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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双方边界地区经常发生战争，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场面几乎贯穿整个南北朝历史，为一种不断间歇发作的武力对抗，很像疟疾，成为此时代的特色。这些南北战争双方都曾经发动过，所以南朝虽然文化优美，其帝王将相却绝非爱好和平之人，他们造成许多血淋淋的战场与惨案，史不绝书。
南朝发起战争的原因大多是希望扩张领土，当然最好能消灭北方政权。由此可见，当时南方的最高政治与军事领袖虽然不见得对本身实力有自知之明，却仍然胸怀大志，奋力向前，并未只顾偏安，这是南朝与南宋的基本不同之处。
南朝主动的北伐战争有：宋文帝时的元嘉北伐（430年、450—452年）、梁武帝萧衍的北伐（505—507年、514—516年、524—529年）与陈宣帝时的北伐（573年、577年）。这些北伐都以失败告终，而北伐失败就意味着北朝会乘胜南侵，再加上北朝主动的南伐，惨烈的南北战争不断，双方接界的地方沦为拉锯的战场，被兵火严重蹂躏。对双方而言，每一次南北战争与其胜负，又都会影响到内部政局，连串的南北战争，便以这样的力量塑造着南朝的形貌。
南北朝时期南北大规模战争的第一阶段，发生于刘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包括几次由南朝主动挑起的战争，总名“元嘉北伐”。
刘宋在420年篡晋后，于10年后才北伐，原因在于刚建国时内部不稳。刘宋皇室是一个乱世中发迹的军人家族，可想而知，内部必然充满血腥暴力。刘裕死于422年，以后的几年里，经过武力角力后，皇帝家族内部、帝室及大臣间的问题也告解决，才有意愿与能力北伐。继任刘裕的少帝因“失德”，于424年被一批仍想如东晋时代控制皇帝的大臣废杀，他们迎接刘裕的第三子刘义隆继位，即宋文帝，年号元嘉。宋文帝坐稳皇位后，立刻翻脸，在426年又把这些人一一诛杀，从此大权在握。
刘宋建国不久内部就发生纷争，无暇顾及北方边界，北魏乘机蚕食刘裕北伐所得的土地。到430年（元嘉七年）时，鉴于内部的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南方经济繁荣，宋文帝自认国力充沛，决定恢复中原，就发动了北伐。他派大将到彦之
率军五万，利用水路进军山东，攻入北魏国境。当时北魏军主力正在北方作战，黄河以南驻守兵力不足，面对来势汹汹的宋军，只得纷纷撤退。宋军顺利取得很多土地，推进到黄河南岸，占有洛阳，前锋直指潼关。
此时宋军主将到彦之希望巩固战果，可是战线已经推进到黄河边，东西绵延极长，全面驻兵守备之下，立刻暴露出兵力不足的弱点。不久进入冬季，黄河冰封，非但不再是险阻，反而变成骑兵的通道。果然北魏自北方调军，大举从冰面越过黄河突袭，冲破宋军薄弱的防线，连克洛阳、虎牢
等重要城池。到彦之大惊之下，率领残兵经水路返回南方，刘宋面临全面挫败。
宋文帝并不承认失败，再派遣大将檀道济率兵北进，支援战局。檀道济勇敢善战，有“万里长城”之称，他仍采取从山东进兵的路线，与北魏军接连打了三十几场硬仗，重挫北魏军，但本身也损失惨重，粮草、武器等几乎用尽。檀道济意识到危险，引军南归，北魏军则从宋军降兵处得知对方缺粮，于是进一步切断宋军的运输线，准备全歼宋军。危急时刻，檀道济放出惑敌的烟雾，先于夜间在营中准备大量沙土，再诈作盘点存粮，将沙装进袋子，还大声报出数目，把沙袋堆成小山，在上面放一些仅剩的粮食，制造军粮充足的假象。北魏军的密探将这种情况传报，魏将难辨真假，不敢深入追击。檀道济乘机亲率全军以缓慢速度南行，北魏军更加相信宋军并不缺粮，撤退是诈，必有埋伏，于是杀掉降兵，放弃追击，檀道济才能率军全身而退。这个青史留名的计策被称为“唱筹量沙”，“筹”是中国古代用来计算的小竹板。
刘宋的第一次北伐便如此以失败告终。当时北魏在两面作战中能够抽调南下的兵力应该不会很多，但仍能获胜，可见南北方的军事力量确有差距。
