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

* 全书页注为本版编者补注。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贝多芬　（1792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皮肤才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萨头上的乱蛇”。 以上据英国游历家罗素1822年时记载。——1801年，车尔尼尚在幼年，看到贝多芬蓄着长发和多日不剃的胡子，穿着羊皮衣裤，以为遇到了小说中的鲁滨逊。 〔梅杜萨系神话中三女妖之一，以生有美发著名。后以得罪火神，美发尽变毒蛇。车尔尼（1791—1857年）为奥国 有名的钢琴家，为肖邦至友，其钢琴演奏当时与肖邦齐名。〕 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 据画家克勒贝尔记载，他曾于1818年为贝多芬画像。 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 据医生米 勒1820年记载，他的富于表情的眼睛，时而妩媚温柔，时而惘然，时而气焰逼人，可怕非常。 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嗑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舍勒斯 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1825年，雷斯塔伯 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 克勒贝尔说是莪相的面目。以上的细节皆采自贝多芬的朋友，及见过他的游历家的记载。 〔莪相为3世纪时苏格兰行吟诗人。〕 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李尔王”。 〔李尔王系莎士比亚名剧中的人物。〕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佛兰芒族。 他的祖父名叫路德维希，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物，生在安特卫普，直到二十岁时才住到波恩来，做当地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的性格和他最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祖父的出身，才能懂得贝多芬奔放独立的天性，以及别的不全是德国人的特点。 〔今法国与比利时交界之一部及比利时西部之地域，古称佛兰德。佛兰芒即居于此地域内之人种名。安特卫普为今比利时北部之一大城名。〕 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 〔洋琴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 他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1787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以上见1789年9月15日贝多芬致奥格斯堡地方的沙德医生书信。 她是得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 他1816年时说：“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个可怜虫！我十五岁上已经知道了。” 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感。后来埃莱奥诺雷嫁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 他们的书信，读者可参看本传《书信集》。他的老师C.G.内夫（C.G.Neefe，1748—1798年）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和导师：他的道德的高尚和艺术胸襟的宽广，都对贝多芬留下极其重要的影响。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壮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地生动，几乎富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氛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里，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地美，那样地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以上见1801年6月29日致韦格勒书。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得悉巴士底狱攻陷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 诗的开首是：“专制的铁链斩断了……幸福的民族！ ……” 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 我们可举其中一首为例：“唾弃偏执，摧毁愚蠢 的幽灵，为着人类而战斗……啊，这，没有一个亲王的臣仆能够干。这，需要自由的灵魂，爱死甚于爱谄媚，爱贫穷甚于爱奴颜婢膝……须知在这等灵魂内我决非最后一个。” 〔施奈德生于巴伐利亚邦，为斯特拉斯堡雅各宾党首领。1794年，在巴黎上断头台。〕 在预约者的名单中， 〔从前著作付印时必先 售预约。因印数不多，刊行后不易购得。〕 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1792年11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 〔此系指法国大革命后奥国为援助法国王室所发动之战争。〕 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 1787年春，他曾到维也纳做过一次短期旅行，见过莫扎特，但他对贝多芬似乎不甚注意。——他于1790年在波恩结识的海顿，曾经教过他一些功课。贝多芬另外曾拜过阿尔布雷希茨贝格（J.G.Albrechtsberger，1736—1809年）与萨列里（Antonio Salieri，1750—1825年）为师。 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 〔黑森为当时日耳曼三联邦之一，后皆并入德意志联邦。〕 无疑的，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1796、1797年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往来，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 在贝氏周围，还有提琴家鲁道夫·克勒策（Rodolphe Kreutzer，1766—1831年），即后来贝多芬把有名的奏鸣曲题赠给他的。 〔贝氏为法国元帅，在大革命时以战功显赫；后与拿破仑为敌，与英、奥诸国勾结。〕 在那些谈话里，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施泰因豪泽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介朗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拿巴充满着野心的火焰。 〔介朗（Pierre-Narcisse Guerin，1774-1833年）为法国名画家，所作拿破仑像代表拿翁少 年时期之姿态。〕 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 那时他才初露头角，在维也纳的首次钢琴演奏会是1795年3月30日举行的。 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 以上见1801年6月29日致韦格勒书。1801年左右致里斯书中又言：“只要我有办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有何匮乏。” 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1796—1800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 在1802年的遗嘱内，贝多芬说耳聋已开始了六 年，——所以是1796年起的。同时我们可注意他的作品目录，唯有包括三支三重奏的作品第一号，是1796年以前的创作。包括三支最初的奏鸣曲的作品第二号，是1796年3月刊行的。因此贝多芬全部的作品可说都是耳聋后写的。关于他的耳聋，可以参看1905年5月15日德国医学丛报上克洛兹·福雷斯托医生的文章。他认为这病是受一般遗传的影响， 也许他母亲的肺病也有关系。他分析贝多芬1796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1799年变成剧烈的中耳炎，因为治疗不善，随后成为慢性的中耳炎，随带一切的后果。耳聋的程度逐渐增加，但从没完全聋。贝多芬对于低而深的音比高音更易感知。在他晚年，据说他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内，一端咬在牙齿中间，用以在作曲时听音。1910年，柏林·莫皮特市立医院主任医师雅各布松发表一篇出色的文章，说他可证明贝多芬的耳聋是源于梅毒的遗传。1810年左右，机械家梅尔策尔为贝多芬特制的听音器，至今尚保存于波恩城内贝多芬博物院。 耳朵日夜作响；他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磨折。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1801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誓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 以上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十三。

