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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此译本的第一版问世之后不久，荷马李逝世。他未能经历世界大战和直接与大战相连的前史。此前，他的书在大不列颠曾引起强烈关注，特别是军队、议会和出版界的一些人士，对其书尤为关切。这些人都怀有同一种思想：英国不仅必须拥有海战军备，而且尤其还须大规模地扩充陆军武装，为大陆上的战争做准备。荷马李此书乃是献给已故的陆军元帅
罗伯茨
（Roberts）
勋爵的。
自1906年以来，罗伯茨就是英国普遍义务兵役制的狂热支持者。他的目的并非像有人处心积虑地声称的那样，是为了保护不列颠群岛免受德国人登陆作战的危害，而是要在欧洲大陆上进行摧毁德意志帝国的欧洲战争。今天，我们知道罗伯茨所选择的开始煽动的时间决非偶然。因为就在此前不久，英国和比利时政府签署了军事协定，而当时的战争部长
霍尔丹
（Haldane）
勋爵已经开始了军队的组织工作，其目的是，战争甫一爆发，就能立即在比利时和法国之后向欧洲大陆投放一支直接可用且训练有素的远征军。
在罗伯茨看来，霍尔丹的准备工作即便机智巧妙、目标明确、有序推进，也仍然是不够的，因为他认为这些工作仍旧建立在当时英国军事体系的薄弱基础之上。因此，这位年迈的陆军元帅不断地多次要求引入普遍义务兵役制，并得到
珀西
（Percy）
勋爵和
伊舍
（Esher）
勋爵等人的支持。尽管1910到1913年间，有演说和著作解释称，英国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德国进攻法国之时能于14天之内在欧洲大陆上介入战争，拯救法国，但实际上，这些人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公开说明他们宣传这一主张的真正原因。
荷马李把自己论述和思想的一大部分用于探讨当时英国介入欧洲大陆的问题。他曾说：
英国的军事行动基地够得到欧洲大陆海岸附近。英国战场的范围也从这些海岸开始，延伸到那个充满活力的中心（德意志帝国的中心），占领或毁灭这一中心，就能结束战争。
他继续论述说，比利时、荷兰和丹麦夹在中间，无需考虑。
战争血腥残酷的单一性毫不在意地越过了这些地方。……一旦位于两个大国战场的中间，小国的中立就是个笑话。
他认为，为了让欧洲屈从于英国的意志，英国必须控制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带，在北方则须控制丹麦、尼德兰和比利时。
随着对比利时和尼德兰的军事占领，德国面向海洋的进攻区域就局限于易北河口，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限制，让德国不再可能向海洋扩张。
战争已经表明，英国在和比利时政府达成的政治协定当中早已准备好了对比利时进行军事占领，但这在军事上终究还是来得太晚。英国之所以没有对荷兰进行军事占领，单纯是因为德国通过进军比利时而支持了荷兰，因为荷兰人民及其政府立场足够坚定，眼光足够准确，能够反抗英国政府施加的种种压迫。但是要占领丹麦，英国的实力仍然不够，因为当时可供英国使用的远征军只有约20万人，此外，不列颠群岛和丹麦之间海域广阔，其间游弋着战无不胜的德国舰队。
荷马李的观念建立在英国舰队必须控制海洋这一前提条件之上。他在书中论述道，只有通过控制海洋，英国方能维系其世界帝国，而且只有具备足够强大的军队，以至凡欧洲大陆有必要发兵之处，皆能派军，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一支单纯用于保卫故土，只驻扎于英国本土的军队，荷马李称之为“导致帝国毁灭的军队”。他继续完善自己关于远征军的思考，希望在整个大英帝国引入普遍义务兵役制，并组织和训练所有陆军，“使之具备远征军的特质”。这个世界帝国的各个军事基地“必须把殖民地的军队输送到欧洲大陆的共同战场上去……若不能在决定性时刻于正确的战场上加以利用，则最完美的军事准备也毫无用处”。
早在战争爆发的5年之前，这个美国人就清楚地认识到英国必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以便有效地争取实现其统治世界的目标。相比他那同样已经作古的国人——马汉（Admiral Mahan）
上将，荷马李在认识这场斗争的决定性力量和本质方面向前跨进了重大的一步。马汉认为，英国舰队只要控制海洋，并长期封锁欧洲大陆敌人的一切给养，就足以使其屈服。在去世之前的几年里，马汉曾就他所预见到的英德冲突写过几篇论文。这些文章不仅未能真正超出马汉本人研究海战史所得出的结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死板地将这些结果应用到未来的战争上。对马汉而言，一切都不及海洋主导权和贸易战重要。和在英国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认为，德意志帝国将在海上封锁之下变得虚弱，遭到扼杀，这一过程甚至比100年前拿破仑摧毁德国还要快。也许马汉与英国及其同盟者的设想类似，猜想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难以抵御俄国和法国的军队。
如前所述，荷马李在这方面的眼光更加犀利，如果他仍在世，大概会对战时才在英国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流露出苦涩的满意之情。另一方面，他显然——我此后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不会把当时已经存在的英法俄三国协约（Tripleentente）算作军事力量。我们只发现了这样的评论：德意志帝国进攻法国就等于进攻英国，而且进攻法国必将写入德国的计划之中。早在1905年，这一想法就融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肉，同样难以改变的是久已形成的谣言，称无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德国都将对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在他的研究中，荷马李始终将英国单独拿出来讨论，从不考虑英国的盟友所构成的巨大体系。