对保全军队回来的檀道济，宋文帝在嘉奖之余却暗生猜疑。当时的形势是，刘宋其他部队溃散，檀道济却威名远播，他拥有的实力得以保全，在对比之下宋文帝对他的猜疑陡然增加。即使没有檀道济谋反的证据，宋文帝仍深感威胁，竟选择在檀道济返回防区的路上将他逮捕，随即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处死。檀道济被捕时脱下头巾大呼“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成为中国历史上冤死的著名武将之一，实在可以称他为“南朝的岳飞”。
檀道济的死讯传到北方，北魏将领都弹冠相庆，庆祝未来在战场上少了这个难缠的对手。其实宋文帝也应该知道杀掉檀道济将削弱己方军事实力，但仍毫不犹豫地下手，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刘氏皇室起自基层，与檀道济并非世族出身的背景相同，如果檀道济有一天造反，那些“王谢袁萧”“朱张顾陆”等世家大族必然袖手旁观，他这才把心一横，先下手为强。由此可见南朝政权中君臣关系的紧张，也反映出南朝乱世政治的特殊丛林法则。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名将的檀道济，被又一次南北分裂时期的南宋大诗人陆游用来自许，留下这首名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前线军事指挥官与后方君主间必然存在矛盾，檀道济就牺牲在这种亘古长存的矛盾中。陆游在诗的结尾极力推崇诸葛亮与他的《出师表》，可能是想到《出师表》里“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劝诫，赞扬诸葛亮为此预做防范与尽力化解，千载难及，相形之下，从檀道济想到自己，发出处在南宋初年局势中无奈的感叹。
第一次南北大战后，刘宋转入休养生息时期，北魏一则忙于统一北方的最后阶段，二则必须面对北方新兴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故近二十年间双方都没有尝试大举进攻。到450年（元嘉二十七年）春，北魏已经统一北方（439年）一段时间，也暂时解决了柔然的问题，就开始动起统一中国的念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十万大军从首都平城
南下，发动南侵，攻击刘宋淮河以北地区，大肆掳掠，刘宋守军坚强抵抗，双方作战极为激烈。在悬瓠
包围战中，攻城的北魏军死亡枕藉，尸体在城墙外越堆越高，后来甚至变成一道尸桥，魏兵竟可以踩着同袍的尸体直接到达城头，与宋兵面对面厮杀。战报传来，宋文帝决意采取攻势作为，下诏再度北伐，南北大战再起。
宋文帝此时起用王玄谟统率主力部队，仍走从前的路线进军。起初攻势顺利，深入黄河下游，包围滑台
城。宋军侦知城内多是茅屋，部下建议火攻，王玄谟恐怕烧毁城中所藏的粮食及军需，不准，结果错失破城时机，围攻二百多天不下，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的大批救兵已至。王玄谟见势不佳，拒绝部下列成车阵与对方野战的建议，下令南返，沿途部队死伤逃亡将尽，刘宋第二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滑台包围战中王玄谟始终不愿火攻，只为了城里的存粮与军需品，可见南朝军队深入北方后，粮食与补给为难的问题有多严重。
北魏军在皇帝亲自率领下士气高昂，一路追击，攻占南朝的扬州地区，直抵长江北岸的瓜步
，与刘宋的首都建康隔江相望。北魏军摆出一副准备渡江的架势，宋文帝也将水军全部集结在南岸，严密防守，还亲自登山眺望双方形势，最后的渡江决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451年（元嘉二十八年）的阴历正月初二，北魏太武帝忽然退兵。这个决策应属正确，因为北魏虽然取得胜利，但军队已损失过半，难以继续深入，后方也出现埋怨之声，何况春天将至，天气会渐渐转热，北方人将不易适应，不如见好就收，到此为止。北魏退兵沿途依然大肆烧杀劫掠，一来一往，原属刘宋的人民被杀或掳掠至北方的有数十万。北魏军凶暴残忍，甚而用槊尖挑着婴孩戏耍，许多村落被荡平，房屋全毁，鸡犬不闻，原在家屋筑巢的燕子只能将巢筑在树上。