他写信给韦格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 〔系希腊伦理学家与史家，46—120年在世〕 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以上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十四。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一号（1798）之三的奏鸣曲中的Largo（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1800年），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1800年），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奏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谐谑曲）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 〔系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名画家〕 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的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 〔此处所谓幼婴系指儿时的耶稣，故有未来的悲剧之喻。〕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然不知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 〔唐·璜为西洋传说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采为歌剧的题材。〕 他的密友申德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他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1802年），而知名于世的。 〔通俗音乐书上所述《月光奏鸣曲》的故事是毫无根据的。〕 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 以上见1801年11月16日信。 可是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1803年11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 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以前的情爱，要他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在1821年和申德勒会见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但他因之而更瞧不起她。“她到维也纳来找我，一边哭着，但是我瞧不起她。” ——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 时为1802年10月6日。参见本书《贝多芬遗嘱》。 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 他的遗嘱里有一段说：“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又1810年5月2日致韦格勒书中：“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能完成善的行为时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于我自己的处决。” 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以上见致韦格勒书，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十八。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2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依着格勒特 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作品第四十八号）。至于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1802年赫内曼为贝多芬所作之小像上，他身着当时流行的装束，留着鬓角，四周的头发剪得同样长，坚决的神情颇像拜伦式的英雄，同时表示一种拿破仑式的永不屈服的意志。 〔此处小像系指面积极小之釉绘像，通常至大不过数英寸，多数画于珐琅质之饰物上，为西洋画中一种特殊的肖像画。〕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Allegro（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 〔拿破仑于1793、1797、1800年数次战败奥国，兵临维也纳城下。〕 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 〔意谓共和民主的政府……〕 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 大家知道《英雄交响曲》是以波拿巴为题材而献给他的。最初的手稿上还写着“波拿巴”这题目。这期间，他得悉了拿破仑称帝之事。于是他大发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愤慨之下，他撕去了题献的词句，换上一个含有报复意味而又是非常动人的题目：“英雄交响曲……纪念一个伟大的遗迹。”申德勒说他以后对拿破仑的恼恨也消解了，只把他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伊加”。 〔神话载伊加用蜡把翅翼胶住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为日光熔化，以致堕海而死。〕 当他在1821年听到幽禁圣埃莱娜岛的悲剧时，说道：“十七年前我所写的音乐正适用于这件悲惨的事故。”他很高兴地发觉在交响曲的葬曲内 〔系交响曲之第二章〕 对此盖世豪雄的结局有所预感。——因此很可能，在贝多芬的思 想内，第三交响曲，尤其是第一章，是波拿巴的一幅肖像，当然和实在的人物不同，但确是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仑；换言之，他要把拿破仑描写为一个革命的天才。1801年，贝多芬曾为标准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罗米修斯，作过乐曲，其中有一主句，他又在《英雄交响曲》的终局里重新采用。 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1805—1808年）的终局，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 曾任德国驻意大使的罗伯特·特·科伊德尔，著有《俾斯麦及其家庭》一书，1901年版。以上事实即引自该书。1870年10月30日，科伊德尔在凡尔赛的一架很坏的钢琴上，为俾斯麦奏这支奏鸣曲。对于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句，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生的斗争与嚎恸。”他爱贝多芬甚于一切旁的音乐家，他常常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 还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霍赫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伦茨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 〔拿破仑曾攻陷维也纳两次。——霍赫为法国大革命时最纯洁的军人，为史所称。1797年战死科布伦茨附近。〕 1805年11月，当《菲岱里奥》〔贝多芬的歌剧〕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佐。于兰将军，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 〔洛氏为波希米亚世家，以武功著称。〕 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节在舍恩布伦。 贝多芬的寓所离维也纳的城堡颇近，拿破仑攻下维也纳时曾炸毁城垣。1809年6月26日，贝多芬致布赖特科普夫与埃泰尔两出版家书信中有言：“何等野蛮的生活，在我周围多少的废墟颓垣！只有鼓声，喇叭声，以及各种惨象！”1809年有一个法国人在维也纳见到他，保留着他的一幅肖像。这位法国人是特雷蒙男爵。他曾描写贝多芬寓所中凌乱 的情形。他们一同谈论着哲学、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贝多芬几乎决定跟男爵上巴黎去，他知道那边的音乐院已在演奏他的交响曲，并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 〔舍恩布伦为一奥国乡村，1809年的维也纳条约，即在此处签订。〕 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绝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1806年5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了婚。 1796—1799年间，贝多芬在维也纳认识了布伦瑞克一家。朱丽埃塔·圭恰迪妮是特雷泽的表姊妹。贝多芬有一个时期似乎也钟情于特雷泽的姊妹约瑟菲娜，她后来嫁给戴姆伯爵，又再嫁给施塔克尔贝格男爵。关于布伦瑞克一家的详细情形，可参看安德烈·特·海来西氏著《贝多芬及其不朽的爱人》一文，载1910年5月1、15日的《巴黎杂志》。 她老早就爱上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的。1806年，他在他们匈牙利的马尔托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关于这些幸福的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 这首美丽的歌是在巴赫的夫人安娜·玛格达兰娜的手册上的，原题为《乔瓦尼尼之歌》。有人疑非巴赫原作。