这是荷马李思想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其所作研究的一个方面，读者对此将有不同的感受。在荷马李看来，绝大多数的同盟都是人为的，因此是很快就会消失的联合关系。由于他到处致力于发现和阐明原则性和必然性的事物，故而冷淡且相当轻视地对待他生前存在的各种同盟关系，比如当时的三国同盟，这主要是因为意大利的盟友身份。根据荷马李的说法，如果从意大利的利益立场出发，这一盟友身份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是自然且恰当的，那就是意大利凭借德奥同盟对英国的胜利而获得权力和独立。但他认为，情况将恰恰与此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确实成功地通过威逼利诱影响了意大利，使意大利有了上述的想法。但事实完全是相反的，因为三国同盟的斗争胜利之后，意大利作为老成员，将在地中海占据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自由地位。如果说曾有国家误判和错过机会，那这个国家就是意大利无疑了。
荷马李把德意志帝国、俄国和日本之间的联合视为一种天然的、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而言尤其可怕的联盟。这在事实上是一种正确的看法，当然，这种看法和战争爆发之前两年存在的世界政治结盟格局所呈现出来的可能性之间还差得很远。在这方面，是德意志帝国丢失了一系列的机遇，有的是错过，有的则是有意地放过。另一方面，对于荷马李而言，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种大盎格鲁-撒克逊联盟是天然的同盟关系。他还一再指责英国的政策倾向日本，而不是拉拢中国，并见机给予扶持。亲近日本只会给英国培养一个未来的敌人。
荷马李写的第一本书《无知之勇》（ The Valor of Ignorance ）就专论日本，以及日本对美国、英国乃至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构成的危险。此书是他的专门研究，在某些事情上，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见。在《撒克逊时代》当中，他对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间关系的论述更为简短，但足够精辟。他还谴责由英国引起的日俄战争，因为日本由此而在太平洋上变得比大英帝国更加强大。
日本的崛起向世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西方的掠夺以同样的方式陷入了停滞，正如数百年前在东方发生的一样。置身于这种停滞之中，大英帝国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一种局势：第二个岛国帝国诞生了，它要像曾经的英国一样生活，像曾经的英国一样在海洋上掳掠……日本在覆盖世界三分之一面积的太平洋上的统治不断脱离限制，而（英国）对大西洋的控制却日益出现问题……英国与日本结盟，其未来的后果可能是世界的三分之一归日本统治。而另一方面，大英帝国从这种结盟之中非但无法得到回馈，反而要承受落入他人圈套的危险。
可以说，今天的日本在太平洋和东亚大陆上确实已经毫不受限。这个国家曾经唯一的弱点——债务乃至金融，已经一改颓势，转为富裕和独立；华盛顿政客们的忧虑日甚一日，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无力，看到了日本的威胁。荷马李若看到此番景象，不知会说些什么。在他的第一本书中，荷马李就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人极高的政治谋略。此书出版于1906年，当时在美国完全被低估，被认为过分夸张，不切实际。
当然，荷马李在书中对自己的国人谈些令其不快的事物，而且要求美国筹备一支随时有战斗力的大军，至少必须和日本的军队规模相当。此外，他还要求在美国建造战略铁路网，因为现存的铁路单纯是为满足贸易交通的需求而设，无法将军队运送至受到威胁的地点。当时，当荷马李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适逢德意志帝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公开，这使当时美国的全国武装和其他准备看起来似乎只是以对德战争为幌子，其真正目的乃是为了应对未来和日本的冲突。
李还将日本视为未来威胁印度的危险势力，在这一点上，他可能也是对的。不过他没有预见到1914年由英国发起的战争，如前所述，即便在大的结盟关系框架下，也未能预见。因此，他也只是在大体上和原则上勾勒了未来日本的角色。确实，日本没有偏离这些在原则上划定的路线，而是沿着这个方向，凭借高超的智慧和行动力，利用了欧洲大战这个巨大的机遇。当荷马李声称，日本是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这也须归功于英国）才得以成为世界强国，那么我们也许不得不同意他的观点。
我们已经指出，荷马李的那种原则性和学术性的研究方式也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误判和观点的偏颇。他对一切“人为”结盟的轻视即是其中一例。13年来，在德国总有人带着某种讽刺性的优越感说道：即便是英国从1904年开始在欧洲缔结的各种联盟，实际上也都是人为的。英法联盟是人为的，因为法国成了英国的附庸；英俄联盟是人为的，是因为表面之下历来的对抗关系仍继续存在；和比利时及葡萄牙结盟，包括暗中和意大利结盟，也是人为的，因为到处都是英国单方面的眼前利益起着决定作用。
在政治主导的过去几百年中，英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就，纵观这段时间，不难发现，英国极大程度地扩大和实现了这种导致“人为结盟”的眼前利益。诚然，英国的历史在成功之外也出现过挫败，但如前所述，成功还是主流。大英帝国那遍及全球的规模和势力就足以给出直观的佐证。战争艺术大师毛奇元帅曾表示，战略主要是一种“援助系统”（System der Aushilfen），无论计划如何周全细致，实际能够贯彻执行的情况仍然极少。就对外政策而言，也许更是如此。恰恰就是在这种援助系统之中，英国的政治手腕曾经堪称卓越。因此，所谓的人为结盟也极少对英国政治构成损害。
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能够在结盟关系开始变得危险和有害的时刻及时脱身，或者对其进行制衡。但英国和日本的结盟也许是个例外。90年代，当英国站到日本一边的时候，可能犯下了一个巨大且会带来严重后果的错误。正如荷马李所预见的，如今日本成了远东地区不受限制的霸主，可能已经成为太平洋地区难以遏制的海上强国。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日本的坐大并非因为英国政治上的失算，而是对军事力量错误估计的结果。当英国发动预谋已久的针对德国的毁灭性战争之时，四国同盟的军事和海洋权威坚信，德意志帝国最多将在9个月之内屈服或者崩溃。如果这一军事考量是正确的，那么日本也不会发展到占据目前的权力和经济地位。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本来可以和盟友以及美国一道，共同遏制日本。这也确实是英国最初的想法，因此其政策也建立在军事算计的基础上。英国的政策本身几乎一直是明智的，但由于军事判断错误，政策也就错了。
