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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宋仁宗赵祯处理政务直到深夜，肚子很饿，很想吃羊肉。可他忍住了。
第二天，他跟左右近臣说，昨晚上特别想吃羊肉，可又不敢说。
近臣们觉得非常诧异，问，官家你贵为九五之尊，为啥不敢开口？官家，是宋代人对皇帝的非正式称呼。
宋仁宗说，朕如果一开口，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得几百只羊，为了朕一碗饮食而开此恶例，就会造成滥杀和浪费，因此肚子再饿也只能忍住。
实际上，不仅是想吃羊肉不敢说，有时候，即使口渴了，宋仁宗也不敢说。
有一次，宋仁宗外出，走不了一会儿就频频回头，不知道在张望什么，却又什么都不说。身边人就觉得很奇怪，等回到宫中，宋仁宗才急不可耐地说，渴死我了，快帮我端碗水喝。
宫女就好奇地问：“官家在外面既然口渴，为什么不直接叫人拿来呢？”
宋仁宗缓了一会儿说：“朕回头张望了好多次，都没看到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可又不敢问，怕我一问，那侍吏必然要受到处罚，所以才忍渴而归。”
他如此自控克制，以致北宋皇宫中，时常冷清寂寞，宋人施德操就在《北窗炙輠录》中写道，有一天夜里，宋仁宗听到外面有很热闹的丝竹歌笑之声，就问宫人：“这是哪里在作乐？”
宫人就回答说，这是皇宫外面民间酒楼的喧闹声音。
紧接着，宫人就向宋仁宗诉苦说：“官家您听，外面民间是如此快活，哪似我们宫中如此冷冷落落啊。”
宋仁宗倒是看得开，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正是因为我宫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会如此快乐。我宫中若像外面如此快乐，那么民间就会冷冷落落也。”
在别人眼里，宋仁宗似乎一直都是个老好人，可24岁那年，他也曾暴怒流泪，甚至想杀人。
1022年，宋真宗驾崩，13岁的赵祯继位为帝，是为宋仁宗。此后11年间，北宋朝政一直由宋真宗的皇后刘娥实行垂帘听政进行控制，一直到1033年刘娥去世，24岁的宋仁宗才开始真正亲政。
随着太后刘娥的去世和皇帝的亲政，北宋王朝一个惊天秘密随之被揭开。
原来，赵祯的亲生母亲并非刘娥刘太后，而是本为刘娥婢女的李氏。当初，宋真宗无意中临幸李氏，没想到李氏竟然有了身孕，于是没有生育的刘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李氏所生的儿子掠为己有，对外则谎称赵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至于李氏，则一直被刘娥控制。此后李氏一直到死，都没有再见过自己的亲生儿子赵祯，母子二人近在咫尺却远如天边，终身不能相见。
刘娥在世时，赵祯的身世就已广为人知。但慑于刘娥作为宋真宗的皇后，在宋真宗死后又垂帘听政的不二权威，皇宫内外根本无人胆敢向宋仁宗提及此事。所以，一直到刘娥去世，这个秘密才首先被宋真宗的弟弟、荆王赵元俨所披露。
赵元俨，就是后世小说中经常提及的八贤王的原型之一。
不仅如此，荆王赵元俨还向宋仁宗爆料说，宋仁宗的母亲李氏在被幽禁控制多年后，突然在刘娥去世的前一年蹊跷离世，年仅46岁。而且，贫苦一生的李氏突然被刘太后宣布册封为“宸妃”，然后，仅仅享受了一天妃子称号就暴毙身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是否有可能是刘太后知道自己行将不豫，担心日后宋仁宗与母亲相认报复反击，所以才提前对李氏痛下杀手？
获悉自己身世真相后，宛如五雷轰顶的宋仁宗在皇宫中痛哭流涕。24岁的他无法接受和难以相信的是，那个他叫了二十余年“母后”的女人，不仅不是他的亲生母亲，相反，还可能是他的杀母仇人。
在皇宫内崩溃痛哭的宋仁宗很快还得知，一直潜伏在皇宫中，以刘太后的哥哥“刘美”身份对外的“国舅爷”，竟然是刘太后刘娥的前夫，其本名叫龚美。刘娥在改嫁给宋真宗后，龚美化名为刘美，此后就一直以“国舅爷”的身份住在皇宫中享受荣华富贵。
宋仁宗暴怒。他一边遣派军队包围刘太后的“奸夫”龚美的府邸，一边下令向全国发出罪己诏，指出自己对亲生母亲不孝，没当好皇帝，也没做好儿子。
罪己诏一发，事情由此闹得举国皆知。
不仅如此，宋仁宗还亲自前往李氏停灵的洪福院，坚持要开棺验尸以查母亲的死因。事情至此，似乎已经难以收场，一场帝国的惊天风雨将席卷而来。所幸的是，在李氏去世后，宰相吕夷简非常有远见，建议刘太后做了一些秘密安排。
原来，李氏暴毙后，当时宰相吕夷简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存在的严重隐患。清楚宋仁宗真实身世的吕夷简于是私下对刘太后建议说，太后您终有老去的一天，如果那天宋仁宗亲政获悉自己的身世，那么太后您整个家族势必将遭遇狂风暴雨，甚至可能会被宋仁宗报复，遭遇灭门之祸，“如果太后您还顾念刘家的未来，那么对李氏的丧礼，就应该从厚”！
本来打算将李氏草草埋葬了事的刘太后，只得下令以“一品礼”殓葬那位只享一天荣誉称号的李氏李宸妃。吕夷简私下还特地跟办理李氏后事的太监罗崇勋说：“李宸妃应该以皇后的规格入殓，并用水银灌注保护尸身，否则以后出了事，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太监们最终照着吕夷简的吩咐殓葬了李氏。
