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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轻视战争同否认死亡一样，属于自欺欺人。这是对深层事物的嘲笑。这是对可憎现实的仇恨。人类因而将战争隐藏在意识的深处，那里尘封积聚着他们的隐忧。基于隐藏的民族勇气不过是民族恐惧自发的表达，是在必然性推进下的疯狂挣扎。从普遍意义上说，逃避对个体灭亡的思考就等同于不尚武的国家对战争的逃避。人们认识到二者不可避免，却只把这一认识应用于其他人和国家，而非自己身上。
［7］战争是生命的一部分，其在国家生存中的地位是固定的、命定的。人类的模棱两可不能影响战争的地位，人类的法律也影响不到战争的实施。战争是国家发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战争的准备必须具体细致。人们对战争无法嘲笑、否定或害怕，也无法用人类的法令代替人整体认知到的法则。
一代政治家们的政策，无论好坏，只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国家事务。国际关系经常会出现重新调整，对政治家的政策形成有效的制衡。对此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政治家自己，而是外部条件。除非对政策和体系进行重新调整，政治家对外部条件则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防御。
一国的军事政策必须要以这种方式得以实施。相同的外部控制仍然至关重要，恒定不变。战争的可能性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因此战备必须做相应的调整。一个国家必须一直保持备战状态，但这种状态是具体的，会不断变化。
大英帝国在军事发展过程中否定了这一根本原则，美国和中国也一样。如今，中国正为其嘲笑付出代价，尽管惩罚还没落到美国和大英帝国头上，［8］但这一时刻正在临近，到时受到蔑视的老夏洛克将会使两个国家裸露出他们的胸膛。
对于专注于私事的民众来说，预言战争的到来、开战的地点及冲突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民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根据民意控制立法的程度，战备将变得笼统并在实战中毫无用处。
在国家的形成过程和最终消亡中，明确战争何时来临或来临的大致时间并没有什么不确定或神秘的因素。但只要影响战争的立法为民意所左右，此类立法就无法保持一致性。在受到宪法局限性的约束时，此类立法就会僵化，患上干腐病。就像尘菌一样，外表虽然像细菌，但其内核只不过是尘土。
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国家里，有一种特性正大行其道，即允许个人需求凌驾于国家存在的重要利益之上。我们发现，这一特性正是军事停滞和衰退的源头。
阳光不会总停留在第一缕光线照耀的地方，政治军事形势会不断变化。只关注私事的人感受不到这种日日变化的迅速性。［9］这种人以相同的方式看待国家、国际形势的发展，如果他关注这些事情的话，就像漫不经心地看着一条溪流。他把溪流看作一个整体。然而，正是无数细小的微粒构成了溪流和（使之不断运动的）永不停歇的波涛。从远处看，河流似乎静止不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个体以类似的方式看待国家事务的流动、流量。正因如此，他们的军事体系才一成不变。然而，如果国家和种族要生存，它们就应根据体制中的决定性因素经常保持灵活性。
至于和战争的基本特性的关系，大英帝国与过去的其他国家也没什么不同。尽管受到不同条件的支配，但军力的运用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可能没有相似之处。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英国人的尚武精神，而是英国的构造和基本原则，这关乎帝国的延续存留。
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很痛苦，就像思考国家的脆弱性和人们徒劳地努力在普遍和平的幻像中寻求避难所一样苦涩。但是，生存的自然法恒久不变。［10］只要使军事发展一直与其政治扩张和经济发展相匹配，撒克逊帝国就能持久存续。这种军事发展必须与其他国家（单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相适应。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只要他们的扩张没有与英国的既得利益交汇，英国人的尚武精神就会处于休眠状态或逃避其应担负的责任。
大英帝国的建立与其他国家类似，原因和手段完全相同。通过战争、征服、偷盗、诡计和野蛮地使用武力，英国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而成。