英国与法俄的“人为结盟”是其政治和外交的杰作。这一结盟之所以未能达到其毁灭德意志帝国的目的，同样是因为军事上的失算。若没有所谓的人为结盟，英国就会遭到孤立，在新世纪之初就会陷入无可挽回的最困难的境地。可以说，结盟使英国能够施加统治世界的巨大影响长达15年之久，并同时获取巨大财富，增强国力。实现这一成就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和损失，因为除了日本之外，英国的盟友之所以与之结盟，是由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虚弱，尤其是法国和俄国，不仅需要结盟，而且也能从中受益。
法俄是依靠英国的两个盟友。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无法成功完成任务，因为它一方面不懂得阻止英法和英俄之间的靠拢，另一方面也不知道利用1904和1905年俄国的心理而使之依附德国，或者通过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巩固德国的东部边界，同时让法国回归理性。顺便提一下，与此类似的是1908/09年波斯尼亚危机期间的局势。无论如何，比起英国及其盟友悍然向地中海各国发动毁灭性战争的1914年，当时德意志帝国及其盟友奥匈帝国所面临的局势要有利得多。
如果可以做到，天然的结盟当然要比人为的结盟更值得争取，也更理想。但从另一方面看，可以确定，如果通过人为结盟能够消除敌人拥有天然盟友的可能性，则人为结盟的利益更大。英国就是这么做的，当俄国在远东遭到日本的打击之后，英国便将其拉为盟友。通过这种方式，英国杜绝了德国和俄国结盟的可能，而根据荷马李的观点，俄国是德国的天然盟友。尽管英俄之间是人为结盟，但英国懂得善加利用，以获取最高的利益。
从这些观察当中，特别是从战前和当下欧洲的局势当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读者也将断定，荷马李对原则性和理论性事物的过度关注使他未能看到当前列强结盟关系的意义。在他的书中，荷马李列举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帝国的三大敌人和危险：日本、俄国和德国。但他却没有考虑到，当时英国就已经和这三个敌人中的两个，也即日本和俄国缔结了盟约，以便借助其力量先毁灭或者至少打垮看似最危险的敌人——德意志帝国。在国家和人类的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一个一个地先后摆脱众多危险和敌人，这并不是第一次。
大战之初，英国政治的领袖
格雷
（Grey）
对此是怎么想的，很清楚地表露在他和当时的大使
里希诺夫斯基亲王
（Fürst Lichnowski）
的告别谈话之中。格雷向这位即将离开的大使指出，对于德意志帝国而言，英国作为敌人比作为中立国要有利得多，比如当英国在德国和俄国之间调停时，就是如此。当时的半官方德国报纸《北德意志汇报》（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就正确地表示，格雷已经看到了一个逐渐崛起的极强大的俄国。他在那次对话中就已经试图防备，以便在必要时反对过于强大的俄国，支持德意志帝国，防止德国崩溃。换言之，他想在战争之初就做好预防措施，避免英国的俄国盟友过多地获胜。这一政治思想是正确的，也是英式的。其错误仍然出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他误判了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抵抗力量。
在荷马李看来，不列颠帝国就意味着“帝国”这个概念本身，就像罗马帝国的公民认为罗马就等于“城邦”本身。大英帝国在世界上是一切时代有权存在下去的唯一造物，有权利和义务让世界上其他所有势力和国家臣服，无论是通过施压，或是通过公开使用暴力的方式。在荷马李眼里，美利坚合众国也是英国领导下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美国的种族混杂状况日益棘手，为此忧虑不已。作为美国人，荷马李深切地鄙视自己国家的制度和充斥其中的“群氓精神”（Pbelgeist），这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就表现出来了。
拯救，似乎只能来自大英帝国，只要英国人民理解了哪些危险威胁着他们的未来，齐心协力，让世界上全体盎格鲁-撒克逊人以一种有组织的军国主义为基础，紧密团结起来，“去应对危险”——译成白话就是，踏倒一切可能妨碍英国统治世界的障碍。要理解荷马李的思想理路，就必须始终抓住一点：他充满了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世界统治者的狂热赞赏和偏爱，为大英帝国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丧失权力地位的可能性深感忧虑。他的一切思考和想法最终都汇集为一个问题：不列颠的世界帝国如何才能维持其地位，如何才能避免瓦解和衰落？这也正是此书英文标题的含义，“撒克逊时代”（The day of the Saxon）指的是：只要撒克逊人意识到威胁自身的危险，为了应对而整军备战，撒克逊人时代就将持续下去。
然而，如前所述，荷马李忧虑深重，再次让人看穿了他的想法：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没有这种认识，或者认识得太晚。他在书中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三大危险——日本、俄国、德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和具有威胁性，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没有很长的时间去思索和反省了。出于这些理由，我们没有按照字面来翻译该书的标题，而是根据其含义，译作“不列颠帝国的命运时刻”（Des Britischen Reiches Schicksalsstunde）。
荷马李认为最急迫的危险存在于德意志帝国。他坚信，
