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结束留学生活，他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出任“西北黄埔”的政治教官。他曾因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而让冯玉祥难堪失色。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同国内的同志接触更多了，了解的情况也更多了，深深为国内正在兴起的大革命高潮形势所吸引，期盼着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令他高兴的是，机会终于来了。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偕夫人到苏联考察。冯玉祥在苏联各地参观访问的同时，也访问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不仅把自己的女儿冯弗能送到这所革命大学学习，他本人也被授予“名誉学生”，随时可到该校参观、听课或发表见解。同学们对这位爱国将军也非常尊敬，很愿意和这位传奇人物接近和交谈。这次访苏使冯玉祥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坚定了参加国民革命的决心。他主动向苏共和中共提出请求，希望能派出顾问和政治工作人员，到他的部队协助工作。

7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决定发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接着北伐战争便打响了。冯玉祥在苏联得知这些消息后，于8月17日乘东方快车回国。这时，已是国民党员的冯玉祥还兼任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他率西北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陕进军，同南方的北伐军相呼应。11月28日，冯玉祥援军抵达古城西安，控制了甘、陕两省。南方的北伐军也势如破竹，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在江西战场上，北伐军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和南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原誓师后，在共产党员刘伯坚的帮助下，冯玉祥着手改编军队，整顿队伍，在全军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队伍和政治工作制度，国民军逐渐开始摆脱了旧军阀的习气，迅速发展到20多万人。随着国民军的发展壮大，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治干部非常缺乏。为此，冯玉祥专门派人持他和刘伯坚的亲笔信，到北京找李大钊帮助解决。

实际上，这是冯玉祥第三次提出这一要求了。前两次因为有经验、有能力的合适人选太少，因此迟迟未能派出。李大钊不仅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和促成者。这次冯玉祥通过李大钊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陈乔年去包头与冯玉祥会晤接洽。经中山大学和蔡和森等人研究决定，邓小平等20多人被选拔出来，提前结束学习，回国到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

邓小平作为中山大学学生中为数不多的有能力的同志被选拔出来，显然与他在法国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与他在中山大学的出色表现分不开。就这样，邓小平结束了在中山大学不到一年的学习生活，于1926年年底，和20多位同志一起启程回国。

他们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到乌金斯克，再换汽车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即库伦）。在乌兰巴托稍事休息，邓小平便同王崇云、朱世恒两人作为第一批先遣队，先乘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弹药的汽车穿越茫茫蒙古草原，后改骑骆驼穿越西北大沙漠，走了1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宁夏的银川。此后，他们三人又换骑马，日夜兼程，途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平凉、泾川、彬县、礼泉、咸阳，行程1000多公里，又历时1个多月，在1927年3月底到达西安城。

在由银川前往西安的途中，邓小平一行经常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固原，他们住在马福祥（马鸿逵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将领）的旧宅院。在彬县参观了传说是《西游记》中的“水帘洞”。沿途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冯玉祥部的驿站，他们凭介绍信在驿站领取口粮和饲料，行李也由驿站派挑夫给挑。上路时还是穿着棉大衣或皮袄，到西安时，当地居民都已穿上单衣了，而他们却仍披着破旧的皮棉袄，甚至有些衣不蔽体了。

3月底，邓小平到达了冯玉祥国民军驻地西安，受到了刘伯坚的热烈欢迎。邓小平被分配到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担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支部书记。这是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第一站。

中山军事学校名义上隶属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实际上它是由刘伯坚等几位共产党人筹建，由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全校各级领导和指挥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担任。校长是由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政治保卫师师长史可轩兼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由共产党员李林担任。全校共有学员500多人，其中有150名中共党员。