所有国家发展都有着显而易见的野蛮和残忍，我们不必为之找借口。隐瞒这一点就是否认事实，美化野蛮就是对真理的愧疚。生命中不残忍的东西很少，除了我们的理想。参与的人数和集体活动越多，残忍的程度就随之递增。
国家无法凭纯粹的道德或精神扩张得以创建或变得强大。在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中，从部族到国家的建立依靠的都是武力。只要这种情况出现逆转或试图逆转，其后果就是内部瓦解或突然毁灭，［11］被肢解的土地将并入征服者的疆域。
大英帝国就是以这种方式将四个海洋国家的碎片拼凑起来，占领小领主的辖区和野蛮人的荒野。
葡萄牙和西班牙接手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业霸权后，通过发现和征服，实际上已经瓜分整个世界。在 约翰三世 （John III）忧郁的统治末期，葡萄牙的军事衰退初露端倪，最终使其退出统治王国的阵营。西班牙在荷兰叛乱后以类似的方式开始走下坡路。
荷兰、法国和英国从这两个衰落国家手中接过权力，其方式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占有其他国家、部族的财产的手段一模一样。
《布雷多和约》（Peace of Bredo）签订后，荷兰开始衰退，充斥着不和、绝望和必然性。荷兰患有国家的古老疾病，麻痹性痴呆，幻想贸易、黄金构成的国家财富能使其不断发展，不受同时期军事扩张的威胁。因此，荷兰从伟大的讲台跌落，蹲坐在其他王国脚凳的阴影里，成为一个身着普遍和平杂色戏服的小丑。
［12］跟随荷兰衰落的是法国，始于七年战争，终于法国大革命。法国作为海上霸权的衰落，意味着陆权国家称霸海洋的结束。到18世纪末，英国收集了这些国家的残骸，但她并不对这些残骸负责。由于这些国家的自负和无知，由于英国的勇敢和残酷（那些国家也曾如此），英国将他们的海洋和辖区逐一收入囊中。
大英帝国建立了人类从未知晓的霸权，但100年后面临着四个而非一个国家的竞争，以最终争夺对三分之一世界的宗主权。这四个国家比过去更有资格从撒克逊人手中抢走权力。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期，撒克逊人一直有能力用武力掠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
但在这些国家军事的潜力中，人们找到的不是大不列颠人的那种恐惧，而是16世纪征服和20世纪征服的根本差异。早期，各国的追捕猎夺不过是由于个人对战利品的贪欲，因而规模有限。现在一切都变了。［13］个人让位于个人的复合体国家，抢夺城镇、酒馆也让位于掠夺全世界的自然资源。现代文明使人类进步和政治体制的霸权都离不开自然资源。战争在古代是个人之间无序的冲突，现在则是国家间预先决定的争斗。在物资丰裕的时代，人类贪求的不过是一己私利，人与人之间是掠夺而非战争。现在，各国的斗争是对自然的最终争夺，强度逐年增加，不仅仅是人口的增长，还有材料学（material science）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贪婪。
如果未来爆发决定性的冲突，支配性的法则有如下两条：
1. 如果一国的资源与其军力成反比，敌国的军力又适合其种族的需求，当一方的军事衰落与另一方的经济需要达到某一界点，战争就将爆发。
2. 如果军力较弱的国家阻止军力较强的国家开采其自然资源，一旦军事强国的经济需求超出自身的自然资源，战争将爆发。
从这两项原则中，我们会发现，届时必然落到大英帝国头上的那些战争的真正原因和可怕程度。
［14］战争突发原因的外部显示无法决定战争的必然性。这些原因与战争的源头没有关联，尽管看起来奇怪，只对战斗本身有细微影响。战争的根源恒定不变，只是观察者的视角不同而已。明显的突发原因都是暂时性的，随时来去，正如火山口飘荡的轻烟。然而，错误武断的理论正是基于这种不重要因素的来去。
随着人类文明复杂程度的增加，民众对政治事务的控制也相应增加，个人因素在战争中正在消失。在未来的战争中，国王的怒火和部长们的计划将没有任何作用。战争源于国家、种族之间的接触，源于扩张的交汇。基于这一事实，不确定的因素、君主的仇恨和部长的野心都被消除，决定战争临近的因素日益确切。我们曾阐述过支配国家扩张会合的法则（参见《无知之勇》）。
战争的基本原则始终没变，也将一直如此，直到人类结束争斗。［15］只有战争当下的原因和方式，压垮国家间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会随时代而变化。战争的主导因素过去是个人，现在是国家，将来是种族。
在大英帝国的政治地理形势中，我们必须仔细观察这个国家对战争的摆脱，看到它正处于斗争的风暴中心。明天的某个时间，这些可怕的斗争必然会在这个世界降临。
如果英国以精确的比例退出他国的扩张范围，它就能从斗争的环境中脱身。如果相反的情况属实，英国就置身于战争的范围中。