德国人已经到了和英国开战的前夜。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此有意识，但却按照对待人和国家的传统方式，否认这种冲突，不愿直面一切痛苦和悲伤的事物。
他认为德英冲突不可避免，是因为冲突的根源存在于德国扩张和扩张需求的本质，此外还存在于所有德国人推翻英国的世界统治地位并取而代之的意志。这个美国人认为，德意志民族彻底地渗透着俾斯麦式的精神和意志。
俾斯麦的强大精神寓居于德意志人身上。他们用他那阴沉的目光窥视，继承了他的残酷，也拥有他的伟大。他们秉承他关于真理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日耳曼式的；他对公义的冷漠堪称野蛮，而他对国家的看法则甚为崇高。这个国家沉浸在为日耳曼种族的兴奋之中，忘记了上帝。
在这则言论以及与之类似的表述当中，我们看到，关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的本质，这个美国人表现出夸张而天真的无知，更不必说他对俾斯麦的幼稚理解了……让我们回想战前的时代，那时确实几乎没有德国人为日耳曼种族感到振奋，甚至完全不会想到这一点。与此相比，更近的危险反倒是德国日益炽盛的国际主义，连带着日益上升的富裕程度，以及生活方式和思想上与日俱增的物质主义倾向。
从荷马李的这两本书看，他是一个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坦率之人，尽管他的犀利失之片面，而且他还喜欢为自己印象深刻、如画一般的表达方式而感到兴奋。他极为重视缜密性和对人或物主要本质特征的认识。恰恰是这样一个人，竟能在当时对德国人和德意志帝国作出如此根本错误的判断，这是多么引人注目。当然，他从未到过德国，除了去过一次英国之外，也没有到过欧洲。他对德国和德国人的认识单纯来自英国煽动攻讦德国的出版物。他根据这些材料形成了自己对德国和德国人的印象，而每个德国人都知道，这一印象在任何意义上都只是一副失真的图像。很遗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关于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已经具有俾斯麦特质的赞扬也是错误的。附带评论一下，荷马李对欧洲乃至欧洲一切状况的无知，也可以归结到已经提到过的一个事实——他只是顺便讨论英国在欧洲的结盟关系。
不过，他不无道理地认为，德意志帝国在和英国发生碰撞之前，不能前进一步。“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从四面八方阻碍着德国前进的每一步，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地理上。”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但必须从与荷马李不同的另外一种意义上去理解。他所设定的前提是德国有暴烈的扩张欲望，因此对他而言，英国到处与德国对抗，无异是一种捍卫生命的行动。在事实上，德意志帝国和人民从未想过暴力扩张，只是要求在世界市场上能有自由和平竞争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和平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德国外贸经济力量构成了这场战争的真实原因，荷马李却几乎没有触及这个因素；尽管荷马李写书之时，英国在经济上已经嫉妒到极点，任何一位关注列强关系驱动力的观察家都不可能看不出。在这里，荷马李又表现出其思维的某种公式化特征，他按照字面意思，把扩张解为区域的扩大，用手中的圆规去测量哪些国家要发生冲突，以及何时发生冲突。
他认为，德意志帝国受到英国的束缚，位于内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更加强大。出于这种考虑，他判断称，相对于英国，德国注定处于进攻的态势。
荷马李怀着强烈的痛苦给他的英国表亲演示，坐视德意志成为一个帝国是多大的错误。“当英国允许德意志统一并占据欧洲中部，英国就失去了它维持欧洲权力地位的大本营……奥地利的统一和意大利的统一都是对英国权力的打击。但当英国放任日耳曼种族统一的时候，就给自己打好了棺材。”
近15年来，上述的这种思想在盎格鲁-撒克逊，特别是在英国的文献和出版物中屡见不鲜。但根据历史过程的的指示，事情自然略有不同：1864年、1866年和1870/71年，英国的政策确实尽其所能地遏制普鲁士的扩大和崛起，阻挠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但英国的政治家们并未获得成功，因为俾斯麦的艺术、迅捷和精力懂得一再地创造政治局势，使英国无法亲自或借助某一欧陆势力对普鲁士-德国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当时的英国还未拥有一支差不多可用于欧洲战争的远征军。德意志帝国建立之时，伦敦、巴黎和彼得堡都早在60年代就出现了三国联合对抗这令人不快的新德意志帝国的想法。直到俾斯麦卸任之后，这个想法才缓慢地开始付诸实施，而且其间不乏挫折，直到1906/07年才最终成为现实。
荷马李断定，德意志帝国“必定会消耗掉”奥地利、丹麦、荷兰和比利时，这个想法也暴露出他对欧洲状况的无知。他以数学的方式来论证这个观点的必然正确性。的确，无可否认，这个想法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 理论性 真理，当然首先须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强权政治的扩张并非必然，但如果和平再持续10年或20年，大概就成为必然了，比如德国的劳动和德国的货币就决定性地渗透到了比利时的经济生活之中。
这一过程和本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现象，并不是建立在德意志的野心和暴力扩张的欲望之上，而是单纯构成了一种自然的经济过程，在相同的状况下，这样的过程将永远以同样的方式重复，而且必然重复。现在，战后的比利时必然要长期处于德国的宗主权之下，这已经得到了证明，因为这场恐怖的战争带来了彻底的变化，而且每天仍在继续引起变化。即便是这种必然性，也并非基于扩张欲望，而是基于保护德意志帝国的需求和保障德意志帝国的海洋自由、经济自由的必要。