中山军事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时，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邓宝珊及冯玉祥部队的许多官佐、军校主要干部和全体学员参加了典礼。中山军事学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级军官和中共选送的革命青年。开设有《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及《新三民主义》等多门政治理论课。邓小平不仅直接负责着军校的政治领导工作，还经常为学员授课，灌输革命思想，宣传马列主义。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入理解和简明清晰的讲述，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除进行军事政治训练，邓小平等还组织学生到街头、农村进行宣传工作，参加群众大会，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等，从事革命实践。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邓小平、史可轩等人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中山军事学校培养出一批有着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成为培养军政人才的重要基地，一时声名颇著，与广州黄埔军校南北辉映，相互媲美，享有“第二黄埔”和“西北黄埔”的美称。

3月至6月，学校共招收了两期学员1000余人，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军政骨干力量。除了负责中山军事学校党的工作、培养一批军政干部，经邓小平提议，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逐步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这就是著名的“许权中旅”的前身。

在中山军事学校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快形成了一个种类齐备的“军校群”。国民军先后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重要城市，开办了很多所军事干部学校，招收了下层军官、青年学生和有文化的士兵，经过短期训练后给各部队输送骨干。邓小平经常还应邀为其中一些学校授课或作报告。

在西安的这一段时间，邓小平等人的生活费用是由冯玉祥部队发放。这种军旅生活当然并不宽裕，因此他们这些共产党派来的同志，就时常找机会敲校长史可轩的“竹杠”，以“打打牙祭”。

在大革命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革命阵营内部却酝酿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反共、反国共合作的面目越来越暴露出来。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戮。各地国民党右派也纷纷实行“清党”，新军阀和老军阀一起向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革命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党的最早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英勇地牺牲了。其中有的是邓小平的留法同学和领导人。他们的牺牲使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以及全党都十分悲愤。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在南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向陈独秀总书记提出了许多挽救危机的建议，要求党克服右倾错误，加强对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的领导，坚决顶住蒋介石的反共逆流，然而均未被受共产国际错误影响的陈独秀接受。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冯玉祥虽没有立即公开跟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但对共产党的合作也一度产生了动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局部失败，但武汉国民政府还控制着湖南、湖北，并表示继续国民革命，在两湖地区掀起了反帝讨蒋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来潼关拉冯玉祥反蒋。邓演达在国民军联军总部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种种事实，坐在主席台上的冯玉祥脸色突变，腾地站了起来，表现出十分不悦的神情，这使邓演达十分尴尬，而主席台上的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个个表情严肃，默不作声。

形势不断恶化，蒋介石不仅没被打倒，武汉的汪精卫也加速“右转”。冯玉祥完成东征，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后，于6月10日与汪精卫召开郑州会议，6月20日与蒋介石召开徐州会议，促成了“宁汉合流”，终于也开始了在自己的辖区和军队里进行“分共”和“清党”。6月底，他以训练为名，将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实是“礼送出境”。或许，是因为他曾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而对大多共产党人手下留情。冯玉祥以召开各军政治部处工作会议为名，调走邓小平。邓小平提着行李，摔下了冯玉祥的军帽，愤然离开。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乘闷罐车，立即转赴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

冯玉祥在其晚年所写的《我的生活》一书中，对这一事件曾作了记述。但是，邓小平不记个人恩怨。1982年9月，在纪念冯玉祥100周年诞辰之际，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冯玉祥的亲属时，曾回忆起他从莫斯科归来在西安参与主办中山军事学校的情景，并对冯玉祥作出公正评价。他说：“焕章（冯玉祥）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说到这里，邓小平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因缘的。”

在八七会议上，改名不久的邓小平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发言不紧不慢，邓小平不时地会心点头。

1927年7月，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邓小平从西安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时，作为革命中心的江城，到处逆流汹涌，杀机暗伏。武汉街头警车呼啸，横冲直撞。一队队工人、学生、革命者被昨天还是“一条战线的战友”凶神恶煞般地押进监狱。枯树上、电线杆上吊着革命者的尸体。武汉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邓小平先到中央军委报到，随后，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并被任命为中央秘书。他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管理中央文件及交通、机要等项事务，二是在中央重要会议上担任记录，三是起草一些一般性文件。面对日益变化的形势，党的工作逐步由公开转入秘密。为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原名邓希贤的他改名为邓小平。