当宋仁宗下令开棺验尸，看到被灌注水银、以太后之礼殡葬的母亲李氏“玉色如生”时，宋仁宗感慨道，看来母亲李氏还是受到了善待的，“人言岂可尽信”。至于如何对待刘太后和刘氏家族，名臣范仲淹建议宋仁宗，对待刘太后应该“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他下令撤去准备缉拿龚美的军队，还是以原来的礼节，对待刘太后所谓的“兄长”龚美一家老小。而为了追悼自己的亲生母亲，宋仁宗则下令将生母李氏追谥为“章懿皇后”，并与刘太后一齐供奉在太庙祭祀。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他又优待母亲李氏的弟弟、自己真正的舅舅李用和，封他做了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对他的恩宠和赏赐都非常丰厚。
后来，宋仁宗的身世之谜被广泛传说，并被后世改编成了杂剧《抱妆盒》，到了明朝，宋仁宗的身世之谜被改编成“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清朝中叶，这个故事又被小说家石玉昆写进了《三侠五义》，由此传遍了大江南北。
尽管在亲政之初，就遇到了涉及自己身世之谜的政坛剧震，但宋仁宗最终还是凭借宽恕仁和的性格，挺过了常人所难忍的巨变，这也将是他此后政治生涯的开始。
宋仁宗看似懦弱平和，缺乏杀伐独断，但读史者在宋仁宗多个传世的史实“段子”中，却看到了皇权在宋代的革命性渐变——皇权的自我克制和与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宋仁宗去世后，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元老、曾经官拜参知政事的张方平就曾经对宋神宗说：“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借由张方平之口可以看出，北宋从建国之初开始执行的崇文抑武政策，为大宋帝国培养出了一个冉冉升起、充满道德和政治自信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知识分子借由科举制进入文官集团，然后又开始集体联合制衡皇权，甚至提出了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理念。
这种理念，在宋以前没有，在宋以后则逐渐泯灭。而北宋帝国的帝王们，则在自我克制中，巧妙维持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均衡理念。
当然，皇权之下，始终是一个人治社会，这本质上仍然依赖于帝王的高度自制。
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一起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宋仁宗亲自坐镇殿试。结果，23岁的苏辙当场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言，并且攻击指责宋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主考官们看到卷子后，许多人都认为苏辙道听途说、言过其实，主考官胡宿更是坚持要将苏辙除名，反倒是宋仁宗很坦诚地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当时，苏轼、苏辙两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宋仁宗为此非常欢喜，认为苏氏两兄弟都是宰相之才。
在宋仁宗的提拔下，苏轼、苏辙兄弟步入政坛，到了宋神宗时期，因为苏轼涉嫌卷入讽刺变法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一度想将其杀死，但此时宋仁宗的妻子、太皇太后曹氏挺身而出保护苏轼说：“我还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在殿试后曾经对我说过：‘朕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这二人同为兄弟，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辙，我年纪大了，担心用不了他们，但这种人才也是遗留给子孙的财富。’”
由于太皇太后曹氏的力保，苏轼最终得以保全不死，改被贬黜黄州。实际上，宋仁宗慧眼识英的，绝不仅仅限于苏轼、苏辙兄弟。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被后世传颂千年的著名人物，都是在宋仁宗朝被提拔或培养的。
在文学上，以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为例，除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位全是北宋人，并且全部是在宋仁宗朝开始被提拔任用的，他们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人。
另外，柳永、梅尧臣等诗词大家，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哲学家，还有范仲淹、富弼、韩琦、王安石、章惇、吕惠卿、司马光、吕公著、包拯、文彦博、种世衡、曾布、狄青等政治家和著名战将，其他如书法家蔡襄、科学家沈括、发明家毕昇等影响后世千年的英杰，全都是在宋仁宗时期被提拔任用或是创下成就。
也正是如此，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至1063年共42年的统治时期，其人才爆发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超越了此后千年间封建帝国的任何一个帝王统治时期。
对于在任内提拔重用各类人才，宋仁宗曾经在《赐刘辉及第》中表示，他对俊杰辈出的局面颇为满足：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