“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 〔欧洲贵族家中，皆有教士供养。〕 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明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1806年5月，只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 见诺尔著《贝多芬传》。 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赛弗里德 和格里尔巴策 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 贝多芬是近视眼。赛弗里德说他的近视是痘症所致，使他从小就得戴眼镜。近视使他的目光常有失神的样子。1823—1824年间，他在书信中常抱怨他的眼睛使他受苦。 在梅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浪漫底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的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1810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那夏日的神明的梦：《田园交响曲》（1808年）。 把歌德的剧本《哀格蒙特》谱成的音乐是1809年开始的。他也想制作《威廉·退尔》的音乐，但人家宁可请教别的作曲家。 还有他自认为他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感悟得来的：《热情奏鸣曲》（1807年），为他题献给特雷泽的。 见贝多芬和申德勒的谈话。申德勒问贝多芬：“你的D小调奏鸣曲和F小调奏鸣曲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贝多芬答道：“请你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去吧！”贝多芬《第十七钢琴奏鸣曲》（D小调，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别名《暴风雨奏鸣曲》即由此来。《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F小调，作品第五十七号）的别名《热情奏鸣曲》，是出版家克兰兹所加，这首奏鸣曲创作于1804—1805年，1807年出版，贝多芬把这首奏鸣曲题献给特雷泽的哥哥弗兰茨·冯·布伦瑞克伯爵。 作品第七十八号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奏鸣曲（1809年），也是献给特雷泽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奏鸣曲》：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曾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罢……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 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十五。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愤世嫉俗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还爱着贝多芬。 她死于1861年。 〔她比贝多芬多活三十四年。〕