从上海来武汉不久的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曾想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大政治秘书。可由于形势变化，这一设想未能实现。这时，在中央秘书长邓中夏之下，只有邓小平一人做秘书工作。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在中共中央改组后的第三天，汪精卫公开分共。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江城，笼罩全国。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一部分人前往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一部分人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8月1日，由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8月7日，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的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

由于蒋汪合作反共，白色恐怖严重，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筹备的。邓小平与李维汉一起住在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住处德林公寓（现天津路12号）内。瞿秋白夫妇住在一大间，李维汉住前一间，邓小平住后一小间。这个房子是杨之华哥哥杨葆青出面租赁的。德林公寓与八七会议会址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相隔很近，来往方便。

作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提前4天进入会场，负责会务工作。会场设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幢房子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当时是国民政府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和洛卓娃夫妇的住宅，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接合部。它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疏散。于是，中央的这次紧急会议选在这里举行。

8月的武汉，简直就是一座火炉。8月3日晚，当邓小平由交通员悄悄带到会场的时候，他只觉得进了一只蒸笼。但为了保密，他不能打开门窗透风。邓小平和先到的同志布置会场。搬一张条桌算是主席台，又找来一两个凳子，就把整个房间挤满了。然后，便是焦灼的等待。困了，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倒杯开水就着干粮吃。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20多人，分3天3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来。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开会的人到齐了。邓小平见到一位蓄齐耳长发、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中年人，他就是这次会议上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会议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报告，再由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然后进行了讨论。

在一天一夜的会议中，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发言尤感兴趣。在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等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的发言不紧不慢，邓小平的笔尖疾走如飞：“……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听到这里，邓小平会心地点了点头，嘴角漾起了笑容。

这次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后来的历史学家公认这次会议——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和毛泽东第一次相会。极其紧张的一天会议，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有单独的交往，但毛泽东的慷慨发言，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知灼见，对邓小平以后的革命实践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八七会议圆满结束。邓小平在送走所有出席者后，最后离开会场。整整53年后，76岁的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旧址。他在重访的两个月前题写的6个豪放苍劲的大字“八七会议会址”，已制成镏金大字悬挂在门楣正中。“当时都是年轻人。毛主席34岁，瞿秋白29岁，李维汉31岁，任弼时23岁，我23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故地重游，感触万千，半个多世纪前的风云岁月仿佛又来到了眼前。

在“吊起脑袋干革命”的白色恐怖中，23岁的中央秘书长装扮成杂货店老板，奔走在大上海的大街小巷。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迁往上海。新的党中央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极其艰难的组织工作，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改变在严重白色恐怖之下全党的散乱状况。很快，党中央在上海建立了秘密组织系统，建立了秘密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络，并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

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即在中央担负起处理日常工作的重要责任，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他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邓小平随党中央迁到上海后不久，于1927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邓小平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项工作。由于上海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周围环境异常险恶，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住址和姓名。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他人的住处。而作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

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一般都设在外国租界区。在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在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是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这里，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楼上则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租有三间房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

在中央秘书处从事特别会计的熊瑾玎，打扮成一个湖南来的经营土布土纱的商人，门上挂个“福兴布庄”的牌子，当时大家都称其为熊老板。中央政治局当时的会议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召开的，邓小平经常来待半天，有时只待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出于保密需要，邓小平等往往装扮成有钱人，穿长袍，戴礼帽。会上，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意见。发言时间不能太长，不能长篇大论。邓小平负责记录，有时也发言，虽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很有分量，分析问题深入浅出。作为秘书长，他管会议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那时，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朱端绶负责用明矾水洗出来，然后誊抄好。

在上海期间，邓小平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以此作为掩护。对于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他都相当熟悉。