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这颇有点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感觉。
在北宋崇文抑武、推崇科举的时代大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人才井喷局面，在这种宽和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对民间的舆论也颇为宽松，当时，四川有位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提出“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的割据想法。
当时的成都太守自然急了，于是将这位读书人绑了送到京城，没想到宋仁宗却说：“老秀才是急着想做官吧？他写写诗泄泄愤也无伤大雅，又怎能治罪呢？不如赏个官给他当当。”在宋仁宗的授意下，老秀才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司户参军。
而这，尤其是在后世例如文字狱盛行，仅仅因为诗人无意中写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可以将作者枭首灭族的清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假如没有宋仁宗时期宽恕仁和的政治环境，所谓的北宋人才大爆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尽管宋仁宗朝文治兴盛，但北宋发展到当时，边境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经历宋太宗时期雍熙北伐（986）的失败后，宋真宗时期，北宋和辽国经过澶渊之盟（1005），终于奠定了此后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尽管东北方向的契丹之患得到缓解，但在西北方向，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的李元昊正式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此后从1040年到1042年，西夏连续在三川口战役、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中大破宋军，以致西夏军队兵锋直逼长安。宋廷为此大震，宰相吕夷简更是惊呼道：“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西夏由于国小人少，虽然接连取得大胜，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加上资源匮乏，所以也无力再向宋朝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宋夏双方最终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达成和约：双方约定，西夏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则赐予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庆历和议”。
尽管对辽国、对西夏的和约让后世许多人诟病不已，但实际上，通过这种“赎买”式的和约，北宋反而因祸得福，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契丹、西夏等草原游牧民族或是半农耕半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建立丰富的产业，所以在与北宋实现和解后，在双方边境贸易的带动下，北宋反而实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宋辽和议为例，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都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但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税收就达“四十万贯”。
对此，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透露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再次审视北宋、南宋与契丹、西夏、女真的和约可以发现，这种和约背后所隐藏的贸易战术，比铁与血的战争来得隐秘高明。对此，宋仁宗总是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通过以柔克刚的和约，北宋与辽国、西夏达成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但这始终无法消除北宋建国以后潜藏的政权隐忧。
当时，北宋由于长期的崇文抑武，导致军队作战系统效率低下，为了拱卫中央和巩固边防，军队不断膨胀。宋仁宗时期，军队规模达到了125.9万人的高峰，军事开支占据全国年收入的70%以上。与“冗兵”相对的，则是北宋的官僚队伍不断扩张，使得“冗官”和“冗费”等问题也不断积累加深。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到了宋仁宗时期，根据主管财政的官员张方平的汇报，庆历五年（1045）北宋国内的盐、酒等商业税收，比宋真宗时期的景德年间（1004—1007）激增了3倍以上。宋真宗时期商业税收仅仅450多万贯，但是到了宋仁宗时期，不到40年间，商业税收就激增到了1975万贯，由此可见民间赋税之重。