1816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内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她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特雷泽曾把她的肖像赠与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 这幅肖像至今还在波恩的贝多芬家。 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地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的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 致格莱兴施泰因书。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三十一。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运命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1810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 〔贝多芬此时四十岁。〕 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1812年7月17日所写的说话。 他写给G.D.李里奥的信中又道：“心是一切伟大的起点。”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一〇八。 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 〔贝蒂娜系歌德的青年女友，贝母曾与歌德相爱；故贝成年后竭力追求歌德。贝对贝多芬备极崇拜，且对贝多芬音乐极有了解。贝兄克莱门斯（1778—1892年）为德国浪漫派领袖之一。贝丈夫阿宁亦为有名诗人。〕 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贝蒂娜写此信时，约为1808年，尚未满二十九岁。此时贝多芬未满四十岁，歌德年最长，已有六十岁左右。〕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1812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 1811年2月19日他写给贝蒂娜的信中说：“歌德的诗使我幸福。”1809年8月8日他在旁的书信中也说：“歌德与席勒，是我在莪相与荷马之外最心爱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幼年的教育虽不完全，但他的文学口味极高。在他认为“伟大，庄严，D小调式的”歌德以外而看作高于歌德的，只有荷马、普卢塔克、莎士比亚三人。在荷马的作品中，他最爱《奥德赛》。莎士比亚的德译本是常在他手头的，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和《暴风雨》被他多么悲壮地在音乐上表现出来。至于普卢塔克，他和大革命时代的一般 人一样，受有很深的影响。古罗马英雄布鲁图斯是他的英雄，这一点他和米开朗基罗相似。他爱柏拉图，梦想在全世界上能有柏拉图式的共和国建立起来。1819—1820年间的谈话册内，他曾言：“苏格拉底与耶稣是我的模范。” 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 〔此系歌德官衔〕 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 〔系指奥国王室，特普利兹为当时避暑胜地，中欧各国的亲王贵族麇集。〕 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 〔系贝多芬的钢琴学生〕 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以上见贝多芬致贝蒂娜书。这些书信的真实性虽有人怀疑，但大体是准确的。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 歌德写信给策尔特说：“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之极的人；他认为世界可憎，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聋子。”歌德一生不曾做什么事反对贝多芬，但也不曾做什么事拥护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姓氏，抱着绝对的缄默。骨子里他是钦佩而且惧怕他的音乐：它使他骚乱。他怕它会使他丧失心灵的平衡，那是歌德以多少痛苦换来的。——年轻的门德尔松，于1830年经过魏玛，曾经留下一封信，表示他确曾参透歌德自称为“骚乱而热烈的灵魂”深处，那颗灵魂是被歌德用强有力的智慧镇压着 的。门德尔松在信中说：“……他先是不愿听人提及贝多芬；但这是无可避免的， 〔门德尔松那次是奉歌德之命替他弹全部音乐史上的大作品，〕 他听了《第五交响曲》的第一章后大为骚动。他竭力装作镇静，和我说：‘这毫不动人，不过令人惊异而已。’过了一会，他又道：‘这是巨大的—— 〔歌德原词是Grandiose，含有伟大或夸大的模棱两可的意义，令人猜不透他这里到底是颂赞（假如他的意思是“伟大”的话）还是贬抑（假如他的意思是“夸大”的话）——狂妄的，竟可说屋宇为之震动。’接着是晚膳，其间他神思恍惚，若有所思，直到我们再提起贝多芬时，他开始询问我，考问我。我明明看到贝多芬的音乐已经发生了效果……”〕〔策尔特为一平庸的音乐家，早年反对贝多芬甚烈，直到后来他遇见贝多芬时，为他的人格大为感动，对他的音乐也一变往昔的谩骂口吻，转而为热烈的颂扬。策氏为歌德一生至友，歌德早期对贝多芬的印象，大半受策氏误解之影响，关于贝多芬与歌德近人颇多擅文讨论。罗曼·罗兰亦有《歌德与贝多芬》一书，1930年版。〕

《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1812年在特普利兹写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策尔特惶骇的爆发， 见策尔特1812年9月2日致歌德书，又同年9月14日歌德致策尔特书：“是的，我也是用着惊愕的心情钦佩他。”1819年策尔特给歌德信中说：“人家说他疯了。” 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数，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的庆祝会。 这至少是贝多芬曾经想过的题目，因为他在笔记内曾经说 到，尤其他在《第十交响曲》的计划内提及。 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佛兰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曲》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 在写作这些作品的同时，他于1811—1812年间在特普利兹认识一个柏林的青年女歌唱家，和她有着相当温柔的友谊，也许对这些作品不无影响。