荷马李可能会这样回应这个论据：眼下的状况如何以及外部可见的诱因并没有那么重要，相反，德国在比利时的宗主权恰好证明了他自身理论的正确性。但与此相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比利时的新局势之所以形成，并非由于德国的政策和德国的扩张需求，而是纯粹因为战争——一场德国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英国主导的同盟迫使德意志帝国加入战争之后，穿过比利时纯粹是军事上的必要，无论是取得了其政府的同意，还是违背了其政府的意愿，这一行动的必要性都是绝对不容异议的。换言之：当时让军队通过比利时，而后维持德国在比利时的宗主权，都是必要的，是被德意志帝国的敌人所强迫的，就像这场战争一样。
多年以前，法国的一位前部长 德拉内桑 （de Lanessan）先生写道：英国的无畏战舰无法进军柏林，英国必须在马斯河谷捍卫自己的国际地位，单凭舰队无法达到这一目的。荷马李也站在同样的立场，而且他也使用了和这位法国人一样的比喻，他从捏造的假设出发，称是德国迫使英国 捍卫 其自身的国际地位，或者说 保护 一种原本合法的财产。
美国人荷马李在这里也立刻进入了一般性和原则性的层面。他对大陆和岛国之间的战斗和战斗前景进行观察，同时也观察海军力量在这场斗争中扮演的角色。他正确地表明，如果英国在和德意志帝国的斗争中丧失了舰队，那么，不列颠的世界帝国就被毁灭了，英国本身就失败了。如果是德国舰队覆没，那么一切都照旧，他还指出，这种情况下的德国将更加有力地在大陆上扩张，英国舰队无法企及。这又是一番真伪参半的言论。
事实上，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德国舰队的覆没不仅在战争期间是致命的灾难，在战后也是，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英国就可以随时任意地对德国封锁海洋，锁闭德国的海岸。荷马李当然不知道德国潜艇在失去海面舰队的支持之后，就无法发挥作用，此外，英国随时都有能力阻挠德国新造潜艇或新建舰队。
德国的工业产品将无法出口，德国长期生存和繁荣所必需的原材料也将不能进口。荷马李认为，如果一个大陆国家在国内有足够给养，海上势力就奈何它不得。但他忘记了原材料，也许在考虑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俄国，而不是德国。恰恰是德国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认识到，长年遭到海洋封锁，任何进口都被迫中断意味着什么。德意志帝国有在贫乏的条件下维系其民众生存的可能性，也表现出了这样的能力。
但长期来看，由于全面的经济垮塌和要求德国付出一切力量的重压，这种自给自足将变得越来越艰难。根据荷马李的理论例证，如果德意志帝国只是单纯卷入了与不列颠岛国的一场战争，那么情况自然会不同。进口的给养和原料一开始就可经过陆上国界得以维持，比如经过俄国的国界。德意志帝国和人民就不需要为了前线而竭尽全部人力、给养和物质生产力。英国之必胜的把握主要就建立在德意志帝国的这种惊人的集中消耗之上。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当时的英国海军部长丘吉尔就向一个法国人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德意志帝国就像一个因不得不四面御敌而耗尽力量的人，而此时，他的第三个敌人又堵住了他的嘴。堵嘴就是指英国舰队对德国进行的海上封锁。这样一块堵嘴布本来就让人难以忍受，更何况还要极大地耗费力量，如此，意志自然薄弱，这个人，也就是德意志帝国，将无法继续战斗，土崩瓦解。
如果就事论事，则荷马李的判断有其道理：只要不一定要依赖海洋，大陆强国相对于岛国而言确实具备优势。英国的传统欧洲政策表明，英国人并非不明白这一事实。英国一贯实行权力均衡政策，让欧陆列强相互牵制，让欧陆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其中的最强者，在必要时让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协同战争和毁灭性战争。通过这种方式，英国早先总能达到目的，且无需英军主体力量的参与。英国的政治手腕组织了这些战争，用资金支持其盟友，在政治上引导欧陆战争，在海上和殖民地则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战争，最终又在和平谈判当中发挥领导作用和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在准备对德国发动毁灭性战争的时候，英国的领导人物已经有所怀疑，不确定事情的走向是否会一如既往。他们的这些疑虑催生了霍尔丹的军队组织和比利时签署的军事协定。但直到战争期间，人们才意识到，英国要想有希望实现毁灭德国的目标，就必须创造一支百万大军。在最高层，认识到这一点的是
基奇纳
（Herbert Kitchener）
勋爵。假如英国在和平时期就通过向普遍义务兵役制过渡而建立了这样一支百万大军，则对德意志帝国而言，战争之初的局势本会相应地更加艰难。但事实上，英国的权威们却信任占据极大人数优势的法俄军队，信任意大利会退出三国同盟和饥饿战的速效。
荷马李声称，在战争中，如果大陆国家并非完全依赖海洋，则单凭岛国的海上统治，不仅无法对战局产生决定性作用，甚至连本质上的影响都没有。就这一点而论，他又是正确的。不列颠群岛和海洋可以被看作是英国的军事基地，但真正的战场则必然是欧洲大陆。
在一场针对德国的侵略战争当中，英国舰队只有次要的地位。它唯一的任务是在海洋上保持主导地位。从始至终，英国舰队都依靠防御。唯有陆军才有本事和力量决定战争的胜败，促成一份延长这个世界帝国国祚的和约。
不过，这个观点仍然存在一个错误。在一场时间较长、海陆混杂的战争中，荷马李没有考虑到海上封锁对德意志帝国的影响。假如他知道英法俄比四国侵略计划的情况和法俄作为陆上强国的军力，也许他会对英国的战前政策表示高度赞同。无论如何，荷马李原则上坚持的立场是，大英帝国必须凭借自身的军力在欧洲大陆上称霸，掌握决定权；他从未说过盟友的军队能够替代组织强大的本国军队。至于在战前拥有一支本国劲旅的英国如何必须将欧洲大陆作为战场，荷马李决断得非常简单：
一旦战争的意愿达到最高点，英国必须开战，而且开战的方式必须是占领那些关乎这个世界帝国命运的边界地带。
他所谓边界地带，指的是丹麦、荷兰和比利时，而且认为，要同时快速而隐蔽地运送远征军，部分通过北海，部分通过海峡，需要以庞大的组织和全面的筹备为前提。至少对于丹麦而言，即便英国真的有这样一支军队和组织，这一计划能否实施也并不重要。众所周知，1905年摩洛哥危机之时，英国曾有意向日德兰半岛派兵10万人。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相反，英国选择了法国北部作为登陆点，从那里出发，以比利时作为进攻德国的军队集结地。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英国政府及其机构不仅和比利时，而且也尝试过与荷兰及丹麦达成军事政策协定。但荷兰自感强大独立，没有参与其中，而丹麦考虑到自身的弱势，又鉴于德意志帝国在海陆两端都与它保持着压迫性的近距离，遂认为这样的协定过于危险。