与以往伟大帝国相比，英国的自治领土有着不同的特性。英国不仅拥有地球表面四分之一的土地，还拥有五大洋的霸权。正是这世界的85%让他国对撒克逊人嫉妒愤怒。英国对世界表面的85%实施统治，行使何种程度的主权就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权利及其在陆地海洋的扩张进行何种程度的压制。
引发战争的并不是英国广袤的领土，而是其领土的地理分布。英国不是一个孤立的主权国家，不像俄罗斯帝国那样偏居一隅，［16］相反，英国在全球形成一个圈，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处于这个圆圈之内。只要进行自然扩张，任何一个国家迟早要和英国领土发生直接接触。
用不着我们来评论这个预示性的圆圈，它巨大而幽暗，带给人类如此多的恐惧和感激，如此多的自由和战争。我们阐明这一圆圈的存在和潜力就足够了。
目前，如果不先摧毁撒克逊人的主权，没有哪个欧亚大国能推进其扩张半径。在自然法的决定下，这些国家如果不推进扩张半径，就要走向衰落。正是由于这一点，欧洲的士兵数量才超过1600万，亚洲的士兵数量也超过300万。他们会在某个预定时刻喷发，独自或联合起来打碎英国广袤却脆弱的权力圈。
撒克逊的军队不到50万人，依照这一没有尽头的圆圈分布在世界各地，防备处于其他各国的2000万士兵。这让人想起类似的情景：从中国五台山北坡往下看，古老的长城在群山间蜿蜒，就像英国在领土上修建的城墙一样，再也起不到任何防御作用。长城越过连绵的山脉，穿过沙漠，跨过河流，［17］环绕着大小城邑，一直往前延伸，让人不知道何处是起点，何处是终点。但长城的尽头就在那里，那万众瞩目之处。长城不再是一道墙，而是一座丰碑！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英国的“长城”不是在穿越北部边境，而是在整个世界环绕。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古代长城的现代版。古老长城的烽火台已破败不堪，倾覆它们的不是时间而是人。撒克逊人自己而不是其敌人，熄灭了篝火，拆毁了雉堞，扩大了堡垒间的空隙。与中国的古长城一样，英国长城不再是一道屏障，而是一座丰碑，一座纪念修筑长城的死者和业已逝去的精神的丰碑！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一个种族的尚武精神主要取决于必然性。一旦这种条件消失，有赖于必然性的尚武精神就会衰退。即便这一种族在后来的某个时期又回到这种必然性中，尚武精神也不会与必然性同时回归。正是由于这一悲剧性的事实，一个国家只要比其他国家更卓越以至于显得无坚不摧，都会出现尚武精神的衰退。当这种衰退达到临界点时，这个国家都会被摧毁，无论它有多少财富、土地或人口。
［18］尚武精神可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
1. 生存斗争的尚武精神。
2. 征服的尚武精神。
3. 争夺霸权或所有权的尚武精神。
在第一阶段，一个民族的军事天才将施展抱负。在最后一个阶段，一个国家正在最终离开人类的事务。
撒克逊民族显然已进入尚武精神的最后阶段。曾经塑造帝国的古老理想被遗弃。尚武精神也成为考虑时的次要因素：它现在不过是一种林鼠（trade rat）的精神，思恋并满足于财富积累。但这种积累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并无用处。
因此，本书的目的不仅是检验战争（最终必然导致帝国的毁灭）的可能性，还要审视撒克逊民族在末日来临前军事复兴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在一般意义上思考了决定一个民族或国家军事衰退的主要因素，但遗漏了一个显著的因素，即政治家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国家理想和体制的掌控。悖谬的是，随着民众对政府事务的影响力增加，政治家的掌控力也在削弱。人在自我欺骗时最容易上当。［19］自欺是人类的一项法则。因此，在依赖民众意志的政府中，政治家要给政客让路。这些政客懦弱的天性臭名昭著，他们只会选择阻力最小的路线跟着民众跑。在国家事务中，这一路线只会造成对理想最恶劣的亵渎：个人的贪婪高于国家的统一和存续。
如果英国政治家在军事征服的末期预先采取措施以保留撒克逊人纯粹的尚武精神，使人们远离商业霸权的汗水和虚伪，就不会存在我们将要在本书中思考的那些危险。
事实确实如此，在短暂的任期内，即使最睿智的政治家也会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但平庸的政客从未想过国家及其职能与个人的真正关系。在履行职责对二者进行区分时，他们使未来让位于现在，国家让位于个人。