1814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申德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 在这种事故上和贝多芬大异的，是舒伯特的父亲，在1807年时写了一阕应时的音乐，《献给拿破仑大帝》，且在拿破仑御前亲自指挥。 〔拿破仑于1812年 征俄败归后，1813年奥国兴师讨伐，不久普鲁士亦接踵而起，是即史家所谓独立战争，亦称解放战争。〕 1813年，他写了一阕《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1814年初，写了一阕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许多君主前面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 〔系指1814年3月奥德各邦联军攻入巴黎〕 写一首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布莱修斯·赫弗尔依着弗朗索瓦·勒特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1813年弗兰兹·克莱因塑的脸型（Masque），活泼地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 他在维也纳会议时写信给考卡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 瓦格纳在1870年所著的《贝多芬评传》中有言：“维也纳，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全部的德国新教痕迹都已消失，连民族的口音也失掉而变成意大利化。德国的精神，德国的态度和风俗，全经意大利与西班牙输入的指南册代为解释……这是一个历史、学术、宗教都被篡改的地方……轻浮的怀疑主义，毁坏而且埋葬了真理之爱，荣誉之爱，自由独立之爱！……”19世纪的奥国戏剧诗人格里尔帕策曾说生为奥国人是一桩不幸。19世纪末住在维也纳的德国大作曲家，都极感苦闷。那时奥国都城的思想全被勃拉姆斯伪善的气息笼罩。布鲁克纳的生活是长时期的受难，雨果·沃尔夫终生奋斗，对维也纳表示极严厉的批评。 〔布鲁克纳（1824-1896年）与雨果·沃尔夫（1860-1903年）皆为近代德国家 大音乐家。勃拉姆斯在当时为反动派音乐之代表。〕 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1808年，他很想脱离奥国，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里去。 热罗姆王愿致送贝多芬终身俸每年六百杜加 〔每杜加约合九先令〕， 外加旅费津贴一百五十银币，唯一的条件是不时在他面前演奏，并指挥室内音乐会，那些音乐会是历时很短而且不常举行的。贝多芬差不多决定动身了。 〔热罗姆王为拿破仑之弟，被封为威斯特伐利亚王。〕 但维也纳的音乐泉源是那么丰富，我们也不该抹煞那边常有一般高贵的鉴赏家，感到贝多芬之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1809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金斯基亲王，答应致送他四千弗洛令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 〔弗洛令为奥国银币名，每单位约合一先令又半。〕 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在没有经济烦虑的时候才能整个地献身于艺术，才能产生这些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意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所趋的是罗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 罗西尼的歌剧《唐克雷迪》足以撼动整个的德国音乐。1816年时维也纳沙龙里的意见，鲍恩费尔德的日记所载是：“莫扎特和贝多芬是老学究，只有荒谬的上一代赞成他们；但直到罗西尼出现，大家方知何谓旋律。《菲 岱里奥》是一堆垃圾，真不懂人们怎会不怕厌烦地去听它。”——贝多芬举行的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是1814年。 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死于1816年。受贝多芬题赠作品第五十九号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夫斯基，在1815年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和。 同年，贝多芬的兄弟卡尔死。他写信给安东尼·布伦塔诺说：“他如此地执着于生命，我却如此地愿意舍弃生命。” 从此他孤独了。 此时唯一的朋友，是玛丽亚·冯·埃尔德迪，他和她维持着动人的友谊，但她和他一样有着不治之症，1816年，她的独子又暴卒。贝多芬题赠给她的作品，有1809年作品第七十号的两支三重奏，1815—1817年间作品第一〇二号的两支大提琴奏鸣曲。 在1816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他的耳朵完全聋了。 丢开耳聋不谈，他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从1816年10月起，他患着重伤风。1817年夏天，医生说他是肺病。1817—1818年间的冬季，他老是为这场所谓的肺病担心着。1820—1821年间他患着剧烈的关节炎。1821年患黄热病。1823年又患结膜炎。 从1815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还。最早的谈话手册是1816年的。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起他的音乐作风改变了，表示这转折点的是作品第一〇一号的奏鸣曲。贝多芬的谈话册，共有11000页的手写稿，今日全部保存于柏林国家图书馆。1923年诺尔开始印行他1819年3月—1820年3月的谈话册，可惜以后未曾续印。 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预奏会的经过，有申德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乌姆劳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去；进去，一动一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申德勒从1814年起就和贝多芬来往，但到1819年以后方始成为他的密友。贝多芬不肯轻易与之结交，最初对他表示高傲轻蔑的态度。