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有过两次大的危险。一次是一个叫何家兴的叛徒出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当时邓小平去与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出后门罗亦农就被反动派逮捕，随后被杀害。另有一次，巡捕得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的住所，在其搜捕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通知了周恩来，他及时躲避了。而与周恩来住在一起的邓小平正在奔走各机关处理事务，没有得到通知。当巡捕在房间搜查时，邓小平回来敲门，幸好巡捕中有个地下党在里面给邓小平发出暗号，邓小平掉头就走，没有出事情。邓小平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

当时，邓小平的胞弟邓垦恰好到上海求学，临行时父亲要求他到上海后去找找自己的哥哥。邓垦到了上海便开始寻找，可是自己又没有一点信息，语言也不通，加之没什么熟人，找来找去都没有着落。后来，邓垦想到了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于是，《时事新报》上刊发了大意如下的这么一则启事：邓希贤兄，你的胞弟邓先修现在已到上海，你住到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后来找他。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有用这种方法抓人的，用亲戚名义登报，以抓捕被找的人。不过，邓小平从报上得悉消息后，派人化装到报上所说的地方了解情况。有一天下午，邓垦等4个青年人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有人敲门，并问“你们这儿有一个邓先修没有”。邓垦很快想到自己登报的事，一看来人面孔，还有点印象，尽管邓小平离开自己已13个年头了，变化很大。邓小平一见面便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就走，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要搬，你的3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随即，邓小平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当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已病逝时，他的双眼湿润了……

和“少有的漂亮”的张锡瑗相识于莫斯科，不期而遇于武汉，结合于白色恐怖的上海。没想到的是，仅两年的情缘因她的难产而终结。

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今属北京），14岁随父迁居保定，1922年进直隶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父亲张镜海是铁路职员，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曾担任保定段铁路工会负责人。锡瑗是长女，她下边还有两个妹妹锡瑞、锡珍（后改名晓梅）。在校时，张锡瑗姐妹仨和同学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等，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成为该校早期团员。

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瑗和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邓颖超结识，由此成为至交，一起从事中共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和妹妹张锡瑞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张锡瑗不仅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而且还结识了许多后来闻名全国的男女同学，如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张琴秋、傅学文等。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两人虽不同班，但经常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接触比较多，彼此间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19岁，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1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八七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两人紧握双手，激动不已地畅谈离别后的情况，友谊倍增。

张锡瑗姐妹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于是，有机会到保定探望双亲，其间姐妹俩又协助父亲，成功地参与领导了一次反抗铁路当局迫害工会干部和家属的斗争。从此，在铁路工人中长时间流传着“姐妹闹革命”的佳话。这次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张锡瑗为邓小平的精明强干和活跃开朗所吸引，产生了敬佩和爱慕之情。张锡瑗外表秀丽、性情温柔，待人诚恳热情，也博得了邓小平的好感，渐渐地，他们步入了爱河。

不久，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和张锡瑗乘船同行，两人并肩站在甲板上，凭栏远眺，长江白浪滔天，渔舟唱晚。看见这迷人的景色，两人更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轮船顺长江而下，经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两天的航程后抵达上海。邓小平和张锡瑗在船上，经过长时间的交谈，感情更加深了，可以说这是婚前的一次轻松的旅行。

到上海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分配在邓小平领导的秘书处工作。两人朝夕相处，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1928年刚过年，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了，邓小平不到24周岁，张锡瑗不到21周岁。促成这桩婚事的“月老”，是邓颖超大姐。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三桌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同志们难得聚在一起，贺喜之间也谈论了可谈的工作。当时参加过喜宴的郑超麟老人讲：“大家吃完之后，好像菜已经完了，大家还有兴趣再吃，邓小平另外又叫来菜，让大家吃。”

郑超麟回忆说：“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郑超麟老人还介绍说：“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一道闹过学潮的，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都没有动心，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邓小平。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邓小平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去看他，因此我常见到他们。”婚后的张锡瑗和邓小平感情弥笃，她在工作上又是丈夫的好助手，小家庭是当时秘密环境下名副其实的家庭机关。