随着民众权力的增加，关注外部事务的政治家的智慧就会相应地减弱。因此，政治家对战争的判断并不好过选民的意见，这也就不足为奇。他们没有认识到一项原始的原则，即国家扩张及相伴随的战争受自然法支配。［20］他们推断，这些法则和战争都是自己的产物，因为引发扩张和战争的力量都通过他们代理运作。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我们却发现撒克逊人正沉醉于自我欺骗，就像一个慵懒自满的胖子打量着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周边世界，目光彬彬有礼，但却充满蔑视。政党政治使国家陷入黄色的迷雾，并努力在这转瞬即逝的朦胧中建立自己的世界。敷衍和错误充斥其中，一切都短暂而有腐蚀性。最终有一天，战争的风暴将这虚假的朦胧打碎时，世界才会发现英国不过是经过海浪冲刷后显露出的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的木桩。
支配反抗大英帝国战争的条件既不神秘也不陌生，从另一方面来说，还可以或多或少地做出确切预测。只要撒克逊帝国环绕着世界，这些冲突必然会爆发，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这些冲突的爆发。
未来对抗撒克逊人的战争受四项明确的原则支配：
1. 如果英国领地不做出相应地减损，其他大国就不能进行显著的政治、领土扩张。减损或者毁灭的程度［21］取决于扩张大国与英国之间军力的均衡比例。
2. 如果单个大国向英国宣战，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时间取决于宣战国针对英国领地范围的扩张程度、扩张必然性的态势和军事机构的动能。
3. 几个国家联合针对英国的战争取决于他们针对英国势力范围圈的扩张进度大致相等、国家态势和军事动能大致相等。
4. 同盟国的数量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1）双方相互调整的时间。
（2）英国势力圈中两到三个弧形的薄弱程度。
（3）两个或多个国家针对英国势力范围两个或多个薄弱的弧形进行军事扩张的程度。
要延续英国的国祚保持其领土完整，英国人需要采取具体而明确的准备措施。这些准备必须不能停止，要不断扩展，就像种族的发展一样。撒克逊人围箍世界和人类的帝国之弧不是固定不变，［22］从另一方面说，甚至会经常变动。交替性的收缩和扩张是国家的生存法则。边界绝不会静止不动，即使静止，时间也极为短暂。评估国家边界经常性的变动是为了弄清楚他们是收缩还是扩张，我们关注的不是地理边界而是民众的士气。
每个国家都会建立自己的纪念碑，也会写下自己的墓志铭。
假如观察英国的地理和政治形势，我们会发现这与世界其他强国息息相关，战争的爆发不仅是可能而且是绝对确定。但这还不是结局，因为一个国家否认战争的同时民众却士气高涨，我们面临的就不是战争而是毁灭。否认战争或多或少表明，他们相信世界默认了英国的统治权。他们的国家在收缩，大英帝国的扩张却没受到抵抗，直到英国毫无争议地获得整个世界的统治权。
但是，撒克逊人否认战争是人类自负的例证。
和战争一样，和平及其持续的时间由自然法主宰，这些法则的根本原则不会改变也不会有欠缺。
根据这些法则，［23］我们会发现，英国未来的和平正在不断减少，而且会继续减少，直到英国要么被摧毁要么统治整个世界。
不侵犯他国的政治权利和领土，英国的主权就得不到进一步的扩张。这正是引发战争的条件，其是否继续发展取决于英国与处于其扩张边线国家的军力对比。
不压制其他国家的领土、政治扩张，英国就不会享有现在的统治权。这种情况的顶点就是战争：如果英国毁灭，就是一场战争；如果英国胜利，就是一连串的战争。
随着人口每年不断增长，这些条件的强度也在增加。每年都会出现新的技艺和科学来满足人们新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资源供应却日渐减少。新发明逐年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大国变得更多，这些国家针对着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进行着不可抵御、无法控制的扩张。
从最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争无可避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就明白再多的希望、逃避、否认都无法遮掩这一点。这一不可改变的战争法则非常简单，简单得可怕。
撒克逊人的领土圈必然被打破，否则其他国家的伟大程度就会受到限制。［24］这些国家的成长、理想和抱负必然停留在触手可及处。衰退会随这种停留接踵而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消亡。只有经过可怕的长期斗争，只有这些国家被从撒克逊弧圈扔回到自己的小角落，这样的情况才会出现。如果这些国家没有被击退，弧圈就会四分五裂，其他国家就会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获得霸权。
在大英帝国即将踏入的这个战争时代，和平的希望毫无用处，宪法、国王和诸神也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古老的斗争支配着国家生命的成长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