荷马李完全没有料到存在这样的协定，而是分析认为，上述小国的中立从一开始就必然不受重视：
盎格鲁-撒克逊人若占领这些边界地带，单纯只是意味着伤害了这些国家的领土中立性，而非道德中立性。迄今为止，此类条件下国家的中立从来没有在国家间的战争中有过位置，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有位置。那种中立只是一种现代的幻觉，意味着一种夸张的谬误。
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加频繁地否定重视中立的义务。他举了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总体来看，都是正确的。但当他指责英国在对待帝国存亡的紧迫未来之时优柔寡断，则有失偏颇。我们只消提出一个问题：在和平时期，英国如何能够实行（荷马李所勾勒的）计划？通过奇袭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突袭的准备会被发现，或因德国的军事戒备而落空。因此，唯一的方向就只剩下和那些中立国达成一致，而后共同进行最大规模的准备。
至于这样的准备是否可能，仍然值得争议，因为对德国来说，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在和平时期创建一支英国的百万大军，会直接成为决定性的信号。另一方面，荷马李还有两点是正确的：英国人在和平时期不会理解普遍义务兵役制；许多英国人，即所谓“蓝水学派”（Blauwasserschule），认为一支主导海洋的强大舰队就是英国所需要的一切。
从这些概略的判断出发，加上与之进行比较，读者应该能够在这个美国人的文字上发现，要在世界大战上检验荷马李的理论正确与否，显然是成问题的。被纳入体系的理论和原则性知识永远都比生活和实践来得简单。对于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对抗来说，尤其如此。世界大战的每一个阶段，世界大战形成的每一种方式，都已经证明它不能套用任何公式。在荷马李的观念里，只有一种伟大的基本思想经受了现实的考验，那就是英德之间的对立必将导致冲突。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10年，意大利和法国就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比利时使节的报道也提供了更多的证明。相反，在德国却只有少数人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人，包括政府中的那些大人物，都坚信英国会在旁边为德意志帝国留出一个空位。这些德国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且经常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表达称，事实上英德之间完全不存在冲突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在荷马李的书中，这一点几乎没有得到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强调：冲突的根源是实际存在的，尽管只存在于英国方面。这根源在于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繁荣和德国作为出口工业国的重要性快速提升，由此成为英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时又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便人们不愿意在德国承认这些冲突原因在政治、经济和道德上的正当性，那他们也本应该认识到，这些原因早已存在于英国，而且必须予以更多重视，不可像战前德意志帝国的政策那样等闲视之。
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的几年中，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在其一篇获奖论文中论述道，英国近300年来的一切战争都必须归结到贸易。当然，为了制造契机和借口，英国人是尽其所能，不遗余力的。但战争的根源始终都是贸易，因为贸易乃是英国赖以生存的血液。关于贸易这个决定性的观点，荷马李几乎没有论及，尽管在我看来，他的理论-系统研究本来必须给贸易留下应有的位置。
正如读者将看到的那样，荷马李的眼前浮现的主要内容永远是双方的疆域扩张问题，而不是经济扩张的冲突领域。在他眼里，英国所面临的处境是可能把通过坚韧、舍弃和英勇而争得的世界帝国输给侵略成癖的德国或日耳曼人。荷马李认为，德意志帝国不仅有意把英国的财产据为己有，而且根据自然和发展规律无可避免的必然性，也必定会这么做。显然，这种扩张理论的荒谬性，在德国人看来不证自明。
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如果英国不允许德意志帝国在世界上与之并立，那么这两个强国的道路早晚必然会相互交叉。事实上，这种允许曾经是可能的，而且英国无须为此放弃一寸土地。相反，英国本来必须接受德意志帝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上日益提升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荷马李把英国看作是保卫自身财产的一方，但实际上，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德意志帝国才处于防御和保卫的状态。英国的世界帝国完全是通过占领和侵略战争，通过大大小小的掳掠而建立起来的。保持欧陆列强之间的不和与纷争，是英国政策为了达到此目的而周密实施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当然，大陆上也存在有意侵略的好战国家。但若要说到一种（占领的）权利，则大陆国家拥有和英国同等的权利，甚至比英国更有权利，因为岛国被海洋环绕，而大陆国家则有邻国。英国使用政治手段运作了10年，建立了用以进攻德意志帝国的国际联盟，而这样一个德国，的的确确不是好战国家。相反，德国的政策是一种高度和平的政策。从90年代开始，错误出现了，那就是德国的政策 无条件地 要和平。这在数次摩洛哥危机和其他事件当中都表现得始终如一，无懈可击。敌方进攻之前先发制人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了，如今敌人对我们的印象是，不仅德国政府日益无力，德国人民也愈发衰弱。后一种观念在战前的英国和法国文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这种观念，成了战争的根源和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