经此一战，刘宋元气大伤，转向衰落，更大的影响也落在南方人的心理层面。原来自东晋以来，南北双方虽然常有战争，但始终是在淮河流域与汉水流域争夺，包括关系到南方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战，然而此次北魏南侵直抵长江，前所未有，整个南方大为震动，自信心因此丧失，再也无法恢复刘裕时代的气势。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回到北方不久就被杀身死，北魏内部动荡。452年（元嘉二十八年）不死心的宋文帝决定再次北伐，希望能挽回一些上次的损失，并保留一些颜面。此次北伐仍由王玄谟领军，有人建议应直攻黄河以北，但宋文帝决定只以黄河以南为目标。王玄谟等诸将开始进攻后，发现北魏防守严密，己方实力不足，无法攻破坚城，只得再次退还。消息一出，有些部队不战自溃，即使宋文帝派了监军督战也毫无办法。这次出兵含有赌气与遮羞性质，结果非但无尺寸之功，反而再度暴露己方弱点，南朝武力弱于北朝的形势至此浮出水面，完全确定。至于两度挂帅的王玄谟，史书说他严苛寡恩，甚至从未在人前笑过，导致军中有耳语说：“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这样一位将军能得到宋文帝的宠信与重用，自有其原因。
宋文帝一直有志于北伐，平时常与主张北伐的徐湛之、江湛和王玄谟等人商议，曾深受感动地说：“观（王）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是漠北的山名，即今蒙古国肯特山，封狼居胥指西汉大将霍去病大破匈奴，攻抵漠北，登上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向上天呈报北伐匈奴大功告成之事。宋文帝和三个臣子一阵议论，大家慷慨激昂，互吹大话，就在效法汉武帝的心态下营造出北伐的气氛与决策。宋文帝这句不明实情、自我膨胀的结论由史官记录，七百年后被南宋的豪放派词家辛弃疾评为“草草”。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草草”之下，烽火照亮扬州路，南朝的底牌被老狐狸拓跋焘摸清，南弱北强的局势就此底定。
宋文帝北伐失败导致魏军直逼长江，幸好北魏主动撤兵，也未派兵留守一度占领的地方，刘宋才能收复部分失土。此后刘宋以开放互市等政策维持南北和平，可是军事失利，北魏南侵，民怨严重，宋文帝的声望与地位急剧下降，政治斗争随之而起。太子刘劭一向反对北伐，宋文帝主导的两次北伐全盘失败，证明太子有先见之明，其声势日渐高涨。感受到威胁的文帝计划废黜太子，刘劭干脆先下手为强，在453年（元嘉三十年）弑父，刘宋陷入新一波的政治危机。宋文帝在北伐问题上谋国不慎，非但赔上国家的前途，还贴上自己的性命。一千五百多年后，丘逢甲在台湾于甲午战争前夕读到这段历史，还曾吟出：
饮马长江虏志雄，
佛狸来处燕巢空。
围棋坐夺投鞭气，
莫怪苍生念谢公。
刘宋后期政治混乱，北魏乘机南侵，攻下山东半岛等地，从此南朝无力收复，双方的主要战场南移至淮河一线。479年，萧道成篡刘宋，建立南齐。南齐立国只有24年，而且大多数时间采取与北魏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虽然少年昏君东昏侯萧宝卷曾尝试北伐，但一战而败，南齐不久也灭亡了。
502年，萧衍篡齐，建立南梁，是为梁武帝。当时南北之间虽然稍为平静，南方内部却问题不断。原来萧齐后期到萧梁篡位间政争激烈，选边、押宝、开价索求，甚至想自己另闯天下的南朝军人所在多有，反正对他们来说，如果谋事不成，还有投奔北朝一条退路，所以当时不乏叛降北魏的南朝将领。这些人之中最有名的是大字不识、心狠手辣的将军陈伯之。陈伯之在齐、梁更替之际早就两边观望，萧梁初建，根基未稳之际，他有意反叛萧梁自立，反叛不成，当然选择投靠北朝。这位将军最有名的一次杀人，是用融化的蜡灌进一位老太太的口鼻，将她活活闷死，只因他反叛萧梁时有一位效忠萧梁的张先生与他对抗，老太太是张先生的母亲，正好被他抓到。
此时北魏也正逢年轻的宣武帝（499—515年在位）刚即位不久，一见南方改朝换代，将领纷纷归降，便抓住南梁初建的机会，于503年派兵南侵，南北战端再启。
