根据经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面对的情境以及对这些情境的定义，在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在某个北极村或者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所看到的血缘责任或者财物交换的部落习俗，即便有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穷尽。他们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调查血缘关系或者财物交换的细节，而且要调查这些习俗对部落的行为有何影响，部落的每一代人从小到大如何受其制约，就像他们祖先所经历的一样。

这种对于差异及前因后果的专业关注，可以充分用于对日本的研究。众所周知，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差异根深蒂固。甚至有一个民间传说：无论美国人做什么，日本人永远都是背道而驰。如果研究者因双方差异显著就坚信无法了解这个民族，这是很危险的。人类学家用自身的经历充分证明，再古怪的行为也不能阻止研究者对其做出解读。按其职业性质而言，相对于任何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视这些差异为研究的积极因素，而不是一种消极因素。越是奇特的制度和民族，越会引起他的密切关注。在对部落生活方式的研究中，没有什么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研究态度使他着眼于全部事实，而不只是选取几个事例进行观察。在研究西方国家时，没有受过比较文化训练的研究者会忽略举止行为的整体性。他们认为很多事都应该如此，以至于不去探索日常生活中一些细小的习惯和家庭事务中公认的规则。而恰恰就是这些问题，如果放大到整个国家，其对整个民族未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外交官签订的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培养研究日常事务的技巧，因为他所研究的原始部落里看似寻常的事物，在他自己国家中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他试图去理解某个部落的凶残恶毒或者另一个部落的胆小怯懦时，或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的情境下他们的行动或感受时，他会发现必须利用大量的观察资料和详尽的细节，而这些却经常在研究文明国家时被忽略。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也清楚如何去探索发掘这些资料。

对日本问题的研究，这种方法值得一试。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某一民族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琐事时，他才能完全赞同人类学家的研究前提，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者任何文明前沿的国家里，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的。无论他们的行为举止或者思想观念多么奇怪，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必然与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密不可分。当我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是感到困惑时，我就越肯定在日本人生活的某个方面，一定存在着导致这种奇怪现象的制约因素。如果我的研究可以深入到他们日常交往的细节中，那么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因为一切源于生活。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的研究也是基于一种前提，即最孤立的行为之间也会存在某种系统的关联。如何将数以百计的细节组合成一个整体模式，这是我非常重视的。人类社会为了繁衍生息，一定会进行某种设计。它会对某些情境下的处事方式和某些评价标准表示认同。久而久之，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会将此方式和标准当作全世界的基础。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们都努力将这些融合为一个整体。一个人接受并生活于这种社会价值体系之中，就不会将自己割裂出去，按照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去思考和行动，否则他的生活就会陷入无效和混乱。因此，他们努力将自己的思维与社会价值体系保持一致，从而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了某种共同的原理和共同的动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必将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互相咬合的齿轮一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领域内的变化如果比其他领域快，就会给同一价值体系下的其他领域带来极大的压力。当然，这种压力本身也是出于保持一致性的需要。在尚未开化的部落里，人们追逐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这种意志表现在宗教活动、经济交往或者与其他部落建立的关系之中。与没有文字典籍的原始部落不同，在有文献典籍的古老文明社会中，教会一定会把过去几百年的格言警语保留下来。但是，随着公众对经济或者政治权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在某些相抵触的领域中，教会不得不放弃了权威。格言警语还保留着，但是原有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各自静止在一个个清澈又相互隔离的小池塘里，它们会从假定的边界溢出，相互汇聚在一起。换言之，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彼此联系。一个学者只有将调查分析扩展到经济、性别、宗教和儿童教育等各种领域，才能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情，这一点通常毋庸置疑。在生活中的任何领域，他都能提出有效的假设，并搜集有利的资料。他会将任何民族提出的，无论是用政治、经济或者道德术语来表达要求，都视为其在社会经历中所学到的习惯表达和思维方式。因此，本书不是专门讲解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者家庭的著作，而是探讨日本人所持有的关于生活方式的观念。它所描述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日常活动，这些观念是如何获得自我证明的。这是一本研究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20世纪以来，我们存在一些模糊不清或者带有偏见的观念，这是我们的研究所面临的障碍之一。我们不仅没有弄清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也没有明白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罗斯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等。因为缺少这些方面的认识，国家之间就会相互误解。当彼此的矛盾尚未激化时，我们却因为误解而担心这些矛盾不可调和；当我们奢望彼此畅谈共同目标时，基于不同国家各自的民族历史和价值体系，其所作所为与我们的设想却完全不同。我们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如果我们去了解了，就可能会发现一连串行为的不同之处，它未必是邪恶的，只是因为我们对它还不够真正了解。

完全依靠每个民族阐述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的作家都会努力展示自己民族的历史，但这又谈何容易。每个民族观察其生活的视角都各不相同。观察者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通过什么角度来进行观察的。对他们来说，视角的选择和向其他民族展示的一切画面都是上帝的安排，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例如，我们不会期待佩戴眼镜的人知道镜片度数的计算公式，同理，我们也不会期望各民族从自己的角度分析出他们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眼镜片的度数，我们可以培养一名验光师，并期望他会计算出拿到他那里的任何眼镜的度数。毫无疑问，我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到，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今世界各个民族计算出他们眼镜的度数。