即便荷马李经历了这场战争，他也不会看到上述内容，也不会在他的书中予以考虑。他仍然只会在英国及其盟友对德意志经济地位发起的战争中，看到一场神圣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帝国的保卫战，而占领德属殖民地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会知道英国的传统：利用每一场大规模欧洲战争来扩大英国在世界上的殖民统治。不列颠世界帝国必须统治一切，必须镇压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立冲动，否则就意味着英国的衰退乃至毁灭，从这个视角看，荷马李认为利用战争来扩大殖民统治的行为也仍然是防卫。
荷马李的书，包括他的第一部作品，都对盎格鲁-撒克逊衰落的表征深感忧虑。他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这些表征，谈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懈怠和懒惰，谈到他们不敢正视带有威胁性的征兆。在他看来，英国的退步从滑铁卢就开始了，而同时，普鲁士、德国则开始崛起。滑铁卢本应成为大英帝国激动人心的未来推动力，但它却成了过去的一尊纪念碑。英国的世界霸权像一个封闭的圆圈一样把地球包围起来，荷马李将其比作中国的长城，虽然仍旧存在，仍旧宏伟雄壮，无穷无尽，但已经无法满足其当初建造时用于抵御外敌的目的了。
因此，荷马李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因为他发现英国在退化。经过一个世纪的安稳生活，英国人任凭其尚武精神沉睡，战争能力衰退。荷马李说出了德国人也时常说起的话：不列颠世界帝国的产生不是因为不列颠民族自身的能力特别突出，而是因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无能和涣散。这一思路使他得出了上文提到的判断：英国永远都不允许任凭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统一以及奥匈帝国实现内部巩固……不列颠民族害怕看到未来。在冷漠和自我欺骗之中，英国人想象着今天海军对于岛国的重要性还和300年前一样。今天的岛国如果不想长期只停留在一个小岛的状态，就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使其足以和周边最强国家的军队抗衡。为了证明这一点，荷马李举出了日本和大陆上的日俄战争为例。
他认为，尤其对岛国而言，之所以海军以及海洋主导权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主要在于以下因素：技术发明，尤其是交通手段的进步，使地球尤其是海洋变得更小，距离的概念早已和当初不同。这些新状况及其后果就是各国的需求增长，其自然资源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到处寻找新资源。当年英国人独自航行在看似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探索未被开发的国家，如今所有国家都在相互的持续摩擦之中随意地活动；当年有英国战舰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大量强大的舰队。
另一方面，荷马李认为，陆上交通线存在越多，修建越多，比如俄罗斯的远东铁路、巴格达铁路、已有规划的波斯铁路等，大陆上的大国就越来越不依赖于海路。相反，岛国在这方面却变得依赖和脆弱，因此在和大陆国家作战时处于劣势。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思路了。英国的历史、霸权和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始终证明了荷马李的论点：英国的强大和影响取决于它对欧洲大陆事务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早年间，单纯通过舰队和政策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现在只能借助于一支强大的军队。
尤其从荷马李的第一本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国际政治方面的理论家和哲学家。他对理论化、公式化和体系化的倾向为这本书打下了烙印。有时候，他对抽象的偏爱有些过头，成了矫揉造作。尽管如此，他仍然始终富有见解和原创性。他说着自己的语言——一个自学成才者的语言。他的思想路径也是充满个性，通过努力而铺就的。在翻译过程中，我尽力让译文维持原文的色彩，尽可能地注意荷马李作品一切细节当中的思维图式和语言风格。我时刻意识到，译文保留着一种沉重拙朴的风格，但这种沉重拙朴也同样主导着原文。
荷马李是一个极其不美国的美国人。他思想和风格之中的好与坏的方面都往往令人想起德意志的精神，他对体系和抽象的偏好，对区分本质和非本质的偏执追求，把重复出现的、经受住了考验的基本原则和各民族生活的原初动机从相互交织的、混乱的因果律当中分离出来，这些无不具有德意志的风格。他一直在努力地断定，哪里是深层的底流，哪里是变化莫测的表层浪花。他所做的这些区分透出一种犀利，但有时，这种犀利也许过犹不及，因为最终，那些基本原则和他偶然提到的那些事物之间永远没有直接的联系，永恒的法则和他认为短暂的事物之间也是如此。
毕竟，一切事物最终都互为条件；人类生活和各民族生活、宏大和微小、短暂和长久乃至在我们看来是永恒的事物，都互相制约。人类乃至各民族的特征，气候状况及其变化都包含在这些联系之内。在人类历史的框架下，只有地理形态可以被赋予一定程度上的绝对意义。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荷马李自己就指出，在地表地理学和各民族生活之间的关系上，交通状况就彻底改变了地理学，从而打破了地理形态绝对意义的表象。此外，当一个人不容置疑地谈论永恒法则，而不是人类法则，则他的言论永远是可疑的。毕竟荷马李的能力尚不足以为此。