503—505年间是此波南北战争的初期，挑起战事的北魏军攻势顺利，陆续占领南朝北方边境土地，南朝受到压制，逐渐退至长江一线。然而就在这个阶段，南北双方国力的天平再度倾向南方。原来梁武帝萧衍建国后励精图治，国力上升；北魏则自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高层日趋奢靡腐化，中央与地方发生文化上的断裂，国内矛盾丛生，国力下降。这种对比为年轻的梁武帝提供了机会与勇气，于是他在506年（梁天监五年）发动北伐，开始反击。
梁武帝对北魏的进攻，是以夺回淮河以南地区，加大战略纵深，确保南梁安全为目标，双方遂在淮南地区展开大战。梁武帝派出弟弟临川王萧宏挂帅，南梁的达官贵人都捐出稻谷、金钱作为军费，南梁军器械精新，军容壮盛，北朝人见了都大吃一惊，认为是南朝数十年间没有过的。北魏闻讯，也派出皇族中山王元英率军迎战。
当时防守北魏第一线阵地寿阳城
的是降将陈伯之，双方发生接触战后，萧宏命才子型的秘书丘迟写下一封劝降信，就是千古留名的《与陈伯之书》，致送叛将陈伯之：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遇时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
……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方吊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陈伯之接信后就率八千兵马投向南梁。此事被后代某些人视为“美谈”，反复出现“陈伯之被信感动，回归梁朝”的说法。这种浪漫主义的史观看起来可爱，却未免把军国大事想得太单纯。其实《梁书·陈伯之传》只说他接信后回归，但未提二者之间的关系。试想才子丘迟这篇骈四俪六的大文章 ，不识字的陈伯之根本看不懂，虽然会有幕僚讲给他听，拉长声音高声朗诵也有可能，但与其说他听了之后被感动，还不如说他了解到南梁军锐气正盛，而他的鲜卑新老板又拿他当牺牲打
，要让他跟南梁军拼个两败俱伤，以消耗南梁军战力，所以基于保全实力第一的考量，他才决定降梁。
至此南梁北伐初期的障碍已除，进展顺利，接近黄河。部下纷纷建议继续前进，南梁军统帅萧宏却不听，将大军停下，驻扎于洛口
。萧宏此人，可说是中国古代皇族纨绔子弟的代表人物，贪财好色，伦理道德沦丧到与侄女通奸，为人则是对内高傲，对外胆怯，毫无将略可言，还不把皇命与国家制度放在眼里。萧宏屯兵不进，给了北魏调兵遣将的时间。北魏援军将到，萧宏才召集诸将会议，准备退军，诸将怒不可遏，军心涣散。当年九月，洛口地区暴风雨骤至，萧宏胆怯，竟抛弃军队，仅率数骑私自逃走，直接渡江，回到建康才停。南梁军随即溃散，武器、军需抛弃满地，伤病士兵无人理会，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彻底失败。如今这场悲剧性的北伐已经埋藏在史书中，让后代人记忆最深的，只剩下丘迟的那篇文章，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十六个字，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江南景色的代表，西湖就有名为“柳浪闻莺”的一处景点。
中山王元英指挥下的北魏军尚未进攻就轻易获胜，当然一路南下，遂包围钟离城
。当时钟离城中守军仅三千余人，但由将军昌义之率领，拼死防守，居然使北魏军长期不能攻克，可见此时北魏军的素质也已降低。507年（梁天监六年）南梁的援军到达，里应外合，从城内城外夹击，顿兵城下已久的北魏军崩溃，被逼入淮水而死的就有十余万人，浮尸满河，被杀与被俘者又十余万，留下粮食、武器、资材堆积如山，牛马不计其数，这是南梁北伐的重大胜利，更是南朝在南北战争中空前的大捷。
507年南梁军虽告大胜，但其兵力不足以收复更多土地，大战因此暂停，此后双方仅有一些小接触，大致平静七年。
514年（梁天监十三年）梁武帝为扩展地盘，再度大举出兵北伐，南北双方大军又在长江、淮河之间的战场上展开残酷的争夺战。此时寿阳城属于北魏，于是变成南梁军百般攻城，北魏军顽强守御，南梁军屡攻不下的局面，战事还是陷入僵持。