两年以后，1824年5月7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曲》时， 〔即《第九交响曲》。〕 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素，1825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 参看瓦格纳的《贝多芬评传》，对他的耳聋有极美妙的叙述。 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1815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 他爱好动物，非常怜悯它们。有名的史家弗里梅尔的母亲，说她不由自主地对贝多芬怀有长时期的仇恨，因为贝多芬 在她儿时把她要捕捉的蝴蝶用手帕赶开。 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苏慰。 他的居处永远不舒服。在维也纳三十五年，他迁居三十次。 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1818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出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作品第一〇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施波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 〔路德维希·施波尔（Ludwig Spohr，1784-1859年），当时德国的提琴家兼作曲家。〕 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 贝多芬写信给凯鲁比尼，“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中最敬重的”。可是凯鲁比尼置之不理。 〔凯氏为意大利人，为法国音乐院长，作曲家，在当时音乐界中极有势力。〕 他全部美妙的奏鸣曲——每曲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至四十杜加。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一项，列在全集内的即有三十二首之多。〕 加利钦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1815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心坎间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儿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品的弟妇争他的小卡尔，他写道：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唯一的托庇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苦痛，你是鉴临的。 他写信给施特赖谢尔夫人说：“我从不报复。当我不得不有所行动来反对旁人时，我只限于自卫，或阻止他们作恶。” 请你听我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噢，神哪！救救我罢！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罢，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过活！……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摇撼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终了之日！”

然后，这个热烈地被爱的侄子，显得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米开朗基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

“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无情义的酬报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罢！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回事以后，都将恨你……如果连系我们的约束使你不堪担受，那么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实现——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了；我已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之前……” 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三四三。

“像你这样娇养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决计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 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三一四。

但宽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也不必再说，——到我臂抱里来罢，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说话……我将用同样的爱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荣誉为担保，决无责备的言辞！那是毫无用处的。你能期待于我的只有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罢——来到你父亲的忠诚的心上。——来罢，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罢。”（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写着：“如果你不来，我定将为你而死。”） 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三七〇。

他又哀求道：“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植过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有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唯一的大路。你的忠诚的老父。” 以上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三六二—三六七。另外一封信，是1819年2月1日的，里面表示贝多芬多么热望把他的侄子造成“一个于国家有益的公民”。

这个并不缺少聪明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梦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习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由于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更为多见的怪现象，伯父的精神的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说话，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1826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不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件事情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 当时看见他的申德勒，说他突然变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精神崩溃，没有力量，没有意志。倘卡尔死了的话，他也要死的了。 —— 不多几月之后，他果真一病不起。 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而对于这伯父之死，也未始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竟没有在场。——几年以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然而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为“儿子”的人。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1793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 见1793年1月菲舍尼希致夏洛特·席勒书。席勒的《欢乐颂》是1785年写的。贝多芬所用的主题，先后见于1808年作品第八十号的《钢琴、乐队、合唱幻想曲》，及1810年依歌德诗谱成的“歌”。 —— 在1812年的笔记内，在《第七交响曲》的拟稿和《麦克佩斯前奏曲》的计划之间，有一段乐稿是采用席勒原词的，其音乐主题，后来用于作品第一一五号的《纳门斯弗尔前奏曲》。 —— 《第九交响曲》内有些乐旨在1815年以前已经出现。定稿中欢乐颂歌的主题和其他部分的曲调，都是1822年写下的，以后再写Trio（中段）部分，然后又写Andante（行板）、Moderato（中板）部分，直到最后才写成Adagio（柔板）。 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响曲》内，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曲中去。我们应当注意《第九交响曲》的原题，并非今日大家所习用的《合唱交响曲》，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束。1823年7月，贝多芬还想给它以一个器乐的结束，这一段结束，他以后用在作品第一三二号的四重奏内。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确言，即在演奏过后（1824年5月），贝多芬还未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要在一阕交响曲内引进合唱，有极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是可从贝多芬的稿本上看到的，他作过许多试验，想用别种方式，并在这件作品的别的段落引进合唱。在Adagio（柔板）的第二主题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此可以很适当地开始。”但他不能毅然决然地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看见一个乐思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从未听见人声。”所以他把运用歌唱的时间尽量延宕；甚至先把主题交给器乐来奏出，不但终局的吟诵体为然， 贝多芬说这一部分“完全好像有歌词在下面”， 连“欢乐”的主题亦是如此。