尽管百姓负担日益加重，但在阶级上层，当时国内的公卿大臣很多人却占地达千顷以上，以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局面下，北宋农民开始大量逃亡，小型起义则屡屡发生，以致欧阳修说民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忧心忡忡的宋仁宗在宋夏达成“庆历和议”（1044）前，便急匆匆地将范仲淹从对西夏的作战前线召回朝中问对策。
1043年农历八月，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等人试图通过澄清吏治、富国强兵，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的根基孱弱问题。
为了澄清吏治，当时范仲淹等人在处理不称职官员时非常严厉，有时经常是将不称职官员直接开除，对此辅助变法的富弼忧心忡忡地说：“这轻轻一划，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秉持公正、心如铁石，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在宋代，“路”是最高的一级监察区，其行政区域甚至比今天的省还要广阔。
但改革越是铁面无私，遭遇的阻力就越巨大。
由于改革的最高领导是宋仁宗，守旧派官僚不敢攻击最上层，因此只能从执行层面的范仲淹等人寻找攻击的缝隙，作为守旧派官僚头头，夏竦等人实在找不到什么攻击的理由，就上书宋仁宗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拉帮结派，到处在搞“朋党”。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正是通过在军队中拉帮结派，依靠“义社十兄弟”等军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得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因此赵宋建国后，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搞朋党。宋仁宗听说后，就找来范仲淹问话说：“我听说只有小人才搞朋党，难道君子也需要搞朋党吗？”
耿直的范仲淹不能理解宋仁宗内心深处的忧虑，只是从自己的见解阐述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正邪两面都是各自树党，臣我在西北前线时，看到勇敢善战的人喜欢聚在一起，怯懦怕战的人又结成一派，其实在朝廷中，也是一个道理。如果朋党是为了向善，那么于国家又有何害呢？”
对于范仲淹的解释，宋仁宗暂且放下了狐疑。但此事过后，夏竦又使人伪造文书，称改革派计划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这种骇人听闻的谣言传开后，尽管宋仁宗并未下令调查此事，但范仲淹等变法派清楚，此事绝不简单了。
于是，范仲淹主动上疏宋仁宗，声称西北边塞再次告急，他请求外出巡边以避开猜疑。在范仲淹看来，此举无疑是以退为进，试探宋仁宗的真实想法——宋仁宗如果真的想把变法进行下去，那么势必会挽留范仲淹；如果不挽留，那就说明宋仁宗心中，确实是有了想法。
结果是，宋仁宗“爽快”地批准了范仲淹的请求，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只是仍然保留着参知政事的头衔。不久，同样作为改革派中坚力量的富弼，也被外放为河北宣抚使，只是仍然保留枢密副使（类似国防部副部长）的官职。
优柔寡断的宋仁宗最终一手停止了自己所发起的“庆历新政”。这次改革，从庆历三年（1043）八月开始，到庆历五年（1045）正月以范仲淹被外放陕西为标志，历时仅仅16个月。
但这次北宋改革的先声，却极大激励了时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的王安石。当时，远在浙江任职的王安石也在鄞县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试点。二十多年后，这位在宋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小知县，也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改革的失败，除了导致文官范仲淹被外放，武将狄青也成为改革失败的牺牲品。
宋仁宗时期，北宋在面对西夏的作战中经常败北，意外的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普通军士出身的狄青却逐渐杀出重围。由于作战勇敢，西夏军队每次见到狄青都相当畏惧。鉴于狄青的英勇，当时还在西北守边的范仲淹，甚至还教导狄青读《左氏春秋》。范仲淹曾经语重心长地对狄青说：“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是匹夫之勇。”
在范仲淹等人的提携下，狄青更加刻苦研读，后来又带兵平定了两广地区的侬智高之乱，出于对狄青的赏识，宋仁宗将狄青逐步升迁至枢密使（类似国防部部长），并在京城赏赐给他一套住宅。
北宋立国后，对于从唐代中期以来的武人干政局面心存忌惮，因此从建国开始，北宋就树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看到狄青从一个普通军士，竟然因为军功被一路提拔至枢密使的高职，宋仁宗朝内的文人自然坐不住了。