为打破僵局，梁武帝萧衍竟然不惜代价，推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攻计划。这次匪夷所思的工程战是由一个北魏投降过来的人提出的，预备修筑一条高大宽厚的堤防截断淮河，使堤坝后方不断积水，形成一个大型的人工湖，等到水量够多时，掘开堤坝，放水将寿阳城淹没冲垮。梁武帝闻计大喜，下令大量征发徐州、扬州人民，配合军士共二十万人修筑水坝。这条拦河水坝称作“浮山堰”，经考证位于今安徽省五河、明光及江苏省泗洪三县交界处的淮河浮山峡内，工程极为浩大，系从河岸两边开始修筑，到中流合龙困难，曾投下数千万斤的铁、石、木材才办到，工程中施工人员与牲畜死亡无数。《梁书》记载浮山堰于516年（梁天监十五年）四月间完成，长9里
，高20丈
，基部阔140丈
，坝顶阔45丈
，坝上种植树木，军队也驻营在此，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土石坝，据估计，坝后方应该会形成面积约6700平方公里的人工湖。若与我国现代的水坝相比，台湾桃园的石门水库大坝长360米，高133.1米，坝顶宽11.2米；超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长2335米，基部宽115米，顶部宽40米，最大浇筑坝高181米，由此可以看出浮山堰工程有多么庞大与艰巨。
当年八月间，就在南梁眼看大坝后方水位不断升高，准备找个时机放水淹城之际，黄淮平原上的夏季季风雨涌到，短时间内天降大雨，淮水暴涨，浮山堰承受不住，突然崩塌。变出俄顷，坝顶的驻军立即沦为波臣，下游河道两旁的居民也被卷走，总计十余万军民迅速被冲走。浮山堰这个给南梁军队与战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大工程，一度也曾震惊北魏，使北魏不得不派兵争夺，结果它在未曾周详考虑气象因素之下，一夕化为乌有。北魏闻讯松了一口气，撤回突袭部队，而南梁经此损失，更无力再战，此轮战事终止。
浮山堰事件是中国军事史与工程史上的大事，也是南北朝战祸惨烈、民不聊生的象征之一，而它恍如一场噩梦般的荒谬，本身就充满着魏晋南北朝的气息。
523年（梁普通四年），北魏边区爆发大规模动乱，史称“六镇之变”。念念不忘北伐的梁武帝见有机可乘，就在524年（梁普通五年）又一次下令北伐。此时北魏忙于镇压反叛与内部斗争，无力顾及南方边疆，遂使南梁军在524—526年（梁普通五年至七年）间颇有斩获，攻克52座城池，包括多灾多难的寿阳在内。
528年（梁大通二年）北魏孝明帝被母亲胡太后毒死，大将尔朱荣又杀死胡太后与她所立的小皇帝，国内大乱。北魏宗室北海王元颢恐怕祸及己身，率其子元冠投奔南梁。元颢来降，梁武帝大受鼓舞，认为可以利用他成立傀儡政权，使北魏乱上加乱，间接控制北方，于是封元颢为魏王，派出名将陈庆之率兵护送他返回北方。至此南梁直接介入北魏内部的政争，战事再起，局势也变得更加复杂。
528年十月起，陈庆之率军接连攻克睢阳
、荥阳
等城，元颢立即在途中称帝。南梁军至大梁
，魏守军投降，南梁军直逼洛阳。尔朱荣所立的北魏傀儡皇帝孝庄帝自知不敌，只得撤退，渡过黄河北逃，留在洛阳的一批北魏宗室率领残余的文武百官迎接自称皇帝的元颢进入洛阳。元颢接管北魏宫殿，定年号为建武，封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于是北魏分裂，出现两个皇帝、两个政府，而陈庆之将军也同时拥有南梁与北魏两国的官职，南北朝乱世的怪象至此毕现。
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显然不能持久。梁武帝与元颢本来就是互相利用，元颢回国称帝的企图既已达到，必然与梁武帝貌合神离，渐行渐远，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北魏皇帝。他给陈庆之封官，表面上是论功行赏或不得不然，实际上恐怕暗含离间南梁君臣的计谋。陈庆之固然建功立业，但大将领兵在外，还长期以客卿及保护者的身份与一个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北魏皇帝相处，当然不可能不引起梁武帝的猜疑。陈庆之也看出自己孤军深入的处境与元颢想摆脱南梁控制的心理，曾以恐怕敌人反攻、兵力不足为理由，在元颢的朝廷上建议请南梁增兵，希望一举将两个隐忧同时解决。元颢则正想方设法摆脱南梁的控制，唯恐陈庆之另经私下渠道说服梁武帝增兵，就抢先给梁武帝上表，声称新克服的地区应该采取安抚怀柔策略，不宜增兵使百姓恐慌。心有不可告人盘算的梁武帝果然接纳，不再发兵，于是陈庆之和南梁在洛阳的驻军孤悬在黄河边，无人理会，成为典型的孤军，其命运已经注定。