对于这些延缓和踌躇的解释，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震撼了一刹那，这都城当时是完全在罗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势力之下的。贝多芬颓丧忧郁之余，正想移居伦敦，到那边去演奏《第九交响曲》。像1809年一样，几个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 〔系指《D调弥撒曲》。〕 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给您的情操。渗透着您的心灵的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件作品。我们也知道您的伟大的交响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近几年来的沉默，使一切关注您的人为之凄然。 贝多芬为琐碎的烦恼，贫穷，以及各种的忧患所困，在1816—1821的五年间，只写了三支钢琴曲（作品第一〇一、一〇二、一〇六号）。他的敌人说他才力已尽。1821年起他才重新工作。 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艺术的产物之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竟默无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个的民族期待着新生命，新光荣，不顾时下的风气而建立起真与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使我们的希望不久即实现……但愿靠了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加倍的繁荣！” 这是1824年的事，署名的有C·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等二十余人。 这封慷慨陈词的信，证明贝多芬在德国优秀阶级中所享有的声威，不但是艺术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所想到的第一个字既非学术，亦非艺术，而是“信仰”。 1819年2月1日，贝多芬要求对侄子的监护权时，在维也纳市政府高傲地宣称：“我的道德的品格是大家公认的。”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1824年秋，他很担心要在一场暴病中送命。“像我亲爱的祖父一样，我和他有多少地方相似。”他胃病很厉害。1824—1825年间的冬天，他又重病。1825年5月，他吐血，流鼻血。同年6月9日他写信给侄儿说：“我衰弱到了极点，长眠不起的日子快要临到了。”德国首次演奏《第九交响曲》，是1825年4月1日在法兰克福；伦敦是1825年3月25日；巴黎是1831年5月27日，在国立音乐院。十七岁的门德尔松，在柏林猎人大厅于1826年11月14日用钢琴演奏。瓦格纳在莱比锡大学教书时，全部手抄过；且在1830年10月6日致书出版商肖特，提议由他把交响曲改成钢琴曲。可说《第九交响曲》决定了瓦格纳的生涯。

“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的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因此他已达到了终身想望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他未来的计划是： 1824年9月17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贝多芬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得把精灵启示我而要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二七二。 《第十交响曲》， 1827年3月18日贝多芬写信给莫舍勒斯说：“初稿全部写成的一部交响曲和一支前奏曲放在我的书桌上。”但这部初稿从未发现。我们只在他的笔记上读到：“用Andante（行板）写的Cantique——用古音阶写的宗教歌，或是用独立的形式，或是作为一支赋格曲的引子。这部交 响曲的特点是引进歌唱，或者用在终局，或从Adagio（柔板）起就插入。乐队中小提琴，……等等都当特别加强最后几段的力量。歌唱开始时一个一个地，或在最后几段中复唱Adagio（柔板），Adagio（柔板）的歌词用一个希腊神话或宗教颂歌，Allegro（快板）则用酒神庆祝的形式。”（以上见1818年笔记）由此可见以合唱终局的计划是预备用在第十而非第九交响曲的。后来他又说要在《第十交响曲》中，把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调和起来，像歌德在第二部《浮士德》中所尝试的。 《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的音乐， 诗人原作是叙述一个骑士，恋爱着一个女神而被她拘囚着；他念着家乡与自由，这首诗和《汤豪舍》 〔系瓦格纳的名歌剧〕 颇多相似之处，贝多芬在1823—1826年间曾经从事工作。 为克尔纳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谱的音乐， 贝多芬从1808年起就有意为《浮士德》写音乐。（《浮士德》以悲剧的形式出现是1807年秋。）这是他一生最重视的计划之一。 《大卫与扫罗的清唱剧》，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代大师的清明恬静之境：巴赫与韩德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 贝多芬的笔记中有：“法国南部！对啦！对啦！”“离开这里，只要办到这一着，你便能重新登上你艺术的高峰。……写一部交响曲，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天，为了旅费工作着，然后周游意大利，西西里，和几个旁的艺术家一起……”（出处同前）