如果说荷马李身上对纯粹逻辑区分的偏好可能有些过度，那么他的方法之中则确有一些非常具有启发和教育意义的因素。在军事领域，人们一般习惯于从短期而多变的观察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而荷马李的方法恰好就应用于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尤其体现出其意义。
几年前，一位英国政客写道：必须习惯于在大陆上思考。而荷马李则只在大陆上思考，这是他的优势，也是劣势。有时候，他用以思考的标准过于庞大，有人会认为，荷马李具有远视的特征：他看不到近处的事物，或者看不清楚。
他喜欢谈论神和神性，但在这个方向上尚未形成一种坚定的内在观念，他偏好游荡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也是这种情况。他时而似乎是语出讥讽的唯物主义者，时而又是半个崇拜者，崇拜他自己害怕说出名字的永恒力量。
荷马李死在1912/13年，很遗憾，彼时他已经计划和开始写作的第三本书仍未完成。他当时37岁，生于弗吉尼亚州，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个学院接受了教育。从少年时代开始，他的精神兴趣就集中于历史、国际政治和政治研究。他的同学们在背后议论，说他能够背出历史上所有的战役。青年时，他在加利福尼亚寻求与中国人交往，学会了汉语，并在1900年宣告自己有一天将杰出地参与推翻清王朝的事业。
当时，这则断言招致了来自同伴的更多嘲讽，因为荷马李不仅身材矮小，而且还驼背，近乎半失明状态。他和中国人的交往极为深入，导致他的美国熟人都逐渐与他疏离。甚至有传言称他母亲来自中国。荷马李的一幅肖像画表现出他面孔上的某些蒙古特征。多年以后，他在旧金山和著名的孙逸仙博士相识，获得了孙的信任和尊重，在实际上成了孙逸仙筹备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军事顾问。他随孙去了中国，以总参谋长的身份组建了革命军，组织了成功对抗政府军的军事行动。
至于他在那里的活动细节究竟如何，从客观上看，目前自然无从断定，但不管怎样，他凭借自己的意志和精神，实现了10多年前参与推翻清廷的梦想，这是典型的荷马李的特质。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问道：他对推翻清朝感兴趣的理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他至今已经出版的两本书里。一个建立在民族思想上的强大的中国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直接后盾和盟友，因此对荷马李来说是必要的。是故清王朝必须消失。在荷马李身上，思考和行动，理论关切和实践关注完全是一致的，而且他尝试尽力按照自己的著作去生活。
荷马李从中国回来时已近乎失明，重病缠身，很快就去世了。他可能属于那类受到悲剧命运压迫的人，这类人没有从自然那里得到和他们精神及意志相匹配的肉体。这是他的第一个悲剧，而他人生的第二个悲剧，也是最大的悲剧，也许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世界的梦想没能实现。
我们德意志人拥有其他大多数民族已经丧失的一个特质，就是公正客观地尊重一种成就，哪怕这种成就的目的是我们的毁灭，哪怕这种成就的精神与我们敌对。同样，我们也带着坚定、务实和批判的关切去阅读这本书，同时也伴随着我们对作者的个人兴趣——他有着蒙古人的脸型和德意志的理论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美国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的第一本书完全就是对美国的一则独一无二的巨大而激烈的批判，怀着轻蔑，把美国引以为傲的神圣事物，包括内战时期民兵的军事成就，贬损到了极点。就是这样一个美国人，写下了如下的句子：“ 尚武的才干是守护神，上帝只会赐给每个种族一次。”
认为荷马李著作中的一切理性、政治和军事演绎推论不正确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作品中确实存在一曲歌颂尚武精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赞歌，承认尚武精神作为各民族唯一守护者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不列颠帝国的命运时刻》尤其也值得向德国人推荐。这本书的作者是所谓最自由的共和国的儿子，这个国家的民众看似是商业精神的化身，远离带有“军国主义”味道的一切。但就是这个美国人却赞美军国主义，赞美战争，鄙视商业和民主，厌恶世界和平，把最终维系国家的基础建立在物质力量上。对他来说，一个梦想着世界和平的国家，就是一个堕落的国家。许多德国人可以从这个奇怪的美国人身上学到许多，但能够摆脱他精神魅力的人却很少。这种精神照亮了他有时古怪的思路和想象。
荷马李如此喜欢强调的各民族的悲剧性，恰恰反映在他自己的精神上。他的内心观照拥有一种奇异的，有时带有诗性的力量。在他的身上，历史的重大事件和各民族的命运至今鲜活，而且我们也感觉到这些事件和命运如何沉重地压在他身上。即便荷马李可能不愿意承认，但这种内心参与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是自身与事件的融合，则又是德意志的特质。我完全相信，他在德国会遇见比在他本国更多和更严肃对待他作品的读者。在英国，这本书被罗伯茨一党利用了，但那里的人对荷马李的抽象倾向和深度几乎没有任何概念。
我们还需探讨一下作者形象语言的特征。由于他不无道理地把这本书视为《无知之勇》的续作，所以在这里没有解释多次出现的“汇合型”（konvergierend）国家及其汇合型扩张或发展轨迹的用法。当我们用利益冲突或利益分歧的概念来描述这个现象时，荷马李却根据两条相互汇合的直线的想象选择了他的表达方式。对于他而言，各民族的生活就是运动，这种运动永远都有一个主导方向，就两个民族而言，这种方向或者是平行的，或者是汇合和会聚的，又或者一个民族的发展轨道直接进入另一个民族的道路。
最后一种最简单的情况就直接意味着冲突，即两条扩张轨道汇合的时候。局面就取决于轨道延长线相交形成的角度大小，更进一步则取决于轨道的长度和沿轨道运动的速度。最终冲突的出现就根据上述不同的情况来测定，而由于世界上的国家远远不止两个，因此不同的组合就更多了。这种直线汇合的比喻几乎贯穿了他所有的思路，而且荷马李对此如此固执，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原本可以很好的表述清晰性。尤其是对希望了解作者一般理论和总体观念的读者，我们推荐去读一读他的《无知之勇》。
夏洛滕堡，1917年春
（译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德语系）