529年（梁中大通元年）六月，尔朱荣结集大军，发动反攻，陈庆之虽仍能抵挡，元颢却很快战败，洛阳危急，元颢再度南逃，被杀死于路途中。陈庆之毕竟将才过人，在此种局面下还能率残军撤退，不料又逢山洪暴发，南梁军损失殆尽，陈庆之削发剃须扮成僧人，总算逃回江南。洛阳以下，此次南梁北伐所得的土地全部丧失，此后南梁再也无力发动对北魏的大规模作战，梁武帝的北伐计划全盘失败。
梁武帝是个十分热衷北伐的南朝皇帝，几次北伐却一一失败，若论其原因，梁武帝本人固然要负最大的责任，但导致他失败的决策其来有自，其实是受到当时政治与军事环境的影响。
梁武帝第一次北伐以弟弟萧宏为将，当然是起用非才，这与他的用人之道与授权政策大有关系——这本是南梁以皇室子孙掌握兵权政策的一部分。南朝皇帝对寒门或低层世族的军人极不放心，因为南朝就是从这个群体里发迹的，皇帝们深知若军人反叛，高层世族只会袖手旁观。在这种情况下，梁武帝将许多萧氏子弟封王，派往各地担任地方长官，掌握当地兵权，出征时也尽可能以皇族挂帅，目的是希望战功由皇族获得，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他姓将军。
梁武帝北伐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在于战略构想。当时南北对立，一边一国，故南梁出兵攻打北魏，必先确定战略目标：是要收复黄河流域全部地区，将北魏逐出长城，还是只希望推进到黄河一线，长久据守，以此为南北双方分界？若是后者，则只能说是希望扩大国防空间，属于以攻为守的战略。中国历史上，元朝末年朱元璋从南京派兵北伐，就是以攻下北京，驱逐蒙古人至长城之外为目的，也顺利达成；三国时诸葛亮屡次从四川北伐曹魏，则是以攻为守型的北伐，目的在迫使占有人力、物力绝对优势的曹魏一直陷于被动，蜀汉才能安全。若以此检视南梁的北伐，则梁武帝在战略构想上似乎陷入混乱，以上二者都不是。
南梁建国之际，北魏已经迁都洛阳，洛阳迅速成为繁华的城市，散发出政治、经济与心理层面的吸引力。既然一个肥美的敌国首都就在黄河南岸，那么只要攻下它，加以长期占领，就已经满足了南朝政治、经济与心理层面的需求，又何必好高骛远，冒险而进，非攻下北魏的旧都平城
，将鲜卑人赶出长城不可？一旦战略如此确定，北伐的兵力就只要足够推进到黄河即可，不需起倾国之兵；何况这样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好处，就是借限制兵力使领兵大将的实力受限，不致因战胜而坐大，岂非一举两得？就以陈庆之为例，从史书的记载看，梁武帝交给陈庆之北伐的兵力应该不会超过一万人，因为在荥阳攻城战中，陈庆之自己说南梁军只有七千人。陈庆之从小就跟在梁武帝身边，毕生只有梁武帝一个老板，与梁武帝的关系长久而紧密，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总之，梁武帝主导的北伐，目标最远只到洛阳，战争范围大部分在淮水地区，必然有他如此选择的原因，值得推敲。然而古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南梁的北伐既不以消灭北魏为目的，则北魏即使暂时失去首都洛阳，情况也并非恶化到生死存亡的地步，尽可以暂时后撤，再从北方调兵反攻。南梁的北伐便在这些背景下师老无功，徒然招致己身的大量损失而已。
南梁北伐最终失败时，北魏的气数也已将尽，双方内部问题都日趋严重，南北战争自然停顿下来。534年，北魏实际已被两个大军阀分别掌控东部与西部，分裂成为东魏、西魏二国，互相征战。南北朝进入后期，国际局势则成为三国鼎立，展开另一波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