于是，狄青的家人在住宅内焚烧祭祀的纸钱，就有人向宋仁宗汇报说，狄青家里“貌似有帝王之气”，更有甚者，一些无聊人说，狄青家里的狗都长出了两只角，这怕是有作乱称帝之兆。到了后来，甚至连欧阳修都出面说，狄青以武将身份掌管军国要职，恐怕不是国家之利。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可就是武将出身的。为了本集团利益，经常组团攻击武将群体的文官集团明白，狄青的存在虽然是个异类，但作为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最大获利者，文官集团根本无法容忍任何一位武将来打破北宋崇文抑武的潜规则。
从这个层面来说，狄青必须贬，而后来的岳飞也必须死。
在人言汹涌的可怕浪潮下，宋仁宗终于抵挡不住人言可畏，他被迫将狄青免去枢密使职务，外放担任陈州知州。在子虚乌有的罪名攻击下，1057年，狄青在忧愤中去世。
至此，从短命的庆历新政，到被迫贬黜狄青，性格本来就柔弱反复的宋仁宗，终于耗尽了作为政治家的雄心。
眼看大宋帝国在太平盛世中貌似蒸蒸日上却暗藏隐患，嘉祐三年（1058），年仅38岁、被调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献上了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在奏折中系统性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以作为他后来领导变法的先声。
但仁宗皇帝却无动于衷。
王安石上万言书这一年，宋仁宗已经49岁了。从庆历新政夭折，到此前一年（1057）狄青病逝，仁宗皇帝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从13岁即位登基，到24岁亲政，他四分之三的生命，都在这帝王的宝座之上度过。
而在文官集团的集体制衡下，作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宋天子，他虽然身为九五之尊，但所能做的事情和所信赖的人，要么夭折，要么病逝，要么没有魄力去执行，要么没有决心去进行到底。
所以，他虽然是皇帝，但所能做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越来越少。
皇祐六年（1054），当时，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去世，宋仁宗深受打击，加上晚年一直求子却无子，使得宋仁宗愈加落寞。
宋仁宗一生中，先后有过3个儿子和13个女儿。但3个儿子全部夭折，13个女儿也仅有5人长到成年，这使他内心非常哀伤，因此每次一到父亲宋真宗的忌日，大臣们总会听见宋仁宗“恸哭，其声甚哀”。从内心深处，他或许是哀伤于在父亲面前，一直没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来承继父亲和自己的血脉。
到了嘉祐五年（1060），新任谏官王陶就看到宋仁宗“寡于语言，群臣奏事，颔之而已”。除了点点头或摇摇头，他经常连话都懒得说了。
其实，早在至和三年（1056）正月，当时年仅47岁的宋仁宗有一次接受百官参拜时，就突然精神失常、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后来，他病情越来越重，天天大声呼叫说：“皇后等人要害我！皇后等人要害我！”宋仁宗这种疯癫状况在持续一个多月后，才逐渐康复。
嘉祐七年（1062）八月，一直无子的宋仁宗最终拗不过臣子的请求，从皇族中选拔了赵曙作为皇子。赵曙，就是日后的宋英宗。赵曙被立为皇子后7个月，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最终在开封皇宫中去世，享年54岁。
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出后，首都开封城的商户自发罢市停止营业，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为了仁宗皇帝痛哭的人，即使是乞丐和小孩子，也自发在皇宫前焚烧纸钱哭泣落泪。
老皇帝去世的消息传到洛阳后，商户也自发停止营业进行哀悼。悼念宋仁宗的人们到处焚烧纸钱，以致烟雾笼罩了整个洛阳城，使得“天日无光”。
宋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后，宋辽交界的燕云十六州的人们“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则紧紧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哀痛流泪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一位看似中庸平常的皇帝，却在他死后，赢得了百姓和他的对手最崇高和最真挚的评价。
他确实不似秦皇汉武，也不似唐太宗和后来的明成祖一般，拥有非凡的武功和绝世的功绩。但就是这样一位貌似平平无奇的帝王，却在死后声名越发显著，以致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宋仁宗统治的42年（1022—1063），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好的年代。
对此，北宋有人在宋仁宗落葬的永昭陵题诗写道：
农桑不扰岁常登，
边将无功吏不能。
四十二年如梦觉，
东风吹泪过昭陵。
相比于秦皇汉武等进取型的帝王，他作为一位守成之君，治下的老百姓常年五谷丰登，边疆相对安定无事，42年恍如一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千年中国史，确实太缺这样的守成之君了。
尽管，他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