从事这项研究，既需要坚定的信念，也需要宽容的态度。有时候，研究工作要保持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但这往往会遭到善意人士的指责。宣扬“同一世界”的鼓吹者，总是满怀希望地说服世界各地的人们——东方与西方，黑人和白人，以及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差异，都只是表象；事实上，人类内在的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相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就不能说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时候，这些善意人士只会拥护世界各个民族都是从同一模子上印出来的大同观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达成良好的愿望。但是，把这种纯粹的一致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前提条件，就好像要求妻子和孩子都必须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太神经质了。而信念坚定的人认为民族之间的差异是应当存在的，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求同存异的安全世界，只要不会威胁世界和平，美国就是美国，法国就是法国，日本就是日本。一些研究者企图通过外界的干扰因素来阻止这种态度的发展，甚至担心它会蔓延到人们的生活态度中去。荒唐的是，他们自己都不承认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们无须担心这种态度会让世界保持现状、僵持不变。鼓励文化差异并不会让世界静止不变。伊丽莎白女王之后有安妮女王还有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并没有因此失去英国特色。正是因为英国人坚持自己的个性，他们才能在不同的时代，维护与众不同的国家标准和国民气质。

对民族差异的系统研究，不仅需要坚持不懈，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宽容。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宽容地对待差异，宗教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繁荣发展。他们或许是耶稣的信徒，或许是阿拉伯学者，又或许是不信教者，但他们肯定不是某一宗教的偏执者。如果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高度保护，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唯一方式，那么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将很难繁荣发展。这样的偏执者永远都不懂得——了解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知识，只会让你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否则只会将自己置身于愉悦且丰富的经历之外。他们如此保守，不汲取其他文明，也不做任何改变，只是要求其他民族采取他们的特殊解决方式。如果他们是美国人，就会把美国的信条强加给其他民族。但是，其他民族是绝不会接受的，就好像我们不习惯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进行计算，也学不会像东非土著人那样金鸡独立式的休息方式。

因此，本书所要阐述的就是那些外界期待了解的，而在日本又被日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习惯。它介绍了这样一些情景：日本人什么情况下能得到礼遇，什么情况下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羞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对于本书中阐述的任何内容，最权威的依据来自日本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任何人都有可能。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经亲身经历了每一种特定的情形，但他们都会承认，日本人在那种情况下的行为习惯的确如此。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描述出日本根深蒂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表现。即使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这仍是本书的理想。

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发现，数量再多的证词有时也无益于增加论题的确定性。比如，谁向谁鞠躬，什么时候鞠躬，这样的调查并不需要进行全民统计。几乎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能够解释这种约定的习俗，找几个人证实之后，就没必要再向上百万的日本人征集同样的信息了。

如果一个研究者试图挖掘日本人建立自己生活方式的观念，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远非以数据统计作为实证那么简单。他所面对的艰巨任务就是：他需要指出日本人如何按照那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标准看待周围事物，他需要陈述日本人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是如何影响他们看待生活的重点和角度的。他必须让美国人清楚地理解这些内容，因为美国人分析的角度完全不同。在分析任务的过程中，权威的评判就不一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能够完成的，比如田中先生 ，因为田中先生不会清楚地解释他的观念，并且在他看来，写给美国人的解释纯属多此一举。

美国的社会研究很少涉及文明社会建立的前提基础，大多数研究者都假定这些基础不言自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全神贯注地研究民意和行为的“分布”，他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统计法。他们运用统计分析，处理大量的人口普查数据、问卷调查答案、访谈问题和心理测试等，试图从中推导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公众舆论领域，则科学地选出部分人作为研究样本，对全国进行民意测验。这种极具实用性的调查方法，在美国日臻完善。通过这种方法，能够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个公职候选人，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按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共和党和民主党进行分类。在一个施行全民选举的国家，国家的法律起草和颁布都是由国民代表完成的，这样的调查结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并且能够接受调查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民意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了解更多内容。试图了解其他国家时，首先要对这个民族的习惯和观念做系统性的定性研究，然后民意调查才会收效。认真抽选调查对象，民意调查的结果才能够反映出多少人支持政府、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对政府的观念，这种抽样调查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了解了他们对国家所持有的观念后，才能明白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在国会争论的到底是什么。比起党派势力的统计数字，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于政府所持的观念更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在美国，无论是对共和党还是对民主党，政府都是无法摆脱的恶魔，它限制了个人自由。除非是战争时期，否则政府职员的地位并不比私企职员高。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念与日本人的国家观念相去甚远，甚至与许多欧洲国家也大相径庭。因此，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的国家观。这体现在他们的民族习俗、对成功人士的评价、民族历史的神话以及民族节日的演说中。可以基于这些间接的表象来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必须是系统的。

在选举中，我们会认真统计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比例；针对任何一个民族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观念和解决问题的统一办法，我们更需要进行详尽的研究。日本正是这样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国家。我的确发现，一旦我注意到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观念不同，并且知道一些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或者符号时，西方人一贯认为的日本人行为上的矛盾之处就不复存在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为什么将行为上的极端变化看作是完整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我可以试着解释其中的原因。随着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深入，开始时发现他们使用一些奇怪的措辞和概念，后来明白它们具有深刻的寓意和深厚的年代情感。日本人的善恶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西方所理解的完全不同。他们的体系是独一无二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它是日本人自己的——兼具日本的优势和弱点。 xeklTN9w16YHAyeQa8c0f+w1PWqT7YJOMSS/BBB09goaEP2r5BgE0V5g5eCM65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