施皮勒医生于1826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丧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格里尔巴策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到。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1827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 在谈话手册里，我们可以读到：（1819年）“欧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没有金钱没有银行便什么事都不能做。”“统治者的贵族，什么也不曾学得，什么也不曾忘记。”“五十年内，世界上到处都将有共和国。” 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 1819年他几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公然声言：“归根结蒂，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那时他正写着《D调弥撒曲》。由此可见他的宗教感应是极其自由的。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的毫无顾忌，很大胆地抨击他的政府之腐败。他特别指斥几件事情：法院组织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繁琐，完全妨害诉讼的进行；警权的滥用；官僚政治的腐化与无能；颓废的贵族享有特权，霸占着国家最高的职位。从1815年起，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国的。据申德勒说，他非常热烈地读着英国国会的记录。英国的乐队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1817年到维也纳，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的字眼痛骂奥国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他说：‘你们英国人，你们的脑袋的确在肩膀上。’” 〔1814年拿破仑失败，列强举行维也纳会议，重行瓜分欧洲。奥国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颇有只手左右天下之志。对于奥国内部，厉行压迫，言论自由剥削殆尽。其时欧洲各国类皆趋于反动统治，虐害共和党人。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弥漫全欧，到处有蠢动之象。1820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其端，1821年的希腊独立战争接踵而至，降至1830年法国又有七月革命，1848年又有二月革命……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1814—1830年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读者于此，必须参考当时国际情势，方能对贝多芬的思想有一估价准确之认识。〕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 例如侄子之自杀。 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1826年11月完成的作品，作品第一三〇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舍勒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1826年11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 他的病有两个阶段：（一）肺部的感冒，那是六天就结束的。“第七天上，他觉得好了一些，从床上起来，走路，看书，写作。”（二）消化器病，外加循环系病。医生说：“第八天，我发现他脱了衣服，身体发黄色。剧烈地泄泻，外加呕吐，几乎使他那天晚上送命。”从那时起，水肿病开始加剧。这一次的复病还有我们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华洛赫医生说：“一件使他愤慨的事，使他大发雷霆，非常苦恼，这就促成了病的爆发。打着 寒噤，浑身战抖，因内脏的痛楚而起拘挛。”关于贝多芬最后一次的病情，从1842年起就有医生详细的叙述公开发表。 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以运动员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1827年1月3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 〔洛亨即为韦格勒夫人埃莱奥诺雷的亲密的称呼。〕 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 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说他看见最后一次病中的贝多芬，觉得他心地宁静，慈祥恺恻，达于极点。 1827年2月17日，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据格哈得·冯·布罗伊宁的信，说他在弥留时，在床上受着臭虫的骚扰。——他的四次手术分别是1826年12月20日，1827年1月8日、2月2日和2月27日。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的终场”，——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场。

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 这陌生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尔姆·许滕布伦纳。——布罗伊宁写道：“感谢上帝！感谢他结束了这长时期悲惨的苦难。”贝多芬的手稿、书籍、家具，全部拍卖掉，代价不过175弗洛令。拍卖目录上登记着252件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共售982弗洛令。谈话手册只售1弗洛令20。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善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 他致“不朽的爱人”信中有言：“当我有所克服的时候，我总是快乐的。”1801年11月16日致韦格勒信中又言：“我愿把生命活上千百次……我非生来过恬静的日子的。” 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沟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的深邃的力。 申德勒有言：“贝多芬教了我大自然的学问，在这方面的研究，他给我的指导和在音乐方面没有分别。使他陶醉的并非自然的律令Law，而是自然的基本威力。” 格里尔巴策对贝多芬是钦佩之中含有惧意的，在提及他时说：“他所到达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犷野与古怪的元素混合为一。”舒曼提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总教人充满着恐惧与惊异。”他的密友申德勒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不错的：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乎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们的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二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飙中重新出现。即是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犷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合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 贝多芬1810年5月2日致韦格勒书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的是永远受着毒害……” 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随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挟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给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场战争，奥斯特利茨 〔系拿破仑1805年12月大获胜利之地〕 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1815年10月10日贝多芬致埃尔德迪夫人书。 ADyxqBuofm6t131kKBLS3TD/ReFtvL0ofEFB3xmTAGmYc/F/Xc4AB0aqE9OkC4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