大半年时间里，邓小平夫妻和周恩来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邓颖超曾回忆说：“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甜蜜而又十分紧张的美好时光。后来，张锡瑗的小妹张晓梅也到了上海，由邓小平夫妇介绍加入党组织。张晓梅后来与共产党人徐冰结婚，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成为中共著名的妇女运动活动家。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邓小平曾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1929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此时，张锡瑗已有身孕。深深相爱着的夫妻要分开数千里，又同处于随时可能被捕坐牢杀头的险恶环境，他俩自然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党的事业，他们依依惜别，义无反顾地服从中央的决定。邓小平告别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春，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汇报完工作，一桩喜事传到邓小平耳边——自己要做父亲了。于是，牵肠挂肚的邓小平急切赶到医院。分别近半年的夫妻重逢，又面对即将出世的小生命，夫妻俩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谁又会想到，分娩中出现难产。最后，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由于医疗条件很差，几天后，不到24岁的张锡瑗就去世了。他们的女儿一生下来就放在张锡瑗的小妹张晓梅家，因孩子在难产时受伤，没几天也夭亡了。

丧妻失女的不幸与悲伤，万箭穿心般刺痛了邓小平的心。本来，他这次返沪不仅是汇报广西工作，而且也满怀喜悦看望他的爱妻和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然而，无情的事实给予他的打击却是妻丧女夭折。邓小平把眼泪吞进肚子里，把悲痛埋在心底，顾不得亲手料理爱妻后事，就奉命赶回广西。南行途中，张锡瑗病逝前的痛苦情景萦绕在邓小平心头，他无法排遣心中的悲苦和惆怅，这是他终生难忘的时光……

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在香港架设秘密电台的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1930年春，李强回到上海，奉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李强回忆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张锡瑗的妹妹。”

1949年上海解放后，随军进城的邓小平依然十分惦念张锡瑗，一进城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可是因为战乱，日本人又曾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在李强的帮助下，通过上海市民政局，才奇迹般地找到了她那已被水淹的墓地。同时也找到苏兆征的遗骸。收好的张、苏遗骨，分别装进两个特制的新棺木，移交当时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暂安置在邓小平、陈毅等居住的瑞金花园的一间密室内。“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民政局得到有关方面通知，安排人员将烈士遗骸运送到龙华公园附近秘密保存。直到1969年，才葬入当时兴建的上海市烈士陵园，墓碑仍写作“张周氏”，人们对其生平依旧知之甚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上海市民政局和陵园史料工作者，又通过邓小平、邓颖超、李强以及张锡瑗的亲属，征集到张锡瑗的资料和遗照。这张如今已镶嵌在石碑上的端庄而秀丽的照片，是1926年张锡瑗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20多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疗养院照的相。相片中的她，有着美丽文静的面容，非常精神的短发，和同学们亲热地站在一起。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一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工作人员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这张珍贵照片。尽管恢复了她的原名，还编入了1983年出版的《上海烈士小传》，不过，尚未点明她就是邓小平早年的革命爱侣。

往事悠悠，岁月的潮水冲刷不掉人世间的真情。许多年过去了，邓小平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张锡瑗。1990年2月，张锡瑗逝世60周年的时候，邓小平为龙华烈士陵园题写园名，并嘱咐子女去祭扫张锡瑗墓。

如今，张锡瑗和苏兆征、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静卧在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由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龙华烈士陵园的青松翠柏之中。每当到了清明及其他的节日，人们都会在她的墓前献上一枝枝艳丽的鲜花。

2002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广安邓剧影视基地联合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青年邓小平》在蓉开机。该剧是国内首部演绎邓小平青少年时代的传记电视剧，剧组辗转俄罗斯、法国等多方拍摄，真实准确地再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青少年时代辗转求学的传奇成长经历，尤其难得的是邓小平与其妻子张锡瑗在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知、相恋的爱情故事也